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文字是我的母亲——齐欣同志，强撑着病弱的身体，强忍着巨大打击和长久折磨带给她的痛苦，在多次回忆中陆续记录下来的，关于我的父亲郭晓棠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斗争、被迫害的情况，尽管是些片断而零散的文字，但却是真实可信的记录。我慈爱母亲的一生，曾两次遭受重大政治运动的残酷迫害，一次是1943——1944年发生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次运动把河南党打成“红旗党”，说成是国民党搞的假共产党，把父亲打成“内奸、特务”，对母亲搞“车轮战术”，逼她交代、揭发所谓河南“红旗党”的问题。诚实善良的母亲在康生、彭真势力的迫害下，精神受到剧烈打击，大脑受到严重损伤，在她神经上和身体上造成了多种疾病，久治不愈。那次打击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有所减缓。另一次就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把父亲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反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叛徒”等等，母亲也被打成“蜕化变质份子”，跟着父亲一起挨批挨斗，一起承受种种磨难与摧残，直至父亲冤屈而死。父亲死后，针对郭家的迫害活动继续变本加厉地进行，这不能不让人深感惊讶与困惑。母亲在漫漫申诉、平冤的道路上，备尝艰辛与险恶，耗尽了心血与眼泪，她顽强地坚持着忍耐着，与来自方方面面的障碍与阻力斗智斗勇，最终在陈云、胡耀邦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才迎来了1978年年底河南省委为父亲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在追悼会上陈云同志、粟裕同志送了花圈。而父亲被诬陷为“红旗党” 的冤案直到1983年6月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此时距延安他被陷害的日子，已经过去四十个年头了！距父亲诀别他无限热爱的中原大地和中原人民也过去十四年了！今天，当人们阅读那个荒唐的“革命年代”的真实记录时，会生发什么感悟？什么才是我们华夏民族真正的福祉？历史会给今天的人们什么启示呢？ 顺便说一下，在这篇材料中括号里的注解文字，是由整理者编写的。
整理者 郭青苔 2009-12-30
齐欣简介：齐欣，原名陈秀琴，曾用名陈暄。1914年5月出生于一个城镇贫民家庭，1929年秋—1932年10月在开封市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其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积极投身我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学生运动。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后，她和丈夫郭晓棠多年以中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一边教书一边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她与郭晓棠等组织了许昌地区“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936夏年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0月任中共豫西工委妇女委员。1937年任中共豫西特委妇委副主任，1938年任中共豫西省委妇女委员兼宣传部长。1939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委员兼宣传部长，主管妇女工作和省委秘密机关工作。1942年3月—1944年7月在延安中央保育院任文化教员、训育员。1944年夏—1945年11月在延安大学学习。1946年1月—1949年10月先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后到华北联大、华北大学任政治教员、研究员。1950年后在河南大学、河南师院任政治教员。1956年因长期患病不癒列为编外。曾任河南省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委员。1982年离休。2004.4.2去世。
