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初夏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到父亲的头上算起，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了！这场大祸蹂躏了我们可爱的祖国，践踏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也屈辱了我敬爱的父亲，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
1910年的春天，父亲出生在河南省沁阳县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代他深受一位远房伯父的影响，其人虽是清末秀才，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新旧学问都很有根底，又有民主自由的思想。父亲聪颖勤勉，好学多思，在伯父的教导帮助下，学业成绩连连名列学校第一。那时少年父亲的心里充满着幻想，14、5岁就发下宏愿，长大要“当一个国学大师”。1924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附中。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写了一篇《诗经·邶风静女的讨论》的文章，刊登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杂志上，发起了与当时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刘大白、魏建功等的论争。此文后来被顾颉刚先生收集在《古史辨》里。在政治思想方面，伯父和一些老师宣扬的“国家、社会、独立、自由、平等、博爱” 等新思想以 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对父亲产生过深刻影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成为他那时的主要信仰。当时，郭沫若先生所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倾向也曾给他很大教育，他最喜爱郭沫若的诗歌和小说。父亲十五岁时积极参加了开封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和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反封反军阀的政治活动。十六岁时，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政治团体——“开封青年协社”，在那里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向导周报》、《列宁青年》、《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等。该社常召集社员大会，聘请青年运动领袖作报告，父亲曾热烈地领受过萧楚女、蒋光赤等人的革命演讲。1927年8、9月父亲考入河南中山大学（中州大学为其前身）预科，两年后进入本校历史系学习。在校期间，父亲作为中山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先后四次领导学生反对官僚坏校长，改进校务，维护学生权益的活动，取得了胜利。为了斗争的需要父亲创办了一种进步刊物，起名《霜剑》，它屡遭学校当局的压制，最终被封杀了。校方甚至公开威胁他，并向省公安局报告，企图以共党罪名逮捕父亲。上中大预科后，父亲在学术研究与思想研究方面涉猎十分广泛而庞杂，甚至混乱而纷争。在学术方面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史学及哲学著作，常常发表文章参与论争；那时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他写了一篇两万言的论文《先秦名学问题的研究》发表在中大校刊上，很受教授们赞赏。他在思想研究方面，当时是非常庞杂的，从极右到极左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学说（如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译著和著作，年轻的父亲都以“兼容并包，不取苟同”的治学态度尽量搜集起来，作仔细的比较、观察和研究。当时各派学说百家争鸣，五光十色，杂错并陈，父亲在黑暗中摸索着探求真理，在矛盾斗争中评判着各派社会科学的理论、纠正着自己的错误认识；例如，那时他特别关注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问题，农民与土地斗争的问题，国民党代表什麽人的问题以及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问题等。经过如饥似渴的执著追求，走过弯弯曲曲的道路，他逐渐了解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三天之内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危亡的降临，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极大地震怒了父亲年轻的心，他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父亲被河南大学全体师生推选为该校“反日救国委员会”主席，他为该会起草了《为反日救国告全国劳苦大众书 》，呼吁抗日救国，声讨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他积极组织学生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成立反日救国宣传队四处宣传演出、检查日货，派代表出席上海全国学生反日救国代表大会。他奋笔疾书为开封市各界反日救国群众大会起草宣言，呼吁各界群众团结一致反日救国。11月父亲和几个抗日青年在开封创办了“秋水书店”，专卖京、津、沪各地的进步书籍杂志，父亲常到书店为学生们推荐书刊、宣讲革命道理，书店很快成了抗日进步青年的集聚地。后来成为中共开封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这期间，父亲除继续对社会科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学习外，还搜集材料对满蒙问题作了一次专题研究，写了一本《满蒙问题之史的展开》的小册子，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省教育厅的“著述奖金”。1932年2月，父亲认识了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杨斯萍同志，此后他就在杨的教育和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时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新兴教育社”，父亲为该社起草了宣言和章程，提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反对培养“统治人才”的反动教育的主张。在杨斯萍指导下，新兴教育社在开封市各学校展开了活动。1932年4月经杨斯萍批准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新兴教育社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从此，他逐步成长为一个百折不挠的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2年6月底，父亲奉河南省委指示，回家乡沁阳县协助、指导地方党组织筹划武装暴动、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豫晋边游击战争，开辟新苏区，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红军的进攻。回到沁阳县城，父亲首先领导了城郊农民反对县政府搞的“城壕地包租制”的斗争，为贫苦农民争得了城壕地的“永佃权”。然后返回家乡，整个暑假期间父亲在中共沁阳党支部密切配合下，以举办“暑期读书会”作掩护，集聚数十名青年学生和赤色群众，十多支枪，秘密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但在8月中旬，河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反动当局到处通缉抓捕父亲，秋水书店和他的住处被抄家、查封。于是，他被迫削发易服逃亡北平。在北平父亲生计艰难，当过家庭教师。他一面积极找党，一面继续读书学习。他住在沙滩公寓，常就近跑到北京大学听课，潜心钻研革命理论。这期间，他认真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二月到十月》、《列宁主义概论》、《论反对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革命观》、《战略与战术》等大量革命论著，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文献。当时北平图书馆是父亲经常出入的地方。他还挤出时间，翻译了列宁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The Teaching of Karl Marx）以及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How Lenin to study Marx)等著作。同时参加了左联的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以及为营救被捕革命同志四处奔走。
