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人民论坛”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了《第一言论——关于中国焦点问题的战略思考》一书。党国英先生在书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党国英在文中写道：中国改革的使命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总结已完成过渡的国家历史经验，改革的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央地与方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关系。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可以简单理解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近现代化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直到今天，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党国英的“三大难题”的说法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已多多少少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直到今天基本上没点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补上这一论题。
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有“巨国效应”四个字，国际上通常把拥有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列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像山东、广东、四川和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可以轻易地进入世界人口前十的国家当中，从这一点衡量，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巨国。“巨国效应”指的就是中国既具有许多别国不具备的长处和力量，也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问题和困难。谈中央与地方关系不能不考虑这个“巨国效应”问题。
一
在近现代化的过程的“三大难题”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劳动与资本关系是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凸现的两大关系，而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关系。对于劳动与资本关系是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凸现的关系较易理解，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已离不开谈论劳动与资本关系，从而开创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关系，只要看一下1990年代中期辛向阳先生的《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一书 （55万字多，到1996年已二版三次印刷，《国是论衡》百卷之一）就明白了。难理解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怎么会是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凸现的关系。在这里作点解释。
在文（二十八）中写道，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原始时代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社会。在人类思想史的早期，人们往往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直到中世纪末期，城邦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政治组织形式，公元15世纪前后，相邻的城邦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 城邦”） 是“同等的人们” 为了“达到最优良的生活” 而结成的联盟，是一种以实现“最高的善” 为目的“最高而包含最广” 的社团。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也把国家看成是“自由的人民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完善的联盟”。 直到启蒙时代，不少思想家，也不对国家与社会明确加以区分。他们通常把国家的起源和社会的起源看作是一回事。在西方，对国家与社会作有意识区分是近代以来的事。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制度” 与“社会制度” 之间的区别愈来愈明显。在不少国家，当国家制度还是专制主义的时候，社会制度已在慢慢改变，产生了与私人企业制度相联系的种种自由。这时，人们就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当“国家”还是旧的时候，“社会” 却大踏步地前进了！在西方，通过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洗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各自清晰的边界与程序。
在文（二十八）中还写道，孔子毕生精力为“吾其为东周乎！”——把西周的制度传播到东周来！东方中国五百年的春秋战国，在天命神论堆积深厚的土壤上发现了一个争霸天下的国家，并且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取代根据血缘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攺造成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正是这个国家的发现，造就东方中国二千余年的新传统（此前二千余年即从夏朝到春秋战国为旧传统，中央与地方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由松散变得紧密，再由紧密趋向松散），而在这个新传统中，国家与社会是混沌的“一”。在中国，早先国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分权制，但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在中国，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形而上的价值观会体系与形而下的运行层次，都将国家与社会界定为万万人之上之朕——之“我的”。 在中国，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三国五代十国等的动乱混战分裂而造成的国家、社会、人生的冲突与危机，但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的糢糊的边界一直没有被撕开。从运行程序看，自秦以后，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为常规。他若封建余波，郡县封建并行，封建势力复辟等，皆为变相。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势力，中唐藩镇的跋扈，元、清两朝实行的种族压迫等，都未能动摇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
这个简单的中西比较可以引出东方中国与西方的分叉发展点。在西方，通过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洗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各自清晰的边界与程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走向“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这过程有阵痛，也有坎坷。我们却是“最近”才发现除了劳动与资本关系以外，还有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界定为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三大难题”之一，就隐含着一个深刻的问题——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就是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大惯性。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就必须找到同历史大惯性相匹配的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否则现代社会也会发生癌变；在寻求国家与社会协调性努力时，要充分考虑到，现代中国“社会”过去时态：社会是以 以家庭理念、血缘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不仅不同于现代契约社会关系，甚至比欧洲中世纪封建城邦制的契约性都差，且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足够的意识，那么，在传统和现实的负面因素作用下，或许会建构起一个“国家”与“社会”过分“协调”的类似“拉美式”的“现代”体制？！
