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就业困难，不能成为减缓高等教育发展的理由，却是推动把学历与技能一致起来的信号——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以及他们的工资与低端劳动者趋同，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并且成为一些质疑者批评高校扩招的依据。理论和各国经验教训都表明，一个国家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绩效密切相关，劳动者人力资本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密切相关。用抑制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无异于因噎废食。1990-2010年期间，在“普九”和高校扩招的教育大发展情况下，中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也仅仅提高不到3年，一旦延缓高等教育的发展，未来的劳动者将难以符合长期经济增长的要求。

应该说，高校扩招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急剧的和根本性的，使得人们未能充分理解和良好应对。这个根本性变化就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按照习惯划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2002年即在高校扩招的第三年，中国便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些规律性逐渐显现出来，认识不到的话则会误导舆论和政策。劳动经济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特别是接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之后，寻职者实现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要找到理想的工作，需要花费较多的寻找和转换时间。因此，单纯用大学毕业几个月之后的就业率，以及毕业生的起薪水平进行判断，并不能得出关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优势的正确结论。

事实上，在经历了较长的寻职时间并实现初次就业之后，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仍然会处在寻职过程中。此外，较优越的人力资本条件也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获得职业发展，从而最终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有利地位。

人们一定会问，劳动力市场和政府的积极就业政策，究竟能够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做些什么。毋庸置疑，劳动力市场信号对于引导各当事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设想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失业、下岗现象，从而激励劳动者通过改变就业预期和就业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城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至今也不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上面。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是一样，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对于这个劳动者群体调整预期和寻职行为也是必要的。例如，2013年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显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具有专科和本科学历的劳动者，不如具有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受欢迎。事实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还不如初中毕业生。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对于持有较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较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者，有着十分强烈的需求，而仅仅持有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低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者，则相对不受欢迎。这无疑意味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并非没有用处，只是学历所显示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能够转化为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就业技能。这种信号向求学者提出了如何把学历与技能一致起来。同时这也说明，劳动力市场信号对于政府职能的发挥也是必要的。

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困难，固然需要劳动力市场功能和就业政策给以帮助，但是，专业和课程设置不当、教学质量低等问题，也可能加强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困难，给改革和调整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诸多课题。这些都为政府积极就业政策提出新的挑战。不过，无论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还是劳动力市场释放出关于这个群体就业状况的信号，显然都不能成为减缓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理由。来自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不能支持教育可能过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