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于英美地区的、旨在用分析哲学和现代实证社会科学中的诸种“分析的”方法来澄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一股思潮。它以清晰严谨的风格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或仅一般性地论述这一思潮的特征及成果，或只在人物和主题的限制下做局部考察，未能以整体连贯的视角去纵向把握这一思潮的发展趋势，因而也就未能察觉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这一极具启示性的学术现象，更遑论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描述这一思潮的政治哲学转向过程，并阐明这一理论转向的背景及根由，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政治哲学转向的界定
在描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转向之前，有必要先对其成员范围进行界定。目前国内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均未明确描述这一学派的成员范围，且不同文章列出的代表人物也不尽一致。这是因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缺乏明确边界的学派，它只有相对统一的研究路径而没有统一的理论，且其成员很少就自身身份予以言明。严格地说，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最初意义上仅限于“九月小组”的成员。但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不仅这一小组的成员范围在变化，而且随着“九月小组”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示范，越来越多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参与到对核心主题的探讨中去，且都表现出“分析的”特征。这使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得到扩展，此时若仍以“九月小组”界定其成员范围似过于狭隘。美国分析哲学家佩弗(Rodney G.Peffer)指出，凡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的都可视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成员：(1)扎根于哲学的语言分析传统；(2)是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3)对马克思主义或至少对社会主义带有基本的同情。他认为，如果按照这种广义上的定义，除“九月小组”的成员外，应被划归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英美学者还包括：伍德(Allen W.Wood)、尼尔森(Kai Nielsen)、阿内森(Richard Arneson)、米勒(Richard Miller)、威廉·肖(William H.Shaw)、赖曼(JeffreyReiman)、霍姆斯特龙(Nancy Holmstrom)、麦克墨特里(John McMurtry)、施威卡特(DavidSchweickart)、斯科伦(Anthony Skillen)、科利尔(Andrew Collier)、布坎南(Allen Buchanan)、韦尔(Robert Ware)、菲斯克(Milton Fisk)、艾伦(De-rek P.H.Allen)、布伦克特(George Brenkert)、森萨特(Julius Sensat)、葛特列(Roger Gottlieb)、菲斯克(Milton Fisk)、奥菲(Claus Offe)、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坎宁汉(Frank Cunningham)、伽里·杨(Gary Young)、克洛克(Lawrence Croc-ker)、沃尔夫(Jonathon Wolff)、李特尔(Daniellittle)、卢克斯(Steven Lukes)、莱文(AndrewLevine)、杰拉斯(Norman Geras)。本文认为佩弗的划分比较合理，一来他以“分析的”这一方法特征作为划分标准，二来他划定的成员范围与经常参加共同主题讨论的学者，特别是几本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命名的论文集及《加拿大哲学杂志》、《政治与社会》等杂志主办的几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刊的作者群相符合。故本文在界定这一学派成员时采纳佩弗的划分方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一个出于研究路径的共识而走到一起的、由来自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学者构成的跨学科团体。其理论旨趣在于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诸种理论和问题进行澄清和重构，即只专于“分析”而不专于某一领域。因此，其成员早期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历史理论、经济理论、阶级理论、剥削理论、国家学说、正义与道德学说、方法论，等等。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这一学派的研究领域逐渐向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理论集中。
具体来说，最初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中占较大比重的是经验理论，特别是历史理论，它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研究焦点之一。在1978年即这一思潮的萌芽时期出版的四本著作中就有三本以探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主题[5]，而其创始人科恩也正是因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辩护而闻名，随后，伍德、埃尔斯特、布伦纳、米勒等众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但到了80年代末期，这一经验性研究不再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其地位已被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学说所取代。自80年代中后期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大量有关道德及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卢克斯的《马克思与道德》、普泽沃斯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尼尔森的《自由与平等：为激进平等主义辩护》及《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范·帕里斯的《全体人的实质自由》、赖曼的《正义和现代道德哲学》、麦克默特里的《不平等的自由》、斯坦纳的《论权利》、鲍尔斯编的《重塑平等主义》、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莱文的《自由主义的平等再思考：一种乌托邦的视角》、科恩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你怎会如此富有?》、《拯救正义与平等》、《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以及罗默的《在自由中丧失》、《分配正义理论》、《机会平等》、《民主、教育和平等》等。概言之，80年代中后期以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从之前纷繁杂多的研究领域转向了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主题，从而使这一思潮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政治哲学转向。
不仅作为整体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如此，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转向。以两位创始者科恩和罗默为例。
科恩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1978)是一本专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在《历史、劳动和自由》(1988)一书中，他一方面继续前一部著作的主题并回应诸种意见，另一方面则初步涉及具有规范色彩的自由和剥削问题。之后，科恩开始撰写有关平等、正义等主题的文章，并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1995)一书中宣布自己的研究重点彻底转向政治哲学。科恩说他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第二个三分之一行将结束时，他头脑中充满的却是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问题。此后科恩的著作都围绕着批判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或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辩护的主题展开。
罗默起初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旨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在其后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价值、剥削和阶级》(1986)中，他开始从财产关系考察各种剥削形式，并初步涉及剥削的正当性问题。罗默由“剥削”这一点切入，对分配正义、机会平等等主题产生兴趣，并将其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政治哲学领域。在《在自由中丧失》(1988)一书中，罗默基于平等主义的初始分配原则论证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此后他的研究焦点就基本放在分配正义理论和实现正义的制度设计之上。
