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著/朱雅文译)
美国政府为了尽力弄清，在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是什么出了差错，已持续地进行了若干轮痛苦的审查。情报界面临彻底的体制改革；军方已建立了一个应急中心，以面对一个新的敌人；而一个庞大的新联邦机构已应运而生，以协调国土安全保卫工作。但是，“9·11”是否像表明情报和政策的失败一样，表明理论的失败？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熟悉理论仍然支配着学术讨论。学术界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是调整现有理论，以适应新的现实。这种方式是否已获得成功？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仍有什么东西可告诉决策者？
6年前，政治科学家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本刊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个领域的得到很多人引用的调查报告（《一个世界，多种理论》，1998年春季号）。他概述了3种占优势的探讨世界如何运行的方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的一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更新了的形式。沃尔特认为，这些理论既决定公共话语的发展方向，也决定政策分析的发展方向。现实主义集中关注权力在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分配。自由主义强调不断上升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向民主制度过渡时的动荡。理想主义阐明主权、人权和国际正义不断变化的标准以及宗教观念在政治中的潜能的增强。
这些学术观念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大学教室和终身教职评定委员会的范围。决策者和公共评论家在阐述全球安全困境的解决办法时，援引所有这些理论的原理。乔治·W·布什总统承诺通过将自由民主制度扩大到中东与恐怖行动进行斗争，并声称，“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怀疑论者“……已失去与一个基本事实的联系”，即“在自由高歌猛进的时候，美国总是更安全”。国家安全顾问、斯坦福大学前政治科学家康多莉扎·赖斯以一种更折衷的语调解释说，新的布什学说是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与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混合物。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运动期间，参议员约翰·克里所说的话惊人地相似。他说：“只是在我们的外交政策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政策才获得巨大成功。”
国际关系理论也决定性地影响和鼓舞那些解释和传播学术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例如，2004年夏季，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两个有影响的制定者——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这些概念范式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的含义发生冲突。克劳萨默支持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赞同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独特结合，他把这种混合物称为“民主现实主义”。福山声称，克劳萨默相信使用武力，也相信在伊拉克发生民主变革的可行性，这使他看不到伊拉克战争缺乏合法性——这个缺陷“既由于削弱我们的实际力量而损害我们的议事日程的现实主义部分，也由于降低我们作为某些观念和价值的化身的吸引力而损害我们的议事日程的理想主义部分”。
事实上，一旦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进入决策圈子和公共辩论，它们有时可能成为过于简单化的世界观的门面。然而，严格地说，它们的政策含义是微妙的和多层面的。现实主义逐渐灌输一种对权力作用的实用主义评价，但也警告说，如果国家的手伸得太长，它们也会遭受损失。自由主义强调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合作潜力，尤其是在通过有效的机构进行合作时，但它也指出民主国家讨伐极权政府的倾向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的崩溃引发狂暴的种族动乱的倾向。理想主义强调有关价值观的共识必须成为任何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但它也承认，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往往需要与冲突的潜在性进行思想斗争。
每一种理论都提供一种观察某种复杂局面的过滤器。因此，它们有助于解释有关外交政策的政治言论背后的假设。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起到彼此检查的强大作用。它们在得到有效利用的情况下，能够揭露可能产生被误导的政策的论点所包含的弱点。
现实主义是否仍是现实的？
