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所有已知的农耕文明中，性别劳动分工乃至男女分途发展似乎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众所周知，"男耕女织"曾是我国悠长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一个恒久不变的图景。绵延数千年之久的"男耕女织"系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长期以来被普遍公认为是两性之间一种"天然"的劳动分工。然而越来越多的历史证据表明，农家男女劳力基于生理差异的"你耕我织"存在着一种依存关系。这种劳动安排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传统农业社会农家理性选择的结果。

例如，李伯重对明清时期从"夫妇并耕"到"男耕女织"的嬗变做了一个饶有兴趣的考察。他研究1250年-1850年江南经济后发现，在劳动强度很大的大田农作中农家妇女因体力较弱之故不能与男子并驾齐驱，而且，繁重的家务缠身也制约了她们参加农田劳动，但在致力于家庭纺织业生产上她们却拥有相当的便利。男子从事大田农作能更好地发挥其体力较强的长处，而妇女从事棉纺织业则可避免其体力较弱的短处，从而使两性的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经过长期摸索，江南农民便最终选择了"男耕女织"这一使男女双方的比较优势都得到最佳发挥的分工模式。[1]

然而自晚清以降，许多地区的传统经济遭遇了现代工商经济的侵扰，小农家庭手工业的根基逐渐开始动摇并被摧毁。先是自给自足而后是商业性的妇女纺织活动纷纷被置换。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一些地区失落了选择的农妇--即便是小脚女人--也不得不走出家门下田劳动，而男性则诉诸外出劳动或转入非农活动以寻求新的经济来源。于是乎，今日所谓的"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地方就已初露端倪。[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乡村妇女尚未有自觉意识和强烈愿望迈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时，接踵而至的集体化运动，连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实践，就以压倒之势将大部分农家妇女裹挟到集体的大田劳动之中。秉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和实践，共和国成立伊始，城乡妇女的经济参与就被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而对于长期难以摆脱"生在锅前、死在锅台"命运的乡村妇女来说，走出家庭小天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啻于一场革命性变革。

在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集体化时代，绝大多数乡村妇女都被动员起来投身于集体劳动。每当男性在农事活动中缺位时，村妇们就会起来填补上他们留下的空缺。在倚重"人海战术"的人民公社时期，大批男劳力时常被调派出村致力于诸如农田水利建设等工程项目，农业劳动力的短暂女性化因而也屡见不鲜。除了满足生存之需，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常被涂抹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曾几何时，"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在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政治经济运动中，村妇们常常被这些抽象的话语所激发，为集体经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尤其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无数"铁姑娘"陶醉于"妇女能顶半边天"和"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的官方话语与实践之中。[3]

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她们成了名符其实的"半边天"。在中国语境中，这意味着妇女在社会生产中与男性平分秋色。李怀印对江苏东台县秦村十一队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个案。1977年该队19-47岁的女性"整劳力"共计51人，20-49岁男性"整劳力"54人。在这些男劳力中，只有17人（占31%）参与日常分派农活；其余劳力计37人（占69%）均有固定工种，不在派活之列，其中包括3名队干部，3名机工，4名耕田手，3名队办企业工人，3名养猪场人员，2名窑工，2名渔民，3名木匠，1名铜匠，另有3人分别负责鱼塘、粮食加工厂和治虫。相比之下，在51名女性劳力中，有39人可供日常分派农活之用。据一个村民估计，当时该队"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活"都是由妇女完成的。用他的话来说，"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4]

尽管大力张扬妇女的"半边天"作用，但国家和集体为妇女提供的支持和关照却是很有限的。不管生活在何处，经历过集体劳作的中老年妇女都会对那段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妇女也像男性一样被强制束缚在集体农田。她们既不能选择或改变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亦无法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劳动，更甭提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男性精英主宰了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生活。大队妇女主任主要负责妇女工作，而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充其量只不过是领着女队员干活而已。尽管两性的活动有时会有交叠，但男人和女人的活路多半是有明确界线的。妇女很少有机会涉入管理类和技术性的工作。特别是到了集体化末年，农民身份、绝对贫困、性别歧视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排斥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妇女像男性一样采取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抵抗。

农村经济改革之初，当有一技之长或者具有政治经济优势的男性捷足先登实现了非农转移，妇女滞留农田独自耕作的苗头已逐渐显现。尽管经历了60多年男女平等观念的宣传渗透和政策实践，不堪"脸朝黄土背朝天"乡土生活的妇女尤其是青年女性，也像青壮年男性一样憧憬并倾力于在农业之外或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作为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一个政治符号的农田生产劳动愈来愈遭到女青年的鄙夷和拒斥；而父母一代也不复希望女儿仍走自己的"老路"。[5]

在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不公平的制度歧视与性别歧视往往互为交织。以往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变虽然戏剧性地改变了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及其生存境况，然而比照男性，她们的边缘化地位过去如此，如今亦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澜，势必越发展露出发展中国家共有的一些现象。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同样是出于农家理性选择的结果，越来越多已婚妇女别无选择地滞留乡野守望农田。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历史上的情形何其相似，但就当下妇女经济参与的规模和性质而言，这绝非简单的历史翻版。在当下"386199"部队普遍遗落乡野守望农田之际，重温20世纪30年代至今就业方面社会性别差异的变化与连续性，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来说无疑不无理论与政策涵义。