当然，并不是每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经历都像科恩和罗默那样带有如此明确的转向痕迹，但这一思潮所体现出的整体转向却是异常明显的。就态势而言，这一转向并非突变而是渐进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规范问题的关注不是在转向后才有的，它早期就涉及对正义、道德等问题的探讨，但那时还未成为焦点，直到后期它的研究重心才逐渐向规范领域过渡和集中。就时间而言，这一转向的迹象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并在90年代之后明确突显出来。就内涵而言，这种转向是指由经验理论研究为主转向规范理论研究为主，即由对“必然性”的关注转向对“应然性”的关注。
二、政治哲学转向的背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成员多数是献身社会主义目标的左派知识分子，其研究宗旨在于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提供理论支撑。罗默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说明，他说：“当今马克思主义者最重大的任务在于建构一种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必须论证当代资本主义的低效和不公正，并且为能够缓解这些缺陷的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理论蓝图。我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用的方法和工具正是这样一种理论所需要的。”[1](P2)然而，这一思潮兴起后不久，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现实环境来看，苏联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产生重大悬殊；从理论环境来看，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热潮中，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正当性竭力辩护，将资本主义描绘为人类所向往的最理想的社会形式，而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声音却日渐衰弱。这些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两大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活跃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日渐悬殊。一方面，资本主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代”的快速增长，在诸多方面呈现新的变化：第一，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并且借助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日渐控制了世界经济命脉；第二，对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并通过施行“管理民主化”、“资本民主化”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了工人生活水平，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第三，通过民主制度、大众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手段将工人阶级日益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实现更隐秘、完备的阶级统治，使政局相对稳定。资本主义竭力发挥自我调节能力，不但没有明显走向崩溃灭亡的趋势，反而表现出相当的活力和自信，使人感到“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出的总的适应力”[2](P22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却走入艰难时期。80年代末，作为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遽然解体，随后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亦纷纷倒台。一时间，社会主义运动仿佛走到尽头，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也似乎化为泡影。有学者指出，在这一事态中，崩溃的“不只是一套(以往)实际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对于一种主要理想的信仰”[3](P1)。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愈加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他们普遍认为，苏联东欧剧变并没有使社会主义失去希望，且“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4]。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向规范学说，对社会主义价值进行辩护，实质是一种应对新的历史形势并意图通过道德策略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努力。
就宏观的理论背景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发生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大框架之中。马克思主义传统向来不重视规范学说，它与道德和政治哲学似乎存在融合的困境。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构成及规律的解释理论，持暂时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价值；而西方政治哲学则对规范判断的本质进行抽象思辨，隶属探寻永久价值的非历史传统。这两种路径殊异的体系一直相互漠视，持续至20世纪中期。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规范学说走向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自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来，沉寂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政治哲学迎来了它的当代复兴。英美学者又重新燃起对正义命题的兴趣，而他们“对于正义概念的热情在对马克思著作的哲学探讨上也留下了印记”[5](P47)。这种印记的现实形态表现为一场在英语世界广泛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宏大争论。
该争论围绕马克思究竟赞成正义诉求还是反对正义诉求的主线展开，持续十余年。从参与者来看，介入这场争论的既有科恩、埃尔斯特等严格意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伍德、布坎南等广义上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若按照佩弗的定义，则可以说这是一场发生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正义、平等、道德等长久以来被正统理论所忽视的规范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和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的正义和道德思想。因而可以说，这场“马克思与正义”之争为马克思主义与规范学说的对话提供了基础，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哲学转向埋下了伏笔。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提供了契机。而在这一宏大的视角中，自由主义的挑战又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更为具体的理论背景。在政治哲学的范畴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批判过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然而，在当代政治哲学诸学说的角力中，自由主义却占据上风，特别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基于平等、权利、自由等政治价值为当今资本主义提供了种种看似有力的新式辩护。与此同时，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辩护的声音却相对衰微。面对这种情形，认同社会主义价值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无法坐视不理，他们对罗尔斯、诺齐克等自由主义者进行批判，并尝试构建与之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学说。对此，金里卡(Will Kymlicka)总结道，在政治哲学领域中，“作为一种新趋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6](P305)。可见，应对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是促使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探讨正义、权利等主题的直接动因，在他们看来，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和为社会主义价值辩护的需求使政治哲学话语成为必要。罗默对此有过明确表示：“为了论证阶级对立的、剥削的社会的非正义，必须引入政治哲学……现存的问题不是实证历史的问题，而是关心什么才能构成一种正义的社会的哲学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构成一种正义的社会)的政治争论的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自我所有权、继承权和其他各种权利等问题上的争论。”[7](P199-200)
三、政治哲学转向的根由
