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底围绕“共产国际解散”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事件，在延安中央党校展开了对于今后国际形势的估计与政治路线的认识的大讨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集中了许多我党各地区各方面的高级干部，这次大讨论对于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和教育。这场讨论后来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全校性的政治论争，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全体讨论大会开了十天。党校一部学员郭晓棠同志（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书记，宣传部长）在全校讨论大会上作过两次发言（他的两个发言提纲都上交给组织了，其中一个曾刊登在党校出版的“共产国际解散” 讨论会的特刊上），坦诚而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郭晓棠对于共产国际曾经作过较深入的系统研究，当时写了一本《共产国际发展史》的读书札记。他认为：“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国际共产党总的政治路线与政治任务，乃是团结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与反侵略的民族，以全力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战争，而不是直接地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 现在各国共产党所参加领导的反法西斯的战争，“是新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仅在抗日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并且在战后，在世界范围内，也必然要经过这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历史阶段，它是走向新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过渡阶段!”。郭晓棠同志在发言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然后从革命领导力量、革命对象、革命目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运动的类型以及各国共产党在战时和战后的国际任务等各方面，系统阐述了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他认为：“这个以新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国际运动的特点，……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为领导的，以法西斯帝国主义与残余封建主义为革命对象，以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两大原则，即反法西斯的各民族的民主合作与各阶级的民主合作，来解决国际国内的一切问题，来实现新形势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的。” 晓棠同志还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的进步势力，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当前新民主主义世界革命的根本任务及其总的趋势。” 他指出：“各国共产党在战时和战后的国际任务，就是坚决领导新民主主义的世界革命，加强新民主主义国际性的革命活动。”然而，正是由于晓棠同志的这种认识，就被党校主要负责人彭×蛮横粗暴地判定为政治上的“投降主义” 理论。这种讨论问题的方法，没能解决郭晓棠的思想认识问题。论争中的另一种意见，就是当时党校领导者的意见，那是在论争中占压倒一切的多数人的意见。他们肯定地说：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反攻中和胜利后，在全欧洲，至少在几个主要国家里……必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他们武断地认为：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就是这些国家里一切资产阶级的最后失败……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反动的幻想”，是“考茨基主义”，是“投降主义”! 这种蛮横意见的打击对象，主要就是晓棠同志的发言。当时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异常激烈和深入，对中央党校全体同志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在某个时期，谁要在党校内谈起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话，谁就会遭到辱骂和殴打，在党校的临时支部里就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件。

在这场大论争中，和郭晓棠的认识相对立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解散后，象征着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的世界，既不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治的世界，将“永久”是“新民主主义”的世界，而共产党的名称，也“不适用了”，应改称什麽“新民主主义党”等。郭晓棠认为：这个“理论” 无疑是最反动的取消主义，是企图取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反革命的“理论”。 然而对这样一个明显错误的极右“理论”，在全校大讨论当中，并未受到党员干部们集中火力的驳斥和批判，相反的，却是把火力集中在驳斥和打击晓棠同志的意见上。这不能不让人深感惊讶和困惑！甚至难免让人质疑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很明显，中央党校的领导们在这场大论争中所采取的指导方针，讨论方法和最终结果，在党校的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耐人深究的一页。