二、村落世界里的动态流变

在微观的村落层面，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乡村妇女劳动就业的流变图景。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便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使我们得以走向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20世纪30年代就已发轫的"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及其嬗变。该著作系加拿大麦吉利尔大学人类学家宝森（Laurel Bossen）的一部力作。这份"草根叙事"揭橥的虽是囿于南国一隅的历史现象，折射的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主题。该书英文版问世后，被欧美一些高校列为有关社会性别与农村发展问题的教科书，成为了解中国乃至第三世界乡村妇女发展历程的一扇窗口。

中国最知名的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38-1939年间深入西南边陲的云南禄村就土地制度和农村发展进行了一项拓荒性的田野研究。由费孝通撰写的《禄村农田》会同其同事张之毅完成的《玉村农业和商业》和《易村手工业》，1945年以《乡土中国--对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在美国结集出版，迄今仍不失为研究乡土中国的一部经典之作，而禄村则早已因费先生的著作而扬名海内外。作为其农地制研究的副产品，费孝通对禄村社会性别关系的描述迄今还频频为研究农村妇女问题的境内外学者援引。费孝通对禄村的调查过去半个世纪之后，人类学家宝森重访了该村落。她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后六次亲临现场做田野考察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艰辛研究。

在追溯60多年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变迁的情境下，作者围绕妇女与农村发展这个主题，比照费孝通翔实的田野研究，以独到的视界与方法挖掘并梳理了缠足、农地制与农作活动、农业、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与家庭组织、人口变迁、计划生育与性别偏好以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社会性别方面的变化和连续性，从而再现了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和汉人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动态。通观全书，无论其一些观点、视角、材料抑或方法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我们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妇女学等各界的证实研究应多有启迪。

譬如，作者放宽历史的视界对一个村落做了具体而微而又极富现场感的深度描述，并在流变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探究了妇女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她突显了国内学者少人问津或忽略了的主题诸如女巫和缠足等；既阐释了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又不乏对个体能动性的张扬。除此而外，作者还通过探讨计划生育和性别偏好等主题致力于人类学与人口学之间的沟通。其论述精当、平实，匠心独具且颇见功底。宝森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执著于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作为一个境外学者，她能以学者本色的严谨奉出如此贴近中国乡村生活的佳作，真可谓用心良苦，实属难能可贵。这种学术路向也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译者，该书最打动笔者的莫若它对社会性别与农作系统的关系尤其是对禄村日常生活中农田劳作和农村就业中社会性别差异的深度挖掘。宝森对村妇农业和非农劳动之变动图景的历时性梳理，让我们得以重返"历史现场"洞悉一个村庄几十年的变化。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妇女固守农田就像一条割不断的链条贯穿了这个南国村落的发展历程。

在费先生做调查的20世纪30年代，禄村男女村民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着很明确的性别劳动分工。在稻米和蚕豆双熟制的轮作实践中，妇女总的来说在这两种主食作物的种植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劳动。此外，她们还负责种植供家庭消费之用的各种辅助性作物和蔬菜。宝森在书中引述了费孝通对禄村稻农中性别不公平现象的观察：裹脚并没有使禄村妇女和女童免于定期参加农田劳动。不管其家庭财富如何，所有妇女都必须参加田间劳动，而富裕之家年长的甚至是年幼的男性则可以享有不下田劳动的特权。据费先生估计，约有1/3家庭的男人脱离了农业劳动。特别是当贫苦人家的男人外出从事采矿、建筑或长途买卖时，村妇们就得走出去种地、背运庄稼甚至煤到市场上去卖，以寻找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的各种替代性方法。就在那时，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就已多少在像禄村这样的村庄初露端倪。不过在那个年代，尽管妇女是农田劳动者，但土地等生产资料却被认为是属于男人的。费先生1938年从其被调查者口中得知，禄村妇女干一天农活得到的现金收入通常只有男人的一半。尽管这个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妇女所获的报酬少于男人是可以肯定的。

从不同村落的角度来观照，农业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其实是在特定时空延续并发生变异的，呈现出并非铁板一块且凝固不变的多元化区域差异。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的美国知名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1929-1933年开展了一项覆盖22个省份、3.8万多农户的全国农业调查。该研究表明，妇女在华南依赖灌溉的稻作区承担了少量农田劳动，而在北方旱作的小麦种植区则似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卜凯大规模定量调查得出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再加上男人是养家糊口者的刻板定型观念一向根深蒂固，以至于学者们多半没有考虑过妇女有可能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农活。费孝通对禄村妇女劳动的刻画有力地反驳了卜凯对南方妇女农业劳动的低估。

与费孝通先生几乎同期开展研究的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1926-1933年在河北定县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揭示，这里的缠足妇女除了从事某种形式的家庭手工业外还得务农。宝森的不凡之处在于，依据费孝通对农作物生产周期家庭劳力配置的信息，从女性能动性、妇女作为农夫的重要性、妇女的户外劳动特别是在换工和雇工中的活动以及妇女在庭院经济和养猪中的贡献四个方面，她对禄村妇女承担的农业劳动量及其重大贡献做了令人信服的重新解释。