1966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河南省委叫郑大党委书记王××通知我到省委去。在那里，赵文甫（注：省委书记处书记）、宋玉玺（注：省委宣传部长）对我说：“文化革命运动起来了，学校、省委机关都贴了郭晓棠的大字报，他住在林县不妥当，会给人家添麻烦。去叫他回来养病吧。”（注：郭晓棠同志自1957年12月起，带职到林县兼任县委第二书记，所以1965年他患上高血压以后就去了林县休养，暂时与郑大的工作脱开了。1966年4、5月间在广州会议上，河南省委和中南局的主要负责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实下，武断地、险恶地把郭晓棠同志定为文化大革命中，在河南省报刊点名批判的主要对象。从广州回来之后，刘建勋、赵文甫等就秘密展开了一连串针对郭晓棠的幕后活动。这不，现在已基本准备就绪了，是到了该把郭控制起来的时候了，所以赵文甫说：“去叫他回来养病吧”！其实他是怕郭在不受监控的情况下会给他们“添 麻烦”。）于是省委派了宣传部一位办公室主任和我一道去林县接郭回来。到郑州一下火车，省委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却把我们直接送到省委南院一栋小楼住下，还给派了一名公务员，有医生、护士每天去看病、打针。（注：郭就这样被严密软禁起来了，封锁了郭与外界的一切信息渠道。）赵、宋、副秘书长苗化铭等曾亲到那里去看望，嘱咐郭安心养病，并说：不要管它广播什么，也别管报纸登些啥，不要理外边那些事。（注：刘、赵竭力以伪善的面孔来麻痹郭。）副秘书长刘峰也去看过。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文化大革命嘛，人人都要做检查，我们将来也得做。晓棠不过是因为写的东西多些罢了。”（注：尽量掩盖真相，把事态说的轻松，无所谓。）我要求回郑大住，赵说：“你不要回去，学校很乱，喇叭整天叫，你神经不好，就住这里吧！”刘峰也说过：“你陪晓棠一段时间吧，顶多三个月就过去了。你走了，他一人在这里，没人说个话，精神上受刺激，不好。”从此，晓棠和我便与外界隔绝了，与广大群众、与组织隔离开了。（注：郭晓棠就这样被刘建勋、赵文甫放上了砧板，只等这帮屠夫开刀问斩的那一刻了。而戒心不够的父亲对这些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郑大校园里，部分郑大师生正在狂热响应北京大学师生掀起的“造反”浪潮，而与校党委和省委工作组紧张地对峙着，他们指控校党委镇压学生运动。此时的河南省委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正急于扭转郑大的危局，于是尽早抛出郭晓棠来转移群众斗争目标，进而牢牢把握住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已成为当时河南省委的不二选择。）
许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刘、赵一面竭力稳住（控制住）晓棠和我，一面背地里却组织了几十个人搜集解放以后郭晓棠同志所写的宣传、解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讲稿、讲义和文章等，在其中引章摘句、断章取义、歪曲颠倒、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大作其批判郭的文章。据说这个班子负责的人是前省文化局长的前妻杨靖琦（女）、郑州大学一个教员刘衷远、省教育局长王锡章等都参加了，并写了长篇批判文章登在河南日报上。（注：据查，这个王锡章、刘衷远都是上世纪卅年代的老党员、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而女将杨靖琦也是知识分子老干部，曾任省社科院党委委员，据说此人左的出奇。）
1966年六月卅日，我早上起床后，听到广播里传出“揭穿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面目！”的大篇幅文章。我心里猛然一惊：“怎么回事？”赶紧到郭的住室，他还睡意朦胧，等他忆怔过来后，也感到万分惊愕，呆住了，莫知所以。（注：刘、赵对郭的突然袭击奏效了。）自此以后，长达五十多天，广播电台天天播送河南日报批判郭的长篇大论，以及连篇累牍地播送各地区，直到公社各基层单位、各生产队、各部队连队等各行各业批判郭、声讨郭的文章和消息报道。而批郭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一下子充满了所有单位的大字报栏。……面对这种形势，我和晓棠同志毫无精神准备，这使我俩突然面临一场空前严峻的政治灾难和生死考验。
那些批郭的长篇大论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社论”，有“专题”、有“综述”、有“言论摘编”、有“编者按语”，有类似林彪、江青搞的什么“座谈会纪要”等形式的文章。其中语言极尽诬蔑诽谤、恶毒咒骂之能事，在全省数千万人民心中点燃了空前未有的怒火，致使文革初期，全省民众的仇恨情绪全都集中在郭晓棠身上了，形成了对郭晓棠极为残酷无情的斗争局面，使其精神和身体均受到严重摧残与折磨，以致不到59岁就与世长辞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一天，省委组织部长李××把郭叫去，说：“红卫兵运动起来了，你回郑大接受批判，好好检查吧！”（注：当时，文革运动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省委指挥几近失灵。刘、赵手忙脚乱了，遂决定把郭送回郑大，让群众去斗！）至此，我们在省委被囚禁了两个多月。