1933年5月，北平党组织派父亲回河南寻找社会职业作掩护，重新开辟那里的革命工作。他先后在南阳嵩山公学、新蔡今是中学、杞县大同中学、临汝汝阳中学、开封中山中学、许昌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从事秘密活动，以学校负责人兼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宣传革命思想，组织进步团体，发展党团组织，到处撒播革命的种子。在担任嵩山公学等校的国文教学中，他精心挑选了自“五四”以来，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文章，联系当时的实际生活，向青年学生讲解社会科学知识，启发革命思想。那时爸爸的工资收入微薄，还常常挤出钱来购买许多革命书刊，供进步青年阅读，并给予热情指导，深受学生的爱戴。他在嵩山公学还组织学生成立了“宛北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亲自起草纲领，指导活动。在父亲的教育引导下，许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长为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干部。现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曾写信给母亲说：“郭晓棠是我走向革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原国防科工委政委栗在山同志也深情地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和入团入党，同郭晓棠同志的教育帮助是分不开的。” 当年父亲每到一处，都利用“读书会”、“时事座谈会”等形式吸引、团结那里的教师和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他的这些活动常常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而遭到监视，校方多不敢继续聘用他；这迫使父亲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地域，寻求新的职业岗位，到处漂泊，颠沛流离。生活上无法安定，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身无分文，全家仅靠两顿红薯度日。母亲生大哥时，住在一间到处透风漏雨的破屋里，冻饿交加，患病数月，全无奶水喂养孩子。但无论到了哪里，父亲都要重新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扩大革命影响。在失掉上级党领导的情况下，在各种险恶、困苦的环境中，他从没有悲观失望、消极动摇过；他自觉地一贯地坚持着共产党员的战斗意志，不停地为人民的福祉和解放事业而奋斗。1934年秋在杞县大同中学，父亲当教导主任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他在学生中开展了进步的新文化教育运动，传播拉丁化新文字、世界语和大众语文。这时期他对“语文问题”发生了极大兴趣，曾经搜集了许多相关书籍、杂志和材料，并拟订了一个“中国新语文运动的理论与实际”的写作提纲，打算运用语言科学的理论，对中国语文改革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倾向和主张予以批判和研究，指出中国新语文运动的正确道路与胜利前途。但由于时事的多变与生活的忙迫，终没完成这一系统研究的计划。不过从这时开始，大众语文运动就在河南各地逐步开展起来了。1934年冬，豫晋边党组织中出了叛徒，父亲立即前往，布置反叛徒斗争，及时保护了那里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1935年夏，他利用暑假回到沁阳老家，恢复和整顿了豫晋边一带的革命组织，领导建立了中共豫晋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极大地教育、鼓舞和帮助了那里的党员和干部，使他们从挫折失败中振作起来，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10月，父亲从林伯渠、吴玉章同志在海参崴创办的《拥护新文字报》上，翻译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发 表的《八一宣言》，他立即向豫晋边工委的同志传达了宣言的内容和精神，并印刷成册，在进步群众中进行宣传。在河南省，这是第一次见到、听到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它对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冬父亲参与发动和领导了许昌市各中小学师生，响应和支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游行示威和情愿抗议，他亲自起草宣言，痛斥反动当局。1936年元月父亲终于同中共北方局接上了组织关系。2月他同沈东平（北方局特派员）到沁济一带巡视工作，沈对豫晋边工委在失掉上级党领导的情况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表示称赞。3月党派父亲去北平找北方局特科等待分配工作。这期间，他一面努力钻研革命理论，一面为特科编写了一种用于兵运工作的课本：《士兵读本》，约有二十余课。父亲还以郜金秋为笔名，在梁实秋主办的《自由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时事论文，利用合法的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夏北方局特科派父亲重返河南，带回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瓦窑堡会议决议》、《八一宣言》等，负责向党内传达贯彻执行。7月他参加了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不久省工委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路线分歧，一些人坚持托派立场反对党中央的统一战线主张，以沈东平和父亲为首的一方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清除了托派分子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这年暑假，为开辟和发展河南地区党的工 作，省工委派遣父亲赴郑州和开封等地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中共郑属工作委员会和开封党支部，他出色地完成了省工委交给的任务。
1936年8月省工委又派遣父亲前往洛阳开辟豫西地区党的工作。在豫西这片广袤土地上，他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为建立、发展和巩固河南的党组织，为开拓党在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全力支援伟大的抗日战争，父亲作出了重要贡献。父亲在豫西的工作大致分三个阶段：党的建立和发展阶段、党组织的巩固阶段、隐蔽精干和撤退干部阶段。到洛阳后，父亲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结识了吴芝圃、郝德青等许多进步教师，他组织大家成立了“国防教育社”，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作了准备。他们在洛阳各学校师生中进行抗日宣传，声援绥远抗战，开展营救“七君子”出狱的活动，团结了许多进步师生。10月份中共豫西工委成立，父亲任工委书记。在半年时间内，豫西工委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三个县委。父亲亲自兼任偃师县委书记，又相继在全县建立了四个区委，区委下设党支部。至1939年春全县已有党员近千人，成为当时河南省党员最多、党组织机构最健全的县份，被人们誉为“红偃师”。自1937年8月起，父亲先后担任豫西特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豫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河南省代理省委书记。