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宪，把革命和宪法勾连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术语是从“不断革命论”发展转化而来的。从政治实践看，新中国建立后一直“不断革命”，最终演进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先后进入党章和宪法，体现着有组织的现代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指引下，政治伦理统合了大众伦理，政党组织统合了社会组织。这一政党统合社会的结构，引发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同现代国家的官僚自治之间的冲突。最终，政党以政治革命形式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引发了革命式现代化这一路径方式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从而形成了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

关键词:  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七五宪法；现代性

从历史上看，革命成功之后，往往会通过宪法来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因而革命是宪法的发生机制之一。作为保护秩序的最高法，宪法会把革命成果固化为宪法内容，并且反对再行通过革命推翻自己的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隐含着革命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悖论关系(但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革命的权利原先是存在的，否则执政者就得不到法律的批准，但是后来它被取消了。”[1]在合法律性的意义上，革命是非法的，因为革命要推翻执政者，所以执政者必然会在法律上取消革命的权利；但革命权利对于法律具有先在性，因而非法的革命却是正当的，通过具有正当性的革命创造的新法制，则对革命政党或阶级进行合法律化。从而，就形成了革命正当性同革命合法性之间的对抗。在这一关系中，自己革别人的命是正当的，别人革自己的命则是非法的，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不可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似乎对上述革命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挑战：革命旨在推翻现存的执政者，而“文化大革命”却是执政者自身推动的、指向自己的革命。“七五宪法”把革命本身给宪法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宪法的指导思想，这对宪法本身构成了某种内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预示了革命的无限性，宪法政治本身是一种保守性的、抑制革命的力量，对于革命来说，宪法旨在抑制革命的激进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入宪并成为“七五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形成了无限革命与有限宪政之间的恒久张力。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执政者自身发动的革命，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现代景观？

一、无产阶级专政与“不断革命”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渊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从术语的演进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从“不断革命论”发展转化而来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有的术语，从理论渊源上说，马列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资源，而且在基本路向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虽然认为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是一种必然，但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和阶级已经被消灭，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阶级和国家都存在，只不过掌握政权的阶级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此时的国家是由无产阶级实行革命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无论具体状况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这类国家的共同特点。就其目的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国家以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本身，并从而进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相应观念的根本改造与转变为目标：“(这种)社会主义[3]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所处的“过渡”阶段这一特殊地位及为了实现终极目标，决定了在这一阶段要进行“不断革命”。但这一“不断革命”不再以推翻政权为任务，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对社会和思想进行完全、彻底的改造。从时间上来看，只要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之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就没有停止的理由。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时期，列宁同马克思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所必须经过的道路：“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5]列宁认识到过渡阶段政治形式的繁杂性，但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所有这些政治形式的本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时强调专政与民主的统一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是扩大民主，它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剥夺自由的措施，因而在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6]从列宁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气息。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连接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要进行暴力革命，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则要为过渡到这一社会进行准备：“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7]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除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之外，还要为自己的消灭作好准备。因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就只能是一个暂时的任务。但是这一双重目标，恰恰强化了“专政”的“无法”状态，而这也正是列宁和考茨基产生严重分歧的地方。列宁批判考茨基时认为，考茨基在给专政下定义时隐瞒了专政的基本标志，那就是革命暴力，而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所以“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8]尽管列宁在此隐含的意思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不受其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法律约束，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对于存在的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专政，也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亦是可以由此推出的合理推论。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所作的“对敌人实行专政与对人民实行民主”的解释，亦能有效地支持“专政是反法律的”这一结论。可以进一步引申的是，宪法是法律的一种，这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亦是不受宪法约束的？

(二)夺取政权后的“不断革命”

1949年，中国政权发生转移，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利用以政治为主导的力量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变革：土改运动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实现了土地农民所有，这是在所有权方面对封建关系的彻底改变；土改结束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建立，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向预定的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特别是合作化的完成，被毛泽东认为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为毛泽东发动经济层面的“大跃进”和政治思想层面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现实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亦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从整个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来看，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风潮，亚非拉国家的反殖民革命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政府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革命似乎成了整个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革命动向鼓舞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信心。从现代性来看，当时的世界性革命运动是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病症的反应：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干预突出了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通过行政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虽然缓和了社会劳动领域的阶级冲突，但它必须扩大官僚机构的权力及这种权力调节的范围，导致国家官僚体制的巨大扩张和政治决策过程的非民主化。这样，资本主义在仍然保持“一切异化的根源”——劳动异化的基础上，又多出了被韦伯称之为“社会生活官僚主义化”(即政治异化)的现代性病症。[9]

