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之处，一个古老的民族正充满着复兴的希望。无庸讳言，在希望中也潜藏着各种深刻的危机。化解危机的方法可能是多元的，经济的、文化的，但在我看来，真正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方法。理由如下：

第一、中华民族至宋明以来，国家的势力逐渐占据上风，社会的民间势力空间相对狭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更强化了国家行政对社会的影响力。20世纪50——70年代，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及其政治制度，在整合社会资源，带领中国社会走出积贫积弱的泥坑、走向现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其主导作用是正面的。20世纪80年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没有摆脱西方社会对于中华民族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生存的压力；其二是文化的压力。我们真的像魏源所说的那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也正因为我们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始终停留在技的层面，因而永远处于下风，虽师西人之长技，却不能制衡西人。

学术界很多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经历了师其技，再师其政治制度、再师其文化的三个阶段。目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阶段。在这样的段里，我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西人之技也好，西人之政治制度也好，都属于西人文化的机组成部分。不能因为我们师其文化而就要放松对其政治制度的学习，而应该通过对其文化的全面了解与学习，更深刻地学习其政治制度之优长。政治制度虽非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之所在，却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之寄。它是一个褡逵判憔?窆勰钪?靥澹?质谴呱?髦旨际踔??拧Ｖ谢?褡迨且桓善于以水为师的民族，崇尚动态的智慧。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而孔子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再以水为喻，则精神观念可以比作是文化之源，而政治制度则是文化的蓄水池，或者说是水库，而各种技术则是水库下游的一切农田与工厂。所以向西方文化学习并不排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各国的民主政治形式。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由于中国社会近千年来的传统是：国家始终处于强势的地位。国家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健康的发展始终拥有主动权。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北宋、南宋王朝，明王朝，远远高出周边少数民族。但南宋最终为北方的蒙古民族所灭，明王朝为东北的女真族所灭。因此，一种先进的文化如果不能有效地落实在政治制度层面，其文化的先进性就无法得以全面地展开。而能使国家机器发生最大效用的正是政治制度。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有效地工作与运转，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巨大的阻碍，文化的先进性就难以发挥其效能。而西方近现代的政治实践业已证明：民主政治虽然不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在现代社会却是相对有效力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不一定保证最优秀的人都来从事政治事业，却能最有效地防止最无能的人进入政治领域。而道德败坏者也难以在民主政治的机制中潜伏下来。政治是一门实践科学，其现实的目标是极度功利化的，那就是要促进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走上富强之路。其他事情交给社会各民间组织去完成。如果让国家背上道德的，宗教的、文化的沉重十字架，这个国家在发展的问题上一定是举步维艰。现代政治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教分离，把凯撒的归凯撒，把上帝的归上帝。要使中国社会健康、有效的发展，实行民主政治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第二、民主政治，可以为德才兼备而尤以才出众的人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更加广阔与现实的可能性：

虽然“政教分离”是现代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政治经验。但是，在政治理念上中华民族一直崇尚“圣王”“贤士”，而不是各大宗教或其他形式的精神领袖。这些圣王、贤士既是社会的统治者，又是社会的道德楷模。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社会里，总统及其高级幕僚，虽然也要有基本的道德形象，但一般不是道德的楷模。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执政治者德才两方面的统一。国家最高领导及国家机构中的高级官员，往往都承担着树立良好道德形象的责任。因此，如何确保德才兼备的人走上国家的各级重要工作岗位，就是一件有关政党、国家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为了确保中国社会的正常而又健康的发展，历代统治者在人才选拔方面都想尽了各种办法，如秦汉社会的举荐制度，隋唐以来，特别是北宋以后逐渐成熟的科举取士制度，都无非是要求尽可能将全社会的优秀人才选取拔到国家的行政机构当中。可是，我们今天的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缺乏应有的合理制度。很多有理想、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在最初的人才选拔过程中就被淘汰了。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人才出现的途径太单一化，由各级地方组织，特别是组织部分的层层考察，推荐，使那些不符合某些领导口味，不符合某些组织部门领导口味的人才早早就被淘汰了。而民主制度就可以纠正这一偏颇。让某一岗位成为有志于获得它的众人的竞争对象，让竞争对象展示自己对该岗位的看法，透过其施政纲领可以考察其为政思路和全面的文化素质。这比让个别领导推荐和个别组织领导部门的考察要客观得多，全面得多，可靠得多。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首先必须在党内的人才选拔的问题上实现岗位的公开竞争。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德才兼备者走上领导工作岗位，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从而减少各种政治决策过程中犯错的机会。

第三：民主政治不能绝对保证最优秀的人都能走上领导岗位，却能防止无能人在领导岗位上滥竽充数。民主政治不能保证事事、时时都有最好的结果，但却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最坏事件的发生。当然，古希腊的民主制衰微时期也曾出现过处死苏格拉底的悲剧，现代的民主政治也会无法避免各种形式的错误，如20世纪初期的德国把战争狂人希特勒推上了最高领导位置，20世纪后期的美国的民主制也因为国家利益的驱动而发动各种战争。但这些悲剧与错误得到解决的时间比一个专制社会要快得多。因此，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还处于阶级、阶层对立、对抗没有结束的历史时期。