1941年7月父亲奉中央指示撤退到延安后，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白军与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在长期秘密的地下斗争中，父亲不畏艰险，大胆谨慎、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在敌人鼻子底下积极地开展工作。他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力量。1937年、1938年是豫西党大发展的时期，父亲并没忘记在党组织的发展中，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他根据党中央关于自首分子不准重新入党的通知，果断处理了省委某部长私自为其妹妹王××（叛徒）解决党籍的问题，并拒绝了其妹夫（也是叛徒）解决党籍的要求。还拒绝了消极脱党分子马××要求解决党籍的问题；他发现省委一代部长有反党言行，就坚决与之斗争，并撤销了他的职务。1938年底，豫西党的工作转入了巩固组织的新阶段。这时父亲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育新党员，训练新干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省委任命父亲为省委党训班主持人，除直接负责省委训练班外，还负责巡视和指导各地委、县委举办的党训班。训练班开设三门课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游击战术》。训练班所用教材，一些是党中央发来的学习材料，另一些则是父亲通宵达旦为党训班编写的，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授提纲》、《反对托派斗争提纲》、《党员课本》等。父亲亲自讲课，还做时事报告分析抗战形势。1938年底，刘少奇同志来河南视察工作，父亲特请少奇同志给省委党训班作了两个报告：《中共党史报告》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爸爸亲自记录、整理，并在党刊《前锋报》上首次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讲话。父亲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负责保卫河南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河南党开展过四、五十件反CC,反复兴，反特务，反托派的斗争。例如，自193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国共摩擦开始，政治形势逆转，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党的活动日趋困难。父亲在巡视灵陕地区工作时，发现一个党员有自首变节行为，为了保护党的干部，他立即采取措施，将当地县委书记和部分干部秘密转移到新的地方去工作。为了对抗敌人推行的“自首政策”和“内奸政策”，父亲在豫西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一项重要通知:“凡从劳动营（是国民党、三青团建立的反动组织--- 作者注）出来的,一律不接党的关系”。他先后坚决制止了从敌人劳动营出来的牛××、周××、武××等五人企图回到党内来的阴谋活动。1939年夏洛阳市内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省委决定，省委机关以父亲为核心迁移到洛阳郊区的大屯村进行秘密活动，这是当时巩固和保护河南党组织的重大措施。1940年春夏，父亲在主持省委工作期间，果断处理了洛阳县委内的反革命两面派分子王××（此人给敌我两面做情报）、清除了暗藏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内奸分子曲××。河南党的工作转入隐蔽精干的阶段，是从1940年夏林伯渠同志向河南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我党在国统区新的工作方针：“隐蔽精干，审查干部”后开始的。经林老同意，省委决定父亲由洛阳转移到伊川县袁庄山区筹建新的省委秘密机关；同时省委对全省工作做了重新部署，大批干部调动工作、转移地区、精干隐蔽；父亲奉省委指示，巡视各地区执行中央精干隐蔽方针的具体情况，先后检查了灵陕、伊洛、豫西南等地区。1940年秋冬省委又派父亲赴嵩县潭头镇河南大学开展统战活动。他会见了河大著名教授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等，一起研究了河大今后的工作方针和对敌斗争的策略。有一段时间（1938年上半年），中原抗战形势紧迫，根据党中央“武装保卫河南，准备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河南省委指派父亲到国民党第15军“军政干部训练班”负责党的秘密工作，其公开身份是教务组副组长兼政治教官，教授“统一战线”和“总理遗教”等课程。父亲动员了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教师和党员加入干训班，指望能影响和改造这个有统战关系的旧式军队，以便日后能支援我党在豫西的抗日游击战争。后来，他将干训班的一部分学员送到了延安，另有几十个党员送到了15军军部分配工作，走上了抗日前线。父亲长期负责河南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他领导下，先后创办了《突击》、《战旗旬刊》、《前锋报》、《学习》等党刊党报，他都兼任主编。父亲还积极筹办、出版了《行都日报》、并主编《豫西民运》周刊等。他经常为这些报刊撰写或亲自修改大量社论、文章，时局评论等等，宣传我党政治主张，指导党内工作，团结教育各界群众。这些报刊对豫西各地、县、区党的建设，对各界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及豫西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为这些报刊建立的通讯网络，也为父亲及时了解各地工作和问题提供了有效渠道。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解放，父亲经常身背一个小包袱，手拎一把雨伞，栉风沐雨，长途奔波，深入地、县巡视，检查指导工作，夜以继日地忙碌。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开会、谈话、调查、起草文件、撰写文章，编写课本、准备讲稿。同时，他从不间断自己抓紧时间读书的习惯和思考、研究现实及理论问题的癖好。有一天夜里父亲正伏案写作时，突然大口吐起血来，后经大夫诊断是肺病发作了。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工作不屑休息。父亲的言传身教令许多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十分感动。后来当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两次反共高潮时，豫西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抗日战争中，豫西的党组织向豫东、华北、鄂中等敌后根据地和延安地区输送了大批党员骨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1年7月，父亲撤退到延安后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一道，一面继续领导河南党的撤干工作，一面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向中央呈交了他代表省委撰写的《河南工作报告》、《河南巩固党工作的经验总结》和他的自传体材料∶《自述（我是怎样走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和我对革命有些什麽贡献）》等文件。1941年秋，他在陈云指导下，参与了研究制定《关于今后河南省委工作的决定》的文件，文件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2月至5月，遵照中央的指示，父亲对我党在白区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并撰写成《关于大后方反顽固派斗争的经验》的文件呈送党中央。5月底省委开始整风学习，父亲认真学习、深入研究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在此基础上他自觉检查、总结了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深刻自我反省；同时广泛收集材料，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写了五本整风学习笔记，搜集写出了一百余件调研材料，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
