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欧洲联盟的认同发展经验，探讨南台湾在两岸认同上的可以借镜之处。虽然欧盟结构与两岸关系有别，但仍具启示性价值。内容先从字词文义与社会心理学等面向分析认同的意义，并且探讨本质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的关系，同时从建构主义的互为主体性等观点，论述能动者与结构互动下的认同。依据这些概念，本文讨论欧盟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存关系的俄罗斯套娃、相互交叉、大理石蛋糕等模式，再以欧洲晴雨计的结果分析影响认同的因素，理解欧盟认同趋势。

接着本文叙述南台湾是汉人开台先驱的渊源历史，论证两岸认同的本质性在南台湾的深厚基础。但从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观之，南台湾对两岸认同出现建构性的疏离。这是能动者与结构互动下的认同，因揆诸预算、自筹财源与中央统筹分配款的自有财源、行业结构、教育程度、公共建设、所得支出等统计数据，逐渐形成南蓝北绿的环境；在南部蓝营的政党意象负面，又被绿营指摘为中国大陆同路人的情况下，推演出南台湾的两岸认同相对低弱。本文认为，如欲走出两岸认同困境，建构如同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营造共同生活经验的统合，将是正本清源的解决之道。

一、前言

两岸关系自2008年以来出现大幅度改善的春暖花开情势，截至2013年已签署19项协议，双方各层面交流愈形频繁而紧密。但两岸的认同，虽仍在相当程度的“中华民族”认同，可是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却未见提升，尤其“南台湾”更形明显。

本文试图从人类史上大规模和平统合较成功的制度，亦即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认同发展经验，瞭解欧盟建构认同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分析“南台湾”在两岸认同上是否有可以借镜之处，使得两岸关系能走向更好的发展途径。

特别强调，虽然本文是从欧盟经验探讨两岸关系的认同，同时也配合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认同，但两岸关系与欧洲联盟的发展有所出入，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有所差异。不过，因两岸的长期分离与政治疏离，所以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联盟经验，在两岸关系问题的分析上，仍有启示性的价值。

二、欧盟认同的建构

认同（Identity）是什么?依据韦氏大辞典的解释（Merriam-Webster，2013），意指在不同情况下，本质或一般性质的相同（Sameness），或指构成一事物的客观事实的相同，也就是同一性（Oneness）；但相对而言，其亦可指一个体的可区别性质或个性，也就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或是所谓的身份。因此，认同可以被视为不同的身份个体，对于某种事物的相同认知。

从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德国学者艾瑞克森（Erikeson）研究儿童心理形成过程后指出，认同首先是特定的个人意识，接着追求连续经验，然后达到与集体理想的一致。其中有二个面向，一是个人对于存在空间与时间的自身直觉，另一则是个人对于别人承认自己定位的直觉（姚勤华，2003：8-9）。

认同涉及个体到群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个体是如何认同群体？群体又是如何将自我概念（Self-concepetion）赋予个体?相对来说，个体是如何再生产出对于群体的认知？上述过程如同马克思主义大师葛兰西（Gramsci）所言，我们个人改变和调整自己时，如何在同样程度上也改变和调整以自己为中心的复杂关系（Hogg & Abrams，2006：2-3）。

人类的认知与反思能力，使得“自我”（Self）既是主观，又是客观；亦即有一个“主我”（I），也有一个“客我”（Me）。“主我”是认知过程，“客我”是以自我概念形式表现的认知，“主我”和“客我”存在辩证的（Dialectical）关系。当“主我”建构“客我”时，“主我”在同时也受到他所建构的“客我”的制约与影响。

自我认同可以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自我概念，也就是社会身份与个人身份。社会身份包括社会认同，也就是与身份一致的自我描述，其源自于社会上的成员资格，例如国家、种族、性别、职业等。个人身份包括个人认同，在性质上更加个人的，例如甲的孩子、乙的朋友、丙的配偶等（Hogg & Abrams，2006：24-25）。

社会心理学家透纳（Turner）指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界定自己或是其他人的社会分类依据。对于社会认同的需求，使得人们寻找、创造、提升，自己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真实特点。如果一个群体缺乏真实的特点，成员不但在形式上离开群体，也在心理上与群体分离；而且渴望成为另一个更高层次群体的成员，或是采取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策略，恢复该群体真实的与众不同特点（姚勤华，2003：10）。