在大争论中支持郭晓棠意见的人是极少数，尽管很孤立，但晓棠同志仍然坚持自主思索和独立的见解，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他那种不追逐潮流，不屈从权势的态度，使党校领导们相当恼火。这时正值延安的审干运动在大阴谋家康生一伙把持下越审越离谱，越搞越荒诞离奇之际。1943年 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别有用心地特别强调了“清除内奸”的极端严重性和刻不容缓的紧迫性。在康生报告之后，延安地区立即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高潮，大搞逼、供、信的残酷斗争，10多天内搞出大批所谓“特务”、“内奸”，严重混淆了敌我阵线，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党内外和延安根据地造成了极大混乱。此时，身兼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副主任的这位党校领导人彭×及其追随者，与康生狼狈为奸，密切配合，在中央党校也大搞所谓的“抢救”运动。他们捕风捉影、捏造罪名，硬说从白区到延安来的人都可能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是到延安来搞破坏活动的特务。他们诬陷河南党组织是什么反革命的“红旗党”，硬给郭晓棠扣上在组织上搞反革命“红旗政策”的帽子。面对这股强大的来势汹汹的政治逆流，面对奸臣们的诬陷迫害，面对党内同志的误会和由于这个误会而导致同志们和战友们对自己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造谣污蔑，郭晓棠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纯洁的党性原则。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列举了无数确凿的事实来证明河南党组织的革命性质，表现了对党对革命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但他的努力终是无用的，他的所谓“抗拒”态度，特别遭到了康生、彭×一伙的愤恨，于是他被捆绑、囚禁起来。最终，这个中央党校负责同志给郭晓棠同志所作的审查结论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和组织上的“红旗政策”。这个结论完全是党内极左势力的强权、恶霸作风制造的冤假错案，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上，1940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林伯渠同志审查时，1941年在中央组织部由陈云同志审查时，已经对晓棠同志的历史和工作做过两次结论，那两个结论对晓棠同志作了充分的肯定，它们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当年审干人员是怎样“抢救” 所谓“失足者”的：有一天，中央党校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彭×和黄××）召见郭晓棠，要他交待与柯××的关系，并威胁说：“柯××勾结托派张慕陶破坏张北抗日同盟军，你为什麽不揭发？” 郭晓棠当面明确回答：完全不知此事！并用事实证明自己以往对托派是有警惕有斗争的。晓棠同志对这两位负责人采用“指名诱供、逼供” 的手段陷害党内干部的恶劣做法进行了抵抗，并写信向毛主席反映了此事。但柯××同志还是被他们打成了国民党特务，而遭到捆绑、斗争，他的妻子也被逼得自杀。后来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出面，才将他保下来。

在中央党校这场大论争以后若干年内，国际国内事变的发展演化，不断证明了当时争论中的许多问题，党报党刊上也经常谈论到这些问题。事实证明了郭晓棠同志作为我党党内学者型领导干部所具有的良好理论素养与远见卓识，而他那勇于探求真理、独立思索的高贵人格，则更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实际上，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毛主席还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 建国前夕（194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人运动的讲话中说：“六次劳大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当时李立三同志也曾指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中国不能像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一样，在革命胜利几年后就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可见，郭晓棠几年前在中央党校那场大论争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认识得到了历史实践的验证。事实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少奇同志还提出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他说：“中国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而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只是后来毛泽东同志背离了党中央和他自己亲手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政策，过早、过急地发动并实行了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才使刚刚从长期战争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快步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而又极冒风险的巨大弯路，并因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巨大代价。

1957年上半年，这位原延安中央党校负责人来到郑州，他在讲话中向河南党的同志们表示“赔礼道歉”，他说“河南党的同志受了委屈，吃了苦头，对不起大家”。然而，这个所谓的“道歉”，从来不是真的“认错”，它只是承认“整重了”、“整过火了”，从来不承认“整错了”，尽管事实上是整了根本不该整的人，打击了河南广大的好党员、好干部。因此他从未表示过应对河南党的“红旗党”假案，和对郭晓棠等同志的冤案给予平反昭雪的意思。 在延安中央党校大论争23年之后，这位负责同志本人也遭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整肃；毛泽东同志曾怒斥他是“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当年这位领导人针对那时左派学术工作者随意扣帽子、打棍子的学阀作风，曾颇为悲壮地喊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口号。而毛泽东对他的回答是：“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在这里毛泽东用傲慢、专横与霸道强烈地烘托和渲染了党内强权政治的威慑力量，直叫这个大人物浑身战栗、脊背发冷！然而此时此刻毛泽东对他的斥责，却相当贴切地符合于23年前他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为人状态：“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窃取党的名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的一副蛮不讲理、专好挥舞政治大棒和政治帽子的恶霸作风！但那个时候，他正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正在为毛出力，所以1945年在中共七大时，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他，一下子就升到了政治局委员的高位。（党内的斗争云翻雨复，真叫人眼花缭乱！）不过，这位领导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重返中国政坛之后，或许是因为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有感于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切肤之痛，而进行了某种自我反省，其心态变得较为真诚与平和了。他在位期间对新时期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工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而郭晓棠同志却没有他幸运，文革期间，他在延安被整的经历又被翻出来，重新来过，直至冤屈而死。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郭晓棠和河南“红旗党”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