笔者对内蒙古一个村落（解放前属于辽宁省）的研究也证实村妇或多或少也参加了一些大田劳动。在满洲国时期，该村周边妇女参与大田劳动的情况主要同其家庭的阶级、民族背景有关。那时无论种庄稼还是养牲口都被建构为男人的活路。汉族和蒙族地主家的妇女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汉族受雇人家的妇女会到地主地里参加夏锄。小自耕农人家的妇女则有可能始终都参与一些生产劳动。较之汉族，不缠足的蒙族妇女的劳动参与情况则更显多样化。一个出身富农的老年蒙古族妇女回忆，她出嫁前除了从事地里的劳动外，还挤过奶，放过牛，割过鸦片。

因缺乏有案可稽的资料，宝森对漫长集体化时期禄村性别劳动分工的叙述显得轻描淡写。不过，我们从一些村民的生活史中仍可以窥见宏观政治与经济运动背景下村妇的生存境况。自20世纪50年代走上集体化道路之后，官方话语大力宣传社会生产给妇女带来的平等与解放。像其他农村社区一样，禄村妇女作为农民的行政地位变得更明确和正规化了。集体化时期村妇的劳动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她们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之下，同男性一道被束缚在集体农田里从事低效率的手工劳动，并领取比男性更低的工分。特别是在"男女都一样"的极端岁月里，当村里的一些男劳力被派去参加村外各种工程项目（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或矿上的劳动时，更多妇女留在农田填补了空缺，有时也取得了不让须眉的成就。

然而，成年男子作为权威和权力的代表和拥有者通常掌控了家庭内外的政治与经济大权。村妇不仅遭遇父权制的压迫，还受到国家错误政策的侵害。在人民公社时期，家庭副业深受限制，在"极左"泛滥之时甚至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但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尽管有繁重家务劳动和养儿育女的拖累，一些妇女还是极尽所能通过养殖或其他副业让其家人挣脱极度贫困和饥饿。然而由于"妇女解放"神话和妇女"半边天"的渲染，相对而言，其时妇女的社会与经济地位问题更受重视，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层面如此。

到了后集体化时代，挣脱了各种束缚的禄村村民获得了更多维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出于理性选择，他们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重新配置其自身可以支配的家庭劳力。随着商业、建筑行业以及城镇就业机会的增多，大批精壮男劳力实现了非农转移，有的完全脱离了农作，相当多年轻妇女也转入非农和兼农行列，而已婚妇女却一如既往聚集在小块田地上从事农作，有的已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中坚。例如，1990年，63%的男人和84%的妇女以种地为主要职业。到1997年，只有20%的男人和64%的妇女以农业为主。为了满足家庭温饱和创收之需，禄村妇女不仅在需要大量人手的水稻和蚕豆种植上，而且在家庭副业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自己敏锐的观察，宝森很传神地描述了一个村妇在给菜园子施肥和浇水的同时如何顺带地清扫厕所和给炉子添火，在料理和摘取家人吃的蔬菜的同时如何料理和摘取猪饲料，在煮猪食之后如何紧接着为家人做饭，吃饭之后如何紧跟着忙碌着喂猪。这都是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她对这个妇女一个上午密集型劳动细致入微的刻画，使其隐而不见的家务与副业劳动的价值得以凸显出来。

这种社会性别化的家庭经济一方面使妇女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而大大削弱了户内外的父权制权威，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致使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的机制依旧存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如宝森很有见地指出的，长期以来被描述为男性化职业的农作活动越来越遭到农村男性的拒斥，后者正努力外出寻找更有赢利的就业机会。而曾被当作中国农村妇女解放标志的农田劳动，也越来越被年轻一代女性视为死胡同和最后选择。回眸晚近数十年的乡村历史，这一切又何止发生在南国的云南禄村？

与禄村类似的历史剧也在其他地方上演过并仍在继续上演。笔者2003年以来长期做田野调查的塞北Y村也提供了有关这个主题的大量证据。这个内蒙古村落距赤峰市市区约100公里、离北京市仅560多公里之遥。这就决定了这个贫困的民族村（蒙古族约占1/3）比西部更偏远地区的一些村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始自1999年，该村所在的贫困县到笔者2003年首次入村做调查时已连续5年遭到干旱袭击，外出务工于是成了该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笔者2013年再次重访时，更多男女村民甚至一些60多岁的夫妇也加入到了流动者行列。由于天不作美，靠天吃饭的村民咋拼命也难以摆脱贫困。多数农户的生活陷入了入不敷出境地，拿当地人的话来说是"想好不得好"。男女村民尤其是年轻人不断外出寻求非农机会，而漂泊在城市夹缝中求生存的失意者又不时返回故土重操旧业。

这个村的人口因而也像西部地区无数村庄一样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变状态。村民的频繁出入和日益增多的人户分离现象，使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笔者2003年的入户普查表明，Y村有564 人、161户。除却15户（共51人）举家外迁达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剩余的共计146户、513人，这其中个体或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几近一年（含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等情形）或一年以上者（有的不复回流已逾多年）达101人，占全部人口的18%，其中打工至少四个月的有69人，男性50人，女性19人。2003年是个较特殊的年份。SARS的不期而至使很多人在5月初返回村里，疫情结束后有的人就不再出去了。可以料想，不然的话打工者会更多，在外出逗留的时间也会更长。打工经济毕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人年复一年外出，但却很少有人因此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个人和家庭命运的。