处于现实主义的核心的是一种信念，即认为国际事务乃是在自私的国家中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虽然现实主义的某些主要支持者，尤其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对人的本性深感悲观，但现实主义不是一种有关绝望的理论。目光敏锐的国家能够找到一些减少彼此形成的危险的方式，从而缓和战争的原因。现实主义也不是必然地超道德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强调指出，一种有关权力的坚决彻底的实用主义即使不能产生一个理想的世界，也确实能够产生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现实主义是人人喜欢加以憎恨的理论。现实主义主要地由欧洲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自称是对抗认为仅仅国际制度和法律就能维持和平的天真信念的手段——目前的新一代学者认为，这种误解为战争铺平了道路。最近数十年来，现实主义方法得到美国理论家最充分的阐述，但它在美国之外同样仍然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富有影响的作者兼编辑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明确地谈到德国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他注意到美国的力量对欧洲发展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曾把美国称作“欧洲的抚慰者”）。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所依据的现实主义观念可追溯到几千年前。随着中国使其经济现代化并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国以现实主义者非常理解的一种方式采取行动：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缓慢但坚实地发展其军队，并避免与美国占优势的武力发生冲突。
现实主义有关“9·11”之后的世界的看法有几分是正确的。即使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现阶段，军事实力持续的中心地位和冲突的持久存在也没有使现实主义者感到惊讶。这个理论最明显的成功是其解释美国对“9·11”恐怖主义攻击作出的强烈军事反应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发展得比任何对手更强大得多，现实主义者预料，无论是出于安全或者财富的原因，还是出于其他动机，这个国家最终将利用这种实力扩大其统治范围。美国以某些人认为是帝国的方式利用其军事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这么做。
对通常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者来说，解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何向“基地”这个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宣战较为困难。现实主义理论如何才能说明强大而残暴的个人在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上的重要性？现实主义者指出，“反恐战争”中的主要战斗是与两个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而领导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的是美国，不是联合国或者人权观察组织。
即使现实主义者承认挑战其假设的非国家的行动者的重要性，有关这些集团的行为和动机，这个理论仍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要说。例如，现实主义学者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认为，对寻求驱逐占领其家园的民主强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来说，自杀的恐怖主义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切合实际的战略。其他学者利用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冲突的标准理论来解释崩溃国家的种族冲突。来自政治现实主义的洞察力几乎不被认为是过时的，因为某些非国家的集团现在能动用暴力——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源远流长和分布广泛的学术传统，植根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尼科洛·马基雅弗里（Niccolo Machiavelli）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历史悠久的哲学。
“9·11”之后的事态发展似乎挖了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权力平衡的墙脚。标准的现实主义学说预言，较弱小的国家将结成同盟，以保护它们自身不受更强大国家的侵害，从而形成和重新形成权力平衡。所以，当德国在19世纪末统一并成为欧洲主要的军事和工业强国后，俄罗斯和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很快结盟，以抗衡德国的权力。然而，没有一个国家的或者其他强国的联盟能够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就眼前来说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联盟。现实主义者目前正在仓促地寻找一种方式，以填补这个处于其理论的中心的漏洞。一些理论家推测，美国地理位置的遥远及其相对说来良性的意图已缓和了抗衡的本能。二等强国往往更担心其近邻，甚至把美国看作诸如东亚等地区的稳定的一个有益的根源。其他学者坚持认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别处的敌人的武装抵抗以及美国正式的盟友的拖后腿实际上构成抗衡美国霸权的开始。美国与欧洲的紧张关系所提供的是模棱两可的证据：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最近的政策可被看作典型的抗衡，但它们并不在军事上抵制美国的支配地位。相反，这些国家尝试通过一个多边机构和条约制度的网络损害美国的道德合法性，并抑制这个超级大国——这并不是标准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言的。
