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关于郭晓棠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的公开信
郭晓棠同志是中共河南党史上很有影响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郭晓棠在中共人物谱中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杰出的革命宣传教育家。
公元2010年4月17日是郭晓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这位河南党曾经的领导人、河南省少有的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宣传教育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了！
现今河南党组织及郭晓棠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几乎没有人提起郭晓棠的百年诞辰！
这位终其一生“均自觉地一贯地为党为革命奋斗不懈，从无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的情绪发生过”①的坚定革命者，却长期被当成“内控”对象对待，反复受到极左政治恶势力的排斥打击和残酷迫害，最终悲惨地牺牲在荒谬的政治斗争中。郭晓棠多灾多难的遭遇对于我们党的建设与发展极具反省、反思和启迪的意义，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的一部分。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他悲剧性的命运。让人敬仰的是他面对悲剧命运的做人的骨气。
作为郭晓棠的后人，我只能尽力“还他一个忠诚共产党人的真面目”②，以此纪念父亲的百周年诞辰！
在此郑重奉上一组纪念父亲的文章。
文章中的观点、提法等乃一家之言。欢迎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凡能提供第一手资料及证据者，本人在此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献上一副纪念郭晓棠百年诞辰的对联：
嵩岳起舞大河悲歌痛悼中原英灵，千秋永在；
儿孙瞻仰桃李吐艳敬颂华夏忠魂，万古长存。
郭晓棠四子 郭青苔谨启 20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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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郭晓棠遗作选：我的自述》第21页，1941.9.13。【注：1942.2.9，陈云同志亲自审阅和签署了这份材料。】
②这是我母亲齐欣生前说的话。
按语：1941年7月下旬郭晓棠同志奉命抵达延安。到延安后一面口头向党中央报告工作，一面代表河南省委撰写了《河南工作报告》及《河南巩固党工作的经验总结》；同时遵照组织的要求撰写了个人自传体材料：《我的自述》，此材料经陈云、陈伯村同志审阅后，陈云同志又与晓棠同志作了一次详细谈话。这份“自述”虽说有三四万言之长，但还没有父亲后来多次撰写的“自传”材料那样详尽和完整。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份可供后人研究的有价值的参考材料。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晓棠同志学习探索革命理论的热情与投身革命实践的勇气是那么令人感动；他的特别在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总是把对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和深入刻苦的理论学习研究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经过反复考验和锤炼的过程，他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融入了自己全部的思想和活动之中，这使他献身革命事业（当时主要是民族解放事业）的自觉性与灵活性，洞察力与决断力，坚毅品质与牺牲精神等诸方面，成为同时代革命者中的佼佼者。郭晓棠的成长历史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比较典型的历程。
整理者 郭青苔 2008-04-09
我 的 自 述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上来的，和我对革命有些什么贡献）
——1941年9月
郭 晓 棠
第一章 我的童年：一个农民的家庭·一幕悲喜剧·我所受的教育·（1910—1923）
大概在1910年的春天吧（阴历3月8日），我降生在河南省沁阳县西北乡（离县城35里）西紫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在我降生以前，祖父——他是一个老实、勤俭、刻苦、坚强的典型农民——已同他的弟兄们分居。他和祖母—— 一个最倔强的苦干的农村妇女——领导着两个儿子耕耘着四五亩薄田。他们有三间瓦房，一间皂房，和一头老牛。
祖父母都是很结实的，两个儿子也是年富力强，他们虽然贫苦，但他们具有最宝贵的资本——自己使用不完的劳动力。这是他们后来生活日益好转的根源。他们在农忙的时候种地；到农闲的时候，就赶着牲口上山“驮脚”，那时“生意”还好，十来年光景就置下了几十亩田地，买了几匹骡子，盖了一座院子，人家都叫喊着“新发户”。我就是这家“新发户”的“天之骄子”。
我是这家“新发户”的“长子长孙”，不消说，在家里是最受疼爱的。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她是一位沉静寡言，在乡间所谓“贤惠”的妇女——带着我到一个附近村庄赶“庙会”，在她正注意买丝线的时候，我独自跑到卖花生的摊子上买东西吃，这时有一位不认识的大汉，把我抱起走了，一面给我剥着花生吃。花生吃完了，孩子回头喊叫他的妈妈时，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村庄了。我在大汉的怀抱里大哭大叫着我的妈妈，村人看出了蹊跷，要盘问他，这大汉走不了。在这个时间里，母亲跑回到家里，全家闹翻了，亲戚邻居都在埋怨她，她该是何等难过啊！后来，大汉被捕了，挨了一顿毒打，把他放走了。我又回到母亲的怀抱。这真是捉弄人的一幕悲喜剧。
七岁时入蒙学，那是“半私塾”的国民学校。“老书”和“洋书”都读。我的老师李允思先生，是一位严正的导师，他不但会打人，还会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说服人。他对我的教导很用心。我跟着他读了三年书，受影响不小。在他的教导下，九岁那年，参加了西北乡观摩会的会考，得了许多奖品。这时候，多位的加、减、乘、除的算术都学会了。
十岁时，开讲四书，并学作文。作文必须文言，题目，第一次出的就是孟子上的什么“保民而王”，真把我难为透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作文本发下来，改的一塌糊涂，连字也认不清。十二岁时，家庭把我送到外村一位老秀才的“大学馆”里读书。我是那个“大学馆”的小学生。这一年受的是典型的封建教育。除讲四书读五经之外，什么“古文百篇”，“古文观止”，“闱墨”之类也死读了不少。这一年，我的作文有了很大的进步。“八股文”虽然废止了，但“启、承、转、合”那一套“四股文”，却学得相当熟练了。当时学的是“策议文”，题目都来自四书五经，而以“东莱博议”（吕祖谦的论文集）为模范。这时候，我能写四五百字的通顺流畅的“策议文”，而几乎一字不改。
十三岁，回到村里进了一个半私塾性的“大学馆”。这个“大学馆”的主人，就是郭振邦先生，他是我同村同祖的长辈。他的旧学问很有根底，又在清末的师范学堂毕过业，一肚子“新学问”，他懂得什么“声、光、化、电”和“A,B,C,D”，在“广益学堂”（这是沁阳西北乡的最高学府）里当过十多年校长，在乡里看，他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我当了这位大学问家的小学生后，的确学得不少知识，受他的影响很大。这年，我除了读《左传》、《纲鉴》之类外，最爱读的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这“学馆”的主人，还教授给我们许多新知识：历史、地理、理科；算术学的是小数和分数。他的态度很好，教学法也很好，他从没有打骂过学生，连责备的事也很少。学生在他面前顽皮，说笑话，他以一笑了之。他在教育上，思想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的教导之下，我的脑子里装进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概念：什么“国家、社会、独立、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在我的作文本里，曾大吹特吹在叫喊着。
十三岁的下半年，在郭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下，我进了高级小学校读书，这是我乡的最高学府。学校很自由，功课也好办，我的功课和文章，常蒙先生们“吹嘘”。我记得头一次发下作文本子来，先生拿着本子，拍着胸部说：“虽中学程度，亦不过如是”。这一年里，在学习作文上，先生们给了我很大的勉励；我读了许多“新文章”，自己也学写了不少，另外还摹画着些写“歪诗”。自己还很珍爱这些“作品”，把它订起来叫什么“文存”和“诗抄”。幼年人的心里充满着想象和幻想。虽然这是想象和幻想，却是天真可爱的。老实话，那时候我已对“学问”发下了宏愿和野心。我的学业成绩，两个学期终了，均名列第一。这更增加了我的向上心。我觉得这个学校是满足不了我的宏愿和野心的。
次年，十四岁（虚岁—整理者注），我考进了沁阳省立第十三中学。虽然它是怀（指怀庆府—整理者注）属八县的最高学府，尚不能满足自己当时幼稚心理的要求。在这个学校里只呆了一年，平淡地过去了。除了努力追求知识外，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值得记述的东西。
第二章 逃出了家庭，向新的更广大的世界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和光明·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第一次参加群众示威运动·我成为开封青年协社的一员·（1924—1926）
1924年夏天，我向家庭提出到开封求学的请求。这个请求被家庭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我的年龄太小，其次，同是上中学。我的理由是：第一，到开封去有同路人，其次，县里中学没有省城中学办得好。家里怕多花钱，我是知道的。这谈判无结果，弄得全家不欢。和同学约定起身的日期到了，我在母亲的同情下（母亲不敢公开帮助我，她后来还受了家庭和亲戚们的责难，说她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坚决地离开了家庭。经过数日的奔波，达到河南省会——开封，它是河南全省政治、文化的中心。
到开封后，我考上了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和中州大学的附中（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它的前身）。大学的洋楼和它的宏伟而丰富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把我吸引住了。最后，我决定了进中大附中读书（虽然当时我已到省立一师报到过了），这样开始了决定我以后的学校生活。我在这个学校里，由中学到大学，前后共住了八、九年。
入学后，我即自觉地从事于求知活动。图书馆和阅览室成了我的活动地盘。数万册中西图书，近二百种的中西杂志，还有数十种国内外的报纸，把我的眼睛弄花了。从什么地方读起呢？没有一个人告诉你、指导你的。我领到了借书证后，第一次借读的就是“老子道德经”。今天看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既下了“苦读”的决心，就不管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似懂非懂地读下去，读一遍，读两遍，读正文，读小注，抄书，写笔记，关于“道德经”的注解的书，当时我读了五、六种之多。但是这有什么效果呢？只有天晓得！我这种“暗中摸索”的读书法（假使可以说是读书法的话），一直持续了很久。
