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认识深刻，分析理性，提出很多建设意见。访谈中，他多次流露出对中国经济问题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担忧。他说，目前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企业税收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减税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好的宏观政策。
“未来转变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唯一的宏观政策只有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不是政府花钱，政府再花钱就会赔上大萧条，而是减税。劳动力成本降不下来，人民币升值是政府决定不了的，只有税收是政府可以做到的。政府减税后，中国企业才有竞争力，企业活过来，有出口定单了，政府的税收才会增加；再不减税，很多企业都关门了，政府税收都收不上来。”韦森忧虑道。
进而，他指明，如果再按照过去的发展思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管收益只管GDP速度，不管下一届政府谁来还债，这种模式一路下去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箫条。
鉴于此，韦森呼吁，目前中国亟需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税管理体系，做实人大预算工委，约束政府盲目投资，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凤凰财经：十八大之后财税体制改革方面，您认为现在最大的一个突破点是什么？
韦森：最大突破点也是难点，就是财政体制改革设想的落实。中共十八大报告就把财政体制改革写进了下一步改革设想第一条：“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这一改革设想有所细化，也有所调整。60条决定第19条的具体说法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这些规定还比较模糊，到底如何改，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人们都认为中国目前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需要改，主要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中国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财权（现在被称之为“支出责任”）主要在中央，而事权在地方。现在写入《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的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重新调整问题，把财权上升，事权上收。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的调整，这是非常难处理的工作。从三中全会开始前一直到会议最后，财税体制改革问题拖了那么久，说明在财税改革上大家意见比较大。目前看来具体改革意见还不太清楚，且任何改革方案能否推进和落实，更是一个未知数。
实际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重新调整和匹配问题，任何调整和改革，都会牵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前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支撑的和推动的，建大楼，建广场，修高铁、高速公路和地铁。未来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个地方，因为过去20多年政府所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给各级地方政府留下的巨额负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尤其是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三维动力，除了国家，市场以外，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现在如果上收事权，如果今后再不以地方GDP增长的高低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了，整个经济增长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当然，如果中国财政体制按照这个逻辑改，不一定是坏事，而是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了，即从发展主义政府向注重民生和公共福利的政府职能转变，就此而论，财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实际上将会牵动整个国家政府体制的改革，且最终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的福利。
记得两三年前，楼继伟部长曾讲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尽管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成受各自的政治历史传统所决定，但在一个国家越现代化过程中，财权是越往越中央集中。例如，按照2011年的数据，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例为56.64%，德国占65.34%，丹麦占73.45%，法国占84.93%，英国则高达英国约91.08%。澳大利亚也是如此。我在澳大利亚呆了十几年，感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占大头，州和地方政府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故一个国家越现代化，财权越往中央集中，这应该是一本趋势。从我们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分成来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例大约只有53.30%，但是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实际上地方上花大头，80%以上财政支出花在地方。