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六二四”事件，这是十年文革初起之时发生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的一起重大的文革事件，它不仅深刻地影响清华文革的整体走向，而且由于直接介入了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中国文革的整体走向。但是四十多年来，它的历史真相及历史意义至今没有引起文革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更没有详细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时，笔者恰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在此愿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详细回顾、追述、重现这一事件的现场画面，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与梳理。
一、1966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
1966年6月24日晚七时左右，华灯初上，但毕竟是在夏天，天色却尚未完全暗下来。清华大礼堂里早已座无虚席，楼上楼下、过道、讲台两侧全都站满了人，大礼堂门口挤满了想入而不得入的人群，暮色中的礼堂前的中心大字报区及区内的绿丝茵茵的草坪上，到处是东一簇西一簇兴奋激动，或静默流动、或热烈辩论着的清华人。
六月是“十年文革”的始年初月，笔者刚从怀柔四清前线回来。临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工作队队长老曹同志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小胡啊，这次运动来势很凶啊，回校后多看多想少说话，知道不？”我说：“知道的，知道的。”
50多岁的曹队长原是北京市手工业局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已参加过两期四清了，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与我关系极好，对我也很器重。我在回校后就一直记着他“情之殷殷”的表情和“来势很凶”的判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个静穆而寂寞的单兵散勇，赶赶场子看看热闹，三缄其口不发表任何意见。再说了，父辈们的经历也告诉我，政治运动是深不可测的海，一不小心掉了进去，自己“葬乎江鱼腹中”尸骨无存且还罢了，还要祸及父母弟妹及两姓六属。
我当时的这种心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班我们宿舍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一种心态，这也可以解释相当大的一部分同学在文革初期以“观察、自保”为主的表现。委实，它来得太激烈了，太邪乎了，按原有的常识谁也理解不了。
那晚，我很早就挤进了礼堂，占据了一个极好的座位，大概在第七、八排左右，中间过道右侧的第三、四个座位，对舞台上的一切能尽收眼底。我坐在那儿面对着热烈的场面，脑子里虽有思考与辨识，但心情却并不是那么激动的。自始至终没有鼓过一次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熟悉的眼睛。尽管如此，当晚上11点多回到宿舍时，同学得知我在现场，问了一句“怎么样？”我仍然无意间回了一句：“两边都不怎么样！”仅此一句而已。即便是这样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后来也被一位班干部汇报给了工作组，被当作我“立场不稳”的证据。我之所以后来没有挨整，也是因为又有人揭发了这位班干部也有“立场更不稳”的言行，而他是班上的“当权派”，于是就由他先去“受死”了！
那晚的辩论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
6月22日下午2点15分，工作组通知化902班的文革组长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你们班的讨论会。一听说刘主席夫人居然要到我们班上来，大家全都很兴奋也很荣幸。于是赶紧洒水、扫地，布置教室。20多分钟后，工作组来了一位女同志，坐下就开会。班上有人认识也有人不认识王光美，不认识的以为她就是王光美，认识的又没有机会说她不是王光美。人来了，会开了，同学们也就没有机会交换信息。至于会议主持人蒯大富本人认识不认识呢？蒯当时没有说，40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
会议开得很热烈，期间有人递条子要求确认来者身份，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会议结束时，那位女同志说：“我是强斋（工作组所在地）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说完站起来就走了。一些将来者误认为王光美的同学大失所望，这其中就有人十分气愤，甚至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冒充王光美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于是认为“王光美要来参加会”是一则谣言。
工作组进校后为了加强领导，稳定局面，曾有一则“谣言必追”的指示，蒯大富们就本着这条指示去追查“谣言”，追查的对象却是“工作组”。工作组以“接电话的听错了”为由搪塞，蒯等认为“那怎么可能呢”？于是继续追，从晚上6点多一直追到11点多。工作组不理睬他们，蒯们坐了五个多钟头的“冷板凳”，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宿舍。这一晚，这一班青春燥动的大学生们就睡不安稳了。
6月23日一早，蒯等十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长达三千多字，点了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名，牵涉了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这还得了，清华园立刻沸腾了，大字报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满园子都在议论这件事。
6月24日，贺鹏飞激将蒯大富，约定当晚大辩论。毫无疑问，贺的行为是工作组授意的。据此，有的校友认为这场辩论是工作组组织并指挥的。我能认同这种判断，但同时也要指出从事后的结果分析，即使工作组有组织、有指挥，也并不是很精心的，可能他们当时将蒯大富只当作是一根“屌丝”，还没有放在眼里呢。
当晚7点半，大礼堂里辩论开始。蒯方出场的是蒯大富、鲍长康，孟家驹，似乎还有刘才堂、刘泉，王铁成、王良生等，诸位同学流星般地上去客串与“冒叫”。贺鹏飞这一方除了贺本人外还有其它几个学生，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她也曾上台客串与“冒叫”。【注1】
贺方的几位同学似乎个个都不行，贺方的主将，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水平不行，嘴皮子更不行，准备工作做得也不行。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整晚上就不曾有过任何出彩的表现。
贺鹏飞是我早就认识的，他是与我同系的低年级学生。我们同住七号楼，一个门洞进出，我住四楼，他可能是二楼或一楼，又同在东区的七饭厅用膳，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从没有打过招呼。他是将门虎子，作为顶级的高干子弟，身上有一层耀眼的光环，身材粗壮，脸模子与他老子长得一屌样，也有两绺“八字胡”，个头却比他的老子矮得多。
“将门虎子”是一则中国成语。其实“将门”未必出“虎子”，最典型案例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与“乐不思蜀”的阿斗。贺鹏飞也是不典型的一例。
那晚是我第一次得识蒯大富，中等身材，个头和我差不多，不算太瘦，小分头，戴眼镜（有同学很确定的回忆是紫框），穿兰色学生装，操一口我所熟悉且有亲切感的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辩才无碍，口齿清晰流利。
辩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王光美说来没来”这件扯淡事，由此扯出一连串更扯淡的事。
蒯方顽强地要求工作组把这件事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解释清楚呢，就怀疑是“阴谋”啦。
我坐在那里就在想，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对你们这样一个具体的30人的小班级能有什么“阴谋”呢？也许也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班同学的活思想，当然也包括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所以，我认为蒯大富们纯粹“吃饱了撑的”，“别有用心”不一定，“小题大做”是肯定的。