我的中学时代，是中国政治文化运动极为复杂错综的时代。在文化方面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的右翼，以胡适之等为代表，已经由“新文化”的旗帜下，退缩到“旧古董”堆里去了；他们“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的英雄气概，消失了；而代之以“标点古书”，“整理国故”，什么“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墨子是中国古代的实验主义者”，“王莽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等等的“新发现”（胡适并夸张他的“新发现”的价值，等于发现一颗“新星球”和“新大陆”），在当时学术界广播起来了。（罗斯福发表了援助民主国家的声明后，胡博士不久以前又在美国大吹特吹他的“中国社会的民主性”的“新发现”了）。
我在读古书，“标点古书”，“整理国故”的运动下，受了些什么影响呢？那时，我的幼稚心理所希望的是，将来做个什么“汉学家”，“朴学大师”或“国学大师”之类的人物。在中学一年级时，我曾做过一次“整理国故”的“尝试”（这是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特点），写了一篇“何文定公的生平及其思想”，文长五千余言，登在沁阳旅汴学会的学报上。因为这是对于“乡贤”的思想研究，很引起同乡们的注意和称赞。
其次，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下，我曾掀起了关于《诗经·邶风·静女篇》问题的论争。我的文章是登在鲁迅先生所主编的“语丝”上（这篇文章，刘大白收集在他的《白屋说诗》一书里，顾颉刚把它收集在《古史辨》第三册里）。前后参加这次论争的有十几位，历时年余。我以一位无名小卒的中学生（二年级）竟与教授学者论争起来，这自然地抬高了我在学校的“地位”；同时，为了论争，更鼓励了我去研究所谓“国学”，什么许慎的《说文解字》，郭璞的《尔雅注疏》等，也都乱翻一气。
再次，当时学术界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也相当热烈。我也曾经搜集许多“民间歌谣”及发表过研究民间文学的意见，在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国学季刊》上发表过。此外，我还和沁阳旅京旅汴的同乡们成立了一个“微光社”，出版《微光周刊》，也写些东西登在上面。
在初中二、三年里，我对于所谓“国学”是用了一些功夫的。我读了许多非青年学生（初中学生）所必需读的书籍。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中国哲学》（谢无量），《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中国先哲人性论》（江恒源），《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古史辨》（顾颉刚）等等，还有什么《管子》、《列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 此外，还读些诗、词、歌、赋及文学史（如《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詠》之类）。无详述之必要。这是我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我的中学时代，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把中国政治文化运动推上了新的方向，走上新的道路。这对于我的思想与活动，曾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起比较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一是民国十二、三年（？）间发动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是五卅运动前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我当时虽热心于“国学”的追求，但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减轻我的注意力。
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文集（上下二册）中，反映了各方面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在今天看来，那时，思想界的阵营是很清楚的。在我今天的回忆里，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典型代表人物，是下面四、五个人：首先就是挑起这个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张君励（原名张嘉森），他是德国没落的资产阶级“新唯心论者”柏格森（Bergson）“直觉哲学”的信徒和传播者（他以后自称为“心物二元论者”，译有英国人约瑟（？）之《心与物》一书）。他是这次论战中最右翼的代表。当时学术界都叫他是“玄学鬼”；“打倒玄学鬼”，是这次论战中的中心口号。其次丁文江，就是张君励的冤家对头；实际上，丁文江也只是顶个“科学”的金字招牌，他并没有掌握住科学的武器。胡适之在这次论战中，还是重复着他的实验主义；只有吴敬恒（稚辉）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给了我很大的兴趣；他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实际上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当时代表左翼的陈独秀，在这次有极大意义的思想斗争中，并没有起积极领导的作用，站在科学唯物论的观点上，集中进步思想的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玄学鬼”张君励。
这次论战对我的影响，使我以后关心到“科学与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起了很大的兴趣。我读了许多科学与哲学的书籍，什么《科学与玄学》（罗家伦），《进化论讲话》（刘文典译），《胡适文存》（三集），《独秀文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此外，关于西洋哲学思想的介绍，如什么杜威的“实验主义”[最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术》（How to Think?）一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杜里舒的“生机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等等，也都糊里糊涂地浏览了一些。这些什么“主义”的哲学著作，除“实验主义”给我以相当大的影响外，别的都是枯涩无味的，空洞抽象的，许多难懂的名词、概念和术语的堆砌。时间久了，对于这些东西更加模糊了。
其次，就是“革命文学”的运动。这在当时文化界，是一个新的运动的发展，由五四的“文学革命”到五卅的“革命文学”的新发展。推动这一运动的是以郭沫若先生为首领的“创造社”。当时郭沫若先生所代表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倾向，曾给我很大的刺激。他的诗歌和小说（特别是他的诗歌），是我最爱读的东西。《创造周刊》、《创造季刊》，和后来出版的《洪水》，是我青年时代的精神伙伴。蒋光赤（当时还不是蒋光慈）的小说集，特别是他的《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给了对革命抱着热情的幻想的青年们（我是这许多青年中的一个）以烈火似的冲动。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都是些不甚正确的非现实主义的想象和虚构，但它们对于知识份子的青年们之一定的革命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在政治方面来说，我的中学时代，正是国内政治展开一个新的局面的时代，国民党改组，国共两党合作，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发展的时代。当时的北方，是处在北洋军阀直系（曹、吴）武力统治之下的时代，南方以广东为根据地的新兴革命势力，正在一日千里的蓬勃地发展着。在封建军阀势力压迫下的北方革命青年，大批南下，那时的口号是“到广州去” ！正如当前大后方的青年们喊着“到陕北去”一样。民国十四年，南方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了。这给了北方的民众和青年以伟大的革命刺激。各地均在热烈而悲痛地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在开封举行的追悼大会，实际上变成了革命群众的大会。大会上不但宣布了孙中山北上所发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而且在大会后，举行了伟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高呼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口号。在长期压迫下的北方群众，真“疯狂”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有意义的政治活动。
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新的形势下，开封革命青年的活动，日益积极起来，许多青年团体成立起来了。后来这些青年团体联合一起，就命名为“开封青年协社”。我由同学张世洲介绍，成为该社的一员。这个青年团体，在开封青年学生中最为活跃，它是在当时国民党左派领导之下活动的。当时著名的活动分子和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如马林、杨芳芝（即吴敏，此二人后到苏联学习）、李步英（即李新民，后任河南省委，1934年被捕叛变）等，都是这团体的主持人。该社经常召集社员大会，聘请青年领袖做革命的演说。如当时新由苏联回来的蒋光赤（当时称他为青年革命文学家），满脸黑麻子的肖楚女（我现在的印象是如此），我曾热烈地领受他们的革命演说。在青年协社的影响和领导之下，曾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参加过群众运动。《中国青年》、《列宁青年》、《向导周报》，是我们社员的经常读物。我记得当时关于革命理论的书籍很少，只读过《新社会观》和《共产主义A,B,C》两本小册子，除记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几个名词外，实际的内容是不甚明白的。在今天回想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是留下几个革命的标语和口号在脑子里：比如什么：“革命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是世界革命的三大人物”，“国民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国民党是干国民革命的，共产党是干世界革命的”等等。我当时，虽然还不了解这些标语口号的实际内容和意义，但在主观上却接受了它。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观、思想发展和变化，有相当重大的作用。
第三章 学校关了门，在家自修·谔声社与三五学社的联合，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我一跃而做了国民党的“委员”·（1927春—秋）
我记得：1926年年底，南方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已经发展到严重而剧烈的阶段。直系军阀受了重大的打击，河南，当时是直系头子吴佩孚“秀才将军”的根据地。战争危机增加了直系军阀的困难。河南教育经费被提走做军费用了；北伐军的声势日益浩大，开封为河南首要之地，将不免于“战祸”，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教职员不发薪，无心教书，学生亦无心上课，于是寒假提前结束了，大家“回家大吉”！
1927年开始时，学校通知停止开学，我只得留在家乡，外面的形势一点不知道，完全与世隔绝似的。这年春天，集合在开封求学的青年十余人在一个亲戚家空院子里自修，生活倒也很规律。在乡间，无书可读，只好翻阅“线装书”。那时，读的是《春秋》（这书真是所谓“流水账簿”【梁启超语】，实际是无法读的），《国语》（包括晋语、齐语、楚语……等），《战国策》以及杨雄的《方言》之类。一面还写了些笔记。我读这些书，还是带着一些“樸学家”的神气，有点儿“研究”精神。当时，我曾计划着手参考章太炎《国故论衡》内的新方言，以及《国语》、《说文》、《尔雅》、《诗经》、《楚辞》之类的东西，写一部“方言补注”；因为那时我读杨雄《方言注》的时候，感觉它的缺遗太多，想给他“补”一下；后来这事刚着手，因他事又停下来。