从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与经济快速增长的轨迹来看，如果财权下放到地方，这些钱总是会用到建大楼、广场和面子工程上，而不很少用到民生上，因为用到民生支出上，对本地GDP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如果把财政资金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用到建设什么面子工程和基建项目上，GDP增长的效应马上就出来了，这样的增长方式是GDP增长速度虚高，但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所得到的福利和实惠则比较少。这样看来，财权或言支出责任还不如集中到中央，使政府每年所征得的财政收入更多地被用到医保、社保、教育和其他民生用项目上来，这样中国的老百姓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凤凰财经：如果财权集中到中央，地方上该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考核GDP，地方竞争机制如何解决？
韦森：过去地方政府和地方竞争，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的低度发展阶段上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竞争，有它的积极意义，但现在绝大多数地方的政府大楼盖得已经很漂亮了，不少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地铁以外，广场、大楼、滨江花园等等都等等都建的很漂亮了，且浪费的钱没数。而多年来地方政府用在医保、社保上的财政投入有相对来说比较少。以后，拿了老百姓身上的钱，得用到老百姓身上，得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但现在政府的财政和税收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长并不协调、不匹配，缺口很大。
这种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国民收入分配向民生方面倾斜，所以财权集中可能更为有利一点。在政府税收的央地分成上，不能像一些主张和地方政府长官所希望的那样进一步向地方倾斜，因为给留地方政府留得再多，还是不够，他们还是投向基础设施，而不是投向民生，结果地方还是负债，因而给他们留多少钱还是不够用。因为发展民生，不创造GDP，政绩不明显。而建大楼，建广场，效果明显，也创造GDP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不但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程也上去了，腐败寻租的机会多了，贪腐也上去了。
凤凰财经：财权上收后，地方债问题如何解决，谁来偿付地方债？
韦森：中央要放开地方的发债权，允许他发债。现在中央不允许地方发债，主要通过中央有控制地发城头债，结果大量风险则集中到银行了。尽管有些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很大，差不多达到了当年当地GDP的200%，但总体来看，现在地方政府的直接负债还不算太大，不到18万亿，所有的都加起来，有的人说21万亿，也有人说是27万亿，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还不算太高。负债了，有了债务约束了，地方政府官员的“预算约束”就变得“硬了”，也会促进和有利于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发了债，通过市场融资，不但会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上也会把风险推向市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实际上全集中在商业银行。通过让地方政府举债的方式来融资，也有利于建立规范透明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这些年来所投的一些项目是不赚钱的。过去，地方政府作为一个个“开发公司”，只管眼前，只考虑投下去就会创造GDP，还不还债不管。比如建一个广场，投几亿甚至十几亿下去了，把广场建好了，建得很漂亮，但一分钱都不赚，每年还要维护费。建城市地铁，收写票价，多少还赚点，但可能还不够它运营的成本。各级各地政府见了那么多政府大楼、环城大道、滨江公园和文化广场，当年GDP 是上去了，但谁来还债？这也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所积累下来的一个问题。
另外，现在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财政存款在不断攀高，各级和各地的专项财政资金却花不了；另一方面，政府的债务却在积累。单从这两个现象你就会发现，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另外，这里面我们不要把地方政府的负债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存款混在一起。地方政府的负债很大程度上是建大楼、修地铁，建马路，建广场和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去了，主要是通过融资平台，通过城投公司和其他融资平台所负下来的债；而政府收的收的税和其他财政收入，主要是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维护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要支付政府公务员的薪水、医保、教育、科研和支农资金等等，这个钱与地方政府的负债是两笔帐。不能说因为地方政府负了那么多债，我们就没有减税空间了，这不是一回事。
因为地方负债二十多万亿，就说没有减税空间，这其中的逻辑不对，因为这是两笔账，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政府目前应该有很大的减税空间。我们各级政府财政存款四万多亿，再说没有减税空间，从根本上讲不通。2013年5月份以来，李克强总理也在几次场合中讲到要盘活财政库底资金，并于7月3日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盘活库底资金”，号召各级政府“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集中有限的资金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7月15日，财政部预算司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激活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 这实际上是在敦促大家快点花钱。
