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教育改革、德育改革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流行词汇。问题是，德育为什么要改革？

在一系列文件、报告乃至教育著述中，谈到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不仅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如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价值变迁等），而且这个世界正在并还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诸如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及全球问题等），它们对学校教育特别是德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现存学校德育存在诸多的不足，使得学校德育不能适应。我称之为“适应论”的思路。

按照“德育适应论”的立场，德育相对于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与科技前沿，总是显得死气沉沉，总是“慢一拍”，因而总体是一种“落后、保守”的力量。应该承认，在学校德育产生至今的几千年历史当中，它基本上就是如此这般。所以，根本上讲，不是学校教育、学校德育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变革，而是社会发展迫使学校德育不得不改革！

按照“德育适应论”来构思学校德育改革，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就成为德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前提。否则，德育只会越改越糟！不过，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并不容易。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德育改革文件，还是学者无以计数的研究文献，抑或是实际工作者的实践选择，各自对于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的理解，并不一致。国家德育意志强调的是国家长治久安，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免时不时强调与国内外敌对势力“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意识”；研究者看重的是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教育规律，强调的是普遍化理论化的“真理意识”；而实际工作者面对具体的学生、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情境，强调的是“实践意识”。由此观之，形成改革共识是可能的；但形成为什么改革的共识是比较困难的。说到底，这是由于不同的改革主体、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对于中国社会今后向何处去，存在不同的判断与选择。今后的中国社会，究竟是走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公民社会，还是走向中央集权、强势政府、全能政府的威权社会，或者是维持现状、维护既得利益、害怕并阻碍改革深化的特权社会，人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信念。这些观点与信念的差异，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为什么改革、改革什么等存在分歧，甚至巨大的分歧。

在我看来，中国必将走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公民社会！这个判断从政治标准来讲，符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公民社会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是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同时，公民社会代表着人类社会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识。

首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之前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论述“德育为先”时，特别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试问，如果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不是公民社会，那培养合格公民岂不是无的放矢？

其次，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稳步推进，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既提出了培养公民的政治要求，提供并不断改善着培养公民的社会政治条件与氛围，也催生了新型的公民社会，呼唤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各种类型的公民组织（如自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学术性组织、民间组织等）多达三百万个，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国家政府与家族个人的两极结构，形成了由独立个体即平等公民、公民组织和国家政府构成的三极结构。这是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再次，应该承认，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而言，公民社会不同于并高于传统的臣民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公民社会是人类五百年来的发展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论是从救亡图存的一时急需，还是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长远需要，公民立，则国家兴；无公民，则无现代之国家与现代之社会。在集权专制国家，臣民被关在笼子里；在人民专政国家，敌人（包括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的敌人）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里，才实现了把权力（实则是公权力）关在笼子里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限制公权力，不让公权力变成迫害人、剥削人、腐蚀人的“利维坦”！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无疑将给学校德育带来全方位的挑战。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国学校德育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价值导向、制度设计、学校生活等，这些集中体现在教育学生学会处理公民生活的三种基本关系上。

第一，在纵向关系即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把公民置于国家之上，即国家是为了公民而存在，这将极大地改造以往把国家无条件地置于个人之上的思维定势。我们过去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尤其是集体利益至上原则需要重新论证（当然，这不是全盘否定集体主义原则）。

第二，在横向关系即公民与公民的关系上，实行相互尊重的“平等”原则，这将极大地改造我国长期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培育独立人格，建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

第三，在内在关系即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关系上，倡导权利与义务对称的契约精神，这将极大地改造以往的特权思想（即特殊人物只享受权力而不必承担义务）和“草民”思想（臣民只承担义务而没有相应有权力），从而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和现代公民精神的培育。

毋庸讳言，学校德育要实现培养公民的目标还存在诸多障碍。一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造就了普遍存在的臣民倾向，这成为实施公民教育极为顽固的文化心理障碍。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中国人习惯做奴隶太久了，还不适应做主人。二是现阶段我国并非成熟的公民社会，尚处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社会成员并非真正的公民，所经历的并非成熟的公民生活。三是现存学校教育的理念、体制、内容和方式，与培养成熟公民人格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事实上，当前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政治、社会管理高度同构，没有充分具备超越现实、为未来社会做准备的品质。正因为此，我同情并理解“德育适应论”的立场，并在这个立场上阐述“德育为什么要改革”。

应该说明的是，除了这个立场，还应该有另一个立场，那就是“德育超越论”。对此，我将另文撰述。

作者单位：华中师大德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