一回到学校，郭就被卷进了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之中。当天晚上就被革命群众揪到大操场开大会批斗，坐飞机，扇耳光，受体罚。第二天上午，又在瓢泼大雨中被拉出去戴高帽子游街，其间被人用砖头打伤了手臂。此后，成群结队的大、中学生（他们来自全省各地区、各县市），和不明身份的人群，一天十次八次，不分白天黑夜轮番闯进我家，任意揪斗郭晓棠，连打带骂，拳脚相加，摁头罚跪，挂牌游街，戴高帽，坐飞机等等成了常事，一般都由郑大校文革或郑大联委等群众组织的人出面带领。全校规模的批斗大会不知开了多少回，饭无法吃，觉无法睡，把郭折腾的精疲力竭，不成人样。省委某个驻郑大督战的人还鼓动群众说：“你们批郭晓棠，好！批吧！一说批他，他的血压就升高了！”（注：这个“省委的人”是谁？他要干什么？他为什么对郭如此仇恨？）
1966年下半年，校文革等组织开始索要我家的存款单据，声称“中央有通知，为了援越抗美，一千元以上的存款单，都要登记号码。”刚登记完，他们就把存单拿走了。以后还多次进行搜查，混水摸鱼，强行拿走许多生活用品。九月底又对我家进行了大抄家，事前把郭晓棠揪走，把我和孩子们关进一间小屋，不准乱说乱动，几十个人把家里的箱子、家具统统抬走，衣服被褥等几乎一掠而空。有的人竟几次三番地假借种种名义敲诈勒索钱物。外地来的大中学生，一进郑大门，就找郭晓棠，找到后就是一顿臭骂、侮辱、吐口水；一次竟给他剃了花头，并警告他：“不准推掉，否则小心你的狗头！”而后兜头几巴掌！还给他涂了个大花脸，那花头垢面的样子，叫人目不忍睹，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注：郑大校园里有些人甚至挑逗郭晓棠三岁的小孙子，在院子里用稚嫩的童声高喊：打倒郭晓棠！打倒爷爷！郭晓棠的儿女在各自的学校或单位里，也被强令与郭划清界限，揭发批判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这些当年活生生的有悖人伦的实事，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匪夷所思的。）
这年夏天，郭与郑大其它几个领导同志被带上高帽，胸前挂上姓名被倒写并打上红叉的黑牌，由学生们架着胳膊（即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游街好几次。并且事先让他们穿上棉衣或皮大衣，命令他们高喊自己的名字是“黑帮”，一路上遭到沿街群众的打骂侮辱，回来后，汗流得浑身精湿。（注：从1966年秋天起，在校园各处的高音喇叭里，就不断传出勒令郭晓棠或某某跑步到某地点报到接受革命群众大批判的大喊大叫，凶狠的喝令之声不绝于耳。有时，前一场批斗还没结束，高音喇叭中又响起了勒令其接受另一场批斗的喊叫声。）
1966年秋，一群学生到郭的书房里强迫他在办公的水牌（即记事牌）上写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他们走后，郭在牌子背面写上“共产党员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的毛主席语录。第二天被学生发现了，又挨了一顿打骂，命他低头认罪。
在那危难的日子里，晓棠多次对我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最终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他还教育孩子对革命群众的行动不要有抵触情绪，人民群众要么是受蒙蔽，不明真相，要么是一片革命热情被人利用，这也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他说，人民在实践中觉醒，革命在曲折中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沉重的代价。（注：父亲在遭受恶毒诬陷和非人折磨的时候，仍然对党、对人民、对自己保持信心，并且做好了为了“人民的觉醒”和“革命的前进”，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准备。他深邃的洞察力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1966.12.郑大学生把郭拉到荥阳县批斗，春节前，又拉到驻马店游斗，寒风刺骨，郭的棉衣裤和大衣被抄了，只好披上我的夹外套，批斗完了回来时，夹外套又被人掠走，他只好挨冻而归，之后多天拉肚子。
1967年，“二七公社”胜利后，郑大学生把郭等揪到所谓的“二七烈士”坟墓前，命他们叩头认罪，又打骂又罚跪。并把郭给何运洪同志（注：省军区政委）写的信也当成黑材料和翻案证据对郭进行批斗。