尽管国务院和财政部在2013年年中一再敦促地方尽快花钱，大按照央行2013年12月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10月，全部政府存款余额又攀高到4.12亿元，比9月份政府存款增加了6683亿元，相比4月份是4.6万亿的财政存款余额来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自从2012年年底中共中央强制推行“八项规定”以来，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和一些吃“国库粮”单位突然发现财政拨下来的经费花不掉，无地方花，都犯愁了。这一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政府目前还是有减税空间的。既然政府征了税，都花不掉，没地方花，另一方面各类企业利润率下降，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那为什么政府就不能考虑减税呢？
去年澳洲央行的副行长来方，在上海请我吃饭，我问他，你们政府财政存款存在哪里？是放在央行国库里，还是存在商业银行之中。他笑了笑，意思是说你一个大学教授，怎么会问这么一个幼稚的问题，我们的政府怎么还会有钱存呢！说这个钱没到，那个钱早就支出去了。只有中国政府有几万亿的财政存款，积累在央行国库和各级政府的财政专户中花不掉，当今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政府的日子这么好过，几万亿财政存款花不掉。再看奥巴马政府，这些年都陷入财政悬崖了，2013年政府都关门十几天，没钱了。光美国联邦政府，就负载十六、七万亿美元了，已经超过每年的GDP的100%，在这样的巨额负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都还能维持减税政策多年，我们国家就这点负债，就不能减税了？这说不通。
凤凰财经：上收财权直接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利益的调整，地方上会不会抵触，阻力很大？
韦森：对，地方反应意见非常大。我与上海市，浙江，福建的一些厅局级领导干部交流，地方领导对财权进一步上收的改革设想抵触心理确实非常大。
其实，当年朱镕基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1994年，当时中国财政收入只有5000多亿元，收不上钱，税负占GDP12%左右。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说，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但钱收不到中央来，怎么发展经济建立强大的国家。他亲自跑到广东找到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飞，说我求求你了，你们为了国家利益，要推进分税制改革，财政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政府会给地方留成，还给你补贴。当时朱镕基总理做了许多工作，说了很多好话，最后地方政府才同意了分税制改革。当时，朱镕基是副总理，马上要做总理，他想推分税制，把财权上收，当时的阻力都那么大，现在进一步改革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现行财政体制，上收财权（或言“支出责任”），阻力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凤凰财经：目前来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韦森：这个问题就看我们两个改革小组了，尤其是新近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和决心了。如果习近平主席下命令，要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改革，财权（支出责任）从地方上收，那就得收；如果最高决策层下不了决心，不下强制命令，看来很难推行得开。但这样的财政体制改革，要牵涉到整个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能否启动，还不知道。
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首要建立现代财税管理体系
凤凰财经：据您了解，今年预算法方面会有哪些新进展？
韦森：预算法今年通过，基本上阻力不会太大。另外，我一直呼吁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首先是要建立现代财政管理体系，把财税管起来，有制衡监督机制，才算是建立起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在政府财政预算，年底一个数字，年初一个数字，年底一个数字，怎么收税，怎么花钱，没有细目，有在很大程度上不透明，更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监督和制衡，这怎么会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是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故加强人大对加强对各级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乃至批准和制衡，当是未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建设和组成部分。1994年，当时我们只有五千亿财政收入，现在财政收入猛增，已经达到十几万亿，去年财政收入将近13万亿，加上土地出让金，就17万亿，再加上政府其他收入，合起来不下于20万亿。这么大的盘子，花钱没个章法，财税部门任意征税，发改委和财政部任意决定财政支出，任意批项目拨款花钱，这种体制是有根本问题的。用现代财政学的术语来说，纳税人的钱袋子，没有实质性的监管和制衡，纳税人只有政府说让征多少税就交多少税，还派代表决定政府所征税收的用途，甚至连政府怎样用纳税人的交的税款都无权知晓，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国家还没有走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问题。
财政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要做实人大。修改预算法，用法律规定下来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审查和值制衡，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做实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财权的监督与制衡，更准确的说是做实人大预算工委。现在的预算工委在财经委里，开会时候出现一个财经委，开完会就又变成预工委。财经委一套人马两套班子，一个国家，只有两三个人具体负责，这是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监督制衡的作用的。
