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1日晚于2734 Bayview Drive ，Fremont

黄大姐与陆先生、林文先生与林静女士、魏先生、各位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再过五个多小时就是2014年的开始，在我即将结束斯坦福的学术之旅时，文学城为我举行隆重的饯行晚宴，这是我的荣誉，我由衷地感谢二林的联袂操劳，感谢德高望重的黄仪庄女士——辛亥革命的主帅与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黄克强先生的孙女亲临晚宴。黄大姐从北京动完手术才回来不久，还在恢复之中，三天前，她就邀集北加州湖南联谊会的同道，为我主持过送别晚宴，今天赶来再次为我送行，我很感动。另外，还有这么多新老朋友从斯坦福、Los Altos、Mountain View、Cupertino、San Jose、Richmond等地赶来，来自Cupertino的高级工程师龚谷端、崔艳夫妇还特意把我在湖南家乡的老同事和忘年之交、今晚最年长的前辈、我国知名的古文字专家汤可敬教授从San Jose请来，还有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弟子转几趟火车和汽车，从几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加州首府Sacramento赶来陪我，你们把一年一度这么宝贵的时间拿来为我送行，你们的情谊很真、很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江海寄余生”，我除了说谢，那就只有把这份经历化入我的记忆，陪我归航走天涯了。

我已经知道，林文先生领衔的文学城拥有注册读者三百多万，是海外同类网站中的点击率之最，这里就是“天下华人第一城”（众笑）。我很荣幸，在访问斯坦福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应二林的邀请，走进网站总部大楼把盏叙谈已经不是头一回，今天是第三次了。黄大姐、林先生和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虽然明年3月我有重返旧金山和湾区的学术演讲任务，最近半个月来，我每天都在愧领斯坦福与南、北湾区朋友为我饯行的聚餐活动，受宠若惊，原来，任何普通的生命个体都能被诚挚的友情放大其存在价值，难怪在遥远的英伦三岛，至今还流行一句谚语：“朋友是最好的广告词。”林先生也多次叮嘱我在走之前，要留半天时间给他为我饯行。而我之所以想把2013年的最后一天交给他，是因为热情好客的二林贤伉俪，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大陆，两木成林，四木阴翳，他俩的结合就是两岸友好关系的一个缩影，而且，他们的工作室还很宽敞。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拘束地凝聚在他俩为中心的餐桌周围，一同送别2013年，迎接2014年的到来。

汉语的谐音经常可以丰富人们的语感与想象，引发许多真诚的祝福，英语朋友一般就很难领会。最近，面临13与14之交，有人已经发现1314的谐音—— 一生一世（众笑），我也想借这个时间组合，为二林与各位朋友一生一世的福祉而举杯，为文学城新一轮的辉煌而祈祷（鼓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令人敬重的郭岱君教授在昨天主持为我送行的聚餐活动时，都已说好今天陪我过来，她昨晚才发现家里早已有约在先，就走不开。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博士本来也想出席今晚的宴会，遗憾的是，按照总领事馆的惯例，今晚馆里就有欢庆元旦的聚餐与联欢活动，他作为一馆之首，就无法脱身。袁大使和岱君教授都委托我感谢林先生的邀请，并向林先生、黄大姐与在座各位祝福新年。

刚才林先生与黄大姐都执意要我先说几句，让我有些紧张。按理，应该请年长的黄大姐先示教，让她抛玉引砖（众笑），他们却让我先说，那就只好勉为其难，根据我的本行，先提供一点与黄大姐有关的历史常识吧。

三天前，我在答谢北加州湖南联谊会的演讲中提到，如果光是知道黄大姐的祖父是谁，恐怕还不够，还要知道她的外公张溥泉先生，即张继，中华民国的另一位开国元勋，中华民国参议院的两任议长。今天，我还想补充两点：

第一点，各位经常有机会陪着质朴和蔼的黄大姐创业和请教，就算是像了解她的祖父克强公一样，知道她的外祖父溥泉先生，我看也不够，还应该知道她的祖母徐宗汉女士和外祖母崔震华女士，两位资深的女革命家。各位肯定熟悉当代台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的大名，也不妨注意一下连战先生的成长经历同他的两位大恩人——黄大姐的外公和外祖母之间的历史渊源，历史不难淡化，却很难泯灭。