自1980年农户重新成为生产单位之后，村民的职业选择变得更多样化和异质性了。村民中有民工，也有牧民，经商者有之，个体经营亦有之。有的已城居多载不事稼穑，也不曾回流。村民之间的职业分化也使男子和妇女的经济参与本身复杂化了。根据笔者2003年的入户普查，在146个常住户中有91户（占62.5%）主要靠种粮为生，这不排除他们饲养一些牲口或偶尔在本地打零工。而在207位个体纯粮农中，女性130人（占62.8%），几乎是男性（77人）的两倍；而兼业的男性有58人，几乎是妇女（10人）的六倍。村妇在非农就业上的劣势地位由来已久。早在单干之初，那些在集体化时代就拥技能的少数男性，像拖拉机手、工匠或村干部等，就捷足先登脱离了农田劳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越来越多未婚女青年加入流动者行列时，已婚妇女却因文化上期望的角色、"女主内"的社会规范、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以及守住家庭小块地以便提供农家基本保障等诸多原因而留在村里从事农作。Y村虽然不像其他地方只有"386199部队"留守故土，但多数村妇业已独自地或主要承担起以往全家劳力分担的生产和生活责任，维持着农家不可或缺的生计农业和少量商品生产。到2013年，村民们面向市场而生产粮食、经济作物及饲养牲畜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与集体化时代"大呼隆"的生产模式不同，一家一户分田单干之初，男女村民以无比热情和干劲投入自家口粮田的经营。这个塞北村落人均拥有5亩口粮田，不过这里只有一熟作物，生长期为四个多月。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足够的土地需要夫妻双方终年种地，他们都凭借一家数业的多种经营来降低天灾人祸或市场有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市场经济之下，农家都努力发挥本地和自家优势，不单抓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还兼顾畜牧业和打工。即便这样，也不像从前"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出工，天天在集体靠时间"，田里的农活二到三个月就可干完。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不在那么整齐划一了，男女之间和村妇之间的劳动内容和强度也因户而异。妇女的农业劳动量主要同其年龄、家庭生命周期、财富、家庭人口数、成年男人的缺席与否等密切相关。农户中出现了劳动力紧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一些空巢家庭的中老年妇女虽未成年就饱尝劳动的艰辛，如今却享有了更多的休闲。而其他一些妇女尤其是留守妇女则变得更劳累了。

与刚单干时相比，村民对土地的劳力投入明显减少。据笔者2003-2004年间的观察，以平均三口之家的15亩口粮田来说，主要作物的生产平均每年只需要100来个全天劳动日（一天10-12小时），若夫妻两人共同投入所有阶段劳动的话，每人只消各自劳动50多天时间。这意味着即便将户内小规模的饲养业同种植蔬菜等副业等结合起来也无须一家人终日终年忙个不停。2013年笔者重访时注意到，因以下若干原因这种趋势已变得更加明显：一则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留下来的农户一般都种几十亩地，土地的经营往往比较粗放；二则至少翻地和播种过程机械化作业已日渐普遍化，这不但节省了大量劳力，而且减轻了人们的劳动负担；三则种地的投入大，收益的不确定因素多，人们种地的热情已大为减弱，少数农户甚或抱着打点粮够吃就行的心态；最后，留守家庭往往劳力紧缺，常常顾此失彼，尤其是在夏锄和秋收的农忙时节。

不论男女村民，多数被访者都认可如若没有壮劳动力承担重活，一个妇女独自承担起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是不堪其苦的沉重负担。男子外出打工的确需要夫妇双方都做出许多牺牲。2003-2004年间，村里共有6-7户女户主家庭，笔者在此仅择取一个故事来表明妇女的能动性及其消隐了的经济贡献。陈芹夫妇还是比较精明强干的，按理日子应该过得不错。2003年，陈芹正好40岁，有个15岁的女儿2002年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儿子13岁还在念初中。一家人还挤在一间小屋的一张炕上。她家陷入债务的主要原因是：1990年生儿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罚款6000元; 1998年追风赶潮借钱买了一辆小型农用三轮车花了1万元, 原本希望借此摆脱贫困的，但结果几乎是血本无归，到2001年卖掉才得了3000元。2002年又借钱搭起了一个房屋架子。一般村民要想从信用社借钱几乎筹措无门，而借私家的钱则需还很高的利息。"我们可真的是被带腿的利给整垮了，年年种地得来的钱还不够还利息的"。由于上述原因，加上供两个孩子上学，那些年陈芹一家就一直这么守着贫困。

实在无奈，2003年陈芹决计自己留在村里独揽一切，让丈夫到外头去碰碰运气。除了自家20亩口粮田外，她还租种了别人的15亩土地。在女儿的帮助下，她同本村也是独自留守的妹妹一起插伙种地。她们带着妹妹的儿子起早贪黑地连轴转，这个孩子常常就在地头睡着了。她自称这一年除了睡觉从来不得闲，连做梦都在干活。她独自打点着家里家外的事情，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当家"。除了自家留用的口粮外，她还要卖了一些粮食。此外，她还养一头肥猪、一个老母猪、一匹马和一头驴，并抓住一切机会打零工。夫妇俩这一年辛苦下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该家的债务。到2013年重访时，笔者得知，陈芹一家人通过打工、饲养老母猪和其他牲畜、扩大种地面积等，早在几年前就偿清所有债务。他们不仅盖起了新房，而且也给儿子娶上媳妇。2013年，她夫妇俩一边种地，一边养了30来只羊，儿子儿媳则在外打工。