虽然存在这些概念上的困难，现实主义仍是活跃的，适当的，并且正在重新评估其基本原则与“9·11”之后的世界的联系。尽管权力的结构不断变化，现实主义者仍然坚定地强调，政策必须以实际力量的现状为基础，而不是以有关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的无论是虚张声势的信念还是充满希望的幻觉为基础。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若干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的傲慢行动。此外，在这场战争持续的余波中，许多著名思想家呼吁回归现实主义。一群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包括本人）甚至建立了“争取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a Realistic Foreign Policy），这个联盟呼吁采取一种更谦逊和更谨慎的方式。这个联盟的原则声明认为，“走向帝国的行动必须立即停止。”虽然这个联盟在政治上是意见不一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鼓舞。这个联盟的看上去是奇特的盟友的成员资格——包括前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和《美国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执行主编斯科特·麦康奈尔（Scott McConnell）——说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废弃往往是暂时的政治标签并按照基本设想进行辩论的能力。
自由主义分裂的家族
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现实主义的目光是短浅的，这种目光不可能说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这个学派最著名的支持者是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自由主义者预见到，随着贸易和金融形成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及民主标准的传播，将出现一段缓慢但坚定的远离现实主义者所想象的无政府主义世界的旅程。因为当选的领导人对人民负有责任（人民承受战争的负担），自由主义者期待民主国家不会彼此进攻，并将认为彼此的政权是合法的和并不威胁他人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认为，法治以及民主过程的透明使得持续的国际合作变得较为容易，尤其是如果这种实践在多边机构中得到重视。
自由主义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存在，以致整个美国政界，从新保守派到人权鼓吹者，都设想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言而喻的。在美国之外，认为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和政治上可靠的政府的自由主义观点同样已站住脚跟。所以，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自由主义主题总是被作为对当今安全困境的一种反应。可是，最近几年也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想不同流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布什政府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尤其突出地说明自由主义准则截然不同的成分。
至于布什政府，它在重视传播民主制度的同时，轻视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支持的国际机构。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其支持预防性战争闻名，它也详述了把推广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和促进和平的手段的需要。“千年挑战计划”根据一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其在民主化和法治的若干衡量尺度方面的表现分配部分美国外援。白宫对在中东推广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即使存在伊拉克的动荡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主义——证明了自由主义的情感的和修辞的力量。
在许多方面，自由主义自称是一种明智的政策指南，而在这种自称背后，隐藏着大量可靠的数据。最近20年来，在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有助于各国彼此合作的主张是受到最密集研究的主张之一，而且，这个主张相当站得住脚。事实上，认为民主国家决不会彼此开战的信念乃是我们所具有的最接近社会科学一条铁律的观念。
可是，这个理论具有某些非常重要的推论，而布什政府在利用自由主义思想的促进民主的成分时故意掩饰这些推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家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 Doyle）有关民主和平的文章警告说，虽然民主国家决不会彼此开战，它们倾向于对好战的独裁主义政权发起救世主似的斗争，“以使世界变得对民主国家来说安然无恙。”美国民主政治在自以为是的神圣战争与令人厌倦的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而正是这种倾向促使冷战初期的现实主义者呼吁采取一种更有计划和更谨慎的外交政策。
