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苏联剧变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旦改革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凝聚党心民心的统一思想基础，一旦改革瓦解了共产党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旦改革背弃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解体就是必然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会跟着陷入苦难深渊。这是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普遍遭遇的痛苦历程。在方向道路根本错误的前提下，寄希望改革取得成功，寄希望控制党政军大权推动改革成功，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戈尔巴乔夫以改革失败者的形象被写进了20世纪人类历史。他领导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一种流行的观点将其归结为具体措施上的不当，认为改革选择的方向、道路没有错，问题主要出在改革手法上操之过急，没有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部署上也没能始终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政治改革过热导致亡党亡国。还有人赞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称赞他是“以失败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伟人’”，设想戈尔巴乔夫若牢牢控制苏联党政军大权，改革就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借此还呼吁中国出现 “成功的戈尔巴乔夫”，“把他们自己的成功变成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成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否成功？中国需要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吗？

综观苏联演变过程，本来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何失败，不应成为一个悬疑的问题，然而由于发声者的意图和目的不同而使之复杂化而变得真假难辨了。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都知道，苏联在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后，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停滞”，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积累了大量问题，整个社会急需改革。这是戈尔巴乔夫一亮出改革旗号便赢得苏联民众广泛支持的原因。但需要改革还不等于是改革，还要求执政党根据实际制定并落实正确的改革方案，以推动改革事业的发展。“改什么”、“如何改”就成为决策者必须要解决的“顶层设计”。

“改什么”回答的是改革的对象，明确要改什么，不改什么；“如何改”指的是改革部署、措施、方法等，它服从于改革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改什么”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对它的不同回答，直接决定改革的性质、方向、道路，关系改革的得失成败。毛泽东指出，“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改革也同样如此。

“改什么”的确定不是依据改革者的主观意愿，而是需要改革者从社会实际出发进行研究。问题是因矛盾而起，所以分析社会问题，要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尤其是基本矛盾入手。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有相互适应的方面，也有不相适应的环节；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上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也总体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总体适应、局部不适应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状态的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情况和性质，一方面表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改革的必要性，尤其当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由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问题、仅靠政策调整已不能彻底解决时，改革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具有对抗性，改革不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表现为具体的体制和机制。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方面，决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属于不能改的范畴，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体制和机制是为基本制度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改革它们不但不会动摇社会的基本制度，反而有利于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而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开出的改革药方是什么呢？他的逻辑是：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形成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形成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形成人与文化的异化。所有这些的关键，是共产党对一切权力的垄断，这是产生异化的根源。因此，要克服异化，就必须消除各个领域的垄断，尤其是共产党的垄断权，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要彻底抛弃产生异化的社会主义，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苏联就是在这样的改革路线指引下，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继而确立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在经济领域强制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而把苏联全面推向资本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是根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就是要否定自身，请问这样的改革能成功吗？古今中外，未尝有之。

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一些人提及的那样，这在客观上加速了苏共的灭亡和苏联的解体；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戈尔巴乔夫调整了改革部署，或按有的人设想的那样，牢牢控制党政军大权，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答案是否定的。

改革如果在其方向、道路正确的前提下，正确的部署、措施、方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改革顺利发展；如果改革的方向、道路错了，改革变成了否定自身，改革的部署、措施、方法即便正确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那也是为了更“顺利”地否定自我。方向与道路始终处于引领改革的决定地位。反观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固然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措施是分不开的，但决定性的方面是我们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我国的改革事业才不断发展，蒸蒸日上。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所在，也是根本不同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地方。

苏联剧变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旦改革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凝聚党心民心的统一思想基础，一旦改革瓦解了共产党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旦改革背弃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解体就是必然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会跟着陷入苦难深渊。这是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普遍遭遇的痛苦历程。在方向道路根本错误的前提下，寄希望改革取得成功，寄希望控制党政军大权推动改革成功，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一些人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和道路，鼓吹“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正是他最大的成功”，希望中国尽快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无非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做，就要被他们指责为“违背历史潮流”、“倒行逆施”、“反人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事业从来没有被骂倒过、吓到过。真正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正是那些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终究匍匐在人民脚下的小丑们，等待他们的将是同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可悲下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