这些寻常生活片断折射的是弹性的家庭生存策略、妇女的双重劳动负担、农人的生存困境及妇女的能动性等主题。底层农妇这种鲜活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能以小见大窥视村落之外社会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宏大主题。

三、"男工女耕"格局下的妇女劳作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制社会，一个小农经济主宰下的农民大国和农业大国。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人口13.4亿，其中居住在城镇约6.66亿，占49.68%；居住在乡村6.74亿，占50.32%。[6]到2012年年末，城镇人口已超过了7亿。尽管如此，农业户籍人口仍高达9亿之多。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城乡居民、乡村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在收入、生活水平及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发展鸿沟一直不断扩大。据官方数据，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两者相差三倍以上。农村内部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甚至远远超过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例如，农村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为2316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为4807元，中等收入组7041元，中等偏上收入组10142元，高收入组达到了19009元。[7]高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纯收入相差八倍多。外出务工经商于是成为小农户的一个主要生存策略。

尽管举家外迁或结伴同行的夫妻越来越多，但由于"夹生"的城市化，流动大军中的已婚男性多半仍是只身外出，而将自己的配偶、父母和子女留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占62.2%；本地农民工9925万，占37.8%。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占总量的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东部地区农民工以就地就近转移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外出为主。从分性别数据看，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再从分年龄数据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4.9%， 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占15.1%。[8]

伴随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源源不断从农业中游离出去进入本地或城市的非农行业, 已婚妇女尤其是有家庭拖累的妇女不成比例地沉积在低收入的种植业和日益凋敝的农村。

男女共耕的劳动模式因而渐渐让位于"半工半耕"模式，更准确地讲是"男工女耕"的性别劳动分工格局。在越来越多地方，缺乏就业选择和就业机会的已婚妇女在大田劳动中挑起了大梁，有的独挡一面承担起农业生产的主要或全部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然颠覆了长期凝固化的男耕主导模式。

农业虽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但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早已被动摇。改革开放之初，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路下滑。例如，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78年的28.2%下降为2000年的15.1%，2011年仅为10.1%。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率2011年分别为4.9%、53.5%和41.6%。[9]种植业的经济贡献同样不断下降，以粮食生产为例，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万吨，假如按每公斤2元计算，总价合计约为10 亿。可见，粮食在中国GDP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已变得很小。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已完全丧失了比较优势。更何况，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差，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未曾改变。当农业变得无利可图之后，它沦为妇女的主业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时下盛行的"男工女耕"分工格局，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乡村居民内化了的"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重塑和变异。这种中国式的分工模式是深嵌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规范之中的。在乡村世界，大凡户外的事情往往被建构为"大事"，由男性承担；而户内的事情则被建构为不甚重要的"小事"，由妇女负责。当"男工女耕"这种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成为农家创收、生存乃至发展的集体策略时，这方面的社会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乡村世界的"内"进而被重构为村落社区，而"外"则远远超出了村庄的边界。澳大利亚学者杰华（Jacka）就农村盛行的有关妇女工作的社会建构敏锐地概括出了三大二元对立关系。她富有洞见地指出，农村集体解体以来，内与外，轻与重以及技术与非技术这三套二元对立观念，继续影响着农村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前者总是同男性相连并备受重视，因而加剧了妇女在教育、参政及就业上的从属地位，也影响到农村男女的自我认同和择业机会。

正如笔者在Y村观察到的，留守妇女在丈夫"缺席"时无怨无悔地进行"自我剥削"，多数人照样能维持农作并饲养牲畜，有的甚至能比男性没有离开时干得更出色。相比之下，留守的男性就像一些"光棍"一样，往往无法胜任家里家外多重劳动的平衡，他们多半会选择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的庄稼，其收益也总是平平。从这些角度看来，让妇女外出显然是很不划算的。假如说户内非农转移是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一种选择，那么，像历史上人们选择"男耕女织"一样，这显然是一种理性的家庭选择。

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在未来几十年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乡村居民也依旧会持续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而且，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减少农民总量普遍被当作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此也可以断定，"农业的女性化"过程远未终结。守望农田只不过是全球化背景下已婚妇女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农妇缺乏独立于土地之外的生计。这一社会性别化现象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改变了乡村从业人员的性别与年龄特征从而改变了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地位及贡献，同时也对流入地"留守大军"的生活、小农经济乃至村庄发展生产了至深至巨的影响。由此可见，"农业女性化"的正负面影响都不容忽视。

（一）正向效应

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初，生产大队和小队男性精英掌握的农业决策权就很快转入原子化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之手。由于历史的惯性，绝大多数妇女继续投身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不过如同在集体化时代，其时妇女主要是农事活动的参与者或合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两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农业生产的决策权与管理权，包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销售等，仍主要执掌在男性户主之手。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男工女耕"的性别劳动分工进一步强化了妇女对家庭的责任和贡献，从而使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劳作与作用显性化。农村妇女在获取和控制发展资源上虽深受限制，但对自己劳动和劳动收入的掌控成为许多人赢得个人自由和选择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对以前没有过独立经济活动与收入的妇女来说，丈夫"缺席"时就田间管理，农资购买及家庭支出等自主拿主意的经历，哪怕是短暂掌权，也有助于她们摆脱了依赖心理。毋庸赘言,妇女独自经营农田和管家也会带来其自信心、独立意识及办事能力的增强。