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层面来看，1956年斯大林去逝后，赫鲁晓夫主政，苏共二十大开始批判斯大林的左倾教条主义，从而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震动，批判斯大林及其教条主义的群众运动大面积爆发，同时引起了中共内部批判右倾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风潮。从此时起，中国的政治开始逐渐左转，与苏联争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导权和解释权，并逐步将中国的革命政治进一步激进化。对于中国来说，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既存在着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集团的现代性的竞争，也存在着同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帝国现代性的竞争。前者是敌对的竞争，后者是社会主义内部的竞争，是中国与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的正统性和正确性的争夺。

从理论逻辑上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从根本上限定着其可能引出的各种后果。列宁曾经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10]因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即以阶级对立的存在为前提，从而预设了对立阶级的存在，这就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斗争并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逻辑基础。对于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如何进行阶级斗争问题，斯大林在列宁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斯大林把列宁的“传动装置”、“杠杆”和“指导力量”这几个要素综合成“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从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杠杆或传动装置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不依靠这些组织就无法实现专政。指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11]

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为毛泽东所认同。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对此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亦是党和群众二者的有机统一，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是一致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内部关系结构。从而，在完整的结构中，必然会引出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关系处理原则。在此理论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就有从逻辑上把人民内部矛盾转换为敌我矛盾的可能。特别是十大关系中“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及“是非关系”，由于与政治特别密切，极易被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中，从而成为“专政”的对象。

基于当时特定的国内、国际背景，1956年中共八大上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被逐渐逆转，严格区分敌友的革命斗争渐渐成为主导的理论。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是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突出强调中国国内面临着两种社会矛盾，即人民和“敌人”之间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谁是“人民”呢？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国，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着眼点是政治性的，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来区分敌友。但是，随着毛泽东对当时形势判断的变化，敌-友政治被进一步引入人民内部，特别是引入了共产党内部，从而形成了党内派别的划分，并且这种划分被扩大为敌友的对立。这就引起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在1956年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划分出三种人：占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的教条主义者，和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右派。毛泽东认为，右派“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左中右的划分同进步与否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右派的危险性在于同左派争夺对中间派的领导权，而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因而右派所提出的批评被认为是对左派正统的攻击。右派的特征主要是态度右，这个态度认定的标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而，按照这个标准，右派的批评就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攻击，从而，很容易导出右派就是敌人的认识。右派的批评若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攻击的话，那么，党内右派一旦被划入敌人之列，就会引出党内存在阶级敌人的结论。若党内存在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存在的阶级敌人还掌握着某些领导权的时候，在党内展开阶级斗争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逻辑上就是可能的。当然，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尚需一些过程，“不断革命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专门讲话》中提到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提出，中间不要冷场。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不断革命同时被认为是一个工作方法。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一条即是“不断革命”。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强调“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继而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叙述了具体的革命过程，即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在1958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而“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段关于“不断革命”的工作方法中，革命明显被泛化，以至于一切现在、短期、长期所要完成的计划或任务都成了革命活动。特别是关于政治和思想战线的革命，还被确定为下一时间段的一个任务，这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把“不断革命”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基于保持革命热情的考虑：“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

斗争是实现革命必不可少的手段：“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12]动、斗的哲学是毛泽东的革命论的基本特点，辩证唯物主义则被毛泽东看作是观察和解决革命问题的世界观。1959年2月，毛泽东在接受马特采访时说：“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13]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很快就被应用到政治斗争的实践中。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等展开批判，这场会议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4]