1943年4月父亲奉命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党校他一面努力读书并参加审干运动，一面勤奋写作。5月中旬他写成了自己十多万言的《思想自传》呈送中央。年青的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正当他满怀期望，准备着为党、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己全部生命和才华的时候，一场厄运向他袭来了！1943年5月底围绕“共产国际解散”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事件，在延安中央党校展开了对于今后国际形势的估计与政治路线的认识的大讨论，后来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全校性的政治论争，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全体讨论大会开了十天。父亲在全校讨论大会上坦诚而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发言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然后从革命领导力量、革命对象、革命目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运动的类型以及各国共产党在战时和战后的国际任务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他认为：“不仅在抗日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并且在战后，在世界范围内，也必然要经过这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历史阶段，它是走向新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过渡阶段!”。然而，正是由于父亲的这种认 识，就被党校负责人彭×粗暴地判定为政治上的“投降主义”理论。当时党校领导同志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在论争中占了压倒的多数。他们肯定地说：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就是这些国家里一切资产阶级的最后失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在全欧洲，至少在几个主要国家里……必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反动的幻想”，是“考茨基主义”，是“投降主义”! 这种蛮横意见的打击对象，主要就是父亲的发言。当时由于争论的激烈和深入，对中央党校全体同志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在某个时期，谁要谈起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话，谁就会遭到殴打。这种讨论问题的方法，没能解决父亲的思想问题。他那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耐心讲理，不屈从权势的态度，使得这位党校领导人大为恼火。这时恰值延安的审干运动在大阴谋家康生一伙把持下越审越离谱，越搞越荒诞离奇之际。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脱离实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对我根据地渗透及危害的程度，而导致了我党反特斗争极其荒唐的扩大化的恶果。《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随后，在延安召开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反特斗争动员大会。于是审查干部工作在延安各个机关、学校、部队全面开展起来，并迅速转变成群众性的反特政治运动。此时康生抓住时机，他于7月15日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特别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在康生报告之后，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高潮，大搞逼、供、信的残酷斗争，10多天内搞出了大批所谓的“特务”、“内奸”等等，严重混淆了敌我阵线，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此其间，身兼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副主任的这位党校领导人彭×，与康生密切配合，捕风捉影、捏造罪名，散布谣言说，从白区到延安来的人都可能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是到延安来搞破坏活动的特务。他们诬陷河南党组织是什么反革命的“红旗党”，硬给父亲扣上在组织上搞反革命“红旗政策”的帽子。在康生、彭×之流的高压迫害、威胁利诱下，大批党员干部吓蒙了头脑，扭曲了心态与人格，迷失了原则与方向。一时间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同志之间、战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以至父子、情人之间都相互猜疑、揭发和批斗起来。很多人在常态下所具有的良知、良心、气节、品格，甚至为人做事的道德底线，都在这场突然降临的政治风暴所卷起的血雨腥风面前，顿时变成了一片片使用过的脏手纸，纷纷丢弃于恶臭的政治茅坑里！许多人违心地，也有许多人昧心地向审干人员交待了大量假供词和假证据，讲真话有罪，说假话有功；一时间虚假信息、惑众谣言大行其道、漫天飞舞，大批干部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造成了党内、党外和延安根据地的极大混乱，严重地干扰破坏了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邪恶的政治逆流，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决不屑说半句不负责任的假话，这就特别遭到了康生、彭×一伙的痛恨。在一次中央党校的揭发批判大会上，康生竟气急败坏地冲到父亲面前，挥起膀臂恶狠狠地打了父亲一记耳光，把爸爸的眼镜打落老远。还有一次，批斗大会的主持人竟声嘶力竭地煽动说：“郭晓棠是打入党内领导阶层的内奸、特务，如不清除掉，对延安、对党中央的安全就会造成极大危险！”这时台下忽然有人大叫：“枪毙郭晓棠！”一刹时，“枪毙郭晓棠！”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大厅！父亲被五花大绑地押下去了，关进了一间阴暗的小屋，门被当啷上锁，屋外哨兵警戒。父亲失去了一切人权和自由，只有在大小便或吃饭时才能松松绑。这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是极罕见的。1945年底，父母亲从延安出发，行军路上妈妈突然发现父亲的两只臂膀上出现了几道深深的疤痕，忙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那是1943年审干时，长久的捆绑，皮肉被磨烂了，脓血和衣服粘连在一块儿留下的伤疤！在这之前，父亲从没提起过这件事。后来，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在“抢救运动”的后期，曾向被错误批斗的广大干部作了一个姿态性的（甚至颇为轻松幽默的）赔礼道歉、口头上自我批评了几句了事。以这种“做秀”的方式来处理党内影响极为恶劣的严重错误，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是对全党党员干部的“搪塞”和“忽悠”。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在听了或得知了这种所谓的“赔礼道歉”和“认错”之后，竟然感激涕零地歌颂起来了，这真是善良和蒙昧相结合的大展露！这种结合愈紧密，党和人民就愈有可能遭受新的更大的灾难！这种作法使我党失去了一次全面深入自我反省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对此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帮极左派分子非但没有认错表现，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反而仍然身居高位，把持要害部门（实际上他们是被保护和豢养起来了！），这就为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高层不断发动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埋下了祸根。