说到这里，目的是想说，谈中央与地方关系，除了考虑“巨国效应”问题以外，还必须对“国家”与“社会”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否则，有可能象当下流行的，避开意识形态歧见较大的“政治权力所有制”而直接从意识形态障碍较小的行政改革入手，或提出兴省论、或提出缩省论、或提出虚省论。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当代中国除了历史大惯性使然外，还接受了近现代留给当代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显然，凡是避开意识形态歧见较大的“政治权力所有制”而直接契入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创新或市场化进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构等等，并由此得出的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肯定行将不远。
二
这里，先回头来对“巨国效应”作点补充。
先从较易理解的经济视角来看，早在1970年代未1980年代初期，人们就明白，国家规模与一定收入水平的国内需求结构的关系不大，但国内市场广大可以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实现规模经济，发展多样化的工业化。从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1979年中国达35%，比低收入国家制造业比率（13%）高1.7倍，也远比中等收入国家的比率（25%）和工业市场经济国家的比率（27%）高。197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包括建造业和基础设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同期接近这样高比率的国家有西班牙（38.7%）、南斯拉夫（44.6%）、南朝鲜（33%）、墨西哥（35%）和阿根廷（43.2%）。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000美元以上（只有南朝鲜820美元，但西班牙已达3190美元，南斯拉夫和阿根廷都已接近2000美元），而中国只有200美元（1970年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比较早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在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他曾来华讲学，其观战影响着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那班年轻人）等人提出的“发展形式”理论，将研究领域延伸到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认为投资和储蓄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发展，重要的是经济转变，因而强调对结构变动的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如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目标、国际资本、国际先进技术、国际贸易环境等，从而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型式”和各自的不同特点。联合国曾经出过《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198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研究的报告，根据对107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65-1075美元（1970年美元）的阶段，是各国结构变化最迅速的时期。大国可以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就进入结构变动迅速的时期。这就是许多国家不可想象的“巨国效应”。当然，过去也有明显的短处：经济活动中的自组织能力太弱；在资源分配和利用方面严重的低效率；把80%人口（农民）隔绝工业化之外。正是这一短处使一个迅速推进工业化的中国，却没有带来与之相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1960-1977年（其中有“十年文革”），中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长了14%（同期可比的有南朝鲜16.5%、泰国7.8%等），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同期南朝鲜7.1%、泰国4.5%）。而这一短处不断积累，产生了当代中国制度与结构的巨大惯性。
上面讲的就是巨国的经济效应，下面讲巨国的政治效应。
在20世纪上半叶，既再现了春秋战国的一幕，又再现了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的一幕；在20世纪下半叶，“苏东八国”倒旗，中国在经历“8963+1”后重铺轨道——从计划走向市场。按理，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后，巨国的政治效应是一个易于理解的领域，实则成为一个最模糊的领域。这里需要由近及远地进行梳理。
“8963+1”后，跟着而来的是“苏东八国”解体倒旗。由改革所造成的巨变却导致了苏联和其他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中国是否将会崩溃？是那个时候的西方学者和决策者关心的一个主要话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将会如苏联一样。历史的实际进程是，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快速地背离了之前经济秩序的制度核心而继续维持着统一。这对西方许多学者和决策者是一个讽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巨国的政治效应内涵之一是：中国具有自觉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向心力。
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近现代化过程，既再现了春秋战国的一幕，又再现了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的一幕，换了很多中央政府，但任何一届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政府都高举民族国家统一这面旗帜！民国初年，军阀混乱，每个军阀虽拥兵自立，但他们都没有完全独立、分裂国家的企图，军阀混战，都是为了击倒对方，统一中国，成为新的统治者。
再说旧传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争霸，每一个霸主都没有单独孤立成立一个新国家的企图，都是为了再统一或恢复“周王朝”之天下，于是最终归秦。在新传统时期的三国鼎立，刘备建蜀国，曹操立魏国，孙权立吴国，都不是为了永久地与对方抗鼎，而是为了再统一对方而立国号，于是最终三分归晋；唐未藩镇割，但没有一个藩镇企图另立一个独立的新王朝或新政权，即使与中央政论尖锐对抗的藩镇，也表示在名义上接受唐王朝的统治，不与唐王朝分治。在新传统时期，从秦王武帝到唐宗宋祖，从成吉思思汗到康、乾，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分裂都不是为了成立单独的民族国家而分裂，而是为了再统一而分裂。对比欧洲，自五世纪西罗马帝国亡后，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并不比中国大分裂时代更严重。欧洲人民和若干雄才大略的君主与天主教教王，也都怀着再统一的愿望，可是欧洲失败而中国成功。
这就是自觉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向心力的长处不断积累从而形成巨国的政治效应。如同巨国的经济效应一样，也有明显的短处：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也如同巨国的经济效应一样，这一短处不断积累，产生了当代中国制度与结构的巨大惯性。
三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西方学者有堆积如山的理论与学说。辛向阳先生在《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一书中，已对起自1851年英国法学家史密斯发表《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一书以来的理论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在这里不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搬运” 西方学者的理论与学说时，千万要注意，西方学者不可能体会到中国历史的“国家”与“社会”以及中国的“巨国效应”。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西方学者也有“胡说八道”的观点，如，洛伊宁格尔(德)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12，王蒙在《读书》杂志1994年第9期上撰文认为此书有可能是华裔人写出假托到日尔曼裔人写的）一书中的“简政放权”导至“国家的相对贫穷和地方及个人的绝对富裕成为鲜明的对照” 的观点。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中国的学者也有堆积如山的理论与学说。在这里不一一细说，只讲若干重要线索并对它作一简单的梳理。
