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什么是启蒙”的话题，人们自然会想起康德的同名文章。美国当代学者詹姆斯·施密特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他没有看到，康德及其同时代人争论的问题在西方延续到现在并影响到中国；“什么是启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不仅是一个“德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海内外学界一些人以西方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启蒙的性质；或追随当代西方反对启蒙、批判现代性的思潮，注重总结五四运动的“教训”，而很少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的经验教训，甚至认为启蒙未在中国发生过。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以下四个问题加以辨正，以期方家关注。
中国近代启蒙起源于何时？
我国古代早有“启蒙”之名：汉儒的“祛弊启蒙”有“解蔽求真”之意，宋儒的“童蒙养正”指的是让人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儿童教育。但民主和科学意义上的启蒙思想发端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我国历史学家侯外庐把有清一代的启蒙思想分为三期，认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精深”，18世纪戴震、章学诚等人的汉学是黄顾之余绪，19世纪中叶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拉开了近代启蒙的帷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巨子虽开始时在表面上受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明治维新影响，但其历史资源、理论基础和表达方式是“经学革命”。而当维新派成为改良派时，反满革命派章炳麟则通过阐发古文经学的革命意义与今文经学抗衡。
这样看来，中国近代启蒙与西方启蒙在17—19世纪同步发生，虽然理论形式不同，但都包含限制君权的民主思想、倡导“修己治人之实学”的科学思想以及变革维新的历史进步观等。所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启蒙生不逢时：当以启蒙学者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接二连三攻坚克难、夺得政权之际，黄宗羲所哀叹的“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蛮夷刚拂晓，复明已没落）的晦暗局面在200多年间竟无本质改变。
五四运动如何推动了社会进步？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启蒙的标志性事件，其现代性表现为二：一是思想资源的世界性，二是划时代的进步性。这两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五四运动的性质。
有人把五四运动视为西化派与文化保守派的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过分渲染就可能导致双重混淆。第一，混淆了现代启蒙和旧式启蒙。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世界眼光，比如，梁漱溟主张在世界文化视野中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质，认为引进西方文化中科学与民主这两种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而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旧式保守派思想，无论是康有为的孔教主义，还是章炳麟“光复宗国”的“国粹国魂”说，都被时代所淘汰。第二，没有看到西化派和保守派都试图融汇中西思想或新旧学说。在保守派方面，学衡派受美国白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主张“融合新旧，撷精立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杜亚泉主张“中西文化融合论”。在西化派方面，胡适自述“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胡适后来提倡并身体力行“整理国故”，用实际行动证伪了他“中国事事不如人”的偏激之词。
有人把五四运动说成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分裂与较量。这一论断从学理上说是否合理，姑且存而不论。仅从政治结果上说，如果把后来的历史都归咎于五四时期的这种所谓分裂与较量，也是一叶障目。我以为，应区别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启蒙和作为思想解放思潮的启蒙。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启蒙总要把精力集中于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有曲折反复，中外概莫能外。在西方，尽管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充满进退兴衰的插曲，但始终贯穿着一种时代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即康德所谓“公开运用你的理智的勇气”。恩格斯曾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五四运动是社会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思想解放思潮。这次思想解放建立了衡量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和新传入外国思潮的“理性法庭”，虽然“法官”们有不同的具体标准，但他们遵循相同的裁判规则，于是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术和政治。无论有多么大的政治分歧，复辟帝制已不可能，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原封不动地照搬古语旧学没有立足之地。一代学术宗师的涌现和民智大开的新风尚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而大批优秀分子推动的政治变革则是五四运动的社会效应。两者相互激荡、彼此呼应而又不相混淆。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启蒙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内外有人写文章“论证”马克思主义违反启蒙运动精神，但他们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西方启蒙运动三个阶段（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思想革命）的主要理论形式，也没有认真看待中国近现代启蒙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谓“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五四时期俄国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令这些人痛心疾首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回忆说：“时至今日，一提起五四运动，常会引起台湾不少人的憎恶之情，他们之所以憎恶五四，最现实的理由是它促进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其实，国民党失去政权时的这种憎恶在它取得政权时就已暴露无遗，其宣传部长在1928年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共产革命把社会风尚“搅成落花流水”。基于同样的立场，蒋介石在1943年《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他的建国纲领建立在“四维八德”的思想基础之上，目的是“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即所谓五伦”。
历史无情的逻辑是：既然国民党当权派抛弃了五四精神，经过启蒙洗礼的新一代就要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在1927年之后开展“两种革命”，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针对伪满洲国遗老用“王道仁义”的奴化教育配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谬论，也针对蒋介石集团营造复古氛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1936年发起“新启蒙运动”，用“启蒙运动”界定五四运动的性质，并主张把文化上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实现启蒙与救亡的高度统一。
与此相反，蒋介石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苏俄恶意输入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一厢情愿地把“道统”和“治统”等同于“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和“复兴民族”的基础，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他到台湾后承认：“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书（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批判启蒙，超越启蒙，还是继续解放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救亡”这个前提。完成现代化下一阶段的建设任务，是否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答案是肯定的。
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1978年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其世界性在于广泛吸收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其现代性在于摸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化建设方向，其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在于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民族性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在思想不断解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有批判五四、超越启蒙、反对现代性的思潮。这股思潮不但在故纸堆中翻出“中华道统”的陈腐教条，而且有西化的时髦外衣，还从美国汉学界搬来了“论证”中国人必然不能脱离专制的思路。这股思潮将自身标榜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与腐朽的复古主义混为一谈；或借助“现代性批判”“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话语，其实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言，他们“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
这股思潮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如说五四运动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用理性的名义制造新的教条，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德菩萨”“赛菩萨”；有人发挥类比附会的丰富想象，在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中找出相同的“语言革命”，把“文革”看作“五四”的延续；有人把现代化的思想基础说成“工具理性”“资本的逻辑”或“大众文化产业的欺骗”，需要用古典人文精神或“反人道主义”来救赎；等等。本人不敢苟同上述反对启蒙或告别启蒙的话语。窃以为，只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要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只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落实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我们就需要始终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