第二点，我已经知道，湾区的很多女士和先生都是黄大姐的好朋友，老少皆宜，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黄大姐的祖父克强先生的大名，这不奇怪，毕竟连教科书都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但我不知道在这些朋友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对那位民国元勋的功、德、言比较准确地说出三五分钟，甚至五分钟以上？也许只有比较准确地说出三五分钟，才算真知道，也才算是对黄大姐的最好的尊重和敬重，不要以为这只是历史研究者的专业和专利范围（众笑）。孙中山先生已经充分地享受到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历史荣光，这是应该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的教科书、党史书刊与舆论宣传过于突出一个主义，神化一个领袖，结果，曾经与中山先生齐名、“孙黄”并称的克强先生却被边缘化了，这是不太公正的。众多的历史资料表明，在中国同盟会出生入死的革命史册里，克强先生在同党中的威望不仅比中山先生高，而且还高很多，就凭这一点，克强先生留给我们研究和思考的空间还是很多的。可惜一代元勋死得太早，他才活到42岁，就弃养归天了。

今天到场的既有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博士弟子，也有来自斯坦福的在校研究生，我还想借此机会，再补充一点已经被大陆抛弃的历史常识。最近，我经常见到有人当着黄大姐的面，对他的祖父直呼其名，叫“黄兴”，不叫别的，严格地说来，直呼其名是不太礼貌的，甚至是“大不敬”，需要避讳。虽然现在的中国大陆人已经只有姓名，没有字号了，但是，现实归现实，历史归历史，现实可以张扬，历史却需要尊重，克强先生为什么改名为“兴”，就与一个惊心动魄的反清革命故事有关，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我想说的是，直到民国为止，前人对名、字、号的拟定与使用都很讲究。如果是自己称自己，比如签名，那就真叫签“名”，不能签“字”，名是个人在社会上使用的一种专属个人的符号，“字”是对名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名一般用作谦称，也可以用作上对下、长者对少者，例如，中山先生签名时，他就常写“孙文”，很少写“孙逸仙”。同样的道理，克强先生签名时，就签“黄兴”。但是，如果是别人称他时，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一般都得称字，或者称号，不能称名，比如，可以称中山先生为“逸仙”、称黄大姐的祖父为“克强”或“厪午”，岳麓山上的墓名就称作“黄公克强”，不能叫“黄兴”，至于长沙城里的路名直叫“黄兴路”，不叫“克强路”，

搞得有点生硬，那恐怕就是民国以后发生的事了。今天的上海有“逸仙路”和“黄兴路”，其中对中山先生称号，对克强先生却直呼其名，这就不仅显得有些乱，而且对克强先生有失礼貌，在座各位不妨注意一下台湾政要马英九先生等人为克强先生的题词是怎么称呼的，他们只称“克老”，或者“克公”，或者“克强先生”，而不直呼“黄兴”，这就是差别。如今大陆的官员与媒体经常高喊弘扬中华文化，还要推销“文化软实力”，却未必知道文化是什么，文化又在哪里（众笑），前人对名、字、号的讲究就与中国的礼仪文化有关啊。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中国政法大学主校区进门的第一个楼，如今被改称“端升楼”，是为纪念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钱爱青先生即钱端升先生而命名，在此之前，校方征求过几位教授的意见，也邀请过我，如果不是出国在外，我会建议用钱先生的字“爱青”来命名，这样也许既可以避免类似的生硬，还能彰显师长爱护青年学子的永恒的寓意。我自己也是从大革文化命的岁月走出来的，浅陋得很，学历史专业完全是历史的误会，做历史学教授只是如履薄冰，我没有资格标榜自己有什么文化，只想提醒各位，前人的名、字和号，是有区别、有文化内涵的，在黄大姐面前称呼他的祖父，就需要适当注意。无论是大陆的官员，还是大陆的一般旅客，不是也常常私下承认中国文化还是台湾保留得多一些吗？既然可以跟着喊“愿景”之类（众笑），那就不妨学着马英九们，区分一下前人的名、字、号吧。