后来仔细想想，工作组也有可能当时已经有“阴谋”了。三天前的6月21日，蒯大富在刘才堂（化9学生）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继而蒯等又在6月23日贴出那张轰动的大字报。如此出格的“批语”及蛊惑人心的大字报，必定会引起工作组的严重关切。而且恰恰就在6月23日这一天，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内部讲话，李雪峰指出“工作队就是代表党”、“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所以清华工作组很可能在6月23日晚或24日白天，已将蒯大富锁定为清华文革的“黑客”了。“黑客”是现在的说法，那时叫“游鱼”。“游鱼”的说法也出自李雪峰的这次讲话中。
但在当时，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又何以得知呢？我这种认知水平，有人讥讽为“幼儿园水平”。其实“幼儿园水平”也不错啊，我在经过了“四清”后已经有“自我防卫”的意识了。有的人水平比这还差很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咬奶头”的水平！
贺方的几个人本身也都是学生，哪能知道工作组的事儿呢？当然就解释不清楚。加之他们是预设立场，撇不清与工作组的关系。这样的角色既尴尬又可疑，在与会同学的眼中，就像工作组的特务似的。何况他们的口齿又那么笨拙，所以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了。
但是贺方中有一个小矮个子的发言是值得注意的。他的主要意思就是“王光美与会与否”这件事是不重要的，你蒯大富为什么抓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做文章起哄呢？这不是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吗？不是煽动群众怀疑工作组吗？而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新市委是党中央刚任命的，所以对新市委是要信任的，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也是要信任的。
坦白的说，这位小个子同学的思维逻辑与我当时是一致的。
请读者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党中央刚刚撤销了一个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又刚刚任命了一个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新市委也不过刚成立了不到一个月，怎么可能又是“黑帮”呢？如果又是一个新“黑帮”的话，那么毛主席与党中央又是干啥吃的呢？
再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新市委是可以怀疑的，打倒它后再来一个新新市委，也要去怀疑，也要去考验，这事情还有完没个完？
小个子同学没有把话说完全，没有将这样的逻辑推理进行到底，但言下之意就是蒯大富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有野心，有野心呢？就必然企图将水搅混以便浑水摸鱼。
我当时认为“王光美说来没来”当然是有原因也会有过程的，在事后解释清楚也是应该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方便解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她毕竟是王光美，是刘主席的夫人，说不定真有点什么机密的事临时不能来了，这也是可能的。总之在我看来“来不来”是小事，“解释不解释”仍然是小事，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也多得很。
而蒯大富们却咬定青山不放松，连篇累牍出大字报责问工作组。
我记得同宿舍的同学议论过这件事，全都认为蒯这小子太好出风头了，这样下去要倒霉的。
对于我们这些四年级及四年级以上的同学，又都参加过四清，“工作组代表党”几乎是普遍真理。我们当一名普通的四清工作队员也是代表党的，尽管我不过是共青团员，与我一起包队的曹同学连团员都不是，但是经我介绍入团的青年就有十多个，我还介绍了三个贫下中农入了党。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也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体现的。在这样的既经典又传统的思维下，即使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也是代表党的领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权威性方面有差别。
看来，那天在现场的同学们多半是四年级以下的，没有我这样的“认识局限性”，他们只知道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考验一切。当然他们也有道理，北大校党委不是被考验烂了吗？清华校党委不也是被考验烂了吗？谁知道这个新来的工作组是红是黑呢？先怀疑了再说，先考验了再说。
我们忘不了“反右派”，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反右派”；我们把工作组看作是大爷，把自己看作是孙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大爷，把工作组看作是“二爷”。我们认为应该有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却认为只有毛主席；我们的思想比较符合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比较符合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当时谁又能知道这个“毛泽东思想”也是前后不搭、千变万化的呢。
会场上低年级同学居多（后来的蒯派也是低年级的占了绝对大比例），甚至还有不少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他们年轻，不懂得党的传统规矩；他们“幼稚”，猎奇心理比较重，对“王光美说来没来”的幕后原因有浓厚的兴趣，对工作组连对这样一件小事也解释不清楚感到既奇怪又不满意，所以他们既已怀疑就要考验了，一加考验就没有节制了。
那晚，蒯大富的胜势是非常明显的。蒯的辩论水平显然比别的同学高，比起工作组的那些人则更要高。当鲍长康、孟家驹发言时，蒯方的优势并不明显，但老蒯一发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会场呈现一边倒。
蒯在会上不厌其烦反复叙述他们去强斋拜访工作组的经过，讲他们如何如何坚持要工作组解释清楚这件事。
蒯大富就象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一定要工作组“给个说法”。但工作组就是不肯给“蒯秋菊”们“一个说法”，所以蒯要继续闹。但“秋菊”是受了委屈与伤害的，而当时的“蒯秋菊”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所以，我认为蒯对这件事坚持“要说法”的理由不符合我们理工科学生常挂在嘴边的“充分必要条件”。
蒯大富的演讲有几个特点：第一、时间、地点、现场人物，交待得十分清楚；第二、用词有分寸，不说过头话。比如说“怀疑有阴谋”，从来不说“肯定有阴谋”；又比如说“我们（指蒯们与工作组）的目标是一样的”，而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不一样”；第三、大量运用了“渲染”、“比兴”的文学手法。
蒯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在工作组所在地的强斋“等了五分钟”，他马上就接着说此时是几点几分了，有什么人进进出出；然后说“又等了五分钟”，此时又是几点几分了，又有什么人出出进进。“时间、地点、人物”是任何一件事情的三要素，蒯交待得如此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他的真实性了。在取得听众信任的基础上，再说工作组让他们坐了五个多小时的冷板凳。蒯甚至能说得出第一次冷板凳是几小时几分钟，第二次又是几小时几分钟，这就大大赢得了广大与会师生们的同情分。包括我在内，对蒯所说的这些前后经过也是不怀疑的。
我对“六二四”那个晚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
多年后，我与老蒯在南京、深圳少说也吃过二、三十次饭，酒席宴上，杯盘恍惚之际也曾不止一次的谈到过“六二四”。我对老蒯说：要说那天晚上你的表现呢？真是没说的。嘴皮子呢？超一流！工作组的那些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但要说到辩论的内容与实质呢？其实稀松。什么“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这只是一种中学写作文时的“渲染”手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现在将这种手法就叫“煽情”。对此，蒯辩解说这反映了工作组害怕群众。我说这就越发“扯”，你说工作组害怕群众，工作组说你不相信党；你说工作组群众路线有问题，工作组说你动机有问题。双方都有道理，双方的道理都是“扯淡”。我这样说，老蒯当然没有认同，但也没有生气，只是酒席宴上的一笑而已。