这样乡居自修的生活，是不能长久下去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直系军阀受了打击之后，奉鲁军阀的援军（与直系又合作了）南下，张少卿（学良）首先带领奉军盘踞黄河以北。豫北人民在奉军骚扰之下，痛苦不堪，老百姓都渴望着北伐军到来。奉军在乡间对于“留洋头”的“洋学生”，很不放心；青年学生为反抗恶势力的压迫，迎接革命军的到来，也有些活动和准备。这年春天（三四月间），我接到了开封青年协社出版的《晓钟》，才对外面形势多少知道一点。我们在乡青年们遂决定要有个联络和组织，于是不久就成立了一个青年团体——这就是谔声社。它包括着沁阳西北乡所有的进步的活动的青年。同时，在沁阳西南乡一带，也有一部分青年，他们已经参加了国民党，在山西晋城一带有所活动，这时他们也回到县里，联络了那一乡的青年，成立了一个三五学社。该社社员有些是过去的同学，彼此也相识，于是我和我的姐夫就代表着西北乡青年去和他们进行联络，相谈之下，结果非常圆满。我们对于“县政”提出许多意见，大家一致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把握一切，胡作乱为。于是在县内“反对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广播起来了。那些封建派土豪劣绅，也估计不透我们的能力和力量，青年们发宣言，要驱逐他们，上呈文要控告他们，他们的劣迹和罪恶，都有真实凭证，于是他们不得不向青年们让些步，事实上承认了青年们在县里的“地位”。
不久，郑州、开封被冯玉祥、张发奎的军队占领了。在奉鲁军阀压迫下的河南民众都兴奋了起来，国民党在河南也公开合法了。原来在开封求学时，我有一位堂兄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当时，北伐军占领河南之后，国民党积极在各县建立党部，开展群众运动。这时，我的堂兄乘机到开封省党部活动，于是就被派回县建立党部。同时，我的堂兄还为我和其他五六个青年请了委，协助他建立党部的筹备事宜，于是我就由一个非党青年一跃而做了沁阳县党部的“筹备委员”。
“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担任的是宣传部长。在筹备期间，大量地征收了一些青年党员，成立了应有尽有的群众团体（如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开了多次的群众大会，写发宣言、传单、宣传大纲，都是我的责任。工作也的确很紧张。三个月筹备时间满了，召开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成立正式党部。我又当选为执委。这是1927年夏秋之间的事。这年我十七岁。
在这三四个月期间，我除读了些国民党发下的宣传品和小册子以外，使我受到影响最深的，倒是李石曾主办的“革命周报”（这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派的机关报，在上海出版），我每期都细心地读它，并作些摘记。“财产是赃物”，“反对一切暴力和强权”，“消灭国家”，“消灭私有财产”，这些概念，使我觉得“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是最彻底的”，我对它的理论感到很大兴趣！我以后有一个时期对于巴枯宁、蒲鲁东，特别是克鲁波特金的著作，曾用了一些功夫研究，就是这个时期种下的根苗。
第四章 抛弃了“委员”，踏进了河南最高学府的大门·研究与活动·在黑暗里摸索与在矛盾中斗争·思想转变的开始·（927—1931）
宁汉分裂以后，国民党内部斗争更尖锐化和表面化。这反映在国民党下级党部里也有分歧的意见。在沁阳县党部内，三五学社的分子，是站在南京方面的。我是同情武汉方面的。这原因，还是由于我在1925—1926年在开封青年协社里所受的标语口号式的教育的影响。我坚持“革命是应当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工农专政是革命的”。我当时所持的理由，很简单，很朴素：因为工农大众是最痛苦的，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为此问题时常同他们引起口头上的争执，因此也影响到感情方面。后来，我感觉当“委员”没有什么意思，自己的年纪还需要求学上进，方有前途。恰好在这年（1927年）的秋天，河南中州大学改组为河南中山大学，招生不限资格，同等学历就行，我就决心抛弃了“委员”，以中学未毕业的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河南中山大学。
在当时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国民党，是受武汉方面影响的。国民党在河南公开合法活动才刚开始，所以还是在大量发展它的组织，带全省性质的各种群众团体，都在成立着和发展着；虽然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分裂了，但受大革命影响的工作作风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当时开封学生运动还是蓬蓬勃勃的开展着。我一进了中大之后，即卷入了这个运动之中。
我虽是大学的新生，但由于我在附中住过几年，事实上还是个老学生。入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学生会的选举。我在选举运动中，取得学生会候补执行委员的资格。当时学生会中的活动分子，多是国民党员。不久他们为了做“委员”或“党官”，有许多离开了学校到外县去了，我以候补委员的资格，逐渐地代替了他们的位置。后来我成了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经常出席开封市学联会，代表中大学生会参加各种集会。当时学生有参加学校行政的权利（这一种权利，是学生在大革命中奋斗得来的），我即以学生会代表的资格，参加包括校长、主任和教授们的“校务会议”。在会议中，我站在学生利益的立场上，时常向学校当局有所要求，以致发生争执。直到1928年（？）以后，国民党中央宣布了取消“学生会”（这是国民党镇压青年运动的重要措施）代之以“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以后 ，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的资格就被取消了。这在当时学生运动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和义愤。（记得国民党中央这一措施，主要是戴季陶等感觉到当时青年运动的“头痛”，搞出来一套对付青年学生的办法，他为此还写了一本什么《青年之路》，作为他理论的和经验的论据。这书虽被校长在学生中热烈地推崇过，但多数学生都叫它“青年死路”，而不叫它的原名）。
在学生会改组为“学生自治会”以后，我一直在里面担任负责工作。在前后四次驱逐校长的斗争中，我均负着主要的领导责任。一次是反对校长张鸿烈（他是教育界的老官僚），二次是反对校长凌冰（他是一位官派十足压迫学生，吐骂学生的一个家伙，据说他是研究系，也有人说他是国家主义派，后来曾任古巴公使），三次是反对校长查良钊（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吹拍家，外号叫铡两刀），第四次是反对代理校长黄际遇（他是一位风流名士不理校务的家伙，……）。在这几次斗争中，大多都胜利了。我们为了反对坏校长，改进校务起见，曾出了一种壁报，定名“霜剑”（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定期的铅印刊物），为此我们屡遭学校当局的压迫，刊物最后被封闭了。为了这个问题，前后和凌冰及查良钊斗争过多少次，他们曾公开向我威胁，要开除我，但他们始终没有这样做。最狠毒的是查良钊，他竟公然向开封省会公安局报告我是共产党，叫公安局逮捕我。公安局派了两个暗探跟随了我两个月，学校的军事教官（冯玉祥统治河南时，即实行了军训）帮助他们进行对我的“工作”。但是事实上，我不但不是共产党，而且在思想上，我还有些顽固守旧的倾向；同时，我还担任着学校里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终于由于没有切实证据的结果，校长查良钊的阴谋未得实现。这些事，都是后来斋务课（管理学校宿舍及兼训育的）的一位先生告诉我的。因为自己斗争经验的缺乏，当时我还被装在鼓子里。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同学们还是谋了不少利益，例如学费的取消（直到现在河南大学没有学费，仅交五元宿费，不住宿的免交），在国内还不多见。
我进了大学以后，关于学术研究与思想研究各个方面，陷于大而无当、相当广泛与复杂的毛病，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与目标，研究的兴趣时常转移，政治思想时常变动。形成我的这种情形的客观原因是：在政治上是由于“革命成功”后，一切是“依然如故”，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分歧，又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这一方面，自己还找不到一个出路来。在社会思想上，也陷于极端混乱与纷争的情况下。如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问题，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人的问题，农民与土地斗争的问题，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问题等等。各阶层各党派都在发挥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这一方面，自己也正如陷在五里雾中，还找不出正确的方向。当时的我，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在矛盾中斗争着。
在学术研究方面，当时是准备研究中国历史的。在这一方面，我受了胡适之的“历史癖”的传染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的影响最深，这决定了我后来入了历史系。在这时期，我时常在开封报纸的副刊上写些文章，和人家作了些关于古史问题上的论争，也不正确地批评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引起了我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趣，为了这个问题，我也读了些《各国社会经济史》、《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下三册）、《世界社会史》、《社会进化史》、《古代社会》、《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我用过了一番心血写了长约两万言的论文，题为：“先秦名学问题的研究”，发表在中大的校刊上（该文末尾被遗失，未能全登出。该文为学期考试的论文，教授先生给我这篇论文以“足分”【100分】的鼓励）。
在思想研究方面，这个时期是非常庞杂的；从极右的思想学说到极左的思想学说，从国家主义、三民主义、安那琪主义（anarchism），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思想学说，我都尽量搜集起来，作比较的观察和研究。
关于国家主义的，也看到他们的宣言、政纲、政策，有《国家主义派写真》（国民党编辑的），《三民主义批评》以及《醒狮周报》和他们负责人如李璜、余家菊、常乃惠（即常燕生，曾在河大任教授，后因派别关系被排斥走了）等的著作。
关于三民主义的，如复古派或道统派的戴季陶主义（著有《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是反共的第一部书），如连环派的胡汉民主义（著有《三民主义的连环性》及以后新国民党在广东出版的《三民主义月刊》等），如改组派的三民主义（如陈公博作的《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革命评论》，颜孟余的《前进杂志》），如新生命派的三民主义（如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的体系》，《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以及陶希圣、梅思平所主办的《新生命杂志》及其著作等），如无政府派的三民主义（如吴稚晖的“放屁主义”【据他说是从《何典》一书学来的！】的言论，李石曾、易培基【曾盗窃北平故宫宝物而被通缉，这是后事；当时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所主办的《革命周报》等），如行动派的三民主义（及第三党——中华革命党行动委员会的首领邓演达、宋庆龄所主办的《革命行动》月刊）等各方面的东西，我都注意研读过。（至于C.C.的唯生论哲学，乃是后来的事）。