正在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由于政治机构薄弱，所以更有可能介入国际和国内的战争。在过去15年间，在包括亚美尼亚、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的一些国家，随着群众性选举的民主政治试验的进行，出现了战争或者大规模的国内暴力行动。这种暴力行动部分地是由种族集团对民族自决的彼此对立的需要引起的，往往是新的、多民族民主国家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机构往往处于初创时期，不能根据建设性方向引导民众的需要，或者令人可信地在对立集团中间强制达成妥协。在这种环境下，民主政治的责任不能完善地起作用，而民族主义政治家可能利用公共辩论谋取私利。目前困扰伊拉克民主政治试验的暴力行动只是一个始于法国大革命的狂暴故事的最新一章。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也指出，日趋增强的民主潮流所产生的一种假设认为，所有民族都应享有自决的利益。那些受到排斥的民族为确保民主权利而展开暴力运动。某些这样的运动将其斗争针对其认为是强大的占领国的民主或者半民主的国家——诸如在19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或者如今的车臣、巴勒斯坦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地区。暴力行动也可能把目标对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相似的支持压制性政权的民主国家——美国是沙特阿拉伯政府和埃及政府的支持者。民主政权被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恐怖主义暴力行动的吸引人的目标，这正是因为它们对具有高度代价意识的选民负有责任。
当代自由主义学者同样不清楚的是，初生民主国家与经济自由主义可能始终是相互依存的。推动民主制度传播的自由贸易和多层面的全球化往往冲击过渡性社会。世界市场进入依靠庇护和贸易保护主义运行的社会，这可能破坏社会关系，并激起潜在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斗争。在其他情况下，由于诸如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等小块地区可能要求拥有能赚钱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普遍的自由贸易可能使分离主义看上去是吸引人的。迄今为止，中国的由贸易推动的经济繁荣已为改善与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关系创造了动机，但这种繁荣也为相对富裕的沿海企业家与仍然贫穷的农村群众之间可能的摊牌奠定了基础。
虽然布什政府积极地倡导民主政治的长处，它已显示出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这些复杂性或者对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机构的重要性几乎失去耐心。布什远远不是尝试向其他大国保证，美国将支持一种宪政秩序，而是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条例上签字，拒绝京都环境协定，强迫俄罗斯接受不容讨价还价的军备控制变化，并且不顾联合国和亲密盟友的反对入侵伊拉克。
最近的自由主义理论向布什政府的政策选择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挑战。在“9·11”之前不久，政治科学家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对1815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的霸权斗争的胜利者建立国际秩序的尝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即使最强大的胜利者也必须提供一种体现在国际宪政秩序中的对彼此都具有吸引力的交易，从而获得战败国以及其他弱国心甘情愿的合作。他发现，民主国家的胜利者具有创造一种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起作用的宪政秩序的最好机会，因为它们的透明度和恪守法律使它们的承诺变得可信。
布什政府对制度建设的抵制是否能推翻自由主义理论的伊肯伯里版本？一些理论家说，是的，而且，最近的事件证明，如果一个霸权强国的优先选择发生变化，国际机构并不能对它进行约束。可是，国际机构仍能帮助调整结果，使之符合霸权国家和较弱小国家的共同的长期利益。伊肯伯里并不坚信，拥有霸权的民主国家不犯错误。一些国家可能在采取行动时无视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确立的动机，但它们将承受后果，并且或许学会改弦更张。伊肯伯里在对布什政府的单边立场作出反应时写道，美国在建立一种多边宪政秩序方面起带头作用的动机仍是强烈的。钟摆迟早将往回摆动。
理想主义的新衣
理想主义是认为外交政策确实接受并且应该接受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指导的一种信念，它也具有一种长期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美国承认一种不那么纯洁的现实之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基于“绅士不读彼此的邮件”的理由贬低间谍活动。在冷战期间，这种天真的理想主义在基辛格式的权力走廊内和讲究实际的学者中间获得了坏名声。最近，理想主义的一个新版本——被其具有学者风度的信徒称为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m）——在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中重新占据显著地位。结构主义认为，社会现实是通过有关价值观的辩论被创造出来的，它往往重复人权和国际正义的积极分子所说的主题。最近的事件似乎表明这种理论的复活；一种强调意识形态、同一性、说服力和跨国界网络的理论与理解“9·11”之后的世界高度有关。
在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方面说话声音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但欧洲的作用也是重要的。欧洲的哲学思潮有助于确立结构主义理论，而《欧洲国际关系杂志》是发表结构主义作品的主要阵地之一。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对待国际关系的日益尊重法律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由一群主权国家组成欧盟的过程中——为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概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现实主义者强调权力平衡，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贸易和民主制度的力量，而结构主义者认为，有关观念的辩论是国际生活的基石。如果个人和团体能够说服其他人采纳其观念，他们就变得强有力。人们对其利益的理解取决于其所持有的观念。结构主义者发现，某些现实主义者所珍视的有关某种可确认的和永久不变的“国家利益”的观念是荒谬的。尤其在自由社会，在结构主义方式与自由主义方式之间存在重叠，但这两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结构主义者坚信，其理论比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更深刻，因为它能解释推动这些彼此对立的理论的力量的起源。