基本上，认同可区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亦即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本质主义主张认同是原生性的，本质上是给定的、持久的，根自古老起源；建构主义则主张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人类社会的创造发明。时至今日，建构主义论点逐渐占上风，愈来愈多学者采用，主张对于多样性的理解，以及普遍深入的建构主题，支配当前社会理论重新思考文化与认同（李明明，2009：37-42）。

进而言之，本质性认同（Essential Identity）相信认同是先天给定的，通过共有的象征符号、集体记忆、语言、文字、习俗、神话、历史、地理等形成；本质性认同透过主观的认知、理解，客观的证实、灌输，从文化认同发展出政治认同，形成了意识型态、公民文化、政治宗教等。

建构性认同（Constructed Identity）则强调认同是后天形成，由知识份子和政治菁英培育，或是认知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的倡导，随着利益与环境的变迁，持续进行重新诠释。建构性认同不像本质性认同，强调较单一的象征符号等；其采取较为多元的途径，尤其是公民文化、制度认同的建构，亦即从政治认同动员出文化认同。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本质性认同的特征，经过社会建构的过程后，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效果，因此一切认同似乎皆可被视为建构性认同，这也就是愈来愈多的论点支持建构性认同的理由之一。正如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定义成“想像”的政治共同体（2006：6），“想像”为本质有限、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至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什么？依据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相关概念的学者欧努夫（Onuf）定义（1989：35），建构主义是研究任何种类“社会关系”的方法，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和命题体系，让那些似乎无关的事物，理论化的变得可行。

建构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人是社会存在的现象”，我们能有人的特性，是因为自身具有的社会关系；亦即社会关系造成或建构了人，是我们自身使我们成为现在如此存在的实体（Onuf，1998：58-59）。

以建构主义闻名的学者温特（Wendt）认为，相关学者试图诠释身分与利益的存在；建构主义者关注社会学的议题，也就是身分和利益形成的议题（1992：393-394）。建构主义者感兴趣处在于知识的实践是如何建构事物，强调在互动过程中，共享（Share）认知（Cognitive）的、互为主体的（Inter-subjective）概念，其中的身分和利益是内生的（Endogenous），而非如理性行为主义者（Rationalists）的主张，身分和利益是外生的（Exogenous）。

建构主义者强调，结构源自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存在三个要素，包括共享知识、物质资源、实践（Wendt，1995：73-74）：

（一）、社会结构藉由共享瞭解、期望、知识来定义，这些构成行为者的情境和他们关系的本质中，究竟是合作或冲突。

（二）、社会结构包括物质资源像黄金、坦克等。建构主义认为物质资源只有透过它们镶嵌其中的共享知识结构，对于人类行为才有意义。

（三）、社会结构的存在，不是在行为者的脑中，也不是在于物质的能力，而是在于实行；社会结构只有进程中才存在。

综上所述，身为行为主体者的能动者（Agent）们在互动中形成结构（Structure），而结构又回头影响了能动者，所以能动者与结构彼此相互建构，互为主体。进一步来说，能动者在与其他能动者的互动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之后，采取行动，形塑结构；相对地，结构也影响能动者，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接着影响能动者的行动。建构主义从整体角度分析，行为主体的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过程；而不只是单纯的从能动者对结构的影响，或是结构对能动者的制约，讨论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黄清贤，2012：61）。

欧盟的认同，实际上也存在着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关系。身为欧盟组成份子的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之后，采取行动，形塑欧盟的结构。反过来说，欧盟的结构也影响着欧盟的成员国，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接着影响成员国的行动。

同样的，身为欧盟成员国的人民，也会在欧盟结构下的互动生活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采取适当行动，表现出认同与否的倾向；相对而言，欧盟的结构也会影响欧盟成员国人民的认同倾向，使其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产生，影响其采取的行动。

在欧盟的认同中，共同的欧洲性（European-ness）在欧洲构成欧盟的共同体，所以对“欧洲”的认同可以等于对“欧盟”认同。再者，这种共同性由于和其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而获得加强，如此情况不论是冷战时期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或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义，甚至是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都让“欧洲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因而加强欧洲认同（Risse，2009：151-156）。