林文先生是我的同年，他自称是一个不读书、没文化的生意人，但我并不相信，因为介绍人事先对我说过，他来自台湾，而我访问台湾已有十多次，连金门都去过三次，我对台湾同胞的整体素养比较了解。今年7月，我在斯坦福还见证了岱君教授的好友、数一数二的台北实业家童子贤先生的风采，如果童先生走进中国大陆，同许多高校负责人和学者坐在一起，我可能就很难分辨出究竟谁是学者，谁是商人（众笑）。林文先生的言谈举止也有点相似。初次与他见面时，他的自谦也遮蔽不了从骨子里冒出的那份儒雅，很难忽悠人（众笑）。第一次坐在这里叙谈时，他对我在哪篇文章写过哪句话，哪个演讲说过什么，随时都能兴致勃勃地从网上调出来，显示在屏幕上，对我的了解比介绍人还清楚得多。林先生是如此，黄大姐和袁南生总领事其实也是如此。借此机会，我想提示在座的各位年轻朋友，特别是来自斯坦福等校的在校学子，对一个作者或者学者的最好的尊重，莫过于像林公、像黄大姐和袁南生先生那样，先把作者的文章好好看一两篇，把作者的著作找来翻几页再说，这很管用，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对美国和西方学者，恐怕都是如此。

林公最近提出一个愿望，他想在原有的网络品牌基础上，投入一定的精力，创建一个以近代中国为主题的公益平台，既吸纳两岸与国际中国近代历史研究者的专业成果，也吸纳网络读者与历史爱好者来叙述近百年的草根家史，说出自己家里的喜怒哀乐，雅俗并进。他说：两岸的历史学者与书刊各说各的，需要统一；草根的家史也是重要的历史，正在逐渐淡忘，逐渐消失，这个工作如果我们这一代没人来做，以后就不会有人去做了，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他还说，宁愿赔本，宁愿费力不讨好，也想去尝试创建这个历史平台，他希望我和我的同行、师友们予以支持。

林公的创业追求与真诚让我感动，也让我敬佩。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计划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就必要性而言，多年来，由于政治斗争乃至战争的强制，两岸乖隔，骨肉分离，双方的意识形态与历史观都曾为各自的政治服务，未必同时在为历史的真实与中国文化的积淀服务，留下许多后遗症，近代历史的叙说与评论都在各吹各的号，面目全非，要么互相隐晦，要么互相揭短，甚至互相丑化，播种仇恨。虽然两岸关系已经获得实质性的缓和，台湾的历史课程也早已纳入公民教育的范畴，三民主义的政治课程已经淡化或者弱化，相比之下，大陆历史课程的转型可能还需要艰辛的努力。大陆的电影、电视至今还在不断地渲染和津津乐道血淋淋的内战，受害最深的恐怕还是嗷嗷待哺的学生与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芸芸众生，只是受害者自己感觉不到而已。眼下，大陆高校非历史专业的近代史课程属于全体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必修课程，重视得很，但它不属于通识教育系列或公民教育中的选修课，而是旗帜鲜明的政治课，而这就同各级党校的近代史课程没有什么区别了。究竟应不应该这样设置，好像还没人去推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正是因为大陆历史课程的政治化，加上台湾近代历史资料的开放与两岸学者研究成果的数字化，国人对近代史上的许多人和许多事的争议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对某些基本史实都缺乏起码的共识，吵吵闹闹，争执不休，哪怕是对毛泽东这样的重要人物，争吵的程度就同他的重要性完全成正比，这是匪夷所思的。对毛泽东各执一端的激烈争论，两岸之间是如此，大陆内部也是如此；中国是如此，加州湾区与海外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据说，我的家乡湖南最近获得百亿以上的巨额拨款（众笑），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有人为之兴奋异常，有人却很抱怨。至于应不应该花这么多钱，却没人管，也管不了。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我的一个经历。10年前，我应湘潭大学学报主编章育良教授之邀，从台北回到湖南，转到湘潭大学讲座，其中有一讲是主办方要我把刚刚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过的主要内容再择要复述一下，谈一谈毛泽东的历史观与相关评价，到了提问环节，有的听众就生气地说：“请问郭教授，你也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同毛主席过不去？”（众笑）记得我当时用的是请教的方式笑着回答：“我确实也是湖南人，如果你觉得我是在同毛主席过不去，我的脑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呢？难道只有跟着你们为毛主席唱赞歌，才能配做湖南人吗？”（众笑）过了几年，真的有人在湖南的网站扬言，要开除我的湖南籍，不认我是湖南人（众笑），我不知道他们落实好了没有。如果湖南的籍贯就由这些人来控制，就是他们说了算，我看把我开除，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和他们共一个湖南籍贯，原本就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众笑）