对结构主义者来说，国际变革起因于学术创导者的工作，他们搜罗新观念，并“列出和羞辱”其行为背离通行标准的危险人物。因此，结构主义者经常研究诸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或者“国际禁止地雷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等跨国激进主义网络在促进变革方面的作用。这种团体通常揭露并公布有关违背至少在口头上得到强大民主国家支持的法律标准或者道德标准的行为的信息，包括1970年代末阿根廷军方执政期间的“失踪事件”、波斯尼亚的集中营以及大量平民死于地雷。这种公开宣传接着被用于逼迫政府采取特殊补救措施，诸如建立一个战争罪行法庭或者正式通过一个地雷条约。这些运动往往既提出实用主义论点，也提出理想主义论点，但其与众不同的力量来自揭露偏离根深蒂固的适当行为标准的行动的能力。
进步事业得到结构主义学者的最大关注，但这种理论也有助于解释诸如阿拉伯民族主义或者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偏执的跨国势力的动力。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N. Barnett）教授1998年的《阿拉伯政治对话：地区秩序中的协商》（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一书所考查的是，国界与阿拉伯跨国政治身份之间的差异为何需要易受伤害的领导人为遍及阿拉伯世界的激进分子争取合法性——这种动力往往使温和分子成为持极端立场的机会主义者的人质。
结构主义思想也可能产生对目前国际秩序中的观念和价值观的更广泛的领悟。政治科学家丹尼尔·菲尔波特（Daniel Philpott）在2001年的《主权革命：观念如何形成现代国际关系》（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中证明，新教改革运动的宗教观念如何有助于粉碎中世纪的政治秩序，并为世俗主权国家的现代体系提供了一种概念性基础。在“9·11”之后，菲尔波特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伊斯兰教对世俗国际秩序形成的挑战。他说，“公共宗教的攻击和更广泛复活”应该导致国际关系学者“将更多得多的精力用于了解全球各地重新调整目标和政策的运动背后的动力”。他指出，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人权运动还是激进主义的伊斯兰运动，都对利己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传统霸权提出挑战。因为结构主义者认为观念和价值观有助于形成现代国家体系，他们期待知识结构在转变观念和价值观方面是决定性的——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然而，就提供建议而言，结构主义指出两个从表面上看互不相容的方向。认为政治秩序来自共同理解的见识所强调的是对有关适当的游戏规则的跨文化对话的需要。这个建议与自由主义强调建立一种协商一致的国际宪政秩序不谋而合。然而，有关跨文化对话的主张令人尴尬地影响许多理想主义者的其已经知道对错的观点。对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说，根本任务是羞辱权利践踏者，巧妙地说服强大的行动者推广价值观，并使作恶者对国际的（通常是西方的）标准负责。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情况一样，结构主义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被变革弄得哑口无言
这3种理论传统没有一种具有解释变革的强大能力——在这种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重大弱点。例如，现实主义者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他们也倾向于认为，新的体系将变成多极的（如同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重返未来”）。同样，有关民主和平的自由主义理论对国家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正在发生什么的论述比预测民主过渡的时间选择更令人信服，更不用说规定如何使过渡和平地发生。结构主义者善于描述规范和观念的变化，但为了支持有关新的价值观和观念的共识的出现，物质和制度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而结构主义者不善于描述这种环境。
由于来自理论领域的这种不明确的指导，决策者、积极分子以及公共评论家成为过于简单化的或者如意算盘式的思考的俘虏，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思考与比如说入侵伊拉克或者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如何影响变革有关。作为一种有关变革的有益理论的替代，最谨慎的方针是把这3种理论传统的每一种的洞察力用作对其他理论传统的非理性繁荣的监察。现实主义者必须应该说明，以权力考虑为基础的政策是否具有持久存在的充分的合法性。自由主义者应该考虑，初生的民主机构是否可能抵挡反对它们的强大的利益集团，或者国际机构如何才能约束一个倾向于走其自己的路的霸权强国？理想主义者应该被问及一系列观念有可能在其中站住脚跟的战略的、制度的或者物质的条件。
国际关系理论自称能解释国际政治运行的方式，但各种目前盛行的理论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为向那些认为改变世界易如反掌的人们提出现实的问题提供词汇的和概念的框架。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3期（原文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