关于安那琪主义的，除了读些吴（稚辉）李（石曾）派（吴、李当时即是国民党的中委，他们认为实行三民主义乃是实行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步，真正无政府主义的实现，还在三千年以后；他们在这样的认识下，所以加入国民党，但还不放弃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可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已宣布他们是投降了国民党，骂吴、李为安那琪主义的叛徒）的无政府主义的论著外，我还搜集了景梅九（中国无政府派的要人之一）在北京主办的《国风日报》。该报的副刊里，译了许多外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如克鲁波特金的《自传》、《互动论》以及《面包略取》等。上海自由书店（这是中国无政府派的编辑与发行的机关）大批出版的关于安那琪主义的译作（这些书名，许多都被忘记了），我曾买了许多来读。大概是由于买书的关系吧，不知道谁人从美国三藩市（San Francisco即旧金山）以平社的名义给我寄来了大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小册子（这些书的名子和内容，都记不清了），使我对于安娜琪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在这方面，我搜买的更多了。不管内容的正确与错误，属于这方面的翻译和著作，我都买来看。由于当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呈现着极其分歧杂错的现象。许多极其不正确而有毒害的思想、理论和学说，都不加辨别地，不负责任地乱介绍到中国来。从美国资产阶级文化派社会学起，到无产阶级唯物观社会学止，从考茨基主义（当时他的著作翻译过来的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革命论》，《农业问题》，《基督教的本质》等）起，普列汉诺夫主义（当时译过来的有《史的一元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波格多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如《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等），布哈林的机械的均衡论（如《唯物史观与社会学》，此书共有四种译本，《转型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到社会主义之路》等），德波林的少数派的观念论，一直到托洛斯基主义（如托氏的《自传》，拉底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等）止，杂错并陈，五光十色；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倒是很少见到的。（当然是有的，如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与《费尔巴哈论》等）。在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介绍，还是刚刚开始。这种理论，在当时学术界思想界还是很生疏很新奇的。不但读者不了解这一理论的真正内容，就是当时这种理论的介绍人，也是相当糊涂的。那时，从日本方面介绍过来的很多，如什么山川均呀，山杉荣呀，高昌素之呀，河上肇呀，……许多不正确的曲解的有毒害的东西，都送给青年们去“享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从这方面所得到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只是一个“正、反、合”的公式。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经过“均衡，均衡的破坏，均衡的重新建立”三阶段。我当时对于这种哲学理论，起了一种不相信的怀疑；我以为客观的唯物的观察事物是对的，而对于辩证法的“正、反、合”公式与“均衡论”的解说，是持反对态度的。为了这个问题，我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批评》。我的“研究和批评”，当时是受了多年来形式伦理学，实验主义的“思维术”，机械的自然科学唯物论，庸俗的进化论，多元的哲学唯物论的影响，是站在这些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上，来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当时我在政治思想上是站在安那琪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的。但是我并没有停止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随后又读了许多关于哲学史及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之后，在错误中摸索着，逐渐进一步了解了唯物辩证法的真正内容之后，我就耐心地进行了“自我批判”，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我于是由批评马克思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老实说，我当时在思想上、政治上尚未成熟，论年龄，我犯这一错误时，年纪还不过二十岁。
在大学的前期——约自1928 ~ 1930——在思想上是及其杂乱与动摇的时期。当时有所谓“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什么官僚、政客、军阀都加入了国民党而盘踞了要津，政治依然腐败，军阀混战又起（如蒋桂之战，蒋唐之战，蒋冯之战，蒋阎之战等），人民日益痛苦，过去对于国民党的幻想，日益被现实所粉碎。当时，由于受统治阶级的武断宣传的影响，对我党当时的政策虽不了解，而也盲目地附和。这个时期内，我在政治上有这样一种认识：国民党是腐化堕落了，是不好的，但三民主义却是好的，问题是叫谁来实行。我当时有一种极朴素的概念，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实行三民主义”。后来，我同一小部分不满现状的同学，组织过一个秘密团体，名叫“战团”，意思是要以青年的战斗精神，重新来进行革命工作。但这个团体，不久也就瓦解了。
在这期间，在我的家乡——沁阳，国民党内一部分急进的知识青年，历年来与地方土豪劣绅进行了多次斗争，我在开封协助着这些斗争的进行。在斗争的方式上，是很“左的”，不但闹风潮，而且实行了恐怖的手段——暗杀。在办学校、打神像、改良风俗等方面，采取了激烈的方式，因此与落后的民众对立起来。土劣们就利用我们这个弱点，在旧历年节（大概是民国十八年）扇动民众暴动起来，杀人放火，弄得一塌糊涂。我因在开封，家中仅受“封门”之灾。为了这事，打了好久官司，也终无什么结果。这件事与以后沁阳国民党内急进青年之日益“左倾化”大有关系。他们对社会更加义愤，对国民党政府更加不满。这些“左派”青年，逐渐也开始进行自己的独立计划与活动。后来，我同他们合作在开封办了一个书店（大概是在1931年冬开始到1932年夏天），名叫“秋水书店”。这个书店专卖上海、平、津各地的新的前进的书籍杂志——许多被禁止的书籍杂志，我们卖了不少。这个书店，生意很不错，店内经常挤满了各校的青年学生，异常热闹，它成了许多前进青年的集聚地。
我的思想由渐变而到突变的转变，还是受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推动与刺激！从我的思想发展的过程看，这个转变的理由是很明白的。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救国活动·我的研究与学习生活·我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战士·领导围成农民斗争·予晋边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失败·河南党的破坏·我的逃亡·（1931——1932）
“九·一八”事变发生，对于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政见和态度给予了很大的刺激与变化。而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与地位，日益降低而趋于破产。所谓“中国不亡于满清政府，不亡于北洋军阀，而将亡于国民党之手”（张默君语）的话，在群众中，即在国民党内部，曾引起很深刻的义愤和激动。全国性的广泛的群众反日救国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全国的青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般的蓬蓬勃勃地发展着。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传到了开封后，同学们，甚至连学校当局和教授们，都义愤填胸，疯狂似的怒吼起来了。学生们纷纷集会，教授们也纷纷讨论，最后决定由各院系各年级分别选派代表，教授中也选派了许多代表，成立了师生共同合作的“河南大学反日救国会”。我当时是大学三年级的代表，在第一次师生代表联合会议上，我被大家选为该会的主席。从此，我负起河大反日救国会的责任，全副精力从事于救国活动。
从我担任反日救国会责任以后，救国工作成为我的专门工作，一直到学期终了，没有上一节课，学期成绩是由教授们根据过去成绩随意画的。在救国活动中，在教授们领导下成立了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会，抽出学校经费百分之五（每月全校经费四五万元，约可抽两三千元）为每月救国会的活动费【因校长许心武（C.C.）的阻挠，实行不久】。除做一些发宣言，打通电，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与请愿外，我们经常的工作，出刊物《血钟》，专题研究，加紧军事训练，派遣宣传队出发宣传，检查日货，推动并领导开封各学生反日救国会联合会的成立，派代表出席上海全国学生反日救国的代表大会。在教授王毅斋先生号召下，召集学生群众大会，为成立“敢死队”，而与校长许心武及省府主席刘峙发生误会和冲突。在这半年中，我由于学习，研究与活动的便利起见，已经由学校迁移到校外住宿。我除了继续对于社会科学理论及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与革命前途问题的研究与学习外，我搜集了一些材料，作了一次关于满蒙问题的专题研究，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满蒙问题之史的展开》。这本小册子，得了教育厅一百元的“著述奖金”。这一笔现金，成为我以后逃亡的费用。后来，稿子遗失了，亦没有付印。
1932年初在国民党千方百计的压迫与欺骗之下（当时国民党除了对赴京请愿的学生及各地学生请愿运动给以强硬的压迫外，还进行了许多欺骗宣传：如蒋介石曾对赴京请愿的学生宣布“如三年内不把东北失地收复回来，愿自杀以谢国人”的大言，如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等），各地群众的反日救国活动，暂时消沉了下去，我的救国会主席的职务也辞去了。1932年的春天，我对于中国革命的问题，已经比较有了确定的认识和努力的方向了。我还继续着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讨，在学生救国运动被压迫而消沉之后，我的工作方向和中心已经转变到秘密的和深入的方面去。我帮助着“秋水书店”的业务发展，团结急进的青年。就在这年春天（二三月间），由一位同乡的关系，我认识了杨斯萍同志（据说是江苏人，她是当时河南省委妇女工作的负责人，曾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常在开封报纸副刊上写些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文笔也很好。当时大概有三十多岁的年纪，从小就从家庭里逃跑出来的。她的丈夫大概是省委书记，在河南，是姓韩吧？这记不清了）。她开始对我的救国活动和文化工作（如开书店），表示赞扬。我们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给我谈了党的政策（特别是土地革命政策）与时局问题。她为人俭朴、诚恳，待人态度很好，我对她的印象最深。她当时住在开封板棚街的东头（记不清地址了）一个地方，她常到秋水书店和我的住处（我当时住在开封豆芽街二十五号）谈问题，谈工作。在她的领导下，在群众中扩大红军的影响，为红军募捐（募了许多旧衣服），散发党的宣传品（如宣言、传单、小册子之类，在学校张贴，在阅览室散发），开始把各校的左倾青年团结在一起，成立一个开封新兴教育社。这是一个半公开的青年组织，为了反对当时的学校教育。起草简章，发表宣言，都是我作的。这个组织，曾引起了开封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注意。在该社负领导责任的人，有傅孤侣（现在山西某县当县长），孟星若（河南息县人，曾在豫鄂皖边区当过商城县长，现在息县政府任第四科长，最近他的情况不清楚，他和傅是好朋友）和我三人。当时，我和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李新民（原名李步英，曾在大革命时期，领导过开封青年协社。1934年在潢川被捕，押至开封自首，后到南京特务机关“工作”），过去原系同学，也和我接过头。谈到我的入党问题，当时除了和杨斯萍同志发生关系外，没有其它仪式和手续。据我的估计，当时开封党组织还在建立中。直到放了暑假，孟星若、我的爱人陈暄（开封女师学生，现在名字叫陈秀琴）和开封高中一个学生，三个人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在杨斯萍同志领导之下。同时，在沁阳有一部分“左派”青年，正在渴望着找党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同杨斯萍同志讨论建立沁阳党组织的问题。结果，省委派李新民到沁阳找到郭大佛（原名文祥，后来叛党自首，现已阵亡于抗日战争中），在东紫陵镇高小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这是1932年四五月间的事。