有那么六、七年的时间，我与老蒯交往相对频繁些，在这个过程中一向是相当平和的，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凡有清华同学的聚会，大凡都是老蒯一人唱独角戏，别人基本上插不上嘴。但只要是蒯大富与沈如槐【注2】同时在场，蒯的段子就往往讲不起来。沈不苟言笑，冷冰冰的坐在那里，不喜欢讲也不喜欢听，场面就会沉闷而清冷。沈当然也不是没有情趣的人，作为对立派的一把手他就是故意不肯给面子。有沈有蒯的场合，我们这些昔日的老部下都会照顾这两个“领袖级”人物的情绪。无沈的场合，老蒯风生水起时，我也常常是席间“傻听傻乐”的一份子，但我顶过他两回，一次就是关于“六二四”，另一次是关于讲段子。这个细节与本文无关，但有点意思，故在此一笔带过。
蒯的演讲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贺方同学明显落下风，每当他们为工作组开脱时会场上一片嘘声。尤其是在这期间刘涛曾给她的后妈王光美打了一次电话，然后跑到台上说：“我妈妈说了，工作组是正确的”，下面一片哄笑。
我对刘涛抱有深深的同情，她这一辈子，真是太不容易了。但她那天的表现也只能算是“咬奶头”的水平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粉墨登场了。
首先登场的是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张茜微【注3】，她是从后台的东边走上来的。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她也戴眼镜，是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她的解释是模模糊糊的，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却三番五次说不清；既没有“讲理”的信心，也没有“不讲理”的气势。
继之上台是第二副组长杨天放，他是从台的西边上来的。据说他是林业部副部长，貌相就有点土，身材矮敦，戴一顶蓝色鸭舌帽，语言却还朴实，虽朴实却无味，讲话不得要领，很快就在一片嘘声中下了台。
继而，第一副组长周赤萍闪亮登场。
周赤萍是江西时期的老红军，中将军衔，我早已在《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上看过他的回忆录，知道他是林彪四野手下的一员骁将。
周没有传统武将那种魁梧的身材，中等偏矮，满头银发，甚至连眉毛也白了，脸色却红润得令人难以置信。看他那个着装，刚刚沐浴过的样子，穿着宽大的肉白色绸衬衫，宽大的绸裤子（有校友说是灰色的），拖着黑色的皮拖鞋（有说是塑料拖鞋），从头到脚一身休闲装。他一手执着一只超大号的搪瓷茶缸（那时还没有保温杯），一手摇着一把大芭蕉扇，缓缓地从大礼堂的西侧走到讲台上。人已到，口未开，就先失三分人心。他这一副养尊处优的老革命态势马上使我联想到毛关于“官做大了，就要变修”，“车子越坐越好，房子越住越大”，“以其昏昏，示其昭昭”，“再不整整不得了”之类的论断。
周中将在台上讲了十分钟左右，全都是风马牛，没一句话能讲到点子上。台下嘘声一片。但周中将毕竟经过枪林弹雨，是经过大世面的人，即使台下的反应很糟糕，他也不慌乱，仍然在台上一边讲话，一边大摇大摆地在讲台附近走来走去。他与杨副组长不同，他的衣着已经很不土了，像个大地主。他的文化水平理解不了他面前的大学生们。但他有气势，有一股“我就不讲理了，你能怎么着”的大兵霸气。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话音落，哂笑起，大礼堂里响起更大的一片哄笑。蒯大富只问了一句：“你怎么能代表得了毛泽东思想？”台下的学生们就起哄“问得好”。周中将无以为答，就在一片哄笑声中下了台。
那个晚上，真正出大丑的正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蒯兄弟就这样连续挑落对方数员大将，最后终于逼得工作组组长叶林亲自出马了。
叶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位“一二九”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国务院身份使我认为他是周恩来派来的，当然也是经委主任薄一波派来的。那天晚上，他穿白色短袖衬衫，衣冠楚楚，身材颀长，五官端正，十分俊朗，容颜有玉色的光辉，似乎没戴眼镜，他的男中音的声音缓慢圆润浑厚，有很重的鼻音，一打眼一开口就知道这是我党的一位有水平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
叶林强调了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在新市委领导下进行的。
叶林的发言没有明显的语病，也没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但他也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没有急智，不流利，没强悍的逻辑推理，更不会煽情，抓不住人心，他始终没有回答出“王光美说来没来”这个问题。
大概汲取了刚才周赤萍的教训，叶林并没有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而是换了一种说法：“蒯大富同学向工作组夺权就是向党夺权”。
叶林说：“最后让我念一段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一切牛鬼蛇神都逃脱不了党的阳光，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最后请杨天放同志带领大家呼口号”。
呼完口号后，叶林宣布大会结束，但蒯大富马上接过去说他还有话说。
这是蒯在这次会上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言，他提到了一则消息：邮电学院的工作组长被撤了。这则消息太惊人了，为他“怀疑工作组”找到了一个理由，并将一个重大的悬念种在了与会群众的心里：工作组是可以被怀疑，是必须被怀疑的。
接着，蒯在与贺鹏飞商量后宣布“散会”！群众也就散了。
这样的结束无疑是对工作组更大的打击，蒯大富成功地“反客为主”，而工作组却将裤衩都输没了。
“六二四”那个晚上，蒯兄弟（我后来与老蒯渐熟，叙过年齿，我与他同庚，都是苏北人，都是1945年生，他是9月份生，我是3月份生；他是化九的，我是制八的，比他高一届。称他一声蒯兄弟，可也）毫无畏惧，沉着机警、巧舌如簧。理工科大学生严格的逻辑训练使他在辩论中占尽上风，他又是“清华文学社”的才子，文学功底不薄，擅于搧情，上文所说的什么“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之类并无实质意义的话，很能抓住现场群众的情绪，以至掌声、叫好声、鼓噪声不绝，一阵高过一阵。
那晚，虽有鲍长康、刘才堂、刘泉等学生帮衬，但无疑，蒯大富是主将。在那个特殊的晚上，蒯大富连败工作组三员大将，直捣黄龙，最后更是挑落了对方主帅。就像早期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一样，蒯大富一战成名。
“六二四”的蒯大富是一个传奇。事后，我曾对老蒯在那个晚上的表现给了这样两句话的评价：“百卉初萌、利刃新发”，“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我是真心佩服他，但我佩服的是他的口才，他的急智，并不是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很少让我佩服过。
蒯大富讲话有逻辑性，但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是整个事件是构建在“蒯大富及化902班的大多数同学不认识王光美”的基础上。
蒯大富怎么会不认识王光美呢？
此前，王光美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访问东南亚六国”的新闻纪录片早就不止一次的放过了，蒯大富怎么可能没有看过呢？即使没有看过纪录片，各种报纸也曾许多次刊登过王的照片，尤其是王光美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街头的巨幅照片，难道蒯连报纸也不看？这根本就不可能。更何况蒯也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书呆子，文革前他已经在政治上出过大风头了【注4】，他远比一般同学关心时事热切得多。
所以说“蒯大富不认识王光美”这件事虽说有可能，但可能性是很小的。
这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蒯明知来人不是王光美，却故意装着不知道。
后一种可能性比前一种可能性大得多。
再说了，工作组故意隐瞒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蒯等的大字报说“我们还有大批材料有待陆续公布，可这么一来，将我们的材料搞走了相当一部分，我们觉得很遗憾。”你们能有什么“大批材料”呢？这太搞笑了。
如果拥护工作组这一方也有一两个能说会道的同学，循着这两条线追问下去，那么被动的就不是工作组而是蒯大富了。
所以我说“六二四”的那一场大辩论有什么意义呢？要说有意义，真是没什么意义！要说没有意义吧，还真有点意义！
它的意义就是：
这一晚，清华园的一只蝴蝶振动了它的翅膀！
二、6月24日至8月4日的四十天
如果说“六二四”晚上真正出大丑的是红军老战士周赤萍的话；
那么，真正的失败者却是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共和国主席夫人王光美。
然而，王光美对这次失败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