在上述情况下，欧洲民族文化可能存在更深厚的欧洲性，也就是欧洲认同可能比一般人认知的强烈；但不论是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当他们谈到的欧洲性时，是否意思一致，这点又不敢被肯定。

当人们将自己团体的认同，转移到更大的集体组织时，他们可能与团体外成员更加疏离，但对于低层次的的团体归属感则更强烈。例如德国人强烈认同欧洲时，如果“欧洲”只是“放大的德国”，则他们与意大利的社会距离将更为遥远。

原则上，欧盟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认同是可以相互共存，联系关系可分为三种：

（一）、俄罗斯套娃（Matruska Dolls）：认同可以相互嵌套，一种认同套着另一种认同。例如柏林人的认同被套在德国的认同内，德国的认同又被套在欧盟认同内。

（二）、相互交叉：认同某团体的成员，可能也认同另一团体；可是认同另一团体的人，并不认同某团体。例如性别认同强烈的女性，可能只有部分认同欧盟；认同欧盟的女性，可能没有强烈的性别认同。

（三）、大理石蛋糕（Marble Cake）：一个人的认同不能如同俄罗斯套娃或相互交叉，清楚的划分各个层次；认同的各个组成部分会相互影响，彼此混杂一起。例如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是欧盟统合的先锋，欧洲性是基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识型态之一，甚至源自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存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1950年代晚期、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1980年代早期、英国的工党在1990年代转向接受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时，欧盟统合的强烈认同也成为社会民主思想的构成部分。但是各国政党对于欧盟统合的认同可能都有不同原因，例如德国菁英是为了摆脱法西斯纳粹主义的过去，法国菁英是为了共和主义的启蒙、欧洲文明的传播，英国菁英则是将其视为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对立面。

虽然严格来讲，欧洲认同不能完全等于欧盟认同，因为有些人可能认同欧洲，但不认同欧盟；或是认同欧盟，但不认同欧洲。可是如前所述，欧盟作为积极的认同建设者，甚至是所谓的认同霸权，其确实已让欧洲的建构性认同产生效果；不论是欧洲的欧盟成员国、非成员国、未来成员国，都以相对于欧盟的身份，在欧洲乃至于在世界上定位自己身份。

在欧盟东扩时，中东欧国家认为是“回归欧洲”，好像先前不在欧洲大陆；当意大利加入欧元区时，口号是“加入欧洲”，犹如这个欧盟创始国先前离开欧洲。所以，欧盟似乎已成功占领欧洲这个概念的社会空间，亦即成功建构认同霸权。

但是以“公民认同”或“文化认同”界定欧洲认同时，两者仍有很大差别。公民认同包括欧盟或成员国的政治制度等，文化认同则包括民族、历史、文明等。前者是认同欧盟的独特政治与法律等实体，后者则认同欧洲的文化与历史等社会空间。

欧盟一直努力建构哈伯玛斯（Habermas）主张的后民族公民认同，亦即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福利国家、文化多样性等。这些价值观成为欧盟的构成部分，如果不同意这些价值观，就无法成为欧盟成员国。

不过，“欧洲”作为政治制度的社会空间时，其并没有清楚的边界：同时，他者（Othering）也依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指涉欧洲的福利国家时，资本主义的美国和日本就是他者；但是指涉德国的话语时，军国主义的过去就是他者；至于指涉奥地利排外的右翼政党时，该党成为他者，但奥地利却仍是欧盟的合法成员国。

因此，欧盟认同不是先天给定、与天俱来的，是在时间与空间中具体建构起来的，是成员国乃至于人民基于利益和身份考量所采取的适当行动，型塑欧盟的结构；相对的，结构也影响利益和身份的考量及相适应的行动。

欧盟执委会（European Commission）从1973年迄今，每年二次对每一个成员国各大约一千名民众进行面对面访查，得到的调查结果称为欧洲晴雨计（Eurobarometer）。以最新在2013年12月公布的欧洲晴雨计为例，59%的成员国民众认同欧盟，40%不认同，1%表示不知道。

