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乐观派或是悲观派，预测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学者都把“中产阶级”放置在视野的中心。乐观派以各国民主化的“普遍规律”为依据，断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他们的需求满足会从物质性的温饱上升到维权和政治参与，从而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发动机；悲观派则相反，他们根据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观察，看清了中国中产阶级怯懦、自私、依附政府权力的真面目，得出“中国民主化没希望”的结论。

这种两极化现象不限于政治领域。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也一样，“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崩溃论”各趋一个极端，互不相容。

拿这种各持一端、毫无共识的景象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作个比较，很容易得出结论：人类当前的各门社会科学几乎还没有迈进“科学”的门槛。这是夸大其词吗？

就以“中产阶级”为例。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社会学、政治学“阶级分析”模式的一部分；这个分析模式能不能站住脚，首先取决于“阶级”如何界定。可是，任何人一旦踩进这里，立刻就会发现，各家学说之芜杂分歧，简直就像是一座密不透风、云雾缭绕的原始密林，进去之后就再也别想钻出来。

总体说来，这个阶级分析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极为密切，马克思主义兴盛它兴盛，马克思主义衰微它衰微。现在，除了极少数死守马克思教义的极左革命派之外，西方学界已经很少有人信心十足地继续使用这个分析模式了；哪怕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后退，以各种方式“改进”马克思，从阶级分析的“强话语”退到“弱话语”，从“阶级斗争”、“阶级对立”退到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社会不公”的抗议。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产阶级”话语应该连同阶级分析模式一起终结了。它不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无穷无尽的误解和混乱。

那么，有什么可替代的，好用一点的工具吗？

我的建议是，要理解中国的民主化，眼光应该从“阶级”这类成分极其复杂、又没有共同意见和意志，因此也就无法从概念上清晰界定的大规模群体，转向政治上积极的少数人。

首先，要区分政治上积极的社会成员和政治上消极的社会成员。不管我们怎样定义“阶级”，事实上没有一个“阶级”的全体成员在政治上是态度和行为足够一致的，其中一定有积极消极之分，而这个区分至关重要，理由很简单：政治消极成员的政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完全不必考虑。

许多西方学者把“民主运行”和“民主创立”混为一谈，误以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民主就无法创立，而大量民主化案例告诉我们的却恰好相反：民主运行当然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但自由民主的创生却不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相反，是政治上积极的少数人制定了游戏规则之后，再渐进、有序地扩大参与，逐步让全体选民来一起做民主游戏。制定游戏规则，和按照游戏规则玩游戏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我十几年来反复申说的“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先法治后民主”、“先宪政后民主”），意思就是“先定规则后玩游戏”。不先把足球规则定好，就让所有人一起来抢球，那一定是群殴；和自由民主、好民主相对立的坏民主──民粹民主，无非就是群殴而已。

其次，“政治上积极的少数人”在哪里？从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看，主要包括几类人：政界的大部分成员，知识界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公知”），超越“不谈政治”狭隘心态、关心天下国家的少数企业家，一部分政治意愿强烈的网民，和“维权”群体。

第三，以上“政治上积极的少数人”的政治态度、立场现在高度分裂甚至对立；如果按照“亲民主”和“反民主”（主要是在“客观效果”意义上，而不是主观认知。很多人可能主观上赞美民主，但其政治行为的后果却完全可能是败坏民主）再细分，大体可以分为中左和中右两个温和派（同时也是亲民主派），和极左、极右（极右的主体是激进民粹民主派，他们在西方是极左派，在中国因为有反民主反改革的新毛极左派，只好姑且把激进民主派称之为“极右”）、极端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三个极端派（同时也是反民主派）。中国民主化路径的“现实最优”选择，应该就是：一方面，达成各界精英的宪政共识；另一方面，促成中左和中右两大中派的联盟或者说“竞合”，既竞争又合作，并使之成为主流，同时防止各种极端主义崛起。

相反，如果我们把眼睛盯在“中产阶级”整体上，是不可能得出乐观结论的──且不说对“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能不能有清晰的界说和共识──我们只要看看连柳传志这样声誉卓著、影响巨大的成功企业家，在政治上都如此怯懦、消极，而他恰恰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的绝大多数，就知道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是根本不能指望的。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