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在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明确了两大对立阶级矛盾的存在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此次会议所确立的两大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而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化的一个重要转折。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预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党开始进一步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15]从实现党的领导的具体方式来看，即是“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16]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保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各种“不断革命”，其中当然就包括“文化革命”。同时，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渊源亦被明确地追溯到马列主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同马列的教导其实并无根本分歧，但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错误。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其宪法命运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出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专门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领导思想文化工作。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1966年2月，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意在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使其向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4月10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林彪、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彭真进行批判，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该小组成员，并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展开批判。《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会的“文化革命小组”，列举《二月提纲》10大罪状进行批判，并提出一套以“阶级斗争”为基本指导思想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于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阶级斗争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但“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首先是针对党内的，并在党内进行派别划分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17]关键的问题是，在当时，是要造谁的反？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即是号召造他们的反。《五一六通知》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下的造反行动，总是会利用鼓动造反的理论，再现“造反有理”的革命经典。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有关“造反有理”的理论重现在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话语重复和再现存在着为现实服务的目的。“造反有理”这类革命“经典”的重现无非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根据，即“造反有理”是有理的。从造反的对象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并不具有对外性，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反对外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反社会主义内部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动员针对自身的反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预设了这个制度结构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残余。无论这个革命理据如何似是而非，它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正当性理据。”[18]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展，造反的革命行动便指向了党的领导。“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19]“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但削弱了党组织的作用，还为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扫除了政治和组织障碍。“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这些毛主席的经典革命语录，不断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在舆论上的造势，为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持。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一月风暴”是一个典型事件，亦被当作革命夺权的样板用以进行革命夺权的宣传活动。“一月风暴”是在上海发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当时，九个造反派组织于1月5日联合发布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该公告经毛泽东阅读后指示《人民日报》在1月9日转载。当时的编者按称：

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

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被当作具有示范效应的标杆来推广，进一步推动了破坏党组织的造反夺权行动。在“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从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21]造反派进行的革命夺权行动，就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从而，对政党组织形态进行攻击和破坏的夺权行动，就变成了符合政治要求的行为。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及其党章化

196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同时刊发了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认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而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十月革命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更高阶段上的继续，并系统地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理论要点如下：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本部分根据毛泽东指出的三个命题(“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一样，“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对这两类矛盾的处理方式是“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并要求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而结束。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其上层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因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并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被系统理论化之后，还被写入了党章。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主要的“成果”有三：一是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二是修改了党章；三是将林彪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将其写入了党章。4月1日，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九大政治报告共分八大部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其中前四部分谈的是纯粹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一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是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九大政治报告在第一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渊源追溯至1957年毛泽东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22]并认为这是“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总的来看，这个报告从思想渊源上，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置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谱系中。林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回顾，他引用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四段语录，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和反复辟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回顾，林彪则从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起，提出毛主席所讲的“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具有高度的预见性。因而，从1949年至今的历史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发展的最终成果，就体现为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此被赋予了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的天才性地创造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第二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则包括了“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部分中，林彪具体梳理和列举了毛泽东所领导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把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最终指向了领导权的争夺。

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落实到毛主席所提出的具体步骤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大会于4月14日通过了林彪的报告，并于同日通过了修正的《中国共产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了总纲：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入党章，是其在政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它在法律上的命运则是，成为“七五宪法”的指导思想并被明确地宪法化。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宪法命运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并修改“五四宪法”的建议。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宪法工作小组，成员有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和纪登奎。3月17日至24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布置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及对宪法修改提出初步意见。3月18日晚，宪法小组就其工作情况向会议作通报，主要内容是，为适应当时“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状况，要把“五四宪法”修改成“社会主义宪法”。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则是“毛主席关于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3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关于“四届人大”的召开做了讲话，提出以九大的指导思想，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四届人大的指导思想。7月12日，中央制定了关于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根据该计划，准备成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预计用两周时间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分两次“动员全国革命群众”讨论修改宪法，并计划在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讨论和通过宪法修改草案。依照该计划，中共中央于7月17日成立了由毛泽东担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的57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明确了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关于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通知》要求组织群众讨论修改宪法工作需要掌握的第一个原则为“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第五个原则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创造的并为毛主席所肯定的好经验，如人民公社及其政社合一制度，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23]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但当时毛泽东发动了批判陈伯达的“批陈整风”运动，导致计划于9月份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被推延。1971年，发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修宪工作被搁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入宪亦被推迟。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此次大会主要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二是通过了王洪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政治报告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关于九大路线部分，报告其实是在继续坚持和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关于批陈、批林、批刘的阐释。而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则是对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基本倾向是肯定当时国内外形势大好，并提出了自己的任务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在这里，基于民族生存比较所进行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得到了体现，但革命斗争仍然是强调的主要方面，现代化建化很少提及。同时，针对“踢开党委闹革命”所造成的混乱，政治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提了11年前即已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两步走设想。即，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第一步，是用十五年的时间，也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则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即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同一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张春桥向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7日，“七五宪法”正式获得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正式进入宪法，并成为“七五宪法”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宪，在某种意义上，是用宪法正当化个人的价值偏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现代化”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路线并存，表达着不同主体的不同倾向，亦隐约暗示着未来的方向。

