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人人欲求的。可是，智慧这个话题却常常让人望而思退。哲学的含义是热爱智慧。但是，对于何为智慧，却是人言人殊。于是，热爱依旧很炽热，热爱的对象却越来越模糊。智慧毕竟不同于专长与知识。一个专业人士可能有丰富知识和技术专长，却未必是有智慧的人。最智慧的人也未必是知识最丰富的人。具体的、数字性的知识不能使人更加智慧。无论如何，智慧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在今天尤其如此。
智慧有多有少，有大有小。所谓大智慧是对自然与人类自身的深度提问和具有洞见的回答。真正的智慧是有关探索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位置的智慧。这里的宇宙不仅是自然的宇宙，而且是精神的宇宙。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知道多少光年外的星星，而在于探索人作为存在的意义，在于求解生命的意义和寻求人类更好的生存之道。有关这方面的智慧才称得上大智慧。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智慧是对天之道、人之道、天人之道在广度与深度上的理解与体认。
智慧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智者，对此有一个共识：智慧是从人对自身理性能力持谦卑的态度（Epistemic Humility）开始的。或者说，智慧是从人自知其无知开始的。在希腊，德尔菲洞穴里的神谕显示，苏格拉底是世上最智慧的人。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并不是绝对无知，只是对自己的无知不自知。不知道的仍然要假装自己知道，这是最不智慧的人。苏格拉底之所以智慧，是因为与他人不同，他在知道很多的同时，更知道自己所知很有限。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敬畏上帝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旧约·箴言录》）。只有上帝是全知的。这意味着，一个人，不论多么伟大，都只能具有有限的智慧。每个人都不可能像上帝那样是全知的，更不可能成为上帝。因此，承认自己无知、并敬畏上帝便是智慧的良好开端。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懂得敬畏，不冒充、不僭越上帝，便是大智慧。
在中国，孔子有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论语·为政篇》）孔子的这一看法与德尔菲洞穴里的神谕不谋而合。自知其无知，才是真正的智慧。与《圣经》里的上述箴言相似，中国的老子强调，人在天道面前应该特别谦卑，万不能自以为是，对天道要有谦卑之心。他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道德经·第二十四章》）不自以为是，才能明辨是非。这就是智慧。
在日常用语中，智慧意味对世相懂得多，对问题看得深刻。如果一个“魔鬼”懂的很多，看问题也很深刻，我们能称他为“智慧的”魔鬼吗？这里涉及智慧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智慧有关道德吗？智慧必须是道德的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智慧不仅与道德有关，而且只有合乎道德，才能称得上是智慧。智慧在本质是关于道德的，是关于人类如何更好地在一起生活的。魔鬼的“智慧”是不道德的。因此，不存在“智慧的”魔鬼，只在存在“狡黠的”魔鬼。马丁·路德·金曾经写道，徒有理性而没有道德的人是最危险的歹徒。所以，贤者未必是智者，智者必然是贤者。任何魔鬼都是不道德的，因而绝对不可能是智慧的。“智慧的魔鬼”是自相矛盾的。
正是道德把知识与智慧区分开来。知识是关于事实的，智慧是关于道德的。一切知识与事实都将淡去，只有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生活。没有道德，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没有道德，不辨善恶，就没有智慧。在《圣经》中，辨别善恶几乎是智慧的同义词。智慧果作为禁果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能够帮人辨别善恶。在没有智慧的时候，人类不知羞耻，不分善恶，不明是非。虽然人祖因为得到分辨善恶的智慧被神逐出伊甸园，从此失去了美好的家园并遭受种种苦难，但他们得到了另一样东西：智慧。有关善恶，即有关道德，亦即有关智慧。古罗马智者西塞罗也特别强调，智慧的功能在于区分善恶。在西方，关于理性的智慧，常常被称作是希腊的智慧（Wisdom of Greece）；关于道德的智慧，常常被称作是耶路撒冷的智慧（Wisdom of Jerusalem）。中国人对前者较为熟悉，对后者却觉得陌生。这方面的陌生和无知让中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一个超验的、持久的道德秩序之中。人类最高的智慧是对道德秩序与道德生活的规则的认识。实践智慧是把人类所发现的超验秩序规则加以运用和制度化的智慧。当与道德有关的智慧涉及人类如何生活得更好时，涉及用何种道德原则与政治制度组织公共生活方式时，政治智慧就出现了。智慧是道德的，因此是政治的。政治智慧不是整人与权力斗争的智慧，而是使人们如何更自由、更体面、更道德地共同生活的智慧。
政治智慧的任务是探寻人在政治秩序与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发现并建立更自由、更和谐的政治生活与政治秩序，寻找并践行人类应当如何组织政治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指导原则。因此，智慧不仅涉及对真理的发现与掌握，而且还涉及如何构建更好的社会、更好契合人类本性的政治秩序。
一切智慧，归根结底，是有关人类如何才能更好生存的智慧。所以，保守主义十分强调道德智慧与政治智慧的重要性。在保守主义看来，在社会政治领域，智慧只有一种，这就是实践的智慧。智慧是人类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产物，因此对人类在历史经验中积累的些许智慧，不能轻弃。传统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累积的产物，是先辈的教训换来的洞见。智慧本身就是传统中的智慧，是人类成就的累积与增加。那些发明抽象理念的人倾向于认为他们能够从这种知识中得到准确无误的指导，这样就可以追求到选定的目标。中国在过去近百年所经历的挫折证明了这种伪智慧的失败。
从消极的方面看，最高的政治智慧就是从事政治的人对自己的理性持谦卑的态度，对政治家的无知和国家机器的无能要有充分的警醒。这就是政治智慧的开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还是一个问题，那么，这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个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衡量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政治智慧，就是看看能否发现并建立一个自由、稳定、和谐、持久的政治秩序。中国的传统道德秩序在二十世纪坍塌了，而这个秩序的重建仍没有完成。因此，在最重要的智慧方面，中国至今还处于赤字的亏空状态。中国人至今在道德智慧上是亏空的，在政治智慧上是短缺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国人的智慧，尤其是国人在回答关于中国道德秩序等根本问题上所需的道德智慧和政治智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