当时豫鄂皖苏区的红军正被“围剿”着。我们奉了省委的指示，要在豫晋边发动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向豫鄂皖苏区红军的疯狂进攻。这时，正当济源党发动“一支枪”暴动失败以后不久的时候，我们现在又要继续准备新的发动。当时杨斯萍同志就交给我一个秘密文件的小册子，名字是“游击队如何动作”（该书系由苏联译过来的，油印在一本油光纸尺牍的背面），我费了一整夜的功夫，把这个小册子抄写了一份。随后又同她讨论过红军游击战争的情形和经验，准备着学校放了暑假后，回去沁阳济源一带进行准备发动豫晋边的游击战争的工作。这是1932年五六月间的事。
不久，学校放了暑假，我就奉省委的命令，回到我的家乡沁阳去。刚到沁阳县的那天，即逢着县政府征收主任田某（名字记不清了）强迫收回“城壕地”，实行包租制，而与土劣勾结，营私舞弊的事情发生。原来沁阳城壕地有数顷之多，历年来即租予围城的农民们分种。这些围城一带的农民们，多系回回民族，生活一向很苦。现在县政府要把他们租种的土地强行收回“公家”，让一位土豪来包租，围成数百户农民顿有断绝生命之虞。那时，沁阳城关还有农民协会的旧招牌挂着，我就利用这个牌子同农协的负责人商量，向县党部及县政府请愿。因为过去与县党部有些熟人关系，他们表示同情帮助，于是我就同农协商量决定在沁阳城西北街的清真寺召集围城的回教农民百余人开会，到会的人非常踊跃与气愤。那些青年的回回农民，更是异常英勇，他们自报奋勇地去了几个农民，包围着田某的家里；同时，大家出发向县党部和县政府请愿，还发表了关于这次事件的宣言，提出农民们的理由和要求（有六条要求，主要是撤换营私舞弊压迫农民的征收主任田某，反对包租制，实行永佃制等，这宣言是我起草经过农协同意的）。县党部表示同情协助以后，当即派代表同群众的代表，大队一同往县政府前进。农民们在街上整队游行示威，呼口号，散宣言，群众越聚越多，包围在大堂前。年老的农夫农妇在县府前面向群众讲说诉苦，声泪俱下，叫骂之声激动了广大群众。我当时即同县党部代表，农协代表（我是以冒充农协代表名义进去县府的），进去县府与县长交涉。×县长不在，由第一科长接见。谈判很久未有结果，我即气氛退席。刚出来，恰巧遇见了征收主任田某，冷不防，我即猛力一扑把那家伙推倒跌在墙根下（当时的力气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随即把那家伙抓了起来，群众要求县长答复要求，否则决不离开大堂前。在群众的压迫下，县政府派代表允许农民的要求，把田某撤职之后，又押了起来。这一场斗争，算是告了一个结束。
我回到乡间后，反动势力制造的谣言——共产党在城内暴动的谣言，已经在广为传播了。后来，县政府及田某就把这次事件的情形及农协的宣言，我的姓名等，呈报给河南省政府，待我暑假后回去开封，省会公安局奉命逮捕我，以及我逃亡后，并下令缉拿的事，主要地是从这里发生的。
回到乡间，我就住在紫陵镇高级小学内。那里集聚了许多青年，借着暑假自修的名义。那里建立了一个支部，在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在读书、上课之外，还进行军事训练（那里有十多条抢）。我整个暑假的功夫，就在领导支部的活动，教育同志，研究“游击队如何动作”的小册子。同时区署里的几十支枪，还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以此作为时机到了发动豫晋边游击战争的基础。
一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过去了，我要回开封去的时候，曾接到省委的通知，叫我路过郑州时在规定的地方（地址市大同路三多里的一个旅馆内）接头。我后来估计着，省委机关可能是由开封迁移到郑州了。不料，到了接头的地方，那个旅馆已关了门，任何人都没有见到，我只好搭车到开封去。到开封后，大概是在八月二十二、三日的报纸上，发现了一段惊人可怖的消息，就是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负责人多名在郑州被捕后，全部予以枪毙。这一次枪毙，一共十四人，据说大多数省委同志均在内。在报纸上公布的名单里，有直接领导我的杨斯萍同志（我记得大概还有个姓韩的），只有李新民没有被捕。在杨斯萍同志等未被枪毙之前，李新民跑到开封找我们，报告并探听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形及以后的消息。他——李新民——对我们说：“这次破坏是军警机关检查户口在杨斯萍同志等的住处（床铺下）搜出党的文件而发生的，我（李新民自称）因为到豫北巡视工作，没有在家，所以未得被捕（据说李也的确是到豫北去了）。别的省委同志都被捕了，我（李自称）没有被捕，别的同志都不相信我，疑惑我，……”李新民向我们表示很苦闷，曾说：“你们相信我也是阶级敌人吗？”据说不久，李新民就到上海找组织关系，找了几个月也没有找得上，原因也是上级党部也不相信他。这是以后才从别的方面听到的消息。
在杨斯萍同志等十四人被枪毙消息公布后的几天（大概是八月二十八、九日），开封也大肆捕人了。我们的“秋水书店”被查封了，经理也被公安局抓去了。我的住址（豆芽街25号），也被搜查并且封抄了。我逃到一个同学的地方，暂时隐蔽了起来，派人出去打听，看看风声如何，结果形势日紧，我在事情发生的第四天，就削发易服逃出了开封，跑到许昌我表叔（他是河大毕业学生，在省立第四中学教书）那里住了几天，就经他的援助跑到了北平。这是1932年9月间的事。
同时，当开封组织破坏的时候，也正是沁阳组织破坏的时候。沁阳县政府暗中勾结了县党部的杨某等，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派遣便衣侦探和武装队伍，到紫陵镇一带大施搜捕。因组织方面事前得到消息，并有准备，未受损失。但由于敌人压迫搜捕日甚，形势日紧，沁阳地方组织遂冒险发动游击战争（以区公所之数十枝枪为基础），拉到济源县西山一带，与当地组织及群众配合起来，在豫晋边活动。后经国民党各方动员“围剿”，仅支持两三月之久，即告失败了。
第六章 在亡命中：学习革命理论·到军队、农村、学校中去散布革命种子·为保存并再建豫晋边的党而奋斗·（1932——1935）
1932年9月间，我第一次逃亡到北平。当时的北平是在张学良统治之下的，在政治运动与文化活动方面是比较自由的地区。许多在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之下无法存在的左翼分子和革命青年，都逃到北平这个“避难所”。那里有无数的青年，既无正当职业，也不入正式学校，住在全城布满着的“公寓”里，过着“公寓生活”。在这里，他们从事于自修、研究，革命的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我就是这无数青年中的一个。
当时的北平环境，对于学习革命理论，是相当便利的。马列主义的著述与党的历史性的文献及文件，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买得到（如《列宁主义初步》，《国家与革命》，《叛徒考茨基》，《论反对派》，《建国大纲》【党的政纲、政策及重要决议的汇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革命观》【这是党内重要刊物里的论文汇集】，《战略与战术》【从苏联译来】等）。我到了北平之后，即倾心于革命理论的学习，打开了自己的思路与眼界，在思想政治的认识上获得不少的益处。因为河南组织破坏的原因，我到北平后，组织关系也无法转移。恰巧遇到一位同乡（过去也是熟朋友），他在京东唐山一带负党的工作责任，这人叫郭凤锵（是王志杰的妹夫，字鸣琦，化名郭琦，当时中国大学学生，后被捕在南京自首，抗战后在豫北修武、博爱一带活动，近情不清楚），我和他谈过几次话之后，准备分配和介绍我一些群众工作。后来，我由于生活的困难，在一个同乡那里当了短时间的家庭教师。在1932年年底经同乡王印川（字月波，河南修武人，过去为段祺瑞安福系的红人，一个老官僚，曾任河南省长，与张作霖、张学良关系很好。民国十八年为中东路事件中苏发生战争，失败后，国民政府及张学良即派莫德惠为全权代表，与苏联进行和议，王月波即任和议秘书长之职，在苏联住二年之久，受苏联社会主义五年建设计划的革命影响甚深。回国后，在北平各学校各团体大肆演说，为苏联革命与建设宣传不遗余力，在青年中影响甚好，并著有《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一书，曾轰动一时。他极愿与左倾人士及革命青年来往，并援助他们。后来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与刘镇华关系甚深，抗战后即无消息。我与他的侄子系同学，故得以认识）之介绍，到山西晋城孙殿英（王与孙系在奉军中之老友，同盟兄弟关系，孙殿英对王极信仰，后来孙殿英之北上抗日与屯垦青海之要求，即企图实现其大西北主义之计划，此计划的大部分均为王月波之策划。）部下任少校政训员。由于孙部秘书长刘曾若（现任孙驻重庆代表）之排挤（王介绍到孙部工作的青年，前后有四五人之多，刘某有些恐慌不满），个人旧病之复发（痔疮），所以在晋城孙部为时仅两三个月之久，就离开那里回到北平了。这是1933年二三月间的事。
第二次到了北平，除继续学习与研究外，还参加了左联之公开团体——文艺研究会之领导工作（当时的参加人，记得有何晓光【前系党员，现无关系，在河南教书】、贺凯【曾在许昌灞陵中学教书，师大毕业，著有《中国文学史》一书，此人早无消息】等）。暑假间，即同我的妻子回到河南。春天里，在北平翻译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精义》（The Teaching of Karl Marx，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及列宁夫人克鲁波斯卡娅的《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How Lenin to stady Marx），此文最近始有人译出，载《解放》131·2期。我的译文全失了。
由于生活的压迫，我同我的妻子，跑到南阳北八十里地的一个农村里过教书的生活。这个村子不过几家人口，村名叫后土屯村。它是陆军第三十军军长彭振山的老家。（彭之三十军，原系西北军吉鸿昌所属，吉出国后，军权交给张印相，张被蒋介石枪毙后，三十军军权即落到彭之手中。彭由鄂东调往江西“剿共”失败后，又被蒋介石枪毙，该军随归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统率。现番号仍旧，抗战后属第二集团军辖，驻扎南阳一带，现在军长是池峰城）由于三十军总部秘书长李子纯同志（是共产党员）的建议，彭某即拨了一笔款子拟在他的家乡办一点社会公益事业，如“乡村建设实验区”之类，请了一位对乡村建设有研究的人士，主持一切。经李子纯的介绍，由王拱璧先生策划一切进行事宜。（王系河大教授，我的先生，老国民党员，农村社会的研究者，老留日学生，著有《东京挥泪录》（？）一书。早年是一位极富于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为反日在东京坐过牢。为人富有正义感，对现状不满，当时即已同情革命，抗战后，无消息）。王先生首先创办了一个嵩山公学，自任校长，我任副校长。王先生因兼三十军总部参议，常在前方，学校事，实际由我负责。不料，三十军正在鄂东“剿共”时，学兵队内的党组织被破坏了，教官陈化愚（山东人，我与李、陈等均系精神朋友，除彼此通信外，没有见过面）等逃跑了，李子纯同志被彭振山枪毙了。王先生与李系朋友关系，也立不住足了，嵩山公学被抛弃了，被封锁了。同事们，干不了，也走不了，一天两顿红薯饭（还是由学生捐送的），一个钱也没有。我的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在一个四面八方透露风雨的屋子里住着，孩子没奶吃，母亲害了几个月病。