面对党内同志的误会（当然，对某些人来讲并不是误会，而是诬陷迫害！），面对由于这个误会而导致同志们和战友们对自己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造谣诬陷，父亲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纯洁的党性原则。1948年底他在给毛主席的申诉信中写道：“在这几年当中，我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一贯地对党中央说了许多负责任的话。我已经用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党来了解河南党的实际情况与我自己在那里工作的情形。但这些并没有改变关于河南党与我个人的不合实际的‘结论’……1943年整风审干当中，中央党校某负责同志所给我的结论，概括地说来，就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和组织上的‘红旗政策’。这样的‘结论’,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因为，我还清醒地知道，我如果承认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 话，那我将对党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过。因此，我就一直忍耐着和坚持着，我不能对党不负责任而信口开河呀！……毛主席！你是最关心同志们的政治生命的。这件事，不仅关乎我一个人的问题，很多河南同志都在迫切地希望党中央把河南党组织与我们工作的性质问题弄个明白，他们就可以安心地愉快地工作下去。”
父亲还写道：“我在审干抢救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是很困难而且是十分艰巨的。我承认河南党组织工作上有若干严重的毛病，但我又始终坚持着它的革命的本质。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向党中央作这样负责的谈话。任何别的胡扯，就是欺骗党，就是危害党，就是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这在当时环境下，就自然地形成了我和党校负责同志们所谓的‘抗拒’态度，在我，完全不是有意的。我不会冷静地耐心地处理党内问题，是我的过错。但我实在不忍心一句话就取消了河南党的组织以及许多同志们和我自己的革命工作，真是有莫大的苦衷!”是的，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父亲所处的地位实在太艰难，而他所负的责任又实在太重大了！他虽然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着同志们的误会、批斗、折磨与诬陷，并且列举了无数确凿的事实来证明河南党组织的革命性质，表现了对党对革命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但终是无用的。这是最令父亲痛心的地方！尽管如此，父亲却一贯地把党的威信和荣誉放在首要位置，他从不对任何人发一句牢骚。他坚定地相信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的党中央”,“会给我们以完全正确的解决的”。父亲能以绝大的耐心和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来对待这样极其严重的事件，突出表现了他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崇高品格！
父亲在被停止党籍期间，一方面坚持原则，不断向上申诉，驳斥种种诬陷，从没有屈服过；另一方面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1950年5月，经中央组织部反复审查后，刘少奇、任弼时同志批准给父亲恢复党籍，中组部领导同志高度称赞他在停止党籍期间仍积极为党工作的觉悟。然而在审查结论中，还是留下了带有极左思想色彩的被人们称之为“尾巴”的东西，以致后来仍然严重地影响到党组织对父亲的正常任用。据说这是在党内长期和普遍执行的，对各类“不放心”人员（涉及家庭、出身、历史、政治态度、思想观点，甚至包括不知什么人“揭发”的莫须有“罪名”等等）的“内控”政策，凡被作为 “内控对象”掌管的干部都是受到“限制使用”的。
抗战胜利后，党派父亲到华北联合大学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他胸怀大局，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的职位高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他先后讲授了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他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曾得到联大校长吴玉章同志的高度赞赏。同时他完成了几本关于史学方面的著作。
1949年秋冬，父亲应当时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同志的热诚邀请，由北京调回河南工作，先后任河南大学文教学院副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河南大学教务长，开封师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等职。父亲来到河南大学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学校的干部、教师对新时期的新任务一时难以适应。父亲不畏艰难，带领教职工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研究河南的实际问题，及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教学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1953年全国高校调整时，将一般综合性的河南大学改为河南师范学院。对于学校性质的转变，广大师生和干部均无思想准备，父亲与其他校领导一起，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广大教职工正确认识中央的决定，正确理解高等师范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解决为谁而教、为谁而学的问题，从而保证学校工作又快又稳地纳入了师范院校的工作轨道。父亲认为，学校性质的转变必须和教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为此他着重抓了健全教研室工作，提高教师水平；开展公开教学，实行观摩教学评议活动；面向中学加强参观实习和教育实习等几项工作。为了办好高等师范教育，父亲在全校提倡读三本书：《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史》。他亲自组织并参加教师、干部的《教育学》讲座，同大家一起听课、一起讨论，很快在全校掀起了学习教育理论的热潮。在大力抓教学和教改工作的同时，父亲十分注重在全校倡导和培养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他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许多科研论文，如：《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论教学改革》、《论中国革命转变的理论和策略》等等，有的论文在全院科研大会上宣读，让大家争鸣，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空 气。父亲一贯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深入实际了解师生的思想状况，采取多种方式和措施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父亲十分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深知人才难得，因而一向在政治上十分尊重和信任他们，在工作上积极支持和培养他们，在生活上热情关怀和照顾他们，尽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他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是相知相通的。那时候，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都被安排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大都由业务水平较高的教授、副教授担任，发挥了旧知识分子的在学术上、业务上的骨干和带头作用。同时父亲又特别重视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指示各级有关部门及青年教师本人都要订出“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并采取外出培训、以老带新等多种形式，加快青年教师的培养。不仅如此，父亲还千方百计地引进人才，以提高教学水平。建国初期，国家号召向苏联学习，各高校的外语课均改为俄语。当时河南大学仅有两名专职俄语教师，为补充师资，父亲冒着 政治风险，毅然批准一名“白俄”（乃十月革命后逃出苏联的俄国人）到校任教。1956年开封师院外语系开设英语专业时，父亲在国家对吸收美国人来校任教没有任何规定、连省委文教部都不敢贸然批复的情况下，果断同意让一个美国人到学校教课，此人来后，为学院的外语教学工作作出了突出成绩。那时，开封师范学院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政治热情高涨，全院呈现一派团结友爱、生动活泼的景象。1956年1月父亲出席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作了发言。 同年7月他被选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后任省委列席常委兼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7年4、5月父亲主持省委高干理论自修班，负责培训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这年初夏的一天，生性平静的父亲，突然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像变了个人。原来是他得知河南大学（开封师范学院）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他坚定地说：河大决不可能有那麽多坏人！他向省委请求回河大去说服那些头脑发热的干部，并澄清一些事情，但未获批准。