1988年11月，“民间政改派”（ 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促成“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公开报道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这在当时看来有点火的味道。几个月后，“8963+1”事件暴发。也就是说，新权威主义的全国性辩论的时间并不长，不过是几个月。这场新权威主义的全国性辩论，是对将近十年中央放权的一次反思。当时体制内也有不少人士拥趸新权威主义，如，当年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的吴稼祥先生。后来，在许多保守派（左）眼中，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辩论为当时的“中央一号”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他获取更大权力的野心做了辩护。
其实，新权威主义的拥趸们的关注点是：为什么权力应该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并且权力如何能够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也就是说，在集权与放权这一晓晓板上，新权威主义的拥趸者们集结于集权一端，虽然他们并不反对民主化、市场化。今天再回顾头来用冷静的眼光去扫描当年的新权威主义，其来源不外乎所谓的东亚集权模式（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被热捧）加上那个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历史大惯性。从学理上追思当年的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应该说是朴实无华的。其学说“8963+1”事件暴发后进入“冬眠期”，在1990年代初又复出。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当推王绍光与胡鞍钢俩先生，这不从“贡献”的角度而是从“争论”的角度来来衡量的。王绍光1990年代初还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据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的介绍，1993年，位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就中央-地方关系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那些在1980年代后期的“中央一号”手下工作过的，现在在欧美过着流亡生活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学术研究人员和前政策制定者或实践者都参加了，这次讨论极富成果。在会上所有的意见当中，有两种相左的意见，即：放权和集权。例如，王绍光和其他的许多学者表达了他们赞同集权的强烈主张。王绍光集中论述了经济放权如何削弱了中央权力。他通过对比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前南斯拉夫，来支持他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可能崩溃的担忧。王绍光和其他人认为，激进的放权是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市场经济的主要障碍。王绍光还认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不一定会是全能主义或威权主义的。相反，根据王绍光的看法，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中国，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个个观点与当年的新权威主义似曾相识）。正是在这期间，王绍光和他的合著者胡鞍钢（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博士）完成了他们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著作的初稿，书稿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国家能力。1993年，这本书很快就在香港和大陆出版，并在知识界和政府官员中被广泛阅读。该书是在《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一文的基础上扩充整理而成的。研究报告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外传媒纷纷报导，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及有关方面相继调阅，一些学者也在报刊发表评论，至于私下的议论就更多。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产生的巨大的轰动效应，真可谓“举世瞩目”。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报告提出和讨论的不仅是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而且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2，报告“进谏”的性质和目标明确，报告的结论正好符合了某种政治的需要（1994年，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一项新的税收制度，叫做分税制，试图重新集中它的财政权力。虽然无法确定，在王绍光-胡鞍钢的报告和政府的新财政措施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是这份报告无疑为中央政府再次集中全国的财政权力做了辩护）；3，作者的鲜明立场，文章的磅礴气势，大量的数据实证和旁证博引。
从思潮上考察，如果说19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不过是受历史大惯性使然而比较借鉴东亚集权模式打了一个对中央放权“反动”的浪潮，那么，同《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相应的国家主义才是一股中央集权的强大的思潮。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国家主义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民族主义在1980年代并非显学，到了1990年代 才开始崭露头角。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国家能力的提升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有两个不同的脉络和来源，一个是集体右转的激进左翼，另一个是具有国家绝对权威幽魂的施米特主义，他们从不同的知识和政治背景殊途同归集结在国家与市场这一晓晓板的国家一端。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主义或现代极权广义的翻版，他们也主张尊重民意基础并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而这个大环境就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最近十年，他们又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
从学理上考察，《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是一般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而是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问题。转型即过渡。1990年代，北京大学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成立之初就宣称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已任，并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国的“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课题。王绍光与胡鞍钢俩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将1980年代集权与放权这一晓晓板转换为国家与市场这一晓晓板，并迅速推进了国家主义的拥趸们集结于国家一端，同时又迅速推进了市场主义的拥趸们集结于市场一端。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虽然都是一种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但却有着不同的逻辑和观念。《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至今二十年来，国家主义的拥趸们集结于国家一端、市场主义的拥趸们集结于市场一端的晓晓板格局仍一如既往。