我已经发现，很多人评论毛泽东的反差之所以很大，主要是因为评价的动机与情感的反差很大。一部分人带着感恩，所以歌颂他，崇拜他；另一部分人带着仇恨，所以鄙弃他，厌恶他。（删减之后，这里需要衔接一下，我尝试一下，请孙鉴把关）历史评价固然也比较重要，但是，研究者的评价标准就不能凭主观好恶与恩怨来确定，只能尽量采取中性立场和态度，先是根据资料去了解历史人物，然后根据规则去评判或者评价他。我总觉得，历史研究者应该像公正的法官一样，既不站在原告的立场，也不站在被告的立场，而应该站在中性的立场；历史研究者既要当法官，也要当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只对历史资料与评价标准负责，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对蒋介石，无论对孙中山，还是对袁世凯，都应该是这样。我从浙大调到北京的政法大学后，有个学生曾经坦诚地告诉我：“我爸爸说，郭教授的家庭可能受过毛主席的迫害”（众笑），我问他：“请问你的爸爸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爸是党中央某部的一位干部，我就不假思索地请他再辛苦一下，回家转告三句话：第一句，请他爸爸放心，我的家庭很平常，还没有机会受过毛主席的迫害（众笑）；第二句，请他不要小看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我的授课也好，讲座也好，无论是论据，还是论点，都同家庭恩怨或者个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众笑），只同历史资料、同某些常识、公理和我认定的评价标准有关系；第三句，我有点疑惑，也有点担心，难道党中央的部委干部在选择论据表达论点时，还是像当年不少暴力革命的追随者的动机一样，只跟家庭与个人的利益连在一起吗？那我就会小看你们（众笑），那不就是自私自利吗？（汤可敬教授：“问得好！说得好！”）可惜这位学生后来就没消息了。（众笑）

林文先生试图创建一个超越党派色彩的近代中国历史学术平台，服务读者，我很赞同他的创意。我总觉得，中国的近代史应当成为全体国民的财富，成为两岸华人的共同记忆，而不应当撕裂这份记忆，成为党派利益角逐的另一个战场，成为另一个牺牲品。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人，还是华人，只有让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与官员、民众真切地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找出真的经验与真的教训，才能尽快地成熟起来，不卑不亢地走向世界，不然的话，光是玩点GDP，吓唬不了别人，哪怕是所谓“文化软实力”，也将无从谈起。如果对历史记忆都划圈子，搞内斗，中国人的历史教科书都说服不了中国人，谁能瞧得起你中国人？还能指望对你的“文化软实力”心服口服吗？我虽然学的是历史专业，还教这个专业，但不瞒各位，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专业训练就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教育的窠臼，全靠自己走出来，走得比较费时，比较辛苦。北京的三联书店将在春节之后出版我的一个专业文集《历史的误读》，我的自序很长，删节之后还有八九千字，我很感谢责编和总编的开明，还保留不少真话。这个自序虽然丝毫不再提两次高考录取过程把我耽误之后只被地方院校录取，学的还是连父老乡亲都瞧不起的师范教育和历史专业，我不再提起当年录取的挫折与内心的伤痛，“长恨此身非我有”，但我向读者坦诚地交代了自己如何走出政治框架的艰辛和从事历史研究的浅陋，还有独立思考的执着与苦涩、如实表达的艰难与祈望，文集中的不少篇章就携带着苦涩的痕迹。

除了政治教育，大陆流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很能与政治教育保持一致，对历史教育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还在1987年，美国布拉德利历史教学委员会明确指出：历史是所有学生的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在课业中的表现和准备如何，也不管他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历史对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和人类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它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了解自身及我们的社会的途径，也让我们了解一些事物是如何变化，而另外一些事物又是如何继续发展的。我们确确切地知道，学生在一生中要经历无数的变化。历史就能够帮助他们了解并处理这些变化的学科，还能帮助他们认同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深切关联。还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美国教育的最重要的两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第一个目标是让所有的人获得自我完善与满足的个人生活的准备，第二个目标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公共生活的准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布拉德利历史教学委员会郑重建议，幼儿阶段与前六年级的社会学习课程都要以历史为中心。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历史教育，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都相距甚远。姑且不说中学文理分科的造成知识残缺的硬伤有多大，就拿中学和大学的文科学生来说，很多学生除了知道教科书上说的那些东西，并且通过考试强化了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历史课程就没有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标准答案与统一的考试，不会强加给学生“只有”什么“才能”什么之类特别霸气和生硬的结论。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考试考什么就学什么，考试不考的就不学，这很糟糕，考试不考做人，所以就不需要学做人了。如果林文先生的创业计划可以实现，至少可以帮助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学子来补近代历史课，感受前人救国救民之路的复杂与艰难。