1957年12月省委抽调父亲下放到林县，兼任第二书记。此后，林县就成为父亲的联系点，他每年都要到林县几次，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林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和县委的同志们一起上山下乡，跑遍了每个公社和一些山村。每到一处，他都要深入群众中，仔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回到县委和大家一起研究，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常常工作到深夜。针对县委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父亲自编教材给大家讲解马列毛的著作、做辅导报告。他结合实际，分析公社化、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出现在还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很多问题不能过激，对干部们抵制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等起到了一定作用。当年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同志回忆说：“晓棠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与工农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和谦虚诚恳的作风。他虽然是党内的老干部，……又是党内知名的理论家，但和基层的同志们相处时没有架子，十分真诚可亲。他对问题的认识比一般同志水平高，但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县委一班人和父亲一起研究工作时，都能畅所欲言，大胆争论，充分发扬民主。有些问题大家一时认识不到，他就耐心说明或等待，让实践来检验对错，来教育同志。林县是个严重缺水的地区，十年九旱。父亲十分重视那里的水利建设事业。1959年他和县委一起总结研究了林县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后，非常赞成县委准备从山西省引漳河水入林县的设想。他又亲自经过实地勘察，和专业人员一起分析论证，完全支持县委的意见。1960年顶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难，宏伟的“红旗渠”水利工程开工了，父亲以极大的热情，用书面形式向省委报告，反映这一情况，征得了省委领导的支持。父母亲还说服家人把多年的积蓄，不署名地捐献给红旗渠工程。父亲为林县人民的建设事业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林县人民缅怀他，把他为红旗渠书写的题词镌刻在了太行山的崖壁之上。
1958年秋，父亲奉命主持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和省委高干培训班。那些年，全国搞“大跃进”，父亲亲眼目睹“高指标”、“浮夸风”大泛滥，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灾难，他在许多场合和会议上，向组织和领导部门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呼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曾写信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表示不赞成他那种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做法。可惜并没引起应有的重视。1961年4月因受极左思想路线的排斥，父亲被降格调到郑州大学任常务副校长。二十年来父亲在党的教育战线和宣传、理论战线上作了大量出色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作为高等学校的领导者，他忠于人民教育事业，刻苦钻研教育理论，深入探索教育规律，重视总结经验教训。不仅自己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教育工作论文，而且主持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为河南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64年春他当选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此后专心做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敬爱的父亲不仅是一名党的优秀干部，而且是一个治学严谨、造诣很深的知名学者。他在长期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中，撰写了许多著作和论述，它们包括史学方面的、哲学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以及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方面的等等，有数十本之多。例如《社会发展史纲要》（1946年～1947年）、《中国社会发展史论纲》（1948年）、《近代中国社会史简论》（又名《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1948年）、《资本主义社会史论》（1949年）、《社会主义社会史论》（1949年）、《毛泽东思想初学入门》(1949年)、《论资产阶级问题》（1949年）、《论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1951年）、《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195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关于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几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论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共产主义同盟与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讲义》、《实践论讲述》、 《矛盾论讲述》、《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注》、《南盟纲领批判》等等。此外还写了大量文章、评论、社论等发表在许多报刊杂志上。至于未来得及整理发表的文稿尚有不少，可惜在“文化大革命”那动乱的年代中，大部分都失散了。父亲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以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良知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的勇气，突破禁区，提出过一些至今仍闪烁着理论光辉的思想观点。例如：1959年以后，父亲提出“要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观点，他指出：“大跃进”中有人认为，“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力量无穷，无所不能，什麽都能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一种唯意志论的倾向”，会“给国家建设带来重大损失和严重危害”。他还提出“要藏富于民”的观点，要注意 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批评在农村搞“反瞒产”运动，宣传“民富才能国强”的富民强国思想。又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林彪提出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针对这种实用主义、庸俗化的做法，父亲指出：“离开毛主席的基本思想，光宣传毛主席的某些词句就会犯错误。” 再如：父亲深刻反思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与经济建设中经常出现“左”的倾向后，1963年指出：“纠正‘左’的倾向比较困难，纠正右的倾向比较容易，……‘左’以革命面貌出现，谁敢反对‘左’呢?”所以，他认为危害国家的主要是‘左’倾思潮和‘左’倾政策。在当时那狠抓“阶级斗争”、狠抓“反修防修，反右倾”的年代，父亲能发表这样的见解实属难得，至今这些观点对我们仍有重要的价值。