“六二四事件”后不久的某一天（6月底或7月初），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王光美对陈伯达大谈蒯大富，怎么反革命，怎么厉害。王还告诉陈说：“这个人，反革命气焰相当高！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和他辩论，他很厉害，在台上我们几个人轮流上去和他辩论都辩不过他，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书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们觉得他这个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开会他怎么能一次一次和我们辩论呢？夜里我们派人守着他，清华大学四周的围墙我们都看住，看是不是有人翻墙过来，后来没有发现翻墙过来的。我们又怀疑他家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派人到他家乡去调查，结果发现他家不是地主，是中农。”【注5】
这说明了王光美并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接受到有益的教训，相反却因“六二四”的失败更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从而导致了更大的失败。
至于王光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原因当然很多，笔者概括有四点：
第一、自从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以来，这个党的上上下下就始终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一遇风吹草动，就往阶级斗争上想，非要揪出个“阶级敌人”才罢休。
第二、王光美用的是四清“桃园经验”的老办法，她完全没有认识到“清华园”是与“桃园”完全不同的；“桃园”的农民干部，她搞得掂；而清华的大学生们她是搞不惦的。地点不同，对象不同，时机也不同，老皇历不顶用了。
第三、刘少奇没有意识到对于“文革走向”与文革具体操作手法，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发话，更谈不上向他交底。刘没有意识到毛躲在杭州，让他在北京“相机行事”只是卖他一个“空档”，以便揪住他的辫子。他自以为是的遵照了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自以为是的沿习了“土改工作组”、“三反五反工作组”、“四清工作组”------以及“打土围子”、“打老虎”、“拔白旗”、“抓右派”、“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整四不清干部”------这些我党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屡试不爽的传统方法。
可又有谁知道，这一回的毛是“主意不变，方法全新”；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何况他老人家的斗争艺术已经“炉火纯青”，用大翻译家傅雷在被打成“右派”前赞他的一句话就是“到了化境”的【注6】。什么叫“到了化境”？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随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就是“老子一气化三清”，鼻子一哼，两道白光，千里之外取敌酋之首级。“
第四、刘少奇、王光美对于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毛对于他们的日益不满日渐疏远，没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没有蠢到麻木不仁，一点也不觉察的程度，但却完全没有充分的估计。
他以为他是上了”宪法“的共和国主席；他以为他是当了22年的接班人；他以为毛尽管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甚至打倒了他的亲信彭真，但真要打倒他刘少奇，那还是不可能的。至于毛所说的那个”一个小指头“，他虽然也感到害怕，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重视又能怎么样呢？重视了能逃脱吗？不能的。只要被毛盯上了，又有哪一个能逃脱得了悲惨的命运。
刘可能意识到了危险，但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面前，就在当下。
于是他表现得努力工作，工作的主旨是”维稳“，并妄图以此修复与毛的关系。
如果说初期的文革已是两主席搏弈的舞台，那么走在前台演戏的则是他们各自的婆姨。综合江青在文革中的整个表现与业绩，可用”疯婆娘“一言以蔽之；而王光美在文革初期的整个表现则可用”蠢婆娘“一言以蔽之。江青在北大煽风点火，王光美在清华高压灭火。这里并不在乎二人在两校出现的时间有几天的早晚，整个文革初期就是这样一个态势。文革前夜的北大清华形势是大不一样的。北大经过了四清的折腾，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千疮百孔，风雨飘摇；而清华没有搞四清，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铁板一块“，堪称”永不漏气的发动机“。文革开始后，北大的运动在时间上走在清华前面，毛泽东亲自布置《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亲自同意向北大派遣工作组，北大的校党委瞬间土崩瓦解。在北大的波及效应下，清华才开始有少数师生怀疑、反对校党委；当北大的张承先工作组已经挨江青、陈伯达、康生熊Kei，清华也才开始怀疑叶林工作组。北大清华一墙之隔，疯女人在那壁厢煽风，蠢女人在这壁厢灭火，这火又如何灭得了呢？江青有毛泽东的背后撑腰，在北大越走越远；刘少奇不明就里，王光美也就不明就里，在清华在相反的方向上也越走越远，就这样最终发动了反蒯斗争。
综合文革初期王光美的表现，她当然是一个整人者，她和她的男人要为清华大学在”反蒯斗争“中的全部受迫害者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刘少奇与王光美也是文革这部”全能绞肉机“中的另一类受害者。
“六二四”接下来的事大家都是清楚的。王光美工作组按照“反右斗争”的套路，悍然发动了近40天的反蒯斗争，整了700多名师生，打了50多名蒯派分子，整死了两个人，另有数名受迫害者自杀未遂，清华园内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
这期间，蒯大富曾经溜出去上访，后来又回到了清华园；失去人身自由18天（7月4日至20日）；绝食3天（7月4日至6日）。
7月6日，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文中写道“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我准备长期斗争”，于是乎复食。
王光美工作组的高压几乎压服了所有人，却最终没有压得服蒯大富。
一方面她成就了蒯大富的英雄传奇；另一方面也会日后埋葬她和她男人的坑又多挖了一锹土。
如果说“六二四”，蒯大富的表现虽然优秀但仍然是有暇可击的话；
那么在“六二四”至“八四”这段时间内，蒯大富的表现是接近完美的。
如果说“六二四”，蒯大富收获的是全校师生中的多数人对其嘴皮子的认知；
那么从“六二四”至“八四”，蒯大富收获的则是全校师生中的一部分人对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及颇为有理有节的斗争艺术的认可。
这一部分人中也包括笔者。
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八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又后来成为“清华井冈山兵团老战士”，但这其中却不包括笔者。笔者仍然是走走看看的逍遥派，从来不是保蒋（南翔）派，也不是反蒋派；从来不是反工作组的，也不是保工作组的；既不是八九，也不是八八，更不是“井冈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7年的4月参加了“414串连会”【注7】，终于混了一个“红袖套”。
笔者晚年有时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也觉得很奇怪。究其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谨慎与胆小，还因为是在班上年龄最小的缘故，平时自由散漫惯了，在年级里当了一名发电影票的小干部，几乎与班上所有同学的关系都还可以。没有人想整我，整他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人想拉我，拉他也没有什么用。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京了。
自从1965年的11月11日离京，毛已经在外面呆了整整250天，在这250天内，毛泽东完成了发动文革的全部部署。
7月20日，感觉风向不对的王光美工作组主动解除了对蒯大富的关押。
蒯大富放出来了！整个清华园都在传播着这个消息。
清华园的这只蝴蝶又一次振动了它的翅膀，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给力。