如果以国家来看，卢森堡的比例最高，有85%民众认同，地中海的马尔他74%居次，德国和芬兰都有高达73%的民众认同，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也有72%；相对的，英国和希腊的比例最低，皆只有42%民众认同，意大利的45%居次，再其次是欧亚交界的赛浦路斯46%，保加利亚也仅有49%。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经济情况对欧盟的认同有相当影响，例如所得最高的卢森堡、前景相对乐观的德国采取正面的态度，深受债务所苦的希腊、意大利、赛浦路斯则持负面看法。至于英国则因一向对欧盟统合质疑，所以支持度最低。

整体而言，欧盟28国有59%的民众认同，其中16国的认同比例高于平均数值（European Commission，2013：34-35），可见认同欧盟比例还是占优势。这些从欧盟历年的发展趋势也有显现（张亚中，1999：24）。

欧盟和成员国的主权地位关系复杂，所以认同对象也不是二选一（远藤乾，2010：392-396）。一般而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欧盟认同与国家认同有高度重迭性，但本国认同仍居于核心地位，不过，对于欧盟公民身份的认同也有逐渐凌驾的趋势。与此相关的原因是认为加入欧盟能获得经济利益，所以愿意进一步统合的民众，也有较多数的倾向。

再者，成员国是联邦体制，接受分权架构的民众较能认同欧盟；欧盟透过财务等诱因与地方直接接触，削弱成员国中央政府影响力的行为，也让地方有跳过中央而认同欧盟的趋势；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以及白领阶级等民众也有较认同欧盟的倾向。

此外，原欧盟农民虽有受惠于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但因对于土地的依恋，所以对于超国家组织的欧盟认同较不强；至于欧盟东扩的中东欧农民则因还未感受到欧盟补贴的好处，所以对于欧盟更没有认同（蓝玉春，2009：98-102）。

三、南台湾认同的特质

两岸认同的重要基础是同文同种，亦即源自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关系。从历史的文献资料观之，被推测为意指台湾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篇》的“岛夷”，随后有《史纪?秦始皇本纪》的“瀛洲”，以及《前汉书?地理志》的“东鳀”（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2013）。不过，真正具有历史考证支持的名称，则是《三国志》的“夷州”。

三国时代的吴国由于建国都于建业（现在的南京），地处于大陆东南沿海地带，图谋向海外发展，因此记载孙权在黄龙二年（西元230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进征夷州，俘虏了数千人，内容见于《三国志》孙权传。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市村瓒次郎、和田清依据《太平御览》巻780收录的《临海水土志》与《隋书》琉球传互相比较，论断夷州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凌纯声也根据民族学资料和古籍记载，详加论证，确定夷州为台湾（曹永和，2003：3-4）。

但仍有学者认为夷州可能是东吴的汉人从长江河口出发，经过海路到安阳（现在的温州）、罗江（现在的福州）及附近岛屿，遇见华南地区的原住民，将之称为夷人，居住地称为夷州；想进一步论断夷州为台湾，必得重新觅取明确的资料（史明，1998：25-27）。

至于《隋书》的“流求”意指台湾则较无争议。《隋书》卷81东夷列传46流求国传、《隋书》卷64列传29陈棱传，记载征讨流求事迹。海师何蛮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指出，每年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因此大业三年（西元607年）令羽骑尉朱宽偕同何蛮入海求访异俗，结果到流求，因语言不通，掠一人而返。隔年（西元608年）复令何宽前往慰抚，琉球不从。隋炀帝在大业六年（西元610年）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击之，虏其男女数千人而还。

大业六年的军事行动规模相当大，推论隋炀帝征讨流求目的，虽为好大喜功，但仍有臣服远夷，谋求贸易之意；但因当时台湾没有中国大陆认知的奇货，因此未建立密切联系（曹永和，2003：4-5）。

《隋书》的流求究竟是指台湾，还是今日的琉球，因《隋书》所记的流求人习俗，与《临海水土志》所记夷州多有吻合，且多可与当今的台湾原住民习俗相印证，因此流求是台湾的争议不大，顶多认为包括台湾和琉球的总称（史明，1998：28-29）。