1967年夏秋之交，郑大联委要郭表态支持他们，郭说：“我认为群众都是要革命的。”遭到对方一顿臭骂。他们质问他：“红卫兵战斗师也是革命的？”又强迫他写大字报表态，郭第二天写了大字报，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还加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改变，早知有今天这个下场，我就不该做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了”等内容。(注:以人的言论思想来问罪定罪,这是专制政治的主要特点之一,历史上封建专制王朝大兴“文字狱”的事很多。而现今的“文字狱”则更恶毒更荒诞更可怕，因为它们是在刻意篡改和歪曲原文原意之后，给言论者、思想者强加种种罪名的！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为。)在看大字报的人拥上来揍他，我叫他“快走吧，我来贴”，那些人又追问起我来。……
1968年省革筹成立后，郭被“二七公社”的人拉到省体育场，和原省委、原省府的许多老干部一起被戴上“叛徒”、“特务”等大帽子，被批斗一夜，再装上卡车逰街示众，不让吃，不让睡，还进行侮辱性的拍照，照片登在“二七公社”报上。
1968年省革委会筹备组主要领导人（注：此人应为刘建勋。）在郑大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点郭晓棠的名字，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比反动学术权威还反动，要狠狠的批！这给郭再次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注：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河南省的主要头头总是咬住郭晓棠不放，他们与郭有何不共戴天之仇，非要置之死地不可？）
1968年郭与王××被游街示众，身上还要背上稻草人，说是刘少奇。有一天夜晚郭又被拉到大操场批斗，硬要他承认是“5·16兵团”的黑后台,把我也拉到台上陪斗，是四个人持枪到家里把我押去的。
1968年春，北京铁道学院来人把郭揪到北京进行非法审讯，逼他交代所谓“陈云叛徒集团”问题，企图借此打倒陈云同志（注：面对罪恶的诬陷，郭晓棠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否认了这一莫须有的指控。）女儿到北京找了好久，不让见。
有一次，在郑大学生食堂批斗大会上，郭被猛推下台去，跌倒了，下面很多人拥上去，拳打脚踢，郭的肝脏被击中，受了内伤，得不到治疗，疼痛了很长时间（就这样，每天照样还得接受监督劳动，忍着疼痛干重活，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接受批斗），这次又往他脸上泼黑墨汁，面孔和衣服脏得一塌糊涂。
在文化革命最混乱的时候（67—68年），晓棠常对我和孩子说：“党的事业是伟大的、正确的！但现在这种做法，不是革命，将来肯定会纠正的！” 那些年，从全国各地、各个部门跑到郑州提审晓棠搞外调的人员络绎不绝， 当时斗争环境极为复杂，逼供信横行无忌，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如既往，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宁可自己遭受更多的折磨和皮肉之苦，也决不讲半句对党对同志不负责任的假话。他曾说：“现在到处都在搞逼供信，搞假材料，越搞越乱，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要真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中国革命还能成功吗？” 晓棠同志以其纯洁坚定的党性原则，顶住巨大压力，为组织提供了大量事实确凿的证明材料，捍卫了党的尊严和荣誉，为全国各地来外调的人们澄清了许多重要事件、人物和经过，从而保护了许多党员、干部免遭无辜迫害。
1968.5—10.学校群众组织强迫郭住到郑大文科楼五层西头的厕所里，那里没有床，只好在地上铺些干草和一领草席睡觉，夏天太阳西晒，闷热难当，蚊虫叮咬，无法入睡，渴了也只能喝厕所的生水。并命令他天天打扫大楼厕所、掏粪便、扫楼道、担水、背树枝、拉车等等，常累得他汗水湿透衣服，又没衣服换。
1968年夏，一天有人把他拉到行政楼前面，在大太阳底下给他拍照，说是拍“叛徒照”。同时对郭进行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郭回来对我说：“我如有罪，为何不让我去坐牢房？何必进行这种人身侮辱？我看坐监狱恐怕比这样侮辱人格还好些。”
1968年7--8月，工军宣队（注：工宣队主要由郑棉六厂的造反派成员组成，军宣队由空军驻河南的某部队抽调人员组成，其部队领导是林彪集团的小成员）进校后，校文革（注：主要由当年的郑大造反派组成）派人对郭进行三堂会审，两边站立彪形大汉，手持木棒，进行逼压，强迫郭承认自己是叛徒。工军宣队不予制止。
1968年“清队”开始时，校革委会保卫组又一次组织了大抄家，大搜查，去我家的人都带着枪，气势汹汹。这次又抄走了一大车珍贵书籍，抄家的人开了收条，却不给我们，由他们自己拿走。