随着妇女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自主权和决策权的大增，她们在户内的商讨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在各地田野调查时笔者多次听说，一些大字不识的中年妇女一开始接手时对农事活动一筹莫展，但慢慢就变得驾轻就熟了。即便男性回家后，一些业已"当家作主"的妇女也未必自愿交出其管理权。而同时，长年外出的男性对户内事务会变得隔膜起来。一些妇女于是"权也有，钱也拿，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队长'"。留守妇女的能动性在这样的陈述中跃然纸上。这从留守妇女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自豪和自信也得到了印证：一个留守妇女告诉笔者的原话大抵如下："以前你什么都不是，就只配坐在角落里不敢吱声。现在自己拿着钱，不用像以前那样子了！现在很多事情自己可以说了算，花钱上自由多了，同他吵架的声音也比以前大了。" 从上述角度看，农村妇女不全然是"农业女性化"的牺牲品。

这里不妨再以笔者前文中描述过的Y村留守妇女陈芹为例，独自耕耘使像陈芹这样的留守妇女的活动空间和舞台大为拓展。笔者2004年在村里时，陈芹仍独自留守，她家位于马路边的稻田被修筑公路的粉尘严重污染，产量有可能大为下降。她曾前来向笔者咨询如何获得补偿的事宜。因为她家稻田损失最大，她于是带头与几个同样受害的村民一起到县环保局求助，并最终获得了一些相应的补偿。这个寻常个案是意味深长的。随着妇女角色和活动的变化，乡村社会性别关系也慢慢得以重构或再造。

留守妇女维系的温饱农业不仅为留守者提供了食物保障，改善了家庭福祉，而且为外出打工者解除了在外闯荡的后顾之忧。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粮食一直连续增产，到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万吨，实现了连续九年增产（见图一）。换言之，中国粮食总产量并没有因受过更多教育的男劳力的大量流失而减少。依据对中国六个省60个村的观察，Alan Brauw等人也得出了妇女管理农田的效率并不逊于男性的结论。[10]我们虽无从知道妇女维系的一家一户"温饱农业"究竟对粮食贡献的份额具体是多少，但可以肯定是，她们的经济贡献举足轻重。

图1：全国粮食产量及其增速

（二）负面影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一直是农村妇女就业的主渠道、生计核心及主要收入来源。在全球化背景下，当种植业失去比较优势成为无出路的产业时，它又一次变成了农妇的主业。妇女在种植业中从业的比例之高，绝对量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内容与程度因地域经济、当地自然禀赋、生计系统、家庭生命周期、贫富、代际关系以及妇女自身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婚姻状况等因素而截然不同，不但处于动态变动之中，而且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多元化模式。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妇女往往为自家生计付出100%的努力。当男性非农转移后，留守妇女往往独自兼任田间劳动、照料孩子、赡养老人及家务劳动等户内外多重角色。原本由男性承担的诸如犁地等重活累活也统统落到妇女身上。种植业本来有农闲之分，但在一些地方，由于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再加上家务劳动的拖累，许多妇女终年都得投入无休止的劳动之中。有些农活对于男性可能是一桩小事，而对于妇女则是不堪承受之重。

不论男性"缺席"与否，也不论妇女生产劳动有多忙，她们都得承担更多无酬的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绝大多数家务劳动的惯习几十年来几乎不曾改变。根据全国妇联1990年9月（非农忙时节）进行的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15-64岁农村妇女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3个小时；到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时，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略微减少，但仍比男性多将近3小时（见表1）。相形之下，城市妇女1990和2000年的家务劳动时间比城市男性约多2小时。在没有减轻妇女再生产劳动负担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角色的增加只会以牺牲妇女的休闲和健康为代价。

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时间利用调查也揭示，男性有酬劳动的参与率（74%）高于妇女（63%），而无酬劳动的参与率（65%）则低于女性（92%）。城镇女性无酬劳动的参与率是92%，高出男性20个百分点；乡村女性无酬劳动的参与率是93%，高出男性35个百分点。[11]就劳动时间来说，2008年妇女每天的有酬劳动时间为4小时23分钟，比男性少1小时37分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54分，而男性仅为1小时31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23分钟。这在农村居民中尤为明显，农村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比男性多2小时41分钟，而城市的相应数字为1小时42分钟（见表2）。

许多城乡妇女的双重角色冲突和负担因而十分突出，受时间贫困的制约也更严重。这在乡村留守妇女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农村妇女从事生产劳动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实际上一贯得到政府的默许和鼓励。例如，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在第23条"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中就明确提倡"农村中的妇女团体，应当把教育妇女勤俭持家，作好家务劳动，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第24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7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250天左右的工作。根据妇女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妇女劳动力。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7年内，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参加农业和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80天到180天。"没有妇女承担的大量再生产劳动，遑论生产领域的运作？家务劳动的不公平分配因而成为户内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

正像Y村村民普遍公认的，即便男人留在村里，妇女也因主要承担没有"影子"的家务劳动而比男人更辛苦。该村1972-2000年间当了几十年妇女主任的妇女是这样评价村里妇女的劳作的：