物质方面虽是清苦些，但精神上，却异常兴奋和愉快。在半年之中，百十个青年学生，有了预想不到的进步和成绩。举一个例子说，他们从入学时仅能写三四行字的短文，到学期终了就能写二三千字的长文（最落后的也能写数百字）。在这半年，我看了许多党的出版物和关于政纲政策的实施的文件，这些东西，都是李子纯、王拱璧从前方“剿共”战争中得来转给我们的。这时期，关于豫鄂皖苏区的一般情况的知识和认识，知道了些。同时，我们在学生中也进行了革命教育，获得一些成绩。把年龄大的（十六七岁以上的）接受了革命教育的学生组织了起来，定名为“宛北列宁青年团”；我们走后，这些青年们，就在那一带乡村里进行了农村的活动。（红军经过那里也曾留下了很大的影响）。这个青年组织中的负责人，就是栗元恒（又名李剑秋，曾任河南省委印刷工作，在抗大学习过。后于1938年随刘少奇到河南竹沟，后又随朱理治到鄂中，现尚在该地工作），他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而留在那里的青年，抗战后，又建立起宛北农村的党组织。
1933年年底，离开嵩山公学，到许昌我表叔那里谋职业。经开封河大同学康厚菴（河南巩县人，后在日本读书，抗战后回国，到抗大学习，近情不悉）及教授王毅斋先生之介绍，於1934年春季到新蔡县今是中学教书，我的妻子在小学部。该校董事长是任芝铭先生（？），是很早就同情革命的老青年（他是同盟会员，曾任河南通志馆编辑。在前清有过功名，在河南老人物中是有相当声望的。因为他左倾，落后分子称他为“疯子”。此人来过延安，我没有见过他），该校历年来，就是当地革命青年的培养所。当时的新蔡是豫、鄂、皖苏区的外围，红军游击队的游击范围，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相当发展与高涨的地区。它处在白区与赤区之间，人们称它为“灰色区”。在我到新蔡之前不久，曾有数千农民包围县城的事件发生，省主席刘峙亲自出征，解了县城的围。而新任的县长是贾绿云（河南孟县人，曾在莫斯科读书，为河南著名的托派人物，最坏的一个家伙，在张钫的第二十路军围攻豫、鄂、皖苏区时，贾某即任总部的军法处长）。农村打土豪的事件，时常发生；因此，当时的新蔡县，白色恐怖与赤色恐怖，非常严重。但是学校里的革命活动，依然存在。学生中的革命倾向，还在发展。我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帮助了学生们了解些中国社会问题与革命理论问题，不久，我就在学生中建立了信仰和基础。和我最接近的是一个三年级学生，名叫周汉杰，他是我那时最得意的学生。他是个共产党员，我通过他和当地党建立了通信联系，我所带的社会科学理论书籍，大部都借给地方党同志了。在通信中，我也提供过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希望我能够长期留在那里教书，并帮助他们的工作。但为事实所迫，由于校长薛胤惠（当地人，河大毕业，和我同年级，对我的思想有怀疑）不发下学期聘书，我只得离开了。（我离开新蔡后，还和周汉杰维持着一年多的通信关系。以后情形不清楚了）。
同时，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了与开封前进青年们所组织的今日社（现在记得当时参加人，有康厚菴、苗化铭等），出刊《今日杂志》。该社社长是王毅斋先生（留德学生，曾与朱总司令同学，现任河大经济系主任，是同情革命的分子），他喜欢同左倾青年来往，对现状常发牢骚。我在《今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是史巴克（Spark，火星之意）。后来，因为该杂志揭穿了刘峙主席“偷掘黄河，水淹豫鲁“（为了挽救开封被黄水淹没的危险而出此下策，韩复蕖曾通电全国，控告刘峙）的罪恶（是一篇小说，题目是“决堤”），而杂志被禁停刊，社长王毅斋大受攻击。
王毅斋先生在他的家乡——杞县，本创办有一所完全小学，即大同小学。这年，1934年的暑假，他想创办大同中学，叫我负责去办。我受了他的邀请，并负责聘请教员。我们以一个暑假的功夫，在杞县西门内一所破庙里，把大同中学办起来了，招了一百三四十名学生。教员有周之焕（现已脱党），杨巴生（即伯笙，现在十八集团军新一旅唐天际部任参谋长），唐汉英（女，后赴日本求学）等。我们在学生中，实施了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提倡读书运动，Sin wenz(新文字)和Esperanto（世界语）这些新东西，在学生中（中学与师范里）传播着，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S.W.和Esperanto之在河南，还是第一次的传播。我的“世界语”，还是1933年春在北平学的，一共不到一个星期，以后就是自修，前后买了不少关于“世界语”的书籍杂志（多从东京及上海买来），现在几乎忘光了，也掉光了。这个时期（1934年秋以后——整理者注），我对于“语文问题”发生过很大的兴趣，曾拟定了一个“中国新语文运动的理论与实际”的提纲，企图根据语言科学的理论，对中国语文改革运动上的各种问题，倾向和主张：如汉字革命（疑古玄同等主张取消汉字）的主张，注音字母运动，简体字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大众语运动及方言土语的提倡，还有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以及与国际语（世界语）运动的关系，予以批判和研究，指出中国新语文运动的正确道路与胜利前途。但是提纲写成了，材料也搜集了些，由于生活的忙迫与多变化，终于没有完成这一系统研究的计划。国民党对这个学校注意了，省党部委员王隐三曾到学校视察，不得已，寒假中离开了。
就在这年（1934年）的秋天吧，我在开封报纸上看到李新民（原名李步英，商城人，四月间在潢川被捕）的自首宣言。李新民自首后，接着信阳师范捕去了两个教员，焦作组织也被破坏了，这都是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因为沁阳济源游击战争的失败，地方组织受了很大损失，同时也与上级失去了联络，所以这次未被破坏而保存下来了。李新民自首后，原分配他在开封作反动工作（受开封东华门复兴社特务头子刘艺舟、尚芳【又名尚振声】的指挥），后来又被送到南京“工作”了。
1935年春天，经同学介绍到临汝汝阳中学教书，因与学校当局发生意见，五月间转到开封中山中学（该校为河大毕业同学会主办）任史地教员。在开封住了三四个月，利用我的妻子陈秀琴的同学关系和同乡关系，在开封学校中，进行了些学生工作。例如：开封女师工作的建立，在学习与工作方面对她们的帮助，成为以后开封党的建立与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基础和准备。她们中的优秀分子，后来都成为很好的共产党员（如郭淑真，化名丁一，晋东南参加七大代表；马毅，原名马秀珍，现在马列研究院政经组研究生；李×英，现在晋东南作妇女工作；赵玉亭，曾自首，现在晋东南任区长，工作很好，等）。
在这期间，我的生活，虽是漂泊无定，但还是尽可能地进行工作。一方面在工作中寻找组织关系，一方面还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并领导沁阳、济源地方党的工作。豫晋边游击战争失败，地方党在遭受严重的损失之后，保存下来的干部和党员是很少数的了。他们过着地下的生活，异常艰苦，精神食粮与物资供应，均异常缺乏。但我们的教书生活，还可以对这些干部有些帮助。对于他们的生活援助和书报供给，使他们重新振奋起来，艰苦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我经常在寒假和暑假的期间，回到沁、济、博一带与他们讨论并布置工作，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们不但保存了并恢复了豫晋边一带的党的和群众的组织，并且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工作领域。为了领导的便利起见，我们曾自动地成立了临时性的豫晋边党委会组织，参加的人是我和马锐夫（武陟人，现已脱党），王义之（名廷正，沁阳人，抗战后，仍在该地负责工作，大概是中心县委书记，现在或许改为地委组织了）三人。在这个组织领导下的好的干部，当时有马瑞声（沁阳长沟人，现任阳城县委书记），周瑞琪（不悉近情），吉学武（沁阳紫陵人，现在新一旅工作），还有济源一个农民干部（名字忘了）等；当时组织散布的范围，有沁阳、博爱、济源、孟县、阳城等县，而晋城工作还在开辟中。我们在与上级党部长期脱离关系的情况下，自己在暗中摸索着，奋斗着，我们为保存并再建立豫晋边的党组织而不停的奋斗。这些长期奋斗的成绩，成了抗战后豫晋边党组织的发展与游击战争的扩大的基础（唐天际部队开始即以此为基础的）。
第七章 为新文化而工作·我的党籍的恢复·与两面派分子斗争·为重新建立河南党组织而奋斗（1935——1937）
1935年下期，我到许昌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在这半年中，我的工作中心是为传播新文化而奋斗。那时，许昌有几个中等学校，县立男师、女师、省立四中，私立灞陵中学等。在那里，我有相当好的社会关系；我的表叔在省立四中当教员，其他教员也多数是同学和熟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刘伯英（现任三集团军总司令孙萱桐的机要秘书，去年和他通过两次信）是我私人的好朋友（河大同学）。我的妻子当时也利用她在学校时的老师关系，在许昌女子小学当了教员。我又通过我妻子的关系，认识了灞陵中学的校长和教员们，又通过这些关系，认识了男师的校长和教员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
我的妻子的女同事冯若舟（河北省大名女师学生，曾受良好的革命影响）的丈夫郭洁民（又名郭晓村，山西定襄人，大革命时代的党员，失掉关系）在灞陵中学教书，经过她们的介绍，大家一见如故，也就成了朋友。郭洁民在同事和学生中很有信仰，因此又结识了些进步分子。不久，就组成一个小组，计划着在各校学生中进行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这一个小组里，除了郭、冯夫妇，我和妻子以外，还有一位灞中教员路延龄（河南鄢陵人，以前曾在西北军冯治安师部任军法处长，后消极退伍，与扶沟魏凤楼、西华胡晓初有深交。当时对现状不满，同情革命，后入党，现在新四军彭雪枫部工作）。这个小组生活相当有规律，经常定期开会，讨论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拟定工作任务与计划，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布置各学校的工作进行。在这样推动之下，各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上下关系也打得很好。我就利用这好的上下层关系，于课余之暇，在各学校里进行Sin Wenz（新文字）和Esperanto（世界语）的宣传教育，听讲者甚多。同时，与男师教员赵世明（同情分子）、王大明（原名王昭，笔名柳林，辉县人，现在晋西北作整治工作，后在北平入党）等，在许昌《新民日报》上开辟发表宣传新文字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园地，一时许昌文化教育界，表现相当活跃，兴奋了一部分中小学教员与中小学学生，学生中进步分子的联络与组织，也在酝酿进行着。这给许昌党组织打下了一个准备基础。
在十月间吧，灞陵中学校长贺仲连（许昌人，北大经济系毕业，在北平曾参加过革命活动，为人糊涂腐化，现在鄂中一带，政治上有问题）介绍了他的一位同学叫王定南（河南内乡人，北大学生，曾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及北方红旗的编辑，与市委书记赵梅生同时工作，关系甚好。参加过张慕陶的右派小组织活动，后向党写悔过书，恢复党籍的）到该校教书，王某为人好吹好擂，自高自大，他自称可以到北平找着组织关系。不久，王某即到北平，回来时带了一位，名叫沈东平，说是北方局派来的，首先和我见了面，把我们原来的文化工作小组改为支部，我的党籍，就这样恢复了。
沈东平同志到许昌后，把“八一宣言”发表后党的新策略路线及政治形势，给我们一一解释。当时的工作，就是以许昌的进步教职员与学生为中心为基础而进行的。在沈同志未到之前，我们就和西华胡晓初（名叫普照，是西华地方的实力派，土霸王，相当有胆有识，对现状不满，被政府通缉多次，与魏凤楼关系甚密）建立了关系，这也是我们当时主要的工作对象之一。后来抗战爆发，就在这里建立了武装部队。