1968年冬，我们在“清队”学习班住牛棚时，（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把工军宣队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看押，交待问题，接受审查。被集中看押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他们居住地方称作“牛棚”。住牛棚就是变相的牢狱监禁。）校革委、工军宣队警告家里人，不准去看望。我一个儿子从北京来看我们，硬是不让见，后来答应只让见我一人，又派人在一旁监视，我和孩子被隔在一张宽大桌子的两边，没法叙谈，比对待犯人还严厉。（注：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工军宣队大搞所谓的“分化瓦解，以毒攻毒”策略：他们让一些“表现积极，听话”的原国民党留用人员担任小组长，主持对那些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干部、老党员狠批猛斗。其用心之歹毒，手段之卑鄙，无异与真的国民党特务。这才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1969年1月2日早晨，郭晓棠虽身带伤病，但作为要随时批斗的专政对象，仍被郑大押解到西平县农村参加“斗、批、改”运动。在他背起背包要告别时，眼光里流露出深深的无奈与忧虑，他对我说：“这次下去，死不了，也得脱层皮呀！简直不把人当人待啊！”
1969年初，我也被押到西平农村，同二、三十个人住在一间房里打地铺，每天早上我得给大家倒尿罐，趟着烂泥路到村外的蒜地里倒尿。晚上还要把尿罐提到屋里让大家使用，我手脚不便，常摔跤，稍一怠慢，就有人讥讽地说：郭晓棠的臭老婆，蜕化变质份子等。
1969年春节前后，我上中学的两个孩子来西平乡下看我（我和晓棠分别住在两个村庄，相隔十多里路），受到校部两个军代表的盘问与恫吓，并声称郭晓棠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等等；孩子与我见面时校方还派了人监视，他们想见父亲的请求，遭到无理拒绝。就这样，晓棠同志去世前，与亲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也被剥夺了！1969.3.11，当晓棠同志由于长期受到迫害与折磨而撒手人寰时，在他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陪伴与他作最后的诀别！而且事发后，校方也不通知郭晓棠子女，结果没有一个孩子赶来吊唁父亲、和遗体告别。(注:郭死后一个多星期孩子们才听说此事。)
当时，工宣队负责人叫我去县医院，我去后，却不让我进病房探视郭。直到第三天要装棺材了，才允许我为郭擦洗身子穿衣裤，但他的脸上却盖了东西，不让看。我刚到那天（3月11日）晚上，听说在县招待所里，有人向郑州来的医生叙述了郭得病的经过，谈到他的症状，说：郭在十日晚睡觉前，在火炉上烧了一茶缸水，还请别人喝，都不喝，他自己喝了。后来上厕所，回来后就睡下了（一间房十几人睡地铺）。十多分钟后，他的鼾声变成了呻吟，身旁人叫他，不答应，扶他坐起，他光用一只手抓头，另只手不会动。开始吐饭、吐水、最后吐血，眼、耳、口、鼻等都出血，小便也有血。医生问用什么药了？回答：打了止血针。……
在西平县医院办理郭的安葬事宜时，工军宣队派去的一位政治系刘姓男子竟说：“郭晓棠死了还不如一条狗！我们只是由于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才来的，不然，谁也不会理他！”
郭死后，郑大军代表徐柏生（来自空军）到我学习的小组上扬言：“真正的大叛徒死了，可惜死得早了点，有重要问题还没交代清楚。”此后，我继续挨批斗，逼我揭发交代问题。工宣队负责人胡××说：“郭临死前又交代了一些问题，……”想以此向我诱供。（注：徐柏生为什么一口咬定郭是“真正的大叛徒”？难道他不知道党中央和河南省委早在五十年代就对郭的所谓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吗？谁是徐柏生在省里的后台？此人和一直在整郭晓棠的大阴谋家康生有何关系？）
后来，孩子们到晓棠生前所在连队取回父亲遗物时，工军宣队负责人说：“郭的问题并没搞清。是他听到开大会宽大了别人，决心把自己的问题统统交代出来争取宽大。但还没来得及都交代出来，就死了。”
郭死后不久，郑州很快传出“郭晓棠是因为当着他宣布结论，准备解放他时，兴奋过度高兴死了”的谣言。接着从全省各地区都传来这类谣言，甚至传到外省市和北京。1969年7月我们郑大从西平回郑州后，许多不熟悉的人也都向我讯问这个传言是否属实。（注：是谁、通过什么方式，把郭是“高兴死了”的谣言传向全省各地的？）
郭被草草埋葬以后，多少年来，除了我和孩子再无人过问。1972年10月我和孩子前往西平县给郭扫墓。到了西平一看，坟墓找不到了！我们在当地查访群众，才得知前两年平整土地，郭的坟墓被革命群众铲平了！当地群众告诉我们，郭的棺木埋得太浅，把坟头一平，棺材盖就露了出来，于是一伙造反派一拥而上，把棺材盖给掀掉了！然后往棺材里填土，还栽了一棵泡桐树！在当地群众协助下，我们才找到了郭坟墓的位置，孩子们重新为父亲堆起了一个坟头。