现在十家有九家妇女比男的更累，家务活太多了。留在家里的男人有的帮忙干家务，有的不帮。同样去地里干活，女的一回家就得烧火做饭，一边做饭还要一边喂牲口，男的回了家多数就心安里得地躺在炕上休息甚至抽烟，连收拾碗筷的都很少。假如反过来的话，风言风雨就多了，人们就会说这家妇女不会过日子，尽指望男人。男人其实也很辛苦，但相比之下妇女就更辛苦了。这里有什么大事比如缺钱缺物的只能指望男人去张罗，男人也打着这个名义走东家串西家的。当地流行这样一句话：'妇女提高，男人打腰：柴不整，水不挑，冬天上炕头，夏天上炕梢。'扶犁杖、捋粪等过去被认为是男人的活计，现在家里的男人要是不在家的话妇女样样都得拿得起来。凭力气的活光靠妇女去干也真难，找别的男人帮忙多了，闲言碎语还受不了。要是妇女出去打工的话，人们又会说她挣来的钱不干净。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妇女就更难了！"

由于户内外双重乃至多重负担的重压，一些人因过度劳累而身心疲惫不堪，有的人则因超负荷劳作而造成伤痛。四川一个村妇曾向笔者讲述过她不分昼夜劳作的故事，有一次竟因扛得过重把肾撑破，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许多留守妇女独自支撑"一片天空"，虽心力交瘁也在所不辞。人们常用"吃苦耐劳，勤劳勇敢"来礼赞中国劳动妇女。将这些赞词用在独自耕耘的一些妇女身上似乎也一点也不过分。笔者农村许多地方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凡家里有个勤快、能干、会过日子的主妇，这个家的日子就过得好，反之亦然。在社会支持匮乏的地方，妇女为大量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兹引几个农村妇女的访谈片段为证：

我们没本事只能靠种地。一年忙到头，光种庄稼也挣不到几个钱。碰到天气不好就更没有指望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家拉了那么多饥荒（指欠债），不去打工靠什么挣钱？要是两人都窝在家里不出去打工的话我们怎么还债呢？……'当家的'不在时，我只好拼命地干。现在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钱，雇人干活出不起钱呀。除了实在没有办法，我都是咬咬牙自己干，能不求人就不求人。想起这些事情就愁得慌。

没有本事只能干体力活。现在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些，吃得好点，穿得好点，有了黑白电视机还想要彩色的。以前大家一样穷，可现在村里头差别这么大，大家都看在眼里。你不能总看别人过好日子眼馋吧？大家都会觉得很有压力的。……现在穷了就被人家瞧不起。你要想改变现状，就得加倍努力干活。男人在家时不用干的很多活都要从头学。农忙时白天还好，晚上累得一动也不想动了。我不是怕累怕吃苦，干点活又累不死人。只要孩子能念好书，有出息，我吃什么苦都心甘情愿。

现在挣的钱比以前多了，开销也更大了。村里没有几家的日子是好过的。不打工日子真的没法过。我也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但家里走不开呀！……现在样样活都得自己干，就像男人一样干活，比男人干得还多。你能想象得到我有多累，累得有时都睡不着觉。我们老农的活没个完。冬天地里没活也捞不着闲。我真的觉得累得很，要不怎么老得这么快。……如果你只是呆着，你就会一直受穷。我这辈子吃的苦是吃得没边了。有人讲我们妇女生来就是来遭罪的，这是命呀！

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以种植业为生的妇女即便在丰年也未必获得丰厚的收入。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很快，而农业收入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率则不断下降。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2963元（约占42.5%），家庭经营收入为3222元（占46%），两者几乎相当。[12]同1990年相比，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0.2倍，工资性收入增长21.4倍，而种植业只增长6.2倍。这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几乎全部都来自非农的工资性收入。

由于妇女大量沉淀在低收益的种植业中，这还致使农村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第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1990年-2000年间，尽管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却明显拉大。1999年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的年均收入为2368.7元，仅是男性收入的59.6%，两性之差比19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13]2010年进行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揭示，18-64岁女性在业者的劳动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在农村低收入组中，女性占65.7%，比男性高31.4个百分点；在高收入组中，女性仅占24.4%，比男性低51.2个百分点。城乡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67.3%和56.0%。[14]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耕妇女经济地位的下滑。

一家一户经营的小农经济主要是一种温饱生计。这种小农经济以生产技术含量低、市场价值也低的粮食作物为主，辅以饲养少量牲畜。由于无利可图，有的农户做出不种、少种或干脆抛荒的选择也自在情理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小农耕作常被认为犯不着更多投资和投入的。这种观念势必也影响到政府、社会和社区层面对经营农业的农村妇女的投资和社会支持。更何况，在获取和控制农业资源上农村长期以来都是以男性为主导。农村教育培训和推广服务等项目往往都是以户为单位，直接瞄准户主的（绝大多数为男性）。即使面对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女户主的事实，这种做法仍没有多大改变。由于人力资本上的劣势，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妇女比男性少得多。妇女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也更差。例如，许多农家购买男性使用的拖拉机和摩托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而家庭的妇女却依然靠步行或赶牲口车。