今天的晚宴有来自斯坦福或周边院校的学子，我建议你们趁着年轻，记忆力好，把理工科专业学好的同时，茶余饭后适当看点文史哲的书，能记的记一点，能背的也背一点，积累一点文化底气，补充一点童子功，扩展精神世界的空间，无论是激发科学思考的想象力，还是提升体验人生幸福的能力，都将终身受益。我总觉得，真正优秀的学生一般都是文理都很优秀的，他们不可能与人文世界隔绝，民国时代的一流科学家苏步青、竺可桢、丁文江等人都能写出很好的诗文来，就很正常。

晚清时期有个湖南作者在日本概述腐朽的清朝时，只用了五个字：“洋人的朝廷”，人人叫好，他叫陈天华，被公认为革命大文豪，如果光是从教科书上了解他，恐怕还很难让人印象深刻，只有稍微翻翻他的文集，就不难发现，他的文章原来写得那么好，他的《猛回头》开头就是“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朗朗上口，可以吟唱。他报考新式学堂时的那篇作文《述志》，就被列为第一等第一名，师生传观，成为校园佳话。如果要在座的年轻学子也写一篇叙述个人志向的“述志”，你们会写些什么？你们要用多少字来表达你们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众笑），梦醒之后还要做什么事？陈天华就只用了一百零六个字（众笑），简直很神。他说：

“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他的意思是，像班超、岳飞那样建功立业的伟人，他只听说过这样的人，却没有见过，意思是说，做班超、岳飞那样的伟人很难，他不行。“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他说，做一个像萧何、魏征那样辅佐帝王主持朝政，举重若轻的宰相，他自量能力也不够。“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如果以一个平头百姓了此一生，他想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乍看起来他很谦虚，实际上他他有追求，有傲气。“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简单地说，溜须拍马讨好别人，钻牛角尖那一套，就是打死他，他也不干。

各位不难发现，陈天华的作文用词很典雅，信息量还那么大，而且特别精炼，没有一句废话。要知道，精炼本身就蕴含着力量。还有，前人作文既没有标点，也不分段，我是根据他的内容，把它分成四段，稍微懂诗的读者就不难感觉，陈天华的这四段就是四个层次，就有起、承、转、合四项分工，一气呵成。各位年轻的朋友不妨从头品味一下唐诗宋词，再看看这些“无韵之离骚”，对你的作文与谈吐表达，都会大有帮助。如果有一个关于近代中国的网络平台，把陈天华等人的文集分明别类地上网，读者阅读起来可能就很方便。

在林先生规划的近代历史网络平台里，我更看重叙说百年家史的草根平台，历史并非只是光杆司令创造的，毛主席不是还说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吗？这样的草根叙述更容易突破政治因素的束缚，尽快抢救资料，抢救历史记忆，不能指望官方的报纸与档案去记载许许多多由普通人家的血泪凝聚的历史记忆。当然，像历史学界近年来做得比较多的口述史一样，草根的叙述需要规范和提炼，如果做得好，它的资料贡献和对历史研究对象的拓展，都是功德无量的。