父亲在生活上很俭朴，没有什么嗜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买书、藏书。读书和写作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他钻研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真可谓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他读过的书籍上，可以看见许多圈圈、点点、道道、各种各样的标记符号，密密麻麻写满了心得体会或批注文字。爸爸读书时，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他发自内心的赞叹声和笑声，从而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书，这是父亲毕生最珍爱的宝贝，我估计，父亲的藏书约有上万册。可惜的是，在多次抄家之后，它们多数找不到了。
1966年当全国人民被投入十年浩劫的深渊之中时，敬爱的父亲又一次遭到了卑劣的诬陷和迫害，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在《河南日报》、河南电台上被公开点名批判的人。这一事件震动全省上下，对全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966年春天，北京发动的批判“三家村”和《前线》杂志的政治斗争越来越猛烈。在这一背景下，1966年4月份，中共中央中南局为了响应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广州召开了重要会议，会上研究、确定了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中南各省区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例如湖北省的李达，湖南省的康濯、广东的秦牧、广西的陆地，而在河南就是我的父亲——郭晓棠。当时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学术文化界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即当时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人。这同北京把矛头指向“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完全雷同的。广州会议之后，刘××一伙把持的原河南省委，为了将斗争矛头引向父亲，防止群众运动冲击到自己头上，他们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阴谋诡计。他们一方面蒙骗父亲，把他和母亲软禁在省委南院；一方面抓紧幕后秘密活动，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谋划和紧张准备，他们给父亲罗织、编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罪状”，同时在全省上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选好了时机。终于在1966年6月30日他们（原河南省委）向郭晓棠发动了突然袭击！一大清早从大喇叭里传出来“揭穿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面目！”的大喊大叫声。可怜时隔二十三年之后，我敬爱的父亲又一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大批判的怒火在辽阔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了，全省七千万人民怀着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郭晓棠无比仇恨的心情，纷纷举行批判会、声讨会、示威游行。无辜的父亲真正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66年8、9月份，赶到我家里“声讨、批判、斗争”父亲的来自全省各地的学生、“红卫兵”，每天都有十多批。他们成群结队，不分昼夜跑到我家打砸门窗，狂呼口号，把父亲拉出去揪斗、侮辱。父亲失去了申诉和解释的权利，甚至失去了开口讲话和表示难以理解的权利！
像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党的崇高威望，利用党的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利用国家权力机构的巨大威慑力量，自上而下地全面部署、层层发动社会各个阶层，对党内有影响、有贡献的老同志发动突然袭击，横加诬陷，粗暴践踏一个公民基本人权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从现代法理上来讲，文革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由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实施的，明火执仗的大规模的疯狂的犯罪活动。这种严重危害全社会的巨大的国家罪过，只有在一党专政、高度极权的国家里才可能发生。而在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社会里，就不会出现这种荒诞而野蛮的罪恶。这一点值得人们深思。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对此种危害全国人民的特别巨大的国家罪责，在法律制度上应该如何定罪、量刑和追究责任，还从未听说有人这样提出疑问。这表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有重大缺陷和空白，而这对于企盼长期稳定发展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中华民族来说，有可能成为一种深层的隐忧。
无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伴随着大喇叭震耳欲聋的大喊大叫，铺天盖地向父亲头上压下来！有多少出卖政治贞操的御用文人和学贼文痞（比如署名于文、郑群风、董峯之流）混在头脑发热的群众之中，打着捍卫党，紧跟毛主席的旗号，充当着批郭斗郭的“勇士”和“闯将”！不久，成千上万被“革命理论”武装了头脑的群众，真正地疯狂起来了，他们的斗争方式一天比一天粗暴，一天比一天野蛮，很快就堕落到下流以至凶残的地步！挂黑牌、涂花脸、剃花头、戴高帽游街，扇耳光、拳打脚踢、坐“喷气式”，训斥、辱骂、恐吓，父亲受尽了令人发指的凌辱、折磨和毒打，他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造反派把他拉到“二七公社”武斗“烈士”的坟墓前，强迫他下跪认罪，不从就打；在严冬季节把他揪到外地（荥阳县、驻马店）批斗，冬装被剥掉，只穿件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1968年春，全国刮起一阵“抓叛徒”的歪风，从北京跑来一伙造反派把父亲揪到北京，逼他承认所谓“陈 云叛徒集团”的问题，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否认这一莫须有的指控，于是他被关进地下室囚禁了半个多月。从北京回来后，他又被郑大造反派赶进牛棚，强迫他住在文科楼五层西端的厕所里，没有床，只在地上铺些稻草和一领草席睡觉；夏天，太阳西晒，蚊虫叮咬，闷热难当，无法入睡。还要每天为革命群众打扫厕所、掏粪便，扫楼道、楼梯等。1968年在大礼堂的一次批斗会上，父亲被人推倒，从台上跌下来，一群暴徒蜂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肝脏被挫伤，疼痛难当，可暴徒们还不过瘾，又用墨汁泼了他一脸，黑臭的墨汁沿着父亲的脸颊、脖颈流下来，污染了全身，惨不能睹！在没完没了的批斗、虐待中，父亲的肉体和精神均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多处受伤。我家的住宅也被“红卫兵”抄过多次，抄家时往往伴随着抢劫和敲诈，各种物品、存折被洗劫一空，就连父亲保存的革命烈士的遗物和资料、父母亲的结婚照片以及小孩子的衣物都不放过。作为家属，孩子们在社会上、在学校里也倍受羞辱和歧视。在法西斯暴行的残酷迫害下，1969年3月11日父亲在郑大的西平县斗批改下放点上饮恨去世了，时年五十九岁。在他临终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被草草埋葬于西平县城外南郊的田野里。父亲的冤魂离我们远去了，许多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都为他悲痛，可是造反派们和工军宣队却恶狠狠地对我母亲说：“郭晓棠死了，连条狗都不如!”