妇女拥有和控制的经济资源有限，同市场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因而常常无法同掌握了更多资源、信息并且受过更多教育的男性展开竞争。经历过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洗礼"和城市文明的熏陶，有的青壮年男性逐渐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因多年闯荡，他们见识更广，拥有的资源也更多了，从而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相比之下，留守妇女在重负之下可能根本无暇顾及自我提升。这会使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同外出男性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许多留守家庭的婚变恐怕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

伴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衰落，农业从业者地位的衰微也在所难免。像其他非正规就业者一样，从事这种非正规就业的农村妇女不但缺少应有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不受国家《劳动法》的保护。一向远离村务管理的妇女因缺乏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机会而难以公平地享受各种公共服务和产品。这势必使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同实现了非农转移的男性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笔者2002年在云南一个彝族村庄曾惊讶地发现，由于男性劳动多半非农转移，主要由妇女负责位于澜沧江对岸坡耕地上的农作活动。跨越这条江的一座桥已被洪水冲走多年了却一直无人来过问。不管江水深浅，该村妇女经年累月趟过江去种地，有时一天来来回回好几次。一天清晨我们一行从山那边下来趟过这条江时才切身感受到江水的刺骨。就在我们坐在江边观察的半个小时里，只见妇女背粪、背庄稼的身影在不断来回穿梭，却唯独不见任何男性的踪影。这么高昂的生产成本不仅使生产水平低下，妇女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村妇中不少人因严重的关节炎和风湿病而倍受折磨，因不堪医药费和交通不便，她们相互之间自己注射青霉素。

"农业的女性化"更无法表明中国农村妇女获得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倡导的"体面"（decent）的工作，通过就业赢得经济独立是提高妇女地位的前提条件之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当作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一个主要标志。在就业和经济活动中实现男女平等也是当下国际社会大力倡导的妇女经济赋权的必由之路。全世界都为之奋斗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2便强调"实现充分和有效就业，使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年轻人享有体面的工作"。目标三的一个监测指标是："非农部门从事有酬职业的妇女所占的份额。"比照国际指标，反观中国的经验现实，我们距离国际上"充分有效就业和体面的工作"等目标依然有相当大的差距。

四、结语

中国农村妇女就业一直深深打了上时代的烙印。解读禄村及其他村落沧海桑田般的历史，令人不无感叹的是，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伴随国家农村政策而不断发生流转，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妇女发展之后，历史上绵延不断的对弱势女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显然还在延续。农村妇女尤其是留守人群不仅承受着一家一户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小农经济的弊端，社区共同体趋于衰败的代价，还得承受市场失灵的困境乃至不平等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遗产[15]。妇女独自经营农业固然带来了机会和赋权，也包含着辛酸和痛楚。妇女原本就承担了大量户内外劳动，现在的劳动负担更为沉重；妇女原先就在资源占有和控制上处于劣势，现在依然如故；农业就业今天同样是无奈的谋生手段，但现在已脱去了政治性的光环，因而也少了一些政府承诺。也许我们该检讨的是，提高妇女地位虽然高喊了几十年，但男女平等在市场驱动的发展中却越来越难以物化为现实。

"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日渐式微的产物。表浅而简单化地理解"农业的女性化"会导致对历史性延续的误读。中国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凸显，农妇滞留农田可谓是无法选择的选择。当前，"三农"领域的各种社会性别歧视和偏见并未因妇女的农业劳动贡献而退出历史舞台。各种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交织互动还有可能加剧某些贫弱妇女的苦难。自不必说滞留农业生产领域的妇女的劳动负担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事实表明，社区内外对村妇的社会支持十分匮乏，即便存在的话，也充斥着社会性别"盲点"和"偏见"。而当地干部的腐败和不端行为还会加剧了"发展"对妇女的负面影响。同城市女性和乡村男子相比，弱势妇女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一步步走向边缘。与其说农业"女性化"了，毋宁说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进一步边缘化了。就像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情形一样，官方话语中的发展，不见得就是妇女发展的"福音"。

种植业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成为三农领域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一个缩影。这些明摆着的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不仅不利于粮食保障、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而且也是追求和谐社会不容漠视的因素。经由上面的分析，"农业的女性化"是"神话"抑或现实已是不言自明的了。这是进步还是倒退，由"男工女耕"或"农业女性化"反衬出来的事实委实值得"三农"学者和决策者的反思。也只有认清了这一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模式，有的放矢地赋权留守妇女特别是回应"386199"军团的需求，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才有可能是公平和可持续的。

[本文基于笔者以下几篇文章：《失落的选择，村妇依旧守农田》，《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0期；《守望农田的娘子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6日；《不只是"聪明的经济学"，《人民日报》2013年5月23日；《正视"农业的女性化"》，《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7期]

注释：

[1] 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8-19页。

[2] 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胡玉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3]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潘锦棠：《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管理世界》 2002年第7期，第62页。

[4]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实-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第179-180页。

[5] 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胡玉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7] 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发展稳中有进》，2013，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30118_402867146.htm

[8] 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 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30527_402899251.htm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第22页。

[10] Alan Brauw et al.,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Myths Surround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Farming," The China Quarterly, 2008, Vol.194, pp.327-348.

[11] 安新莉等：《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结果简介》，2009，http://www.stats.gov.cn/tjfx/grgd/t20081121_402518869.htm

[1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第112页。

[13]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第10页。

[14]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 6期，12页。

[15] 胡玉坤：《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 --基于全球化视角的探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原载胡玉坤著《社会性别与生态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