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作了政治报告。从内容上看，政治报告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至高地位；二是对“四人帮”进行彻底清算，并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正式宣告历时十一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三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指导性；四是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现代化目标。党的十一大在继续高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下，开始向现代化方向转向：“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及其胜利，被解释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七八宪法”。“七八宪法”延续了“七五宪法”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规定，但同时强调了现代化。因而，“七八宪法”在序言中就有了下述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七八宪法”没有斩断与“七五宪法”在指导理念上的联系，但是却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言说下，将国家和人民的基本行动方向转向了现代化。

与“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相比，“八二宪法”有意识地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话语，但由于直接将方向指向了现代化，因而实际上正是在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遗留问题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八二宪法”无言地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向现代化迈进，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终的宪法命运。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有组织的现代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上体现的是有组织的现代性。“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组织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求革命的组织性，没有有组织的现代性作支撑，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发动和进行下去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只有在一个与这场革命的性质一致的政治-社会-理念结构中才是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现代化的社会运动。”[24]不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理念结构基础体现着现代性，其动机和目标亦体现着现代性。“文化大革命”本义是进行“文化” 上的革命，但这场革命是通过政治运动发动起来的。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指引下，政治伦理统合大众伦理，政党组织统合社会组织。这一政党统合社会的结构，引发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同现代国家官僚自治之间的冲突。最终，政党以政治革命形式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引发了革命式现代化这一路径方式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从而形成了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

(一)政治伦理统合大众伦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革命话语喧嚣并主导社会话语权极为突出的历史时期。对革命话语的使用，其实都隐含着对革命话语权的争夺，因而可以体现出革命的话语政治，从而在一个侧面表现了革命话语本身的正当性。同样的革命话语，却承载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同样的革命话语表述下，隐藏着极为不同的内在革命精神，这就是革命理念的差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下的革命话语，主要体现的是革命的政治理念，当革命的政治理念成为意识形态，从而当革命话语获得政治上的主导权时，其所隐含的政治伦理就会统合大众伦理。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要触动人们的思想，正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点六中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从当时所确定的任务来看，“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与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大跃进’相比，‘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文化或意识形态体系。”[25]从毛泽东历来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来说，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一是经济意义上的，一是政治意识上的。政治意识上的无产阶级，即是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革命，是通过政治性的革命来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其概念而言，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它诉诸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否则这场‘革命’就不会用‘文化’来加以界定。”[26]