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日子里，父亲常对我们说：“党的事业是伟大的、正确的！但现在这种做法，不是革命，将来肯定会纠正的！”红卫兵在他的记事牌上写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爸爸平静地擦去，写上：“共产党员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为此，他多次遭到毒打。那些年，从全国各地、各个部门跑到郑州提审父亲搞外调的人成百上千，当时斗争环境极其复杂，逼供信又横行无忌，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一如既往，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宁可自己遭受更大的折磨和皮肉之苦，也决不讲半句对党对同志不负责任的假话。他曾说：“现在到处都在搞逼供信，搞假材料，越搞越乱，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要真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中国革命还能成功吗？”父亲以其纯洁而坚定的党性原则，顶住重重压力，为组织提供了大批事实确凿的证明材料，捍卫了党的荣誉，澄清了许多重要事件、人物和经过，从而保护了许多党员、干部免遭无辜迫害。1981年一个在上海工作的老干部写信给我母亲，说文革时期多亏有了父亲的证明材料，才澄清了他历史上的疑案，驳倒了种种诬陷不实之词。他对父亲这种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革命品格深表钦佩。
1969年3月13日黄昏，天气阴沉极了。大雪覆盖了原野，满天皆白，一片肃穆。几个民工抬着一口匆忙赶做，没来得及油漆的薄棺材从西平县医院大门口走出来，贫病交加满面泪痕的母亲强忍无限悲痛缓缓跟在后面。一行数人出了县城南关，向西行走一、二里路，在距一条公路约五十米的地方掘出了一个土坑，约二、三尺深，棺材放进墓穴，棺盖的一头仍高出地表。在监督人员的催促下，民工们哪管得了许多，他们七手八脚不大一会儿就把棺材掩埋起来！苍茫原野上新添了一座小小的坟头。母亲的泪水已流干了，她用颤巍巍的双手，给父亲的坟头培土、默哀。
1972年10月我兄弟三人（青萌、青苔、青华）随同母亲从郑州出发前往西平县给父亲扫墓。到了西平一看，哪里还有坟墓啊！周围的景物全都变了，一个坟头也看不见！我们在周围农村调查访问，才知道前两年平整土地时，父亲的坟墓已被革命群众铲平了。当地群众告诉我们，父亲的棺木埋得太浅，把坟头一平，棺盖就露出来了。于是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把棺材盖掀掉了，然后往棺材里填土，还栽了一棵泡桐树！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父亲坟墓的位置。我们小心地试探着挖下去，在棺腔内发现了那棵已经死去的泡桐树的树根。继续挖，在一、二尺深处摸到了父亲的颅骨，在棺材另一端又见到父亲穿的鞋袜。经确认无误后，我们给父亲颅骨四周围上砖块儿，重新把棺材掩埋好，给敬爱的父亲堆起了一个大大的坟头，并在坟前竖起一块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郭晓棠之墓”几个字。
父亲的遗骨虽然找到了，但由于刘××把持下的河南省委和当时的郑大领导人，一直对解决父亲的问题进行压制和推托，所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西平县来电话说要征用那块地搞建筑，父亲的遗骨才被批准由西平迁回郑州火化。1976年隆冬季节，郑州大学人事处李俊甫同志陪同我去西平县办理起运父亲遗骨的事宜。当时父亲的坟墓已被圈在盖了一米多高的屋墙之内。我走到父亲墓前，先脱帽默哀，然后开始挖掘起来。只我一人，无人相助。我不停地挖着，一会儿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感到浑身发热，我脱去棉衣，只穿件衬衣和毛背心。继续挖，把土一铲铲，一捧捧抛出来。除了土，棺内还有碎砖、垃圾等，愈往下挖，愈加小心，后来只能用手一点点扒，一点点抠了。终于父亲遗骨的大体轮廓可以看出来了，他老人家的颅骨向一边歪着，整个身子包裹在已经腐烂的棉衣裤内，解放鞋鞋帮已经烂掉，而绿色橡胶和鞋底还在。整个身子像是靠在棺木的一侧，仔细看去，才看出，原来棺材是倾斜的。这说明棺木入穴时没有放正。可见当年掩埋时是何等地草率！我弯下身子，两脚撑在父亲尸骨的两侧，慢慢地取出父亲的头颅，然后爬上墓坑，在中午阳光的照耀下，翻来覆去地仔细端详着，整个颅腔里空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可两只眼窝却黑洞洞地盯着我，像在询问什么。我难过极了，心里一酸，头垂在父亲的颅骨上落下泪来！……趁中午阳光好，我把随身带来的白塑料布平摊在地上，把爸爸的颅骨用刷子仔细刷净，喷上白酒，端端正正地摆在正中，让灿烂的阳光驱散长期以来强加于他老人家的一切污秽之气 ！接着我把父亲的牙齿、颌骨、颈椎骨等都摆放就位。然后把父亲的上身连带衣服小心翼翼地边提边拖移出棺木。当我解开糟烂的上衣时，一股异样的气味散发出来，一看，里面爬满了不知名的虫豸，被阳光一照，冷风一吹，四处奔逃。这些吞噬革命者肌体的毒虫们！我抓起酒瓶，呷了一大口白酒，猛地喷洒过去，接着又是一口、两口！爸爸身上的晦气消散了。不知名的虫豸有的逃走了，有的躺下不动了。我开始认真清洁父亲的每一块椎骨、胸骨、肋骨、肩胛骨和臂骨，然后仔细按位置对齐摆好。随后又在土里寻找爸爸的手骨，手骨碎块又多又小，着实费了一番工夫，才算找齐。下身较易整理，把烂棉裤轻轻弄出棺外，稍微一扯，就撕裂开来，骨盆、大小腿骨、膝盖骨等都在；脚骨应是很难清理的，幸亏父亲穿了一双棕色 尼龙袜子，完好无损，将袜子一提，全部脚骨碎块就都在其中了。我把它们照例一块一块刷净、喷洒、风吹、日晒，安放就位。最后再次给尸骨全身喷洒白酒，为的是彻底驱除一切害人的邪气，也是对革命忠魂的再一次祭奠。在阳光下，我久久地伫立在父亲的磷磷白骨之前，凝视着、沉默着，心沉重极了，身子呆痴痴地僵住了……。忽然，悲从中来，我直欲放声一哭！苍天呀！为什麽忠诚正直的知识干部，总是那么命运多舛呐？
该包扎了。我把父亲的腿骨、脚骨等都移上来，放在胸骨两侧，收拾紧衬，用塑料布裹了又裹，再用带来的白线绳缠结实，装进一只白色布袋中，再一次捆扎好。看看大约长一米二左右。从上午十点多中开始，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总算收拾完毕。这时肚子里咕噜噜叫起来，我才感到又饿又渴又乏。我穿上衣服，把父亲的尸骨紧紧搂在怀里，向自己下榻的旅店走去。一路上人们向我投来同情的或诧异的目光。当晚，我守着父亲的亡灵入睡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激动得两眼潮湿，急忙迎上去，却大吃一惊，只见鲜血从他头上往下流，遍体鳞伤，眼睛里射出来忿怒的光芒，慢慢地倒下去。……爸爸！我大叫一声扑过去，可身子一颤，我醒了，觉得枕上湿了一片。侧耳一听，老李在轻轻地打鼾，窗 外是无边的黑沉沉的夜空。
当天午后，我的小弟弟（青华）乘坐学校派的小吉普车赶到西平县接我。第二天下午，我们先乘学校派来的吉普车到达许昌。因司机说汽车没油了，一时走不了，而转乘火车北上，抵郑时已是深夜一、二点钟了。在刺骨的北风中，我和弟弟轮流抱着、背着父亲的遗骨，在昏暗寂静的大街上向前疾走，悲愤塞满了我们胸膛！亲爱的爸爸，您的冤案一定要昭雪！那些毒虫鬼魅的罪恶一定要揭穿！父亲遗骨接回郑州后先在家里放了一段日子，然后送去火葬场火化。因为他的问题迟迟没有结论，所以骨灰只好一直存放在家中。
1978年12月在党中央和邓小平、陈云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新的河南省委终于做出了为父亲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省委决定在爸爸的骨灰盒上覆盖庄严的党旗，并把他的骨灰盒迁移到郑州烈士陵园骨灰堂第一室存放。1981年9月在中共中央为“红旗党”假案彻底平反后，1983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又专门发出了豫发[1983]166号文件，即《关于为郭晓棠同志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至此，父亲几十年的冤案才得以完全平反昭雪。康生之流，刘建勋之流的丑恶面目一个个被揭穿了，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红楼梦》中有一句话说：“真做假时假亦真，假做真时真亦假”。但是，那些专门从事颠倒真假，混肴是非，残害革命者的鬼魅魍魉终究逃不掉历史的审判！
敬爱的父亲，您可以安息了！
1986年2月4日完稿
2005-12-16 10∶38 修改
2006-3-6 11:27 再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