三、7月31日那一整天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找了两批清华学生先后开座谈会，分别是保工作组的与批评工作组的，每次3小时。保工作组的主要是刘涛、贺鹏飞这些高干子女；批评工作组的既有普通学生也有高干子女。
7月31日，周恩来一天内两见蒯大富，谈话长达6小时。
第一次从凌晨2点谈到5点钟，地点在清华甲所。
第二次从晚上7点谈到10点钟，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
两次谈话基本都是蒯大富一个人讲，周恩来只是听，偶尔也发问，或要求重讲一遍。
这里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并思考的。
1、第一次谈话开始，周恩来让蒯大富坐下后问了姓名与籍贯，叙了同为苏北人的乡谊后即说：
“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一个总理为什么主动对一个学生作这样的保证呢？处于惊弓之鸟状态的蒯大富根本就不可能要求总理作这样的保证啊！
那当然是为了消除蒯的紧张情绪与思想顾虑，以便能听到最真实的情况，掌握第一手的材料。
于是，蒯大富也向周恩来保证：“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然后就开始讲。周的秘书孙岳作速记，一字不拉地全部记下来。
蒯回忆说：“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
2、谈话刚开始20分钟不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说话。”周恩来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把他赶出去了。
又过了20分钟左右，贺鹏飞第二次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说话。”这回周恩来生气了：
“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
请注意，贺鹏飞第一次敲门进来说的是“我们”，谁是我们？显然是指贺鹏飞以及可能在门外的刘涛、刘菊芬（刘宁一的女儿）、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这些高干子弟。第二次敲门进来时说的是“我”。有可能在第一次碰壁后，贺鹏飞在门外与可能也在外面的刘涛、刘菊芬等商量了，她们可能认为大家都进去听，周恩来不答应，一个人进去，兴许就答应了。没想到仍然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
为什么贺等高干子女如此感兴趣？因为他们也已经意识到文革的风向已经变了；也许王光美已经知道了周来清华的消息，要求他们争取听一听。
为什么周恩来如此坚决地拒绝贺鹏飞等的要求呢？那是因为此事是毛直接布置，关系太重大了。如果让贺参与谈话，那么蒯的汇报内容会打折扣，锋芒有所收敛；而且有可能自己前脚离开，贺等后脚就会给王光美通气。
周与蒯谈话这件事，是保不住密的，但对于谈话的内容周要做到绝对保密。
3、第一次谈话时，周恩来只带了他的秘书孙岳，第二次谈话时周恩来却叫上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
叫上这两个人干什么？思虑慎密的周恩来无非是为他与蒯的谈话作个证，而且这两个人与刘少奇关系甚远。
第二次谈话，周恩来也让蒯大富带了三个人，他们是蒯自选的。因为蒯曾经失去自由18天，这18天的情况可由他们来补充。
4、谈话结束时，蒯大富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注8】
然后与蒯等握了下手就走了。
一个八亿人口大国的现职总理，竟然在24小时内花了整整6个小时听一个大学生的独白，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从《周恩来年谱》中，我们发现在接下来的8月1日，周恩来先后约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叶林谈话；
2日、3日，再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的学生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8月2日晚，周恩来又与朱德等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谈话至凌晨。
要知道，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于8月1日正式开幕了，周恩来会里会外有无数的事情要做，然而他却在百忙之中将与蒯大富等的谈话放在极重要的位置，将调研清华文革的事情放在极重要的位置，真可谓是紧锣密鼓、争分夺秒啊！
当调研工作进行到8月3日时，周恩来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即8月4日到清华来开大会。这一天，他又约了王力、关锋谈清华问题，而后又分别再约叶林和清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由此推断：也就是在8月3日这一天，周恩来对清华文革的调研告一段落了，他的阶段性的结论意见已经出来了，他的处置措施也已经有腹稿了。
既然已经掌握了全面情况，有了阶段性的结论意见，那么周恩来也势必会去向毛泽东作更详细的汇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在什么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的？
四、8月4日的那个下午
1966年8月5日，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就是所谓的“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军的号角，宣告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灭亡。”
“打倒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蓄谋数年之久的一次大战役。
在经历了前期舆论准备、“左派”重组、哨探敌情------进入中期的廓清外围、抢摊登陆、清除占据枢要岗位的杨尚昆、罗瑞卿，砸烂了陆定一的中宣部“阎王殿”，摧毁了彭真的北京市“独立王国”--这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布局及一片眼花缭乱的胜利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而文革的正式开始也表明“打倒刘少奇”的战役进入了总攻前的“倒计时”。
但即便到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布局仍然是扑朔迷离的，巡游云梦，置身山水，放出空档，诱敌吞饵------一般人当然是完全看不懂的，中央高层也许只有周恩来、林彪略知几分底细。
正是在8月5日这一天，以这张204个字的大字报为标志，毛泽东终于下达“总攻”的命令。
“总攻”的日子是重要的，但“决定总攻”的日子同样重要。
毛泽东“决定总攻”的日子是哪一天呢？
笔者根据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与排查，大胆的推测这个日子正是写大字报的前一天，即公元1966年8月4日，而且可以精确到“晚上”。
8月4日这一天，下午1点左右，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及部分非常委“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下午3点钟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为什么说这次会“突然”呢？
下午1点左右发出的通知，3点就要开会，还不“突然”吗？
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开这次会呢？
笔者认为就是因为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清华文革”的汇报后与周恩来商量决定的。
上文已经说到，周恩来在经过连续四、五天夜以继日、争分夺秒，高强度高密度地深入调查后，已于8月3日基本掌握了“清华文革”的全面情况，并得出了初步结论。
既然初步结论已经出来了，当然会尽快地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的汇报也许是分几次进行的，但也可能是一次进行的。无论是几次汇报或是一次汇报，都有一个最后的、全面的汇报。
那么这最后的汇报又是在什么时间呢？
因为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一般是从后半夜睡到当日中午。
所以，可供选择的时间段只有两个：
一是在8月3日晚间毛泽东睡觉之前；
二是在8月4日上午毛泽东起床之后。
笔者认为是后者，即8月4日上午毛起床后的这一段时间：上午10点后至中午1点前。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什么内容呢？