“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的时候，许昌各中小学学生，也在我们党组织的计划与推动之下，纷纷起来响应，虽有复兴社分子（以许昌省立四中校长曹少华，进德中学校长何某为首）的阻挠，也压抑不住广大群众爱国的怒吼。于是全许昌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学生救国运动，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了。党在这次群众救国运动中，扩大了，获得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在这次示威运动中，我们所提出的口号，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可是顽固分子开始向我们进攻了。他们抓住宣言传单中这一口号：“恢复中苏邦交，成立中苏协定”，认为是共产党的鼓动。我是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攻击的目标。关于此事，特务分子（谢××，河南郾城人，曾任山东省委，后被捕叛党；曹少华，河南西平人）曾写有详细报告，准备送往开封（其内容，沈东平同志看到过，因他与谢××过去在一块工作，感情尚好，沈同志说自己早已失掉了关系，故谢某也不怀疑他），后来，听说我走了，也就作罢了。
寒假中，我同沈东平同志一同到沁济一带巡视工作，并与地方党组织恢复了关系，仍由王义之同志负责。我因家乡环境不能久停，同时我和妻子都失业了，她回到山西晋城住闲，我经沈同志的决定，到北平找工作。这时，郭洁民也因在许昌无法存在而到了北平。关于工作问题，等了很久，未能确定。我在北平叔父家住闲，因为不方便，后来搬出来住公寓。与王定南、赵梅生、郭洁民发生关系。当时原拟把我分配到一个军事教育机关作事，没有成功，后来又拟叫我作北方党领导的军事工作机关的秘书，也因该项工作的人事关系，迟迟未得成立；赵梅生当时虽曾向党表示了与张慕陶脱离了关系，反对张慕陶路线，但据那时由天津派往北平协助军事工作的李××同志（他与赵有关系，同去找我，名字不记得了，瘦个子，牙齿有些黄）同我讲：赵梅生很苦闷，还没有得到党的信任，组织关系未解决，因之，赵的工作也未决定。李××自称是奉党的命令来协助并利用赵等的关系来进行工作的。我因为久住北平，工作未定，觉得无聊，经他们及沈东平同志的同意（我去信与他商量的），到暑假期间我又回到河南工作了。不久，王定南也回河南了。（我回到河南后，郭洁民还在北平，任军事工作机关的秘书之类的职务，此事，是从党校郝德青同志处听到的）。
在北平的半年（1936年春天）於学习工作外，经常写些时事论文，在梁实秋主办的《自由评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的杂志，它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阶级专政主张，另一方面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动的、进步的主张和言论，它都刊载）上发表。当时署名是“郜金秋”。
我从北平回到河南的时候（1936年夏），就把“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案”两个党的重要文件带回去了。这些文件，河南的党员，多数都没有看到过。在我回到许昌之前，我的妻子已先我由晋而来了。许昌党的工作，在半年中，由于沈东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已有相当的开展。许昌中心县委成立起来了。负责开辟西华、鄢陵、扶沟等县的工作，我的妻子任中心县委的宣传部长，我未参加。
在北平时，我发现了王定南和张慕陶还有秘密的联系；他的住处有张慕陶主办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所谓《第三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纲》（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之类的反动文件。在谈话中，王某表示对张慕陶路线一半赞同，一半反对的态度，我窥透了他的秘密和用意。他回到许昌时，行踪诡秘，与贺仲连勾结，暗中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自称河南党的负责人，轻视组织，暗中反对沈东平同志。沈同志在他的箱子里发现有一笔钱，估计这钱的来历，不是组织发给他的，有可疑之处。我们把“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翻印给党员讨论研究，他们（王定南、贺仲连、吴××之老婆〔她姓董，名字忘了，当时也在许昌霸陵中学教书〕，均与张慕陶有关系，吴××听说曾在抗战后混到延安中央党校教书，此事我们早已报告过中央了）表示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怀疑。当我决定到开封、郑州去建立党组织，携带这些党的文件向下传达时，他们提出“不必要这样做”的意见，由此引起我与他们之间的严重争论，终于他们不得不让步了。从此事发生后，我和沈东平商量决定和这些两面派分子分裂，并打击他们。这些两面派的家伙们，在学生群众中，一向影响很坏，不负责任，压迫学生，我们就运用学生群众的力量，把这些家伙赶跑了。在这一斗争中，栗剑秋（名元恒，现在鄂中工作，当时是灞陵中学的学生领袖）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暑假里，我和沈东平同志商量开辟河南党组织的工作。我首先到郑州去建立党组织。成立郑属工作委员会，由楚明同志（原名楚树藩，又名光甫，河南荥阳人，过去青年团团员，被捕三次，后来抗大学习，毕业后回豫工作，任地委宣传部长。现在延，因在狱中有问题，组织关系未解决）负责，另外参加人有张漫杞（原名张靖韩，在延安，政治部工作），王绪飞（荥阳人，大概在山西），胡宏文（开封师范毕业，现在大概在豫东）等数人。开辟工作的地区范围是，郑州、荥阳、密县（当时，王、胡，均在密县有社会职业，该县过去有党组织，群众基础也好，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工作）。不幸，到十一月间吧，密县的几个党员（王、胡、张）被捕了，影响到郑州的楚明同志，他也就离开了。
郑属工委会成立后，我就到开封去建立党组织，开始参加的人，有杨烈勳（字伯笙，又名巴生，济源人，河大学生，我和他是同乡，同学兼过同事，现在新一旅唐天际部任参谋长职），赵玉亭（女师学生，荥阳人，现在晋东南当区长），李俊英（女师学生，现在晋东南做妇女工作），朱华等；在党组织的周围，团结了许多前进青年，建立了民先队，开展了开封各校青年、妇女、文化的工作。同时，我又利用机会，建立了许多进步的社会关系，和许多愿意进步的人士和青年谈了许多关于时事政治问题和党的新策略路线，兴奋了他们，推动了他们。这时，刘潇然、周筱沛夫妇（他们都是同情革命的分子；刘留学德国，学农业经济，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现任武功西北农学院教授；周系师大毕业，任省立洛阳男女中学校长）已决定邀我到省立洛中任事务主任之职，可利用这个机会，到豫西一带建立党的工作。不料，刘周夫妇后来变了卦，为的是我的声名太红了，恐给人以口实，因而会影响学校，于是我就决定不去了；他们觉得有点对不起，还是积极替我找位置，后来就决定到开封私立任时女中教书（该校原为周筱沛开办的）。
我在任时女中只教了半个月书，有一位老同学、老朋友，名叫张朝俊（号敢陈，济源人，进步分子，后入党。抗战后，在豫晋边打游击，与杨巴生同时参加唐天际部队，而为该部队最初之基干。现在自然科学院任矿质系的主任兼教授），受他同学洛阳复旦中学校长之聘，任该校教导主任之职，坚请我去任国文史地教员。我就利用这个关系到豫西来了。同时，我的妻子陈暄（现名秀琴）也从许昌到洛阳了。在我们未到豫西之前，那里还是一片荒原之地，没有一个党员。这是1936年夏秋间的事情。
到洛阳后，事情安定一下，就去见了洛中校长周筱沛，她以请客名义马上通知教导主任郝德青（山西平遥人，抗战后在山西新军工作，任分区司令员等职，现在中央党校学习），国文教员吴纯甫（原名邃之，河南杞县人，大革命时代党员，当时已失掉关系多年，现在豫皖苏边区任负责工作）二位前来，介绍给我；我们一见如故，即成知交（在未见面前，即已相知）。当时洛中教职员多系前进分子，且平素在吴纯甫同志影响与团结之下，关系甚密。不多日，我即与吴商谈团结洛市教育界进步分子的工作，彼此均同意组织一个团体，定名为“国防教育促进社”。择定日期成立，开成立会的地方是在邙山岭上的上清宫大庙里。当时参加人，复旦中学是我和张敢陈、陈暄；洛中方面除吴、郝外，还有曲乃生、方少成、杨静轩等共七八个人。当场由我作了一次时事政治的报告，接着讨论团结同志与教导学生的工作，最后选举吴、郝和我三人负该社领导之责。
之后，我与吴、郝三人经常接触，讨论政治及工作问题。吴纯甫屡次要求寻找组织关系，过不久，楚明到洛，我即乘机将吴之问题解决，并正式成立党的支部。当时参加支部的，有吴纯甫、曲乃生、陈秀琴和我共四人，我任支书。后为开辟豫西各县工作起见（当时洛阳、偃师和洛宁等县都有开展党组织的基础和条件），随建立中共豫西工作委员会，还是由我们四个人负责，我继任工委书记。不久，绥远抗战爆发了，我们首先在学生中发动援绥运动。在复旦中学方面，表现的最为积极，因为在援绥运动的告民众书中有“人民大众”的字句，在宣言后面的口号里，没有“拥护蒋委员长”这一口号，因此引起了复兴社特务顽固分子的注意和不满。因为这宣言是我起草的，我就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了。
三六年的寒假快到了，工委会计划着开辟豫西各县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偃师中学校长刘晋青（名叫叶林，河南大学毕业，后留日；抗战后到山西作政权工作，历任兴县县长及抗战学院教授等职，现在中央党校45班学习），本系同学旧识，彼从东京回国后，在北平时我同他常来往，要求进步甚切，竭力拉我去偃师给他帮忙。寒假后，我和妻子就到偃师去了。（这以后，吴纯甫同志仍留洛阳，任工委书记；曲乃生回本县任洛宁师范校长，团结了更多的教职员中的进步分子，教育了更多的青年学生，工作范围扩大了）。在这里，附带要声述的一件事，就是在三六年的冬天（11月），沈东平同志就介绍刘子久同志到洛阳和我见面，传达上级意见并指示工作。他是同张漫萍同志（现在豫皖边彭雪枫部工作，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到复旦中学去找我的。同时，豫晋边各县的党组织，这时还是由我同王义之同志发生联系而领导的；王义之同志在这期间，曾到洛阳一次找我报告并讨论工作（这以后，豫北怀属各县的工作，我才转给刘子久同志，后又转给王心波同志领导）。
三七年春到了偃师，工委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偃师的党。偃师党的建立，开始即以偃中为中心。当时偃中的校长，教职员（多由北平聘请的）和学生，大多数均为进步分子。在我去之前，吴纯甫同志曾在该校教书，培养地方进步青年不少，并有“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解”）之组织，散布在校内外，但相当涣散。这些都是偃师党建立的基础和顺利的条件。我就利用了这良好的社会关系和顺利条件，开始在偃师建立我们党的组织。我经常定期到洛阳与吴同志计划并讨论各项工作。在暑假之前，奉上级指示及决定，豫西工委改为豫西特委之组织，我被推为特委的组织部长。直到三八年初我到部队上工作，后转移到陕西时，才辞去了这个职务。
第八章 “七七”事变后，我的救国活动·偃师党的建立和发展·为准备发动豫西游击战争，建立部队工作而奋斗（1937——1938）
三七年放了暑假，即接到河南省政府教育厅的命令，到开封去参加“河南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会”受训。当时组织决定都去参加受训，因为受训的好处，不但在社会职业上获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和保障（当时有许多同志都是受着政治压迫而不敢公开出头露面的），并且可以利用这个好机会，在河南教育界中恢复并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参加这个“讲习会”，有一千五百人以上的河南全省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和国文史地教员。以我们的努力，在这次“讲习会”中获有相当的影响和成绩。这对于我们以后在河南教育界中团结和争取了一部分进步分子的工作，起了相当的作用。
我从1932年以后，在河南教育界是不敢出头露面活动的。这次参加了“讲习会”受训，又被河大同学们推举为“讲习会同学会”的主席，因之与校方、厅方及同学接触较多，认识了过去许多不相识的人物。“七七”事变发生后，“讲习会同学会”也曾领导同学们作了一些工作，要求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及国民政府发兵北上抗日。不数日，形势日紧，商震即调其旅长孙定超（讲习会的总负责人）北上抗敌。我们“同学会”即发动热烈的欢送大会，增以锦旗一面“还我河山”，孙受极大感动。而“讲习会”也随之提早结束了。
三七年的整整一年，是在偃师工作的。豫西特委成立之后，偃师县委也正式成立起来，我就兼任该县工作。“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偃师以中学为中心的校内外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各种群众工作的开展，更加突飞猛进与广泛扩大起来。如果说，三七年前半年，偃师党是开始建立的阶段，那末，到了后半年就大踏步地进入到发展的阶段了。到了三七年年底，我到开封向省委负责同志朱理治报告工作时，偃师的党已由几个人的小组，发展到二百四五十个党员，在当时的河南，是第一个大的县份了。此外，民先队、农会、妇女会，以及战时的宣传动员的群众组织，各式各样地到处建立起来了。
