我们常常感到人文学术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内心常常充满了无奈。但读了陈寅恪先生的书之后，对他的学问有一定了解之后，我觉得，史学、诗学等人文学术是有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他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能成其大，见得大体，所以有力量。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样，王国维说他们的学问是能成其大者。还有，陈先生是思想家。简单以史学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学问看小了。他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考据者。当然，他文、史二学方面做了大量考证，但是他在甄别考证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辉。

他研究隋唐历史的两部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证新、旧两唐书。如果不懂学问的人或者不耐烦的人，很容易略开他的大面积的引证。可是，只要略开他的这些引证，你就不能懂得陈先生的学问。他的每一条引证都不是无谓而引，材料举证本身就是思想的发现。然后你看他引证之后的三言两语，他可以使这些材料放出光辉。因此可以讲，他的关于唐代的两部著作既是史学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时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是对以元、白诗文为中心的考证，但是他实际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理、个性。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所以有力量，是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还有他在给杨树达先生的序言里讲的，“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为学从来不“藉时会毫末之助”，“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涵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之所出处。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优美的家风门风。“优美之门风”这句话，是陈先生在讲到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学说。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非常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三联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如果没有家学传统，就没有学术思想的建立。

陈先生学说的力量，还有一点，陈先生对古人——我们可以引申为除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学说——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一思想是在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讲的，反映了陈先生内心世界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轻薄古人，陈先生不持这种态度。这个非常之难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陈先生总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

（作者为中央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