民主政治的优势是相对于专制与高度集权政治的制度而言的，不是一种绝对的说法。而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民主政治也可以有少数有钱人的民主政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治，有群氓式的民主政治，也有具有深厚文化教养的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治。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是一种决策过程，是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形态，因而也是一种价值观。而就现代民主政治和民主管理的形式而言，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两种方式。在一个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里，民主往往只能采取间接的形式，也就是必须采取代议制度的方式实现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过程。当然，也许有一天，科学技术更为发达，将天下缩小成一个真正的“地球村”，那么，像古希腊社会的直接民主就有可能在新形式下，以更理想的方式被用于政治实践之中。

民主政治不能绝对保证最优秀的人都能走上领导岗位，但却能防止最无能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大众的选择可能是一个平均的趣味，而平均的趣味就很难接受优秀的人。但群众的眼睛又是雪亮的。一个无能的人是不会被大众的选票推上领导岗位的——除非是大众被收买或被刺刀逼迫，那么，这时被选上者也不可能是无能者，而可能要么是阴谋家，要么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暴君。这是一种特例，不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范围之内。我们要讨论的是在现行社会政治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如何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从而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的问题。

在六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员内部推行人才选拔上的民主形式，是增强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有效途径。在实现了党内用人制度上的民主后，再在国家行政方面逐步推广民主选拔人才的制度，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

第四：民主政治可以让人民大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让人民大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各级领导岗位实施最有效的监督，真正落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预言。这是切实保护我们的干部，避免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致胜法宝。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人生智慧，也是古老的政治智慧。保证执政者不犯常识性的错误，不犯低级的错误，不犯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方向性错误，就必须认真地听取人民的意见。三百多年前，黄宗羲针对帝王专制政治的弊病，就提出了“天下之大，非一人能治也，必分以之群工”的众治观。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里，古代的帝王专制肯定是行不通的，少数人的集权政治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不仅不能忽视人民的现实利益，而且同样不能忽视人民的意见。尤其不能忽视人民对执政党的批评。人民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知道应该把什么样的人推到领导岗位，来最大化的实现他们的全方位的利益——即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

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民，都能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也有坚决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观念。他们可能一时没办法对付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但他们可以消极怠工。一个人，少数人的消极怠工不可怕，短时间的消极怠工也没有多大的威胁。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消极怠工的行列，如果众人的消极怠工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慢慢地由一般的心理意识变成一种生活观念，由一种观念变成一种民风，则我们的民族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时，连在沉默中爆发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第五：民主政治可以为解决腐败问题提供最有效的解毒剂：

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丑恶的现象是权力腐败。而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新闻舆论成为政党的喉舌，而不是成为表达人民心声，公开运用理性与良知的公共场所。整个社会一种声音，十几亿人民一个脑袋，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与生动性，在我们的社会里被一种声音和一种思想独占了。自然生态要求多样性才能健康的生长，人类的精神生态也是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害怕的就是千人一面，千人一心。这种单调的民族精神与心理结构，是最为脆弱的。自然的肌体如果如此，就容易遭受各种疾病的攻击；人类的社会组织亦是如此，结构单一性的社会组织经不起各种微小的争论与诱惑。

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极其严重的被破坏为代价的。如果中国社会的上层现在还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巨大的潜伏危机，未来20年的中国是不堪设想的。不解决权力腐败问题，中国社会的正气就不能培育出来，中国人的良知就不能展现出来，中国人处理自然、社会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智慧就不能展现出来。一个没有合法言论自由的民族，就会失去精神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力。

有人担心，实现民主政治，可能会加剧疆独、藏独。其实，这只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误读。民主政治绝不意味着放弃中央的权威，而只是在探索一种更为有效地维护中央权威的方式。唯有实现民主，才能使台湾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唯有实行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真正贯彻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的辩证原则。现代民族国家绝对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恰恰应当是多民族联合的国家形式，最终走向康德所理想的“世界公民体制”。美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其联邦形式的民主政治并没有使美国解体。当然，美国的形成历史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也包涵了某种共同性的东西：那就是民主制与多民族共存可以是不矛盾的。

其实，一个有深厚文化教养的民族如果能决定自己民族自治区内的事情，而不是被少数所谓的“代言人”所左右，则这个民族一定倾向于在一个平等的可接受的原则下与其他民族合作共事，长期共存，相互促进。因为，真诚的合作最能带来各种利益的最大化。“和实生物”——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一个有深厚文化教养的国家公民如果能决定自己的事务，也就必然反对那种以牺牲自己利益的方式，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去攻击其他民族国家的人民的种种做法，因而也会坚决地反对各种形式的“独立”活动。

六、展望：民主政治与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从观念到实践，也才走过三百多年的历史。人民的民主政治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还没有真正起步。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民本传统思想资源，有悠久的世界大同理想。发源于现代西方的社会主义理想之所以被中华民族所接受，与中国社会自先秦以来就崇尚公平的理想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与全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把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现代西方所发展起来的优秀精神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现代化的道路。而以人民的自由为体，以人民的民主为用的民主政治制度，则是实现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