当然汇报的清华文革的这个典型案例的全部情况：工作组是什么时候进校的？工作组的组成情况，王光美是什么时间当了工作组的顾问？如何领导并操控了整个清华工作组？清华如何出了一个蒯大富？王光美和工作组组长叶林又是如何组织发动了长达40多天的“反蒋必反蒯”的？过程如何？蒯大富又如何从“六二四大辩论”到“失去人身自由”的，在被管制的阶段如何“绝食抗议”的？工作组在这一场“反蒯”运动中整了多少师生？定性了多少个“蒯派”？自杀身亡者有几人？自杀未遂者又有几人？当然也少不了蒯大富在整个过程中的“亮丽”表现，也包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新市委以及刘少奇的有关指示。
虽然，周恩来是在自己有了初步结论后才向毛泽东系统汇报的，但是周恩来不会将自己的结论端出来，结论只能由毛泽东本人做。
毛泽东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写在他的“大字报”里：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文字精辟辛辣，气运贯通，底气沛乎苍穹。
毛泽东的“底气”从哪里来？正是从清华文革这个典型中来的啊！
在8月4日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笔者认为，毛最感兴趣的有三点：
1、王光美全面介入并领导了清华文革。
清华工作组的错误，就是顾问王光美的错误；王光美的错误就是男人刘少奇的错误。这三者是完全可以画等号的。
2、清华居然出了一个蒯大富，从怀疑到辩论，从辩论到被镇压；从公开斗争到绝食斗争，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
3、刘王的错误既有事实，还有一组确凿的数字，刘少奇的小辫子给真真切切的抓住了。
其实在派周恩来来清华前，毛已经对清华的事情有所风闻了，也已经知道刘少奇已经上钩了。但是刘“吞饵”有多深？这条“辫子”究竟有多粗多长呢？也就是“上纲上线”能上到何等的程度呢？毛毕竟不在现场，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光凭江青在耳边嘀嘀咕咕，毛觉得还是没有把握。
上得过低了呢？毛觉得不过瘾，既不能出心中长久以来的“恶气”，也不能上组织措施将刘彻底拿下。
上得过高呢，也不能服众。毕竟人家也是当了几十年的接班人，也可算作树大根深，盘根错节，何况自己还曾说过刘的一箩筐的好话。
正是在这样两难思考下，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调查清华文革，结果大丰收，毛获取了“清华文革”这个经典案例，并颇为意外的收获了蒯大富这个典型。
这个典型就是一枚炮弹。
没有炮弹怎能“炮打”呢？有了炮弹就可以开始“炮打”了。
在听了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趁热打铁，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毛在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面对毛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
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地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斥责与羞辱下，刘终于意识到了灭亡的危险就在眼前，渐渐地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终于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是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毛：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加油，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实际上也就是说你刘少奇就是牛鬼蛇神了。
毛随即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
王光美对这天下午的会也有相同内容的回忆：
“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注9】
王光美强调指出：
“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敲定刘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在此之前，毛虽然已经多次批评过刘，但是一直也没有上纲到“路线错误”的高度。
正因为毛手上掌握了清华的案例、蒯大富的典型，毛才召开了这次会议，又加上会上发生了刘的抗争，毛才将刘的错误定性为党内斗争中所犯错误的最高品阶--“路线错误”。
当然，炮弹不止蒯大富这一枚，但似乎其它炮弹都没有这一枚那么有杀伤力。
当然，如果没有发生刘公开对抗，毛迟早也会打倒刘的。
但是，如果错过了8月4日这一天的决策，也就错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面再找这样的机会也是要费功夫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蒯大富这枚炮弹影响了整个文革进程的，也间接影响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命运。
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
第二、周恩来的人望使得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
如果不是周，换任何其它的人去做这个调查工作，效果就远不能相比了。
比如换成陈伯达，同样的结论，别人就会认为是极左与偏见；
比如换成江青，人家会认为是这一对夫妻在整另一对夫妻。
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所以当年我们就曾经奇怪：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江青只往北大跑而不到清华来呢？原来是她男人跟她打好的招呼。
8月4日下午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当晚周恩来就带着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来开文革现场大会，在会上，周恩来亲自给蒯大富平了反。
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了，蒯大富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要革命的学生。
将蒯大富的人物性质复归原位。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将蒯的人物性质坐实了，也就将刘少奇“镇压群众”的错误坐实了。
五、“伟大”炮打司令部，“亲密”就任接班人
上文说到在8月4日下午的会上，毛泽东将刘的“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了，这等于最终下定了“总攻”的决心。
8月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将“决心”变成了“命令”。但这个“命令”当天并没有发出去，所以严格的讲，8月5日并不是“总攻”的日子。
8月5日，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念了他的这张“大字报”，也在第一时间给周恩来看了，当即布置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宣读。
但仅几小时后，毛收回了成命，他似乎还要再修改一下。但他修改的内容并不是出于缓和，而是决心“一次性让刘窒息而死”的加码。
修改后的“大字报”于8月6日定稿。
同日上午，林彪、叶群回到北京，住在人大会堂有空调的浙江厅。
同日晚11点左右，周恩来与陶铸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参加者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等军方重要将佐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只有20余人。
周恩来到会后，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将这张204字的大字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说：
“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注10】
周恩来讲完后全场愕然，没有一个人发言，连协同召集会议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也没有要求他们发言，只是宣布了一下纪律就散会了。
这次会议是没有什么名目的，参加会议者也只是毛、林、周等圈定的名单，当然是被认为是可靠的人，用得着的人，或是要保护的人。
这既可以算作一次小范围的“战前动员会”，也可算是“打招呼会”。
8月7日，毛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公布的方式是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会议代表。
这张“大字报”一公布，“打倒刘少奇”的总攻开始了，其实也就结束了。
但文革并没有结束，其后的运动只不过是已经“打翻在地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全是“狗尾续貂”，宣泄阴暗心理，拿老百姓开心了。