从上述背景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的表层机制。但这种转向还有一个深层根由，那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理论产生了怀疑。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断言称为必然性命题。在他们看来，这一命题建立在马克思“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上，并从三个方面获得论证支撑：(1)严格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围绕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概念所建立的一种阐述技术和经济决定论规律的理论)；(2)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即一种关于在社会剩余产品以及社会权力、利益和一般的社会机会方面进行普遍的阶级斗争的理论)；(3)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失调的具体理论和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划。[8](P214)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必然性理论的坚持使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重视社会主义的规范基础。因为既然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必然性(inevitability)，就没有必要去论证它作为一种制度的道德正当性和可欲性(desira-bility)。但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和阶级状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撑必然性命题的基础论据(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令人将信将疑。既然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趋势，那么就有必要论证社会主义的规范基础，向人们揭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具有道德正当性、更令人向往的制度，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这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发生政治哲学转向的深层根由。
对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科恩做了一种带有自传性质的说明。他说自己早期致力于探索有关社会主义必然趋势的实证性依据，但后来却专注于以往认为社会主义者没必要关心的平等这类政治哲学问题。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理想必将实现的两大实证性依据失去了信心。科恩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几乎从未对经济平等做过任何政治哲学上的论证，这是因为他们确信经济平等必然会实现，而这由两个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所保证：一是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终将推翻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各取所需，所有不平等终将被消灭。但历史已粉碎了上述预言：一来符合经典定义的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群体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复可寻；二来资源的有限性将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妨碍“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富足图景的实现。在这种情形下，传统马克思主义普遍忽视规范问题的理由再也站不住脚了。支撑社会主义价值信念的物质外壳已经破碎，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就必须对其价值和原则进行哲学思考，从规范角度论证其道德优越性。
为社会主义做道德辩护的理论目标，势必要在与资本主义的角力中实现。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总体上呈现为两种理论进路：一是从平等、自由等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不正当，这一进路的主要代表有罗默、赖曼、佩弗等；二是批判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自由主义正义论，这一进路的主要代表包括科恩、尼尔森等。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和自由主义话语的批判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构筑了社会主义的正义景观，力图向人们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平等、自由，因此也更为正义的制度。
综上所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后的十余年里，社会主义历经曲折，资本主义势头不减，而兴盛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为资本主义制度竭力辩护。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促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寻求对策，而当代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使他们对基于实证分析的社会主义必然性论证丧失信心。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在新的历史和理论环境下重提正义话语，转向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受重视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试图通过“道德工程”(ethical project)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对这一现象，金里卡评论道：“直到不久之前，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有兴趣去发展一种关于正义、权利、宽容或民主的规范理论。可是，今天几乎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匮乏、冲突、多元以及理性的不完善是人类的永久特征；任何有吸引力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面对这些事实。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9](P319)转向政治哲学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未来的理论道路上应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新变化(比如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必然性信念的衰弱、政治哲学复兴浪潮中自由主义强势话语的挑战等)做出的反应。马克思本人正是应批判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来调整自身的研究领域的，因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哲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他们所做的工作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并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借鉴的地方。
然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转向政治哲学后也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他们只保留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却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等核心理论。如贝塔姆所说：“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当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10]
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时，他们便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路径差异。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可能在自由主义设置的主题对话中融合进当代政治哲学话语的混杂系统，丧失自身的理论独特性。从根源上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的致命伤在于，他们在否定必然性、强调规范论证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纯粹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抽象的道德辩护之上。这种转向的实质是“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11](P281)，成为一种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基础的道德主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应引以为戒的。
参考文献：
[1][7] John Roemer(ed.).AnalyticalMarx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8] R.G.Peffer.Marxism，Morality，andSocial Justi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 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10] 克里斯朵夫·贝塔姆：《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现代哲学》，2003(4)。
[5] Norman Geras.“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NewLeft Review，No.150，March-April，1985.
[6][9]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On Analytical Marxism Tur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