1969年秋冬，林彪搞“战备疏散”，我这年老体弱多病的人也被赶到郾城县乡下去。由于郭的问题没解决，校方对我和子女倍加歧视、刁难和虐待。到农村，让我们住最坏的房子，是一家农户的磨房、猪屋兼灶火棚 ，屋子低矮阴暗潮湿，屋顶到处是漏洞，夏天漏雨把床打湿，冬天风雪直灌屋里，常有黑烟油滴落到床上。每天要干农活，写检查、挨批判，工资被扣发。常常夜里三点多就得爬起来赶路，到二十里外的指挥部所在地去开会、听报告。我不知检查了多少遍，都得不到解放。(直到1972年5月，林彪集团倒台后才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
1971年春学校从郾城回郑后，校方竟没给我家分房子，这在返校的教职工和被审查批斗的人中还没听说有别的人！。我等了多日，才从别人的一套房里挤出一间来，让我和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小的男孩已18岁，女儿已23岁）居住（而原来和我住一起的大儿子夫妇和孩子早已被校方撵出郑大），这样的条件，把我身体搞得越来越坏。校方还常强迫我带病从事力不胜任的体力劳动，实在支持不了时也不准请假治疗。老郭死在农村两年了，真是搞得我家破人亡，此情景不亚于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
1971年冬,部队要招我的两个孩子当兵，但工宣队的胡××说郭的问题还没搞清，没结论，不给开证明。军宣队负责人徐柏生竟向招兵的同志造谣说谎，递黑材料，诬陷郭是“叛徒、特务，直到解放后还跟台湾有联系等”。孩子向他要证据，他竟蛮横地说：“正在找证据，调查线索，需要时就有了！”（注：这个徐柏生对郭家的态度和使用的手段极不正常，是谁给他这个胆子？）
1972年，新的军宣队(来自陆军)进校后，陈政委对我说过：“郭晓棠没啥问题嘛！不是开大会宣布解放他时，高兴死了吗？”1972年省审办室的老张同志也说：“郭晓棠没啥问题，不是已做了结论，解放了吗？”但是，在郑大各种批判会上，郭仍然被当做重要的批判对象。（注：对于郭，一些掌权者咬定他是“叛徒”，“问题没搞清”，并借此压迫郭的家人。而另一些领导却说，“郭没问题”，“已做了结论，解放了”，以图阻挠郭家人的申诉、上访。这究竟玩得是什么把戏？一边整你治你，一边糊弄你忽悠你？）
后来，郑大下放给郑州市管，以后又归省管。我东奔西跑，找省委、找市委这么多年了，写了不知多少材料、信件给省市领导，申诉郭的问题，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都是“来访不见，来信不理”，“上推下拖”，毫无结果。（注：此情此景真令人伤心、失望和气愤！在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横行的岁月里，可怜的母亲真是哭诉无门啊！这哪里还像共产党掌权的人民共和国啊！）
1973年元月，我曾问宋××（原省委宣传部长，73年初任郑大核心小组组长），1966年河南日报与省电台点名批郭，到底算什么？宋说：“批判，批判就是了。”“我不是也点名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样说没道理，是不负责任的。（注：应当指出，当年河南省报刊、电台点名批郭，是在原河南省委完全掌握着党政大权，充分运用了它的权力的情况下展开的。原省委为批判郭晓棠，由省委主要负责人亲自指挥，组织了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并层层发动各级党政组织和群众积极响应，所以，这完全是一桩在执政党领导之下，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党政活动。而其他人被点名批判，大多是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闹起来之后，在各级党政组织瘫痪、半瘫痪情况下发生的事，是群众性的“无政府主义”、“非法胡闹”造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群众早已不认可那些所谓的“批斗”了，它们岂能与郭晓棠被批斗的情形相类比？而且他们被批的时间很短，批判文章也很少，远远不及对郭晓棠批判所形成的空前规模、巨大声势和广泛影响！）以后，为郭的结论我多次找过他，他总是推到省委，我去省委却总找不到书记们，写过多少信也未见回音。
1975年夏，邓副主席主持工作后，中央催促落实干部政策，省委组织部曾通知郑大把郭的遗骨迁回郑州火化后送革命公墓。11月宋××让政工组副组长张××向我传达省委指示，当时我要求为郭开追悼会，并登报。但是宋××说：“那不行，因为省委还没批下来结论来，不能开追悼会，更不能登报。”这件事就被放下了。此后，我又多次催问晓棠的结论，总说省里忙。1976年我找省审办负责人于淇（女）催问，她说省常委忙，排不到日程上，常委不叫我们汇报，我们怎好去催常委？直到1977年11月省四届政协会议前夕，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怀下，郭的历史审查结论才由省委批下来：维持中央审批的原结论！（注：那些坚持要把郭打成“叛徒”“特务”的人终于失败了！）但是，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郭受批判、打击和诬陷的问题，至今仍未做出公正的书面结论；并且省委对于郑州大学在1973年所作的关于郭的“审查说明”也没有表态。