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突出了对革命主体自我意识的发掘，特别是发现自己身上的阶级意识和属性。“十六条”开篇即明确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定性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人、更广阔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初始目标是改造人们的精神领域，因而重点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新的革命理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阶级觉悟的启蒙。在马克思看来，革命不仅对于推翻统治阶级，而且对于革命的阶级亦有意义(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27]革命要求革命者帮助人民发现他们所受到的阶级压迫和伤害，从而意识到自己是阶级受害者；更进一步是发现人民身上所潜藏的革命性，阶级受害者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对于革命阶级来说，革命可以实现自身的改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下，“文化大革命”的阶级觉悟即是对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的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意识，也要实现对革命阶级的重新洗礼。“文化大革命”通过培养和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意识，通过革命话语的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来重新建构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革命意识自觉的发掘，特别表现在教育革命上。在学校教育上，阶级斗争成为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成为学生的一门主课。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段是进行革命的文艺创作和传播。“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28]通过样板戏等革命文艺的创作和表演，特别是以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话语和革命理念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实现了对普通群众的革命启蒙。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29]表明了文艺背后的政治理念是阶级群众革命性质的。但从“文化大革命”所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来看，通过文化革命来实现思想革命化，有着增加国家建设物质基础的目的：“十六条”的第十四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但“抓革命”抓的对象是“思想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通过党的决议，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袖的著作和讲话，各种教科书、广播及报刊杂志等渠道，在政党的组织结构下，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产生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出现了一种能够彻底摧毁传统政治框架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能够导致上层精英的权力运作和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两大政治-社会体系的根本变化。”[30]“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渗透并主导“政党-人民”间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改变和整合了社会的文化意识结构。在社会层面，城市的社会结构虽然复杂，但由于政党和国家组织的主要力量分布在城市中，工人阶级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在城市的推行反倒比农村进行得更容易。但由于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居住于农村的农民是数量最大的主体，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在农村中对农民的渗透和整合，最能体现这一新革命理念塑造社会文化意识结构的能力。“‘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之一，就是政府通过展开对毛泽东崇拜的活动，把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在全国传播开来。通过学校教育以及行政组织的宣传，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被引进了农村。这种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包括各种政治仪式、新的人生礼仪、新的崇拜对象以及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31]在此意义上，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及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改变了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而“文化大革命”则改变了农村原有的文化意识结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在整个社会的推行和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中所内含的平等诉求。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但在“人民”内部，它实质上暗含着抹平各种不同阶级的“人民”之间差异的倾向。这就为释放因阶级差异所产生的结构性怨恨提供了伦理和制度渠道。班达认为，20世纪实质上是“政治仇恨的理性组织化”的世纪。[32]从“怨恨现象学”这一现代性视角来看，确实如此，因为20世纪是整个世界性的革命世纪。革命除了具有突出怨恨的功能之外，还可以制造怨恨。革命中的怨恨不再完全是私人性的，而是经过理性组织化的社会结构性怨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正是把个人的怨恨组织化为阶级的怨恨，而平等化诉求有利于正当化阶级怨恨。以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理念，其在社会功能上有利于国家建构和民族整合。“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代表的政治理念都以平权、平等观为基本诉求，在解构传统中国的国家秩序和重新整合中国的政治意念上，有相同的社会功能：平等感不仅能动员起民族间的怨恨心态，以利于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也能通过煽动阶层间(比如因贫富比较而起)的怨恨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33]“文化大革命”中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特别是“大民主”，亦以平等诉求为基础，通过意识形态给普通阶层灌输受压迫感，从而煽动阶层间的怨恨。“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划分，抹除了阶级内部的分化。“本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只是用宏观社会学的分析范畴来说明人的经济地位的，因此，它将社会分成两大对立阶级以及中间的游离阶层，并不意味着同一个范畴的人都是一样的。然而，到了中国后，就简单化成了一个时代一个进步的阶级，而一个进步的阶级又只有一种类型的情形。”[34]对阶级的简单化处理，掩盖了多元化的阶层之间的差异，却放大了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怨恨，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积累了更多的怨恨心理。“文化大革命”的全民动员性质，使得怨恨积累和爆发得更为剧烈，全民的社会革命亦使政党完成了对国家内部的社会整合，尤其是重整了整个社会的意识结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对社会意识 的整合，延续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两者同样都包含着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实质上是解决政党伦理同一般的大众伦理之间冲突的一种方式。“共产党的政党理念之神圣性，乃因为它有全人类性的道义担当。尽管这种道义担当实际源于国族间生存比较的动机，却决定了‘革命群众’之身份伦理及其道义优先权，它与被组织的群众(作为社会下层成员)的自身利益和伦理，在一开始就构成紧张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成为怨恨形成的机制。”[35]中国共产党的伦理是一种实践起来相当有难度的高标准伦理，是对个体要求非常高的伦理，故因其难能，所以可贵。但把政党伦理，包括忠诚伦理强加于大众，对于大众来说是一种沉重的道德和心理负担。道德的要求过高，实际上的难为，又由于这种伦理本身的意识形态正确性质，导致理念与实践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无法松动，差距无法弥合，从而造成了个体的普遍性虚伪。无论对于共产党员还是一般大众，这种伦理都是一种欲望抑制机制。改革开放后，通过国家带动私人工作重心的转移，政党伦理对党员和一般大众的实际支配力实质上才得以放松。当然，政党伦理的价值优先性仍然得以保持。