凤凰财经：以目前的状况，应该怎样才能做实人大预算工委？
韦森：首先，可考虑从全国人大到各省人大以及县级人大都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预算工委，每一级预算工委下面常设预算办公室，如果这些预算办公室，能像美国国会两院的12个拨款委员会那样有财政资金使用的决定权，每一年的财政预算都要通过预算办公室去才能支出，就可以规范我们十几万亿政府财政收入的收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也会堵住许多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渠道。比如现在要开两会，财政部要制定下一年的预算，那么首先要送进人大预算工委和预算办公室审核，经过一帮专家审核后才能上会。这不仅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涉及到中央地方分权的问题。
我们国家到底该如何设置这一体制，我认为应该综合考虑，整体上看看美国，瑞典，德国，英国等现代化国家，了解一个现代化国家是怎么用钱的，各国议会内部到底有什么样的制衡和监督政府预算收支的机构，做一写各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探索建立起我们国家未来的国家的预算管理体制。
目前来看，坐实人大，首先要的可以考虑做实人大预算工委，可考虑在人大内部建立像建立美国国会的专业拨款委员会那样的机构。我觉得今年即使修改通过了预算法，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可能还到不了这一步，能在以后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能建立起这样一个人大对政府预算管理的监督体系就不错了，关键是决策者要意识到这一点，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减税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好的宏观政策
凤凰财经：前段时间社科院报告提出，中国人均宏观税负已经到万元，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韦森：这不仅是万元阶段的问题，把财政和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收入加起来，我估算不止这个数字。我之前大致算过，如果把政府各项全口径的收入全算进来，这几年是我们13亿人没人一块可支配收入，政府拿一块财政收入，1：1的比例。政府全国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还有其他的收入加起来，估计会在20万亿上下。中国13亿人，每人就合一万五六千块钱，城市可资本收入乘上城市居民，农村的可支配收入，这些加在一起然后再做一个平均，可能政府拿的总财政收入，比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高一点。
凤凰财经：也就是说，政府拿的比我们可支配收入还多，是这个意思？
韦森：对。
凤凰财经：这样来看，政府是不是在与民争利，也就是国富民穷？
韦森：这里不是老百姓穷不穷的问题。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提高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只是相比较而言，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太快，而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相对太慢了。我初略计算了一下，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翻了三、四十倍，而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最多也就是翻了7.7倍。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很好赚钱，资本边际收益率高。中国的税收主要是通过间接税取得的，增值税还有企业所得税，所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财政收入也在高速增长。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通过“金税工程”，使财税部门税收的征收能力大幅度提高了，电脑联网，增值税发票一开，偷税漏税非常难。尽管税率没变，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大幅度上升了。
中国企业的所得税仅次于韩国，做企业都感到税负太高，太痛苦了。所以，现在现在中国政府的最好的宏观政策，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在目前已经无效，甚至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负效用。
货币政策为什么无效？因为只要银行放松贷款，钱会流进两三个地方：第一是地方政府；第二是房地产；第三是僵尸企业。很多企业靠银行贷款活着，就像快垂死的人。放松贷款只会到这里面去。目前好企业不缺钱，根本不需要贷款，经营不好的企业银行又不敢放贷，所以放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不大。
中国经济面临的整个格局是：人民币在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税收在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这些因素加起来，在中国企业还能做吗？假如你想办个新企业，靠银行贷款来融资，现在恐怕是很难的了。像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买腾讯的理财通，利率都到百分之六七了，支付宝余额宝的利息，也一直在百分之六、七了。这些理财产品再转贷给别人，这些机构至少在其中要赚两三个点，那么企业最后拿到的实际贷款利率，恐怕就超过10%了。历史上有多少个企业的利润率能狗长期超过10%？
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货币政策基本上失效 ，未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较为有效的宏观政策主要靠财政政策了。财政政策不是政府再猛花钱投资，而是减税。目前企业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币近些年来一直在升值，尽管最近中国的人民币币值有波动，但人民币升值不是中国政府所能决定不了的，只有税收是政府可以做到的。政府减税后，中国企业才有竞争力，企业活过来，有出口定单了，政府的税收才会增加；再不减税，好多企业都关门、破产了，政府税收就收不上来，结果未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只会减少。
