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更像是一个转型的概念，它将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从1996年至2011年的16年里，中国的城镇化迅速完成了加速发展阶段的前半段（城镇化率从30%提升到50%），这种举世瞩目的速度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贫困陷阱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在未来20~25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后半段（城镇化率从50%提升到70%），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将面临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拐点。
在此之前，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花100多年走过的城镇化道路，这种规模庞大、速度极快、“高度浓缩”的中国式道路使中国城镇化的成功和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一样突出，辉煌成就的背后暗含着不少的问题。在此之后，未来的城镇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前半段积累的突出问题，将在后半段集中释放。如果不能改变城镇化的驱动方式，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社会包容性及环境持续性都将受到不利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少数国家在越过50%的城镇化率拐点之后，成功走向了高收入社会，而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尽管继续提高，却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效率的持久改进，最终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更像是一个转型的概念，它将更为强调质量和效率的含义，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它的战略目标和历史意义在于将中国成功推向高收入国家。为此，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注定将会是一条艰难的转型之路。
中国城镇化转型的第一要义是增长动力的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乃至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全球化浪潮、市场化改革和货币化进程三者的叠加驱动并加速的。具体而言，土地市场化改革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并经由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效应的放大，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户籍制度的松动促进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劳动力从农业向工商业的流动，从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全球化浪潮和全球产业分工则为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出现了协同效应。然而，从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新格局以及中国自身的约束条件来看，无论是外部的驱动力，还是内部的驱动力，现在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理论上，增长动力转型的本质是要为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寻找可持续的动力之源，最原始的动力通常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在本书《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中，我提出，城镇化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结构效率，即人口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在这个阶段，生产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保持一致。50%的城镇化率是一个标志性的临界点，在此之前，农村农业人口以极快的速度转向城市工商业，结构效率极大释放，这通常也会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然而，越过这个临界点，一旦城市的主导产业由工业转向服务业，结构效率提升的速度便会自然下降。
其二是规模效率，即人口密度所产生的聚集效应。通常最先是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制造业集中，产生制造业的规模效应，接着是制造业技术创新推动人口向城市服务业集中，产生服务业的规模效应。更为重要的是，通常也只有在更多人口的城市中，才能产生企业家的创新及对技术的生产性使用，也才能进一步促进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在这个阶段，生产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的存量规模相关性更大。例如，在美国，在大城市的大都市区工作的工人收入通常比小城市的工人收入要高出30%，生活在居民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都市区的美国人的生产效率比那些生活在规模较小的都市区里的美国人平均高出50%以上。
其三是分工效率，即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劳动力的素质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对于城市的分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分工和专业化取决于城市劳动力的构成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分工。同时，一个跨城区的交易网络和城际交通网络也在城市分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上讲，结构效率、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是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如果不具其一，那么城市化就几乎不可能会伴随经济增长。通常，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结构效率居于主导地位，恰当的政策应该是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使农业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移至非农产业，从而促成生产率的提升。然而，随着城市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趋缓，甚至不再增长，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转型的关键
过去10多年，中国在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001年的50%下降到2011年的 35%，11年累计创造了近1.5亿个就业岗位，城市就业总量增长了40%。由于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仅是城市劳动者的10%左右，这种大规模的就业转换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
然而，相对于这种结构效率的快速提升，中国的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从过去10多年的经验来看，这两种效率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例如即使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其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另外，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生产中心集中在东部沿海，中国发挥的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作用，真正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世界分工的是海外服务业，例如中国产品出口到海外，使用的是海外的供应链体系。因此，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分工效率并不明显。
展望未来，中国的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潜力巨大，也只有这两种效率逐步提高，才能对冲结构效率自然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其一，从区域之间的分工来看，沿海城市由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内陆地区，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率很高的河南、江西和广西，现在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且较为显著，劳动力成本仍低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亚洲经济体，这吸引制造商从中国沿海迁至内陆地区。原则上，这可以说是一种跨区域的制造业重新配置，也是一种对冲沿海成本上升和实现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必然选择。其二，从城市之间的分工来看，内陆中心大城市在未来的制造业发展浪潮中是作为中高端科技型产业的中心，中低端制造业为了规避高地价和高房价，往往倾向于选择内陆中小城市，使之成为生产和制造中心，从而形成中心城市——外围城市、中心城区——郊区之间的制造业分工。其三，从规模效率来看，未来若能形成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空间结构，沿海和内陆中心城市的人口聚集、知识溢出和劳动力匹配等方面的规模效应也将逐步显现。
当然，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实现需要中国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政策作出必要的改变，改革仍然是解决这些变动的需要的最终途径。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