(二)政党一元化领导统合社会

《五一六通知》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性质：“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具有革命的性质，是因为其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革命本来即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所以《五一六通知》才会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原来的革命行动的继续。“文化大革命”是要夺取文化(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即“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被扩展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又被进一步上升为阶级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政治”上的大革命，本身就代表了文化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36]从而，在实践中，即表现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清洗。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文化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革命具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求领导这场革命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37]中国共产党正是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组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由政党发动和领导的，反政党领导的“踢开党委闹革命”也发生在这场大革命运动中，而消除“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混乱同样是由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来实现的。

从“党的领导”，到“踢开党委闹革命”，再回归到“党的领导”并强化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其中的曲折与“党-国体制”具有直接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后，以前的“党-国体制”得到了延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设置开始普及，并且建立了与政府机构平行的各级党组织。政党与政府机构设置的交错，进一步强化了“党-国体制”。然而，政党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同构性关系，使得政党本身亦受到现代国家官僚体制的影响，从而国家官僚化促使政党开始官僚化。毛泽东为政权官僚化脱离人民群众忧心忡忡，因此，当他发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会打破官僚化体系时，便热情歌颂革命委员会，认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同时，他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总结为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38]从人员组成来源看，革命委员会由干部、军队及群众三者构成，并且革命干部是最主要的来源。这里的革命干部显然是指政党干部。但对三者要求有共同的“革命”作为政治标准，因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职业上是党、军、群，但从阶级成分上来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来源不是多样化，而是单一化了。这表现在成员来源是向革命的大众敞开的。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进一步增强了政党的集中控制程度。

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的三结合”要求暗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中所需要处理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是政党与群众之间，一个是政党与军队之间。在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中，党的一元化领导涉及政党与代表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及政党与一般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最高表现。按照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设计结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党和国家关系的关键也就表现在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上。“五四宪法”对于全国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七五宪法”在第十六条第一款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作出了如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十七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则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这些规定明确了党对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关系。在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中，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一般体现则是政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为了实施有效的专政，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抵消专政所遇到的阻力。但是，“作为广泛动员现代社会成员的结果，专政必须克服的抵抗是如此之大，以致它必须渗透到最小的基层组织和社团之中，以便获得和保持其权力”。[39]广泛社会动员的实现依赖于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为了实现专政，“文化大革命”时建立了无数的群众组织。根据“十六条”，取代国家官僚机构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有“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不应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同时，革命委员会被正式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七五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从这一规定来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公社”式的，行使着代议和行政的双重职能。而从当时检察机关被撤销并转为由公安机关行使司法职能，及“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来看，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国家权力的机构。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具有的群众性质，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于官僚政治的对抗态度和取代意向。在政党与军队的关系上，“七五宪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这一规定延续了中国政党出现以来所形成的党军制度。从“七五宪法”强化党的领导的规定来看，这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宪法规定。党军制度在这里发展成了军事主义的普遍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40]

革命委员会之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是因为它的建立旨在打破政权机构同群众之间的“官僚制”隔阂。但革命委员会的内部构成本身要求保持社会主义性质，而只有一元化领导才能保证革命委员会的政治性和组织性。“政党精英固然是政党国家精英的骨架，但作为以农民成员为多数的政党，并没有足够的成员提供国家科层制。为了国家治理的需要，必须吸纳非政党成员的知识人；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政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必须保持政党对亚精神群有效的约束。”[41]因而，思想改造是 这种矛盾逻辑的必然结果。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有效实现依赖于政党的结构和功能。“高度内敛的政党结构和高度扩散的政党功能是一种对立统一。所谓‘功能扩散’是指在社会全面革命化的态势下，党不仅要改造一般政党所具有的宣传、联系、沟通、发动、组织的功能，而且还要扯拉从事军事、情报、经济、财政、政权等非政党性的活动。”[42]

“先夺取政权，然后用政权的力量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逻辑，决定了革命后重新组织社会的首要力量，不是经济的力量，而是政治的力量，即通过政权对社会结构和组织进行变革和改组来重新组织社会。”[43]从组织方式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抗现代官僚自治，以专政的集权主义对抗并破坏国家的官僚化及其组织结构体系。专政的集权主义集中表现在革命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中。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本身是实现了高度组织化的专政，尽管在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大量非理性的行为，但并不能否定专政的高度组织性。而且，从“文化大革命”号召以“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群众斗争来看，混乱只发生在直接实行“大民主”的领域，一元化领导本身没有遭到否定而是得到了强化。所以，这和混乱无序的暴民运动有着霄壤之别，“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高度组织性的，体现的是有组织的现代性结构。由于统治的官僚化代表着现代性，所以毛泽东的反官僚化行动就既是反资本主义，又是在反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但毛泽东恰恰也提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且试图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现代化。然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当时都必须以国家形态为依托。国家必然涉及国家管理，而现代国家的管理体制，都是采取官僚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将这种管理体制泛化到一切领域，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成为例外。因而，毛泽东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但是本身却要受制于现代性的基本逻辑。毛泽东对现代国家管理的排斥，目的是超越现代国家管理，同时却又受制于现代国家管理体制，因而，他同现代官僚体制的作战很具有唐吉诃德式的英雄色彩。

