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的“诗谱序”究系何人所撰？ 笔者可以肯定地说：是郑玄郑康成所撰也。
内证是“诗谱序”的孔疏。“诗谱序”写道：“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孔疏云：“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毛诗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孔疏云“郑知于时”，是说郑玄知道上皇之世尚未有诗也。不是明言《诗谱》是康成所作么？ 孔疏于“诗谱序”的笔法亦多有揭橥，并随时说明郑玄何以如此著笔。特别是结尾一段，“诗谱序”写道：“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同上，第9—10页）孔疏说，这是“论作《谱》之意”。然则为何以《谱》称之呢？ 孔疏说：
郑於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同上，第10页）
这里讲得再明白不过。三《礼》、《论语》康成都曾为之作序，此处之《谱》其实与序为同一义，本来也可以叫序，但为与子夏之序区隔开来，故称之为《谱》。
外证是《后汉书》郑玄本传的记载：
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后汉书》，中华书局国学宝典本，第二册，2012年，第958页）
明言《毛诗谱》是郑玄所著。请注意：《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都称为“玄所注”，《毛诗谱》和《六艺论》等，则以“著”标之。斯又证明，不独“诗谱序”，连同《毛诗谱》一并都出自郑康成之手。
《毛诗正义》的“诗谱序”，也称“诗大序”，附在风、雅、颂各类诗题前面之解题，为“诗小序”。“诗大序”的作者既明，“诗小序”的作者也由孔疏揭破了。是的，“诗小序”的作者是子夏。所谓子夏传诗，就包括他为风雅颂各诗所作的题解，即“诗小序”。刘歆《六艺略》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中华书局国学宝典本，第二册，2012年，第1520—1521页）由此可知，汉代的传《诗》者，主要有鲁、齐、韩三家，即鲁人申公、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所传为《鲁诗》《齐诗》《韩诗》，三家都立于学官，而以鲁申公所传《诗》最受推重。《毛诗》则不为所重，也没有立于学官。
《毛诗》受到推重是在东汉，特别是在大通家郑康成为之作“谱”作“序”并为之笺注之后，《毛诗》的地位日显。郑玄是大儒马融的弟子，与郑俱事于马融的通儒涿郡人卢植，于汉灵帝即位之时，上书给扶持灵帝的大将军窦武，提出宜将《毛诗》等立于学官。其上书论之曰：
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原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中华书局国学文库本，2012年，第1698页）
则《毛诗》在东汉，始立于学官，自此而后，《诗》的天下就成为《毛诗》的天下了。殆至魏晋，《齐诗》《鲁诗》相继而亡佚，《韩诗》虽然存在，已无人传授。只有《毛诗郑笺》，赫然独立于学官士林。《随书·经籍志》记录《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其中只有三部为《韩诗》，其余三十六部都是关于《毛诗》的传注义疏。至唐而有孔颖达《毛诗正义》问世，毛传、郑笺、孔疏的《毛诗》，于是成为《三百篇》传世的稳定版本。宋元以后，朱熹《诗集传》对《毛诗》的郑笺孔疏不无是正，但对《诗》的解读，亦未尝全然抛开郑笺孔疏。而到清中叶，朴学大师们重订六经，也还是以毛传、郑笺、孔疏的《毛诗》，作为依凭，《毛诗》的地位更加不可撼动。
“诗谱序”提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诗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页）这是对《三百篇》的重大论述。风、雅、颂之义涵及类分前面已作详论，现在来谈赋、比、兴是为何义的问题。郑康成笺云：“以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先郑司农解比、兴则曰：“比者，比方於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讬事於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已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同上，第14页）换言之，所谓赋者，就是直接陈述事体的由来经过；所谓比者，就是以一物来比喻他物；所谓兴者，则是托事于山川风物、鸟兽虫鱼，来引起诗事的讲述。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风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是为赋。《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为比。《诗》的卷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诗的头二句即兴也。从诗学的角度着眼，如果说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书法。
大哉，《三百篇》之“六义”之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