那个“审查说明”把文革当中报刊点名批判郭是“三反份子、修正主义份子”的情况，修改成是对郭晓棠（参加革命以前，学生时期——齐欣注）的一些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观点的批判，而且自我圆场地说：郭经过批判，有进一步的认识，态度较好等。我不同意这个“审查说明”，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精神，要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我为此又找了宋××，他说：“那份‘审查说明’可以抽掉，不要它算了。”（注：这个“审查说明”就是在宋主持郑大工作时期作出的，现在——大约是77年底或78年初，宋表示可以把它抽掉不要了，也算认识上有了一定的改变。）
去年听说省里有规定，要为在文化革命中去世的老干部开追悼会。我当时病重住院，就叫孩子去问省委组织部，三处的刘××却说：郭晓棠的追悼会早已开过了，说他们以前做过统计，是郑州大学政工组报告的。这真是一派谎言，根本没有的事！郭死后，学校还有人说他“不如一条狗”，历史结论一直就没批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结论还没做，怎么会有人为他开追悼会！？(注：如果省委刘××所言不虚，那么郑大政工组为什么要向省委撒谎？他们想干什么？)
今年省委曾指示郑大，按厅局长级去世后追悼会的规格，给郭晓棠同志开追悼会。我不同意。今年5—7月份，我给省委负责人包括刘建勋、胡立教、戴苏理、胡尚礼、刘鸿文等，还给科教办宋××写过五、六封信，提出我的意见：要求由省委主持为郭晓棠同志作出平反昭雪的决定，开群众大会宣布此决定，并为郭晓棠同志作出革命一生的评价结论，然后补开追悼会或骨灰安放仪式。并为受株连的家属子女解决工作、住房等实际问题，彻底销毁塞进郭晓棠同志及其子女、亲属、战友们档案中的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但终未得到回答。
当年刘建勋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的批郭运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广泛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制造了巨大混乱，颠倒了理论上、思想上和认识路线上的是非。郭晓棠同志很多正确的思想观点都给否定了，代之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如果把他们1966年夏摘引集录的所谓郭晓棠的“反动言论”（供批判用的）拿来和郭的讲话记录、报告、文章、著作中的观点一对照，再和马、列、毛的著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河南日报给郭强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帽子，完全是污蔑、歪曲、打击、陷害。
宋××调中央党校学习后，赵文甫接省委科教办职务，我找了他一次，但他说，情况不大了解。我说到郭受批判的问题和被扣的许多帽子，应该平反昭雪。他说：“大家都一样，我是河南的赫鲁晓夫，外国人都知道。给晓棠开追悼会我一定参加，老战友嘛！”但对于给郭做出结论平反昭雪的事，他却不表态。（注：这个上世纪卅年代末曾在豫西当县委书记的赵文甫，突然想起当年的省委领导人郭晓棠是他的“老战友”了!但他不应该忘记，正是他赵文甫，在文革初期伙同刘建勋等一起制造了河南省文革的最大冤案——在全省上下疯狂批斗他的老领导、“老战友”郭晓棠，直至郭含冤而死！他那时是何种心态？为什么用那么阴狠、险恶的手段来对待他的“老战友”？）在他的谈话和宋××以及省委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中，我看出有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事过去就算了，大家都受了批判嘛！算不了什么。”我从他们那里感到的是“你也不要去追问这些了，开个追悼会，说明郭晓棠不是敌人就行了。”果真可以这样简单处理吗？如果这样，那么郭晓棠被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岂不成了合法的事情？那些搞阴谋的人岂不可以逍遥法外了！（注：省委这些人的态度，根本不是一个郑重的诚实的执政党应有的态度。他们多数人在批郭整郭运动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人甚至犯了罪，他们本能地想要掩盖和抹煞这些错误与罪行，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蒙混过去最好。客观地说，我们党内有不少这样的干部，一件事情只有在不损伤或者可以增强他的权势、利益与荣耀的前提下，他们才会积极去做。如果一件事情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名、利，他们就会消极应付，直到采取各种手段对抗，甚至于搞破坏活动，那怕是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也不惜顶风而行。）