(三)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

1.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现代化诉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然强调阶级斗争的一面，但也同时把其置于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旨在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当时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十大关系即十大问题，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的，这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现代”，这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现得很明确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4]虽然当时对于什么是现代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可以看出，在生产力上达到甚至超过当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在设想之中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才会重提和继续强调“大跃进”时的一些提法和目标。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不久，现代化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目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45]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其实一直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强调，只是由于后来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才掩盖了这一经济现代化的诉求。发展经济所不可缺少的现代技术，实际上也一直得到关注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46]政治上的激进与对经济现代化的追求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除非把经济问题看成是纯粹技术性的，技术并不构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质性障碍，反倒是其中的一个目标。

毛泽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作是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标志，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才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47]当时中国进行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所使用的方法则是“和平的方法”。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虽然有所变化，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改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十六条”亦强调经济的现代化目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从初衷上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有着试图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来达到改变经济基础的诉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经济现代性诉求亦得到强调。革命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尖锐地体现了革命与现代性诉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九大政治报告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

“1965年11月，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是以文化批判的形式，提出了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分歧与矛盾，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48]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并不反对现代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不反对现代化，甚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被认为正是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因而，所争论的，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所反对的，只是某些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途径。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曲折传达着经济现代化，以及用革命精神来创造生产力的诉求，从而显示着其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2.政治动员与现代化诉求的悖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诉求是现代化，但实现的方式却是政治式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是革命式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的判断恰恰是以进行敌友区分的阶级分析来完成的：“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49]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阶级分析虽然从经济地位出发，但其目的指向却是政治的? “文化大革命”虽以文化来标明这场运动的性质，但实际上是政治革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五一六通知》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友的目的是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找到打击对象和团结目标。1965年，毛泽东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四清”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四清”运动的政治方向，强调阶级斗争在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中的根本作用，并要求“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50]

以阶级为标准对社会群众的重新划分，客观上有利于塑造革命阶级的集体认同感。“集体认同感的核心是‘我是谁’或‘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是什么’这一类问题。”[51]革命阶 级的集体认同感以区分自我和他者这种敌友政治的方式来寻求内部认同。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状况、职业、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皆可以作为阶级标准，这种“阶级”标准的不确定性和广泛性，导致个体的阶级属性极易处于流动之中，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迫害提供了便利。从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论，必然导致阶级分析的泛化。阶级分析为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辨别敌友的标准，而以政党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全国性政治动员一旦发动起来，便会冲击国家和社会原有的结构及其运作秩序，并在此过程中强化政党的集权。