在“七七”事变后，我们为了加强在河南，特别是豫西民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起见，在特委决定与领导之下，创办了自己党的机关杂志，名叫《战旗旬刊》，并出版《战旗小丛书》等，我每期为《战旗》写文章，当时用的名字是“祥庭”和“祥天”。在这个杂志的周围，团结了许多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影响着成千成万的小教和学生。
1937年冬豫北沦陷后，豫西形势日益紧迫，迎接敌人开展豫西游击战争，是当时豫西特委的中心任务。当时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河南巩县人，刘镇华之五弟），乘机招收各地学生及流亡青年，成立“军政干部训练班”，计划着利用他在河南，特别是豫西的地位和声望，等到敌人过河之后，在豫西扩大自己的武装部队，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该训练班的负责人，就是杨宪生（号章武，偃师人，留日学生，其父与刘镇华为至交；抗战后，入党；现已消极脱党）。杨向省委要求派人前去负责，同时，我同杨也相识，河南省委即决定派我到该训练班工作，由我同杨章武、刘晋青（他后来没去）组成“三人团”负领导之责。该训练班成立时，地址是在巩县焦湾孝义一带，学生五百余人，教官及工作人员数十人，大多数均系前进分子，特委也动员了大批小教和学生参加受训。大家的生活、工作、教学以及一切作风，完全“抗大化”，因此不久，即遭国民党的注意和攻击，刘茂恩也有些怀疑，于是训练班改组了，杨章武及其他诸人离开了，把我留下来。十五军干部训练班在巩县焦湾孝义一带的时候，我奉省委命令，同吴纯甫同志同到开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讨论抗战政治形势与河南工作问题（并由我起草报告豫西工作），这次会议是由朱理治同志主持，除我和吴同志外，还有刘子久、沈东平两同志。会后，即返回干训班工作；除了建立干训班党组织外，同时，又开辟了巩县党的工作。
干训班改组后不久，校址就迁移到陕西宝鸡虢镇高家陵一带，我就随着去了；同时也向特委辞去了组织部长之职。干训班虽经过改组的变动，但环境并不甚坏，我在里面和当局及军事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一般都还好。对学生的革命的政治教育工作，还能顺利地进行，未曾受到大的阻碍，所以学生进步很快，成绩还好。当时，干训班内有一个总支部，领导全班五六十个党员的活动，此外还有许多民先队员，都很活跃。后来，干训班缩小范围，将一部分年级太小的学生淘汰之后，我就把他们都送到延安来了。干训班结束后，我们还有几十个党员都送到十五军军部分配了工作 。据不久以前的消息，这些同志们都任了该军的下级干部——连排长。可惋惜的是，这次敌人进攻中条山，十五军完全溃散了，这些同志们也无消息了。
我在十五军干训班，除了负责秘密领导党组织活动外，我的公开职务是政治教官。我教的课程是“统一战线”和“总理遗教”，都写有讲授提纲。后来，因奉河南党的命令回豫工作，这些课程没有讲完，讲授提纲也没有继续写下去。
第九章 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简述（1938——1941）
在中央与河南省委直接领导下，关于我最近四年来的工作情形，党对我已有相当的了解，我想只作一个简略的陈述。
在1938年春末吧，河南省委决定把吴纯甫同志调到他处工作，把我从陕西十五军干训班调回豫西工作；我于五月底到了洛阳，任洛中教员，接了吴同志的职务。接着我就复任豫西特委组织部长之职。这时，豫西特委领导下的党，正在大量地发展时期，各县党组织已建立了初步基础。在暑假期间，我与陈少敏同志（她当时系奉河南省委命令到豫西视察工作）决定召集一次豫西党的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政治形势与组织问题，作出一次初步的经验总结，这对以后的豫西党的发展，曾起了相当的作用。六月初，开封沦陷后，豫西形势更加吃紧，豫西地位更加重要，省委同志数人都到了洛阳，少敏、子久相继任特委书记，我也被调任特委宣传部长。
洛阳，这时已经成为华北，特别是河南军事、政治、交通、文化等一切抗战活动的中心。在第一战区长官部领导下，成立了“豫西民运指导委员会”，吸收河南各党各派及地方实力派的领袖参加，委派各县民运指导员，召开各县民运会议，开展民运工作。我当时以某同志的代表资格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兼代该会宣传科长，并主编《豫西民运》周刊（随附《行都日报》发行）。不久，由于政治部主任复兴社分子袁守谦的破坏，该会主任委员李永澍（当时系由复兴社转为我党党员）的被捕而全部垮台了。同时，豫西特委所依靠的中心活动地盘——省立洛中，校长被撤职，教职员全体也被解聘了。此后，我就脱离了公开的社会职业，而专心从事于革命职业的工作。
三八年党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刘少奇同志到河南传达中央决议，并将豫西特委组织改为豫西省委组织，我继任豫西省委宣传部长。当时为着适应大量发展党并培养各级党的干部起见，在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及豫西省委的决定之下，在渑池举办党的干部训练班，主要地是抽调地委、县委、区委等级干部受训。主要课程有三种：《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共举办二次，参加受训的各级干部八十余人，为时两个月；我被任命为该训练班的主持人。在这时期内，我写成了两本小册子，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授提纲》（长约四万言），一是《反托派斗争提纲》（长约两万余言），均系油印本。
1939年冬，奉华中局命令，豫西省委与豫南省委合并，改为河南省委，我仍任原来职务。1940年4月底，省委刘子久、危拱之、王志杰、纪希文诸同志奉命来延安准备出席七大，把我留在河南，代理他们的工作。同年八月底，刘子久、张维桢回河南后，我除任原职外，并兼管统战关系的工作。刘子久于今年元月初被调赴豫皖苏边区后，我仍负责领导豫西五个地委的工作。
这几年来，在河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方面，在对外宣传工作上，主要以《行都日报》（它是河南仅有的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作为我们发表言论和主张的喉舌，在河南，特别是在豫西的群众中与舆论界，它负有相当的威信和声誉。因此，多次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我们曾以极大的力量来支持该报，但我们的编辑主任和编辑（如周肇瑚、张励之二同志）终于无法存在而被排挤走了。该报也被三青团夺过去了（最近因经费及印刷困难，暂时停刊了）。我在该报上时常写些关于时事的论文或纪念文章，署名是翔甫、锦秋等。
在对党内教育工作方面，曾为新党员编印《党员初级读本》（仅出两册）、《前锋报》、《学习半月刊》和《文摘》等。此外，并为小教同志编印关于少年儿童和妇女的读物及教材，如《战时少年诗文选集》第一二集，《妇女读本》之类 。因为秘密环境的限制，使我们的编辑、印刷与发行工作，受到很多的障碍，未能顺利地进行。
以上是我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简述。其详情，可参看我的《工作报告》。
第十章 简短的总结
关于“我是怎样走到革命道路上来的，以及我对革命有些什么贡献”的具体情形，大概如上所述。现在在结束语中，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检讨”和“自我认识”。在我的生活历史与生活经验中，获得些什么教训和认识呢？
一.首先说明了我的全部生活，前后通过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全部生活中所经历的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的部分的反映；换言之，我全部生活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基本上，是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大体相适应的。从我全部生活的分析中，是可以找出客观的社会根源与发展规律来的。我之走上革命的道路来，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在我的生活历史中，曾经亲身经历过许多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变与严重的地方事件；在这些实践生活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使我逐渐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确定了自己革命的人生观与社会观，以及努力奋斗的方向，最后，坚决地参加了革命的队伍。
在我的生活历史中，曾经亲身经历过许多学术思想、社会理论与政治观点的极复杂错综、分歧矛盾的斗争与冲突的过程。我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斗争过程中，如堕五里雾中；在黑暗中摸索，在苦闷中斗争。我在极复杂矛盾的各种学术思想，社会理论与政治观点的比较研究中，并在实际问题上和实践行动中来考验它们的时候，我发现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与正确；最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我全部思想的中心。
二.其次，我的全部生活，概括地可分作两个阶段。在1932年以前，是普通人的生活，一般的学生生活，思想主张尚未成熟与政治立场尚未确定的阶段。自从1932年春，我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战士以后，我的生活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成为一个“新人”了。十年以来，无论在党的领导下或在脱离党的领导中（即失掉关系期间），均自觉地一贯地为党为革命奋斗不懈，从无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的情绪发生过。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刻地教育我，给我以革命胜利的无限的信心所致。这也是我回忆十年来全部生活之后，引以自慰的。
在为党为革命而奋斗的工作中，曾一贯自觉地以无限的忠心来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应有的热忱与高尚的品质。对党的指示与决议，一本自己能力所及，向前作去，未敢有消极与忽视之心理。这是个人主观地对自己的认识，当不敢作为客观的定论。
三.最后，关于我的私生活方面，也有些个人的特性。
在学校中和在社会上做事中，对自己的私事，从无作过安逸的打算。我对于好讲吃穿、求安逸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分子，怀着强烈的厌恶情绪。
我的个性是比较安静而带有一点孤僻。我好像没有什么嗜好或爱好。我不赞成吸烟、饮酒、打牌……的消遣，我也不作这一类消遣的应酬，我最不会作“社交的”应酬；这些与我的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影响有关系。如果说我有嗜好的话，那就是看看有趣味的“闲书”，和熟朋友们在一块儿“谈天”，“说笑话”，或“争论问题”等。
好买书，好藏书，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一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欲望。我相信，我这种习惯、嗜好和欲望，其热烈程度，超过其他任何一切。
我最鄙视那种傲慢不恭，自高自大，替自己吹牛的家伙们！
我最鄙视“摆臭架子”，“官气十足”，小看别人，轻视别人的人们。
我最鄙视那种耍花枪、玩手腕，为个人目的而进行活动的家伙们！
我对于“向上爬”，“地位崇拜”，“地位观念”的人，是最轻视的！
我对于旧的坏的东西，怀有一种无限的“嫉恶如仇”的心理和情绪。
我对自己时常好在暗中进行“克己”和“反省”的功夫。
1941.9.13.
[完]
另页: 陈云阅过。
1942年二月九日
注释：
①这些字为陈云同志亲笔签署。
（字数 33,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