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又一次，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中国身上。年初，新兴市场纷纷遭受重创，期待反弹的美梦化为脆弱的梦魇。人们扭绞双手，心绪焦虑，担忧中国经济疲软。

当然，美联储收紧银根也是重要原因。但中国因素同等重要。长期以来，一些人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如今，这种预言又甚嚣尘上。这些人以为，中国倒下将影响冲击其他新兴市场，接着，多米诺骨牌般推倒全球经济。

危机当口，通常会有各种专家跳出来匆忙下结论，但最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正道。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1990年代末，多个地区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而中国经济是当时亚洲最坚韧的经济体——今天，她大概坚强如往日。诚然，中国经济正在放慢脚步，但增长下调的真正意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实际上，放缓乃是令人欣慰的发展。

还有些人，肤浅地盯着中国GDP曲线不放——从10%回落至7~8%。他们的思维如同“膝跳反应”一般，以为中国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是进一步危机的前兆；“中国灾难论者”怀揣着一张发黄的清单，上面印满社会动荡、环境灾难、楼市泡沫、影子银行等字眼。

上述因素都值得研究，但绝非当下中国经济趋缓的根源。目前在背后起作用的是中国经济“再平衡”，这正是人们长久以来期待的动作——中国经济从以出口、投资为导向的模式，转移至以消费、服务业为导向。去年，中国的第三产业规模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首要产业。

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长期仰赖中国每年10%的增长率，对于正在向消费者、服务业倾斜的中国放慢经济增长毫无准备。

中国的出口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美国消费者的外部需求。中国也严重依赖美元来支撑本国被低估的人民币，以促进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从美国方面来看，她非常依赖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以提升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还依赖中国较高的储蓄率，填补全球最大的家庭储蓄窟窿，并利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无止境需求，来弥补财政赤字和超低利率。

不过，这种相互依存是互惠互利的结果——不是出于爱情。双方已经在诸多领域发生摩擦。心理学家也许会预测，早晚有一方会采取单独行动。先出手的，当然就是中国人。

过去7年，中国领导层商议做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前总理温家宝2007年提出著名判断，“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应运而生的便是，2011年启动的十二五计划开始向消费倾斜，为结构调整提供大框架。

不过，该计划欠缺激发中国消费者活力的具体政策。这一缺憾由去年11月的三中全会得到弥补。全会提出约60项改革措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改变中国家庭的长期不安定因素，即计划生育和户口制度；利率市场化，激活压抑已久的中国储户；国企利润上缴提升至30%，投入社保和医疗项目。

三中全会还建立了新的政策落实机制，改革更见成效。

笔者在撰写新书《失衡：美中相互依存》时对三中全会令人震惊的举措一无所知。2008-09年及其后的金融危机是对中国外部市场的巨大震撼，内部失衡——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衰退与污染、收入差距拉大、出于预防心理的储蓄行为——表明原有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笔者提出，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三中全会顺应了外界呼声——其力度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乎笔者的预期。

笔者认为，这给中美相互依存的历史盖上了封印。中国已经踏上转型的道路，从储蓄过剩转向利用储蓄，不再愿意借钱给美国，而是利用本国储蓄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国民需求。中国一直是世界的终极生产者，现在，她也要做消费者。

美国一直是世界的终极消费者，目前仍然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商品和资本，她将如何反应？对于缺乏增长动力的美国经济来说，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道路分叉口。其中一条道充满风险：如果储蓄不足的美国卡在老路上，又拿不到中国的廉价商品与资本，她就会陷入高通胀、高利率和美元疲软的境地。

另一条道则充满机遇：美国可以采取新的经济增长战略——从过度消费转向以储蓄为基础，用储蓄来投资民生和基础建设项目。如此一来，美国将获得出口部门的鼎力支持。中国等国需要美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也将给调整后的美国经济奉上大礼单。

互相依存的日子正在走向尽头。中国在独闯新路。我们只能期望华府抓住时机，将中国人的战略调整转化为本国发展繁荣的新资源。屡屡担忧中国崩溃的金融市场同样需要转变观念。

（本文原载《南华早报》2014年2月21日，原标题The Chinese economy is moving on, and so must America's；观察者网 朱新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