依据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我们知道，当政府的一般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
凤凰财经：现在中国处在这个拐点上了？
韦森：是啊。我判断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拐点上了，甚至都有点往后了。政府减少一点税率，财政收入短期也许会减少一点，但长期只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如果现在政府再继续提高税率，一些企业关门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只会减少。
所以，现在李克强总理或者财政部长、各省财政厅厅长，应该多考虑企业的困难。应该把减税写入政府报告之中，这样地方财税部门也没有太多的考核压力了。如果中央政府把减税列为自己的施政目标，至少地方上就没有那么大增加税收的压力了。现在问题还是政府决策层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据说三中全会一直到最后一天，对于要不要减税都没定下来。最后提了一句话，叫“稳定税负”，稳定税收，财政收入不增不减，最后停在这个地方。
凤凰财经：如果不减税，按照目前这个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风险？
韦森：现在中国经济表现出几个相反的趋势，一是一月份出口突然冒泡，两位数。每年年初出口都在下降，今年突然上升了，但是汇丰的PMI到已经低于50了，即在经济的枯荣分界线的线下了。这样一来，经济学家都被弄糊涂了，PMI 在往下走，出口数据在往上走，这个数字怎么来解释？国家统计局说，一月份的出口数字没假，不像去年上半年好多企业虚报出口数字，想多点出口退税。但是，对于去年上半年一些出口企业虚报出口数字的事，政府是应该反思的，一些企业依靠出口退税才能存活下来，来养活自己和工人，这说明企业经营都难到了什么样子了？企业都快存活不下去了，想着多报点出口退点税，企业才能维持运作，都要喊救命了，快要沉底了，这是什么征兆啊！但是，自去年五月份之后，海关一收紧，一打击虚报出口数字的做法，后来中国的出口增速就下来了。
现在的问题关键还是最高决策好像还没有认识到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中，合宜宏观政策政策是什么。自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经济危机成那样了，政府都纷纷掉入财政悬崖了，都能坚持减税政策，中国十七、八万亿的财政收入，四、五万亿政府财政存款，就不能减税吗？就没有减税空间么？
凤凰财经：如果不减税，财权上收后，也是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韦森：对，解决不了。减税的财政政策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好的宏观政策。现在税收这么高，企业不赚钱，把风险都推给银行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攀高，很多企业贷新款还旧债，早晚把会企业拖垮，企业破产了，就把银行拖垮，到时中国经济就要出大问题。现在若政府考虑减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更有利。
靠投资拉动经济是抽鸦片 最终会出现大萧条
凤凰财经：这样看来，您认为中国经济GDP目标设置上，会不会调整下降？
韦森：去年两会期间，我就写文章说过，应该取消设GDP增长目标。因为中央一旦设立GDP增长目标，地方上就会竞相提高；不定反而更好，如果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设GDP 增长目标，每年只报实际完成的量，对中国经济。
凤凰财经：现在业界预测的比较多，不能低于7%，这是一个底线？
韦森：我注意到，原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计2014年中国的GDP 增速会攀高到8.6%，林毅夫则说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速到8%是没问题的。他们都比较乐观，但是认识到中国经济困难比较多的经济学家还是占主流。
在2012年5月到11月，我在FT 中文网上发了三篇头条文章，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但是到了第四季度，一个拐点上去了。到了一月份和三月份之间，许多投行的经济学家高兴得不得了，说警惕2013年宏观经济过热。这些偏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看中国经济不用看其他的东西，就看一个指标，就是银行贷款，贷款上去了，肯定就过热，贷款下去了，经济就回落。
但是去年，贷款和社会融资上去了，经济却往下走，出现一个“剪刀差”。这个怎么解释？原因并不在于很多钱是借新款还旧债，而在于中国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中可能有重复计算成分。就是大银行贷给小银行，小银行贷给信托，信托再贷给融资平台，融资平台最后就到了房地产，或者是到地方政府企业中了。其中，很多社会融资和银行贷款可能交叉和重复计算。
中国经济下行是一不可逆转的趋势。现在中国的企业赚钱都很难，很多企业资不抵债，依靠贷款才能维持一天天撑下去，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再按照过去的发展思路，一味的靠政府推动的投资来维持已经不可能再维持的高速度，不管资本收益，只管GDP速度，不管下一届政府谁来还债，这种模式一路走下去的话，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相反，如果现在中国顺应经济增长趋势，慢慢允许它下行，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来说还会更有利。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再靠投资拉动增长，就等于是在抽鸦片，你猛抽鸦片，短期会兴奋一段时间，但最后肯定会要倒下去；但如果你把鸦片戒掉，只不过是在短期更难受一点，可能还能熬过来，中国经济还能稳稳的增长，不会出现大萧条。所以，经济速度慢一点，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会更有利。
（采访：赵春华 刘静 文/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