正因为如此，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就形成了一套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也形成了另一套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而且是同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针锋相对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天则”的理事长张曙光1995年就写了《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文章以反击。作为一个印证，今年6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就举办了纪念《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在最近的12月18日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先生在主题晚宴发表演讲时，就针对王绍光与胡鞍钢“国家能力”（ 涵盖四个方面：财政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增加自己行为合法性的能力；强制能力）概念提出必须对“国家能力”有全新的理解，有必要重新定义“国家能力”。虽然周其仁先生用一个月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核心目标来垫底，但掩盖不了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与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的针锋相对。有关问题已在《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三十三）——对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泛中国特色派的梳理与思考》一文中已点到，在这里不作细说。
四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同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针锋相对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但在堆积如山的理论与学说中，既接触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与实质，又接触不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与实质。这个矛盾源于形形色色的学术“霸权主义”、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绝对性逻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上，必须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绝对性。
在《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三十三）——对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泛中国特色派的梳理与思考》一文中写到：近代以来，至少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代人开始，知识分子笫一次“想”以独立的身份承担起“国家” 和“民族” 的事业，其动力就来源于传统中国的历史大惯性。到了“五四” 时期，似乎形成了“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在传统中国的“君——臣——民” 结构中，臣与民 任何一方都不是君臣民三足鼎立的一足；“五四”以来的“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也不可能有三足鼎立的一足；从这个意义说，“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就是一个“君——臣——民” 结构的“影子”结构；在这个“影子”结构中，知识分子要么进行“重返庙堂” 的抗争，要么被边缘化，处于“庙堂”与“江湖”之循环中；现代以至于当代史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话实际上隐含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控制依然相当强的语境下，究竟如何“治学”的问题。如果续继走“庙堂”与“江湖”循环之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在意识形态控制依然相当强的语境下，很难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这是“治学”的大忌。
不客气地说，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同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针锋相对就是“庙堂”与“江湖”循环之路中的针锋相对。若冷静地观察，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可以发现，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同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竟然是“始点性错误”的。
举个例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是农户经济与农户社会，而在现代的工业社会，则是企业经济与企业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县域，除了商人的商业资本搞长途贩运——地租的地域转换以外，农户经济的活动范围就是村庄，县域的行政界限与经济的活动范围几乎是重叠的，县域是一个有限性的范畴；在现代的工业社会的县域，企业经济活动范围其触角可以伸向全球，除非市场割据，也就是说，县域的行政界限与经济的活动范围不重叠的，县域是一个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自我同一的范畴；这个概念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前面说到的历史大惯性（强调一下，这个概念同流行的传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不是同一个概念）的惯性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这就带来一个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同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所忽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同历史大惯性相匹配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也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国家能力以及市场力量（能力）不过是这个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的一个力量之一。
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将“国家”推向极端，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 将“市场”推向极端，都不正确 ！？
由于这个“始点性错误”，可以从更深层次发现，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同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都不能触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与实质！？
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惯性，如同自然惯性一样，并不总是消极的东西，人类所能做到的只能使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同惯性相匹配。因无视社会历史领域的惯性存在，也就无视“巨国效应”（那种泛泛而谈谈的“大国”概念是空洞无物的，因为，国际上通常把拥有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列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中国的省就是大国，中国就是大国世界），从而避开社会历史领域的潜在世界的“场”效应与“粒子” 效应的统一性，直接从社会历史领域的存在世界的结构与管理的矛盾自我同一体入手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在存在世界的结构与管理的矛盾自我同一体中引入“诺斯悖论”（根据诺斯的研究，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一些政治－经济单位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但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经济单位最终导致经济衰落更具有必然性。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诺斯提出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认为国家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此前提下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也就是国家主义的“顶层设计”同市场主义的“顶层设计”一样，将中央与地方关系退化为一个“管理世界”的问题。如，“黄金分割”的“0.618”这个数被引用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分割上。那有这么简单！？世界的本源不是存在而是潜在！？