（注：事实上，在十年文革期间，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无论是原省委还是新的省委，都是紧跟林彪、四人帮的，它们忠实执行了文革的极左路线和政策，给河南省各方面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欠下了河南人民的债。在中央的文革路线被彻底否定之后，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与罪行，理应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彻底批判与清算，这样才能使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指示在河南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
事请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由于我的坚持，省委某些领导人现在不再催郑大来办了，却交给办事机构去搞什么情况调查、研究处理意见，然后再提交省委研究。这就不知又要出什么新花招，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解决问题了。
他们为什么在1966年6—8月间有那么大的劲头，动员了全省所有的舆论工具、组织了那么多的批判稿子，以各种形式的声讨会、批判会，煽动全省数千万人民同声讨伐郭晓棠，而今却如此害怕为郭晓棠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害怕召开一个有点声势的平反大会来伸张正义，以肃清“批郭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呢？究竟是为什么？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内幕，这个底得揭开！！否则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难以肃清！（注：这是那个时代我党的一个严重的作风问题[实为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政治体制问题]：每当要发动一次斗争、展开一场运动时，总是全党全民立即动员热烈响应，不顾一切狂热投入，及至发现问题铸成大错不得不纠正时，又总是文过饰非百般推诿乃至狡辩抵赖，总是力图维护那个自己也不真相信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以期愚弄自己善良的民众。那么真相、真理、正义、公理、良心、良知到哪里去了？立党为公的宗旨，实事求是的作风，人民群众的福祉到哪里去了？面对自己制造的桩桩罪孽，我们党的干部中，究竟有谁曾向人民、向受害者作过真心忏悔？有谁负荆请罪过？有谁自惩自罚过？可以说，河南省委[岂止是河南省委!]中的某些领导人枉披了一件共产党人的外衣 ！因为当他们面临着 是要真理、正义、良心和人民的福祉还是要自己的权势、荣耀和利益 这样一道选择题时，他们最后的抉择是弃前而取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一群货真价实的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却肆意践踏共产党宗旨和信仰的假共产党份子!）
郭晓棠受批判不仅株连了子女亲属，更株连了许多使用他的讲稿和文章作教材的中学教师，他们被扣上郭晓棠的“走卒”、“徒子徒孙”等帽子。我的女儿把晓棠的《矛盾论讲述》小册子拿到郑州一中看过，也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要揪斗批判。一些老战友受株连的更多，遭受的迫害也更厉害。这里不胜一一枚举。
在郑大附小快要毕业的小儿子，成天被人骂“狗崽子”。填表时，逼他写上父亲是叛徒特务，我知道后，坚决不让填。我在外边走动一下，人们都骂我“郭晓棠的臭老婆”，“黑帮老婆”！煤场不给我家送煤烧，根本不把我一家当人看。我家房门关不住，谁爱什么时候来就来，爱拿什么就拿走，想骂就骂，爱抄就抄，根本没有人身权利和安全保障。特别是我的三子在兰考县园艺场当技术员，由于父亲遭迫害，他们场里对他也进行多次批斗并劳改了半年。我的大儿子是解放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他们工厂同样受到无情打击和批判。
以上是郭晓棠同志在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极左路线迫害下，我们一家人遭遇的大致情况，实际细节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
齐 欣 1978.7.7日追忆
2010.1.8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