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期易形成预期混乱

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梳理，从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的德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平均降幅达到30%左右，有的降幅还要更大一些。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也颇感意外。按同一口径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超过9000国际元，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成功经济体较为接近，依此推论，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二、三年出现潜在增长率较大幅度的回落。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讨论增多，部分讨论集中于供给因素，如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在既定技术条件和预算约束下，任何一种需求都是有边界限制的。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

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形成“真的”产能过剩。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今后一些年将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有人把这种变化视为中国经济的“衰落”乃至“崩溃”，也有一些舆论在“硬着陆”的题目下讨论这一问题。看来“认识问题”非同小可。

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发展水平上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 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这一点与更多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得更为清楚。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三倍以上。第三，今后一些年，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标，居民收入增速有望超过GDP增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将会改善。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届时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的中国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中国经济正经历的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而非同一平台上的短期波动。硬着陆或软着陆此类概念较适合于后一场合，而在前一场合，使用此类概念易于产生这样的推论：既然已经“着陆”，接下来就应该再次起飞，重返高增长轨道。这显然容易产生预期误导。

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

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转换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过大的波动。其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波动较大；短周期（存货调整等引起）变化与中长期周期变化相叠加，经常会听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企业、政府及其他行为主体易于保持政策惯性，调整滞后，如此等。

从近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可能助长这种倾向。有些机构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另一种情况是“快落”。当短周期和中长期周期同向变化时，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加大。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现这种状况。2013年，当短周期见顶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之后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速度组合。一种是大起后大落；另一种是速度适中，但稳定性、可持续性较强。几年下来算总账，可能还是后者的平均增速较高。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现阶段解决中国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提出潜在增长率下降，强调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不重视增长速度，而是为了在认清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长速度。这几年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二、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有一个探底或“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

寻找新阶段的增长动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发生变化。新增长阶段将会具体体现这种变化。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产业升级和创新。简单地说，以往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由农业转向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一方面为农村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显著提升了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巨大的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进入新增长阶段后，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转移仍会持续，但速度逐步放缓，提升效率的重点将转向非农产业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国际经验表明，行业内的竞争和重组淘汰低效率企业，能够显著提升生产率。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加快，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也将趋近于非农产业的水平。这样一个变化图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一系列新增长点。

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投资增长。

城镇化。未来20～3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2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六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对消费的拉动效应。

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达到45%。

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与基本建设能力相关的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投资等。

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

注：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标题为编辑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