五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堆积如山的理论与学说中，我比较关注陈子明、郑永年、张五常等三位先生的观点。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在思潮上，再也找不到象何新那样的在大陆土生土长的学者能够掀起浪潮了，因为，至少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够掀起浪潮的学者，都是华裔留学海归或华裔海外人士，象王绍光与汪晖等人，胡鞍钢本人则是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1993年回国的学者；何新，1949年12月出生，可以看作象王绍光与胡鞍钢一样，属于50后的学者；在50后的能够掀起浪潮级别的学者中，已经很难找到在大陆土生土长的学者了，陈子明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选；第二，郑永年先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张五常先生常住香港，关注他们，是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中国改革开放辩护，也可以看作一老一少的观点。第三，而关注三位先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上，他们不受意识形态控制，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当然，关注三他们，并不代表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
同王绍光与胡鞍钢先生所看到的“诸侯”不同，郑永年先生向人们展示了“行为联邦制”的画面。他用的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称之为“深描”的方法——用这一方法来解释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本质。早在1993年，郑永年先生就有一个结论：激进的放权导致了中央-地方关系中的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即除了其威权主义的本质，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另一特征是事实上的联邦制或行为联邦制；说它是事实上的联邦制或行为上的联邦制，是因为它没有被制度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地方关系可能会发生崩溃；中央政府应当做的，是要承认各省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关键作用，并将行为联邦制制度化。他的基本观点是：虽然在从行为联邦制转型为法理联邦制的过程中，中国正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与行为联邦制相关的一个新框架已经在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出现了，从长期来看，各种改革措施，例如选择性的制度化措施，将会为中国从行为联邦制向法理联邦制的转型铺垫一个制度性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更富有灵活性的、能为普罗大众和政治精英所接受的关于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模式，可以不需要借助“联邦制”的母体来诞生，而是可以以一种新的概念创设来确定。不必死板地左右于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在这里，郑永年先生将阿基米德支点界定于省这一级。
再来看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他是“科斯与中国”的经济学的引领人。他认为罗纳德-科斯的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中国。2008年，他提交给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的论文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他认为，通过改革形成的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并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或共产党的主持，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会近于奇迹地发展起来。他的观点是，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乡，到村户，最有经济权力的是县，因为决定土地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中国的经济制度牵涉着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合约结构与安排，正是这种安排促成激烈的县际竞争是张五常先生解释“中国的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张五常先生将阿基米德支点界定于县这一级。
下面再来看陈子明先生的观点。他在1997年3月至2002年4月历时五年之久（尚在服刑期间，以“颠覆政府和反革命煽动罪”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正是有这个经历，我把他当成同郑永年、张五常一样，他们不受意识形态控制，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的），写了63万字的《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与地方自治》一书（香港世界华文出版机构）。这本书的各章节曾陆续以笔名发表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和太原的《中国方域 ——行政区划与地名》的杂志上。地方自治是全书的主题。同郑永年、张五常先生不同的是，他较少用到经济学理论，更接近于纯政治学理论。他的观战是：19世纪以来，地方自治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实行地方自治改革，曾经有过三次契机，但都失之较臂；当前，不论从政治整合还是行政效能的角度，都迫切需要将地方自治列入中国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地方自治首先要涉及的是自治层级和范围的问题，而关键要解决好中央、地方与社区事权的划分。通观全书，陈子明先生将阿基米德支点界定于介于省与县之间的地区（市）这一级。从划分地方自治体与行政自治体入手，确定“州政中国”（相当于中国历史上辖县的政区郡、州、府、路、专区）的格局。
如何重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简单地说，有联邦中国、省政中国和县政中国三种观点。联邦中国在海外较流行，这种看法既考虑到大陆内部央地关系，也考虑到港澳、台湾、少数民族问题。省政中国，有分省、缩省、虚省、和废省等主张，主要流行于大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圈子。县政中国最早由吴国光先生提出，认为中国地方政权中心应当是县而不是省，这个观点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回响。
本文开头点到的党国英先生有一个说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核心是公权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其中关键是解决地方政府的适度自治问题。但自治被解释成扩大地方自治权。
看来，陈子明先生的观点还是一个异数。我本人倾向于陈子明先生的“州政中国”的观点。我走的并不是陈子明先生的“思路”，因为我是从地方发展战略研究走自学之路过来的。陈子明先生的《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与地方自治》一书是基于19世纪以来，地方自治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的，而在我看来，19世纪以来，在欧美包括日本，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同步走来的，有时中央集权压倒地方自治，不然解释不了20世纪的世界史上的二场惨绝人寰的噩梦——世界大战！？
看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上，需要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
201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