为什么写好了的大字报，却拖后了两天后才公布呢？
因为毛泽东要等待他此时唯一的“心上人”--林彪的到来。
8月5日，毛泽东对看了大字报的周恩来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毛要的就是这句话，立即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注11】
1966年8月5日晚9时许，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一早就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
走笔至此，需要交待一下林彪的情况了。
自从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后，林彪就离开了北京去大连休养，此后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神秘消失了两个多月。
两个月后的7月18日，毛泽东经武汉回到北京，不久就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以中央名义电令催促林彪到会，北京派來的专机等在大连，但林彪坚决不肯走，他向秘书口述了向中央的请假条。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重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也得承认这是一篇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紧跟毛的讲话，完全是一副坚决拥护毛泽东，坚决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将他早已经营多年的“吹捧毛泽东”的系统工程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注12】可以这样评价：“五一八讲话”是林彪造神运动的“巅峰之作”。
然而在两个多月后，面对毛泽东的召唤，林彪却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笔者认为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于7月8日在武汉写了他那封五年早知道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作了评价。毛在信中说对林彪的讲话“总觉得很不安”，其实就是很不满；毛说林彪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其实就是说林彪别有用心。
当时毛江为了“革命工作”，夫妻分居两地，毛在汉，江在沪，毛故以“家书”的方式系统的表达了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严重不满。
多年后，毛讲了他写信给江青的真实意图：要是写给总理或林彪本人呢，他们看了就放在抽屉里了，而江青是个小自由主义者。
至于，毛泽东有没有真的将这封信送给江青看，这并不重要，咱们也无需去落实这件扯淡的事。重要的是毛泽东让周恩来看了，还让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了，更为重要的是毛同意周去大连向林彪传达了这封信。
对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记载道：
（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向中央做报告时也重点谈了这封信，情节基本一致。周说：
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对于林彪而言，毛的这封信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内容的（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对此笔者另有著述，本文不准备展开分析）。林彪看了信后表面上接受了批评，表示回到北京后再修改。但我们不难想像林彪看了这封信后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加强了，他对毛泽东的戒备心理加重了。
他可能会长叹：我都讲了你那么多的好话了，你怎么还不满意呢？真他娘的不好伺候啊！
可是“不好伺候”也得伺候，他心中“惶恐”了，“惶恐”中还带有几分“幽怨”，几分“无措”，除了“要避润芝”外并没有其它的“应对措施”。
所以，当毛泽东要林彪来参加会议，林彪就写了请假条。
这是林彪一拒毛泽东。
毛泽东获悉林彪以病为借口不赴会，当然是很不高兴的，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会在林彪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开幕了。
8月4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开过后，与刘少奇也吵过了，“路线错误”的结论也已经敲定了，毛又让秘书給林打电话，要林回北京。晚上林彪让秘书回电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
这是林彪二拒毛泽东。
8月5日，本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定闭幕的日子，可是因为毛泽东写了大字报，又突然提出要改組中央领导机构。
毛又让秘书徐业夫在电话里将他的大字报读给林彪听，再次坚决要林彪來。林彪仍然藉口有病，不能出席会议。
这是林彪三拒毛泽东。
在这期间，林彪还拒绝了周恩来的劝行以及江青通过叶群的劝行。
同一天，毛泽东第四次让徐业夫给林彪打电话，这次是霸王硬上弓，一定要林彪來！
就在这样的标准的“三请四邀”后，林彪终于答应来了。
8月6日上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宣布什么时候林彪来了什么时候再开会。
同日上午，林彪回到北京。
林彪一到北京，立即被接到人民大会堂。一向不串门的毛泽东亲自登门看望，说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还是推说身体有病，一再叩头求免。（“叩头求免”四字，是根据1996年10月11日，舒云采访林彪女儿林豆豆笔记。笔者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最多也就“作揖求免”。）
毛泽东骂林彪裝病称疾，想当明世宗，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当也要当，不当也要当。（舒云1996年10月11日，采访林彪女儿林豆豆笔记）
就这样，林彪终于参加了会议。
无论是“不得不当”，还是勉而为之，还是半推半就，还是正中下怀，总之，林彪当了接班人。
六、蝴蝶效应
南美洲的丛林中一只蝴蝶振动了翅膀，引发了太平洋彼岸的一场暴风雨。
这是“浑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
这世上有没有这样神奇的“蝴蝶效应”，笔者是深表怀疑的。
但看起来“风马牛”的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间，溟溟之中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却是可能的。
没有“六二四”晚上的精彩表演，没有王光美工作组长达40多天的高压“反蒯”，就不可能铸就蒯大富这个“典型”；
没有周恩来提供这个“典型”，8月4日下午的那个“突然”的政治局会议就有可能不会召开；
没有这次会议，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刘少奇的当面抗争；
没有刘少奇的抗争，毛泽东也许就不会在8月5日写那张大字报；
没有那张大字报，就错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也许刘少奇还能在政坛上苟活一个短时间；
当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其他人，历史的大趋势已经不会改变了，但事件的细节可能是大不一样的。
看似这一连串“玄玄乎乎”的“如果”，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三年后，1969年11月13日，刘少奇死于废都开封的一间地下室里，15日刘的肉身在开封府的焚尸炉里化作一缕轻烟，留下一抔粉埃。
五年后，1971年9月13日，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一家三口，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沙漠里，林彪的头颅被削去了一半，滚在十几米外的远处。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竟然死于非命，且不得全尸。
十年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老而逝，他的肉身至今还躺在大中华中轴线的巍峨殿堂里。
又十年，1987年10月底，蒯大富刑满出狱。
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