从政治动员的形式来看，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政治形式，也是冲击和破坏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有效途径。新中国建立后，政党持续不断地进行各种运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社会主义教育，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均是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推动的。持续不断的革命运动式的政治动员重新整合了社会人员及其心理结构。“文革之前的若干年中，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和进行的高度整合性乃至高度规范性的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和思想运动，把社会各界大众从行为到心理、从个人本职工作到日常生活琐事逐渐凝聚到以某种高度统一和高度强制的模式来进行。”[52]然而，在这些运动背后，还隐含着基于国族生存比较竞争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背景。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路径上，这些运动标明了这种现代化是革命式的现代化。在“党-国体制”下，政党与国家的同构性决定了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推动的革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性。但是，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度寻求自治及国家体制运作形式规范化的要求，同政党的革命政治动员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冲突。因此，只有在国家体制的限度之内，革命式现代化才是可能的。反过来看，现代国家体制的内在要求构成了政党革命式现代化的障碍，从而使得政党的革命式现代化诉求不得不借助与国家体制有内在冲突的群众运动来实现。“‘文革’以及‘文革’前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的政治形式，正是同原有的国家体制框架已经不能容纳革命式现代化的扩张态势，因而需要以党的高度集权穿越正式制度的屏障来直接运作国家、组织社会密切关联的。”[53]通过党的一元化领导，政党与群众之间建立起了没有国家和社会障碍的关联，从而形成了政党代替国家职能并直接统合社会的结构。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设计的，专政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式。从目的上说，专政本为清除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弊病而出现的，但“专政绝非是与自由主义的赘疣和消极倾向必然对立的替换物，因而本身也不是包治该社会出现的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54]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政治的力量，把个体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通过全民性的集体化方式，又把个体重新裹挟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国家机体。因而，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背景下，从社会的结构变迁来看，以革命破坏传统的血缘、地缘、家庭关系等结构，就是在以政治标准改变原有社会的结构关系，并把个体集体性地转移进政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革命本来是为现代化排除障碍，但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由于现代化的权威基础(中央集权与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的推进方式(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政治动员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运动实现的，现代化反而成了完成革命的手段，现代化演变为革命运动。”[55]

新中国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复杂曲折的关系，使得革命式现代化的手段与其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并破坏了国家推动现代化的动力结构，从而形成了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革命式现代化运用政治动员来追求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现代化成为一个悖论性的过程。所谓悖论性是指资源稀缺、地缘政治环境恶劣条件下的现代化需要政治动员来推动，然而政治动员推动的结果却把现代化引向危机。”[56]这主要表现为，“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现代化的诉求，但其所造成的结果破坏了现代化所由以建设成功的基础结构，特别是在政治上，反而把现代化推进了相反的方向：

“文革”却造成了两个弱化、两个强化。第一个被弱化的是行政官僚层，其结果就是领袖一人的强化。因此，这个弱化并没有造成国家的弱化，它只是使国家落入了领袖及其亲信手中，使领袖可以凭个人的意志实行“人治”，而其亲信则可以在国家法制以外擅权专宠。第二个弱化是老百姓的弱化。不要看到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就认为是人民力量的升涨，因为，在“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下，对社会造成比以前更为铲平的效果。黑格尔对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平均状态有如下的评语：中国既属一律平等，而无任何自由，政府的形式乃必然地为专制主义。[57]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

[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贝贝尔[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38.

[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4.

[3]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利用暴力而非和平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4]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5]列宁.国家与革命[M]//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

[6]列宁.国家与革命[M]//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6.

[7]列宁.国家与革命[M]//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

[8]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M]//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37.

[9]郑谦.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10]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M]//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5.

[11]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M]//斯大林选集：上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1.

[12]毛泽东.工作方法十六条(草案)[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3—54.

[13]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M]//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

[14]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51.

[15]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N].人民日报，1964-07-14.

[16]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N].人民日报，1964-07-14

[17]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1.

[18]刘小枫.西方现代性中的“文化革命”[M]//拣尽寒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1.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49.

[20]告上海全市人民书[N].人民日报，1967-01-09.

[21]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N].红旗，1967-01-16.

[22]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只能引出“继续革命”，真正的源头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等的批判讲话。参见刘林元.关于毛泽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刘林元.关于毛泽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J].学海，2006(4).

[2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434.

[2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7.

[25]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17—118.

[2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M]//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5.

[2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

[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1.

[2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6.

[30]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90.

[31]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院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20.

[32][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2.

[3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3.

[34][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0.

[3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98.

[36]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5.(“两报”在1968年4月10日以《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为题的社论文章引用了这一内容。)

[37]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M]//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9.

[38]毛泽东.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77.(“两报一刊”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以社论文章《革命委员会好》为题发表了这一内容。)

[39][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张旅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04.

[40]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N].人民日报，1964-07-14.

[4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14.

[42]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M]//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37.

[43]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M]//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55.

[4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79.

[45]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N].人民日报，1964-07-14.

[46]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M]//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1.

[47]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2.

[48]郑谦.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

[49]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N].人民日报，1964-07-14.

[50]毛泽东.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N].解放军报，1967-06-25.

[5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2.

[52]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M].(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72.

[53]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M]//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49.

[54][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张旅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87.

[55]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M]//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46.

[56]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M]//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49.

[57][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0.

付子堂，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孟庆涛，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来源：《上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