在我们国家，还存在一种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边强调实事求是，一边遮遮掩掩，生怕别人求是求真，这很奇怪（众笑），甚至还不允许专业研究者对某些重要的历史问题用审慎的态度去收集资料和查阅资料，找出真相，消除疑团，澄清某些至今人云亦云和层层放大的传闻，这是令人遗憾的，至少并不利于“维稳”，因为维稳的基础是民众的信任感、认同感与归宿感，不能迷信暴力，不能动不动就抓人打人，否则，恐怕只能让民众积怨，甚至火上浇油，会比抗战时期的“维持会”还糟。五年前，我带着政法大学开出的一叠介绍信，回到湖南，希望重点查阅省档案馆收藏的关于1967年8月道县杀人事件的档案资料，核实我已搜集到的某些资料，就想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杀人的类型与规模，以及杀人之风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我总觉得，如果道县的杀人问题不搞清楚，旁人与后人就很难理解和消解当地的民怨与民仇，还会严重影响湖南人的整体形象，无论是它的学术研究价值，还是现实功效，都比较重要，当时我就打算先看官方档案，再深入道县做田野调查。为了节省时间，我请在国安系统负责的朋友先去浏览和疏通过；为了查阅便利，我就住在省档案馆的对面今朝宾馆，等候批准。我没想到，该馆的工作人员与负责人今天要这个批准，明天要那个批准，当我一一找人批准后，他们再找理由，还要省委秘书长签字批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不断往上推，就是不想让你看，要让你死心，即便是你能找到省委秘书长给你开恩，他们还会提出要党中央批准（众笑），我的时间与精力就耗不起。磨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已筋疲力尽，只好知趣走人，此行一无所获。这样的遭遇肯定并非独此一家，很多历史研究者都怕档案部门给闭门羹，国外的档案部门却截然不同，我们却还要坚持说我们的制度如何优越（众笑）。我还记得，当时，在长沙师友的大力支持下，道县有位退休局长原本就答应在第二天赶来省城与我见面，结果，有关部门马上给他电话打招呼，他就不敢来了（众笑）。如果根据林文先生的设想，推出一个草根叙说历史的平台，那么，像道县杀人这样的历史事件，就可以让道县的知情者与受害者参与其中，有关资料的丰富性就容易超出官方制定的那几份档案，只是专业研究者在使用时，还需要认真甄别和取舍。

当然，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资料越多越好，档案的重要性就不是民间记忆能够取代的，档案的开放依然是历史研究者的“中国梦”（众笑）。有些事情我真不明白，档案属于国家财产，为什么不能向欧美国家学习，在档案法的规范之下，尽量为学术研究服务？既然政府部门对已经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问题都这样遮遮掩掩，这么不自信，那么，教科书编出的历史规律即使再流畅，恐怕也会让人难以置信，国人对现实的信任也会大打折扣。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一样，重要的是消除疑团，解答问题，该澄清的就澄清，该道歉的就道歉，如果总是捂住疑团，只会激发人们的猜忌与想象，夸大事态，久而久之，老百姓会连你说的真话都宁愿不信，等到狼真的来了，他们也不信，这就很危险。民众与政府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共同的历史记忆就是互信的基础之一，历史与现实的畅通就是增加信任提高信誉的有效途径之一，一个没有互信的国家将是不堪一击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说“文化软实力”，还不如说文化没实力（众笑），急需从根救起，先把文化的家底与账本清理出来再说，谁能指望唱完几首高昂动人的歌，就能“众志成城”呢？

（众笑）歌声引发掌声之后，“文化软实力”在哪呢？

关于建立近代中国网络平台的可行性，我看也是具备的。林公对新媒体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而且经验丰富，这一点很重要。还有，消费需求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来自两岸的网络读者就存在了解近代国史、叙说自家沧桑的欲望和需求，位卑亦可书家史，写我史，他们自己也想留点什么，美西湾区还集中了不少来自两岸的名门之后，林先生自己也在为父亲整理回忆录。另外，在地域宽广的大陆地区，也有少数公益性学术网站在筚路蓝缕中碰碰磕磕，坚守至今，由“北大燕南网”改名叫“天益网”，近年又被改名为“爱思想”的学术文化网站就是其中之一，多年的坚守已经积累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源，该网的创办人郭琼虎先生是我熟悉和敬佩的湘籍师友，我还应邀兼任这个网站的学术委员，一直陪着它改名（众笑），见证了琼虎和他的小团队的坚韧与辛劳。我愿意当个月下老人，推进林先生与他们的合作，节约成本，争取双赢。

黄大姐、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被林文先生的创业精神与公共情怀所感动，要说的话很多，临别前的不舍也让我一说就长，大家都饿了，我也想吃饭了。恭请各位举杯，我有两份祝福：

第一份祝福，我们相聚在天下华人第一城文学城送旧迎新， 连接1314，谨祝各位一生一世的平安与喜庆，伴随我一生一世的友情与企盼！（众鼓掌，干杯）

第二份祝福，真正的一生一世既离不开个性化的爱与被爱，也离不开家国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共同守护，还有民主与法治的推进。遥望窗外，谨将这份1314的祝福献给那些对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执着追求和慷慨奉献的人，献给传承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天下炎黄子孙，以及未必属于炎黄子孙的天下其他华人！（众鼓掌，干杯）

谢谢各位！（众鼓掌）

（上海《东方早报》2014年3月25日“上海经济评论”专栏第10—11版。演讲人郭世佑，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根据录音整理，经郭世佑教授审阅，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