丢了一颗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2011年6月25日（“六二四”事件45年后的次日）蒯大富题签赠书《清华蒯大富》于笔者。书名起得真不错，但蒯大富不仅仅属于“清华文革”，他属于“中国文革”，所以更恰当的书名应该是《文革蒯大富》。
笔者以为应该将蒯大富这个清华人的事迹放在整个的“中国文革”中去考量他的意义。
“清华文革”这个箩筐小了点，小得搁不下“清华蒯大富”。
七、袅袅余音
1966年7月20日，感觉风向不对的王光美工作组主动解除了对蒯大富的关押。蒯大富放出来了！当时整个清华园都在传播这个消息。
时过境迁，20年后，1987年10月底，蒯大富刑满释放。蒯大富放出来了已不再是新闻。但消息却仍在早已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清华老团老四中悄然传播着：
你知道吗？听说蒯大富出来了。
现在在哪里？
听说在山东；
听说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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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约五、六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与我的生意合伙人张先生（老团总部委员，我的标准老乡）在南京接待了蒯大富、罗晓波夫妇。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张先生的特意邀请，还是老蒯顺路而过。
老蒯“驴倒架子不倒”，他的到来吸引了南京及附近城市的不少校友，在一场又一场的“接风洗尘”、“杯酒压惊”、“先干为敬”中，不断地回忆着尘封往事。蒯的身材变得难以置信的粗壮了，却依然那么能说会道。他一次又一次地捣腾他的旧相册给朋友们看，一次又一次地讲他搜集来的“黄段子”与“黑段子”，一讲就是十多段，听者依然佩服他的记忆力，依然佩服他的嘴皮子，记不清有多少老团赶赴来看他，也记不清与多少老四捐弃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先生被当地有关机关传去问话，我则集结了三、四名信得过的员工悄悄地来到该部门前“哨探”。
冬夜的冷风里，我在那个有高高台阶的门前找了一个阴暗的角落盯着那扇门，不停地看着腕上的手表。时间太漫长了，寂寞的等待中耳边不断地回响起那遥远的“六二四”回声：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我却是等了半小时，又等了半小时------
午夜时分，张先生终于出来了，后面跟着几名大沿帽。我看见他们在门外一一握了手，张先生说“留步”，大沿帽说“不送”。张先生走出那扇门，嘴里刁着烟，东张西望。我急切从黑暗中走出来问：怎么样？怎么样？
张先生说：没事没事！妈的，刚开始也很凶啊，训我，结果被我反训了一顿------
我奉承张：你真行！就是江泽民在面前，你也敢训他！
我经常这样毫无恶意的揶揄张先生，圈子里的许多人都知道。
20年前的那场文革，我们这些人其它的什么本事也没学到，只学会了“粪土当年万户侯”，何况这几个大沿帽。我毫不怀疑张先生有这个本事。
也许是在蒯大富这次来宁前，1993年他在北京邂逅了王丹。
蒯对王丹说：
“1989年6月4日我正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家就住在中南海南面。6月4日那天，我穿着短裤，拿一个扇子，我就站在那个街边，看到很多人啊，前面学生啦、市民啦，我看到这种场面确实激动啊！因为我们当年就这么干的嘛！”
蒯还问王丹：
“当时我在天安门，假设我支持你们，你们会不会欢迎我？”
王丹说：“你千万别支持我们，我最怕岁数大的人来支持我们哪！假如你们支持我们，等于我们有后台。那四人帮就和我们混在一起了。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当时四人帮那么明显地破坏国家，你们看不出来，跟着跑，不是笨蛋嘛！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是坏蛋嘛，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注13】
王丹的话很深刻，20年前我们所干的事难道不是“坏蛋与笨蛋”干的事吗！
王丹的话也很浅薄，倘若他早生20年，我推定他也会是与我们一样大同小异的造反派。
光阴茌苒，转瞬又是20年。
倘若在今天蒯大富重遇王丹，王还会这样说吗？我想一定不会了。
王是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儿子辈，王的话表明他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老子辈，我们这一代。但我们这一代却还能对王这一代有一小半儿的了解。
如今，王也早应该有下一代了吧。
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知一代。从我的文章所获得的网友评论，即使是我们自己这一代相互之间至今也是有着许多许多的“不理解”，好好的朋友，为了清华文革中“团啊四”的尘封往事，一言不合，转眼变成乌眼鸡。
我的一名校友最近出了一本《走出文革》的书，谈的却全是文革的事，笔触是轻松的，文笔也是优美的，有一种“风花雪月”的心态。“走出文革”？谈何容易！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操作的方法。当局也不把“走出”当回事，他们的所言所为，只是为了没有记忆的“忘却”。
就好比是一件曾经落在粪坑里的布衫，洗过了，漂过了，或是将其置于樟木箱底，再撒上几粒樟脑丸，甚至再用香水喷一喷，以为是行了，可过十几年、几十年再拿出来闻闻，那当初的臭气依然幽幽地氤氲于指鼻间。
何况，更何况这件落在粪坑里的布衫既没洗过，更没漂过，只不过拿在自身也是混浊的污水里马马虎虎地涮了一涮。
俗话说“混水能洗白萝卜”，那是因为萝卜本身是好的。倘若是一个已经烂心了的臭萝卜，你倒是拿在混水里洗洗看，只能把那“混水”也洗得越发的臭了。
乐观地说起码得花一百年，还得要从现在做起，要花很大很大的气力。悲观地说，文革的余毒永远也难肃清得了，它刻在中华民族心中的伤痕也将是永远的。
从这一点讲，老头和老头的“文革”也算是“不朽”的了。
因为文革“不朽”，“文革蒯大富”也将“不朽”。
呜呼！倏忽之间已过三代，这个时代不再属于我们，然我们却仍然属于这个时代。
胡鹏池2012-12-11第三稿，2014-2-14第四稿
注解：
【注1】：“冒叫”是毛泽东在1959年时对大跃进“放卫星”所用的轻松幽默的词汇。
【注2】：沈如槐，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一把手，著有《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注3】：著名革命烈士张太雷的女儿。
【注4】：早在1963年11月份，《人民画报》为反映农村里来的大学生情况曾刊登过蒯大富的照片。
【注5】：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注6】：详见《傅雷家书》。原话：“他（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于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之中渗透听众的心。”
【注7】：以上八八、八九、井冈山兵团、414串联会，都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的名称。
一般认为“八九”即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刘涛、贺鹏飞、刘菊芬等为首；“八八”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刚成立时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唐伟、陈育延等为首；“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9月23日，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等为首；“414串联会”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原为清华井冈山下的一个群众组织，后来演变为“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沈如槐为一把手，孙怒涛为二把手。
【注8】：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P102
【注9】：2009年11月《百年潮》，孙兴盛《采访王光美--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来龙去脉》
【注10】：《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一章第四节
【注1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一章第四节
【注12】：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还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注13】：、“蒯王对话”见于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P4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