元世祖忽必烈时代，至元廿八年（西元1291年）命杨祥充宣抚使，翌年自汀路尾澳往“瑠求”招抚，未有成就。成宗元贞三年（西元1297年）又兴兵讨伐瑠求，仅擒生口一百三十余人，亦无结果。但是，民间的商人、渔民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却颇有进展（曹永和，2003：7）。

依据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城日志1625年4月9日条的记载，台湾每年可获鹿皮二十万张，乾燥的鹿肉及鱼乾也相当多。在台江内海的大员湾中，约有一百艘戎克船从中国来，从事渔业，收购鹿肉，输至中国。戎克船要进入内地时，载着很多要收购鹿皮、鹿肉的中国人。大约每一部落有一、二名到五、六名汉人进去，以米、盐、衣料、杂货从事产品交易（曹永和，2003：11）。

当时资料显示，台湾南部也就是最早开发的台南，贸易已相当兴盛，不但是荷兰统治台湾的中心，也是台湾的主要经济发展区域。明朝永历15年、清朝顺治18年（西元1661年），郑成功前来台湾，隔年逐出荷兰人后，汉人在台湾的势力正式确立。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人，原有妻颜氏，在日本另娶平户田川氏，西元1624年生下郑成功。郑芝龙是周旋于中国、日本、荷兰之间的海盗、商人、官员，不但接收李旦、颜思齐等海盗商人势力，也相当程度掌控台湾海峡的贸易往来，甚至在归顺明朝后高升至总管南明军务。

原名郑森的郑成功，西元1645年由郑芝龙带去晋见唐王隆武帝时，隆武帝赐国姓朱，改名成功，自此外界称其为国姓爷。郑成功从西元1646年正式起兵反清，西元1649年被桂王永历帝封为延平王，西元1658年大举北伐兵败后，决定攻取荷兰人统治的台湾，建立根据地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

西元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率官兵约二万五千人、船舰三百艘，群集台南鹿耳门水道外；午后水涨数尺后，船舰齐进鹿耳门进入台江内海，登陆并包围普罗民遮城。随后在海路与陆路中，郑成功军队均击败荷兰抵抗。围困数日，普罗民遮城在缺乏水粮的情况下，于5月4日投降（戚嘉林，1998：181-185）。

历经台湾本土的台南市镇交战，郑成功的军队在5月22日开始包围热兰遮城。虽然远在印尼的荷兰援军于8月12抵达大员，完成相关补给后，在9月16日正式对郑成功军队发动攻击；但荷兰军队在陆续战役均无法获胜，更在郑成功军队的猛烈攻击下，伤亡惨重。隔年，热兰遮城表示愿在合理条件下，缔约让城（戚嘉林，1998：193-201）。西元1662年2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和约，荷兰退出热兰遮城，也退出台湾。

其中在西元1661年6月，郑成功攻克普罗民遮城、围困热兰遮城时，开始着手建制。普罗民遮改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统辖台湾；下设二县，北为天兴县，南为万年县。承天府衙设于普罗民遮城，原址是今日的赤崁楼。西元1662年2月，荷兰人离开后，热兰遮改称为安平镇，热兰遮城原址在当今的安平古堡处。所以，进入郑成功统治的时代，台湾南部的台南仍继续维持荷兰占据时的政治与经济首府地位。

郑成功之子郑经继任后，重用的陈永华被誉为台湾的诸葛亮，他规划与执行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除了扩大行政组织外，还兴建孔庙，推展教育，以培育人才；设寺庙以净化人心，禁止赌博以改善社会风气，数年后台湾丰衣足食，夜不闭户，成为海外乐土（黄富三，2004）。这些仍是以台南作为核心区域建设发展，至此，以台南为核心的台湾南部已然成为台湾历史文化枢纽所在。

由此可见，以台南为开发先驱的台湾南部，实与中国大陆有最深刻的连结，尤其是郑经采用陈永华的建议，在台南设立全台首学的孔庙，建立正当性、培育人才，因此台湾南部与中国大陆共有的象征符号、集体记忆等元素最多，理应对于两岸的“本质性认同”最强。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显见随着时空环境的变迁，认同的内涵也随之变化。特别经过社会建构的过程后，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效果，尤其从政治认同动员出文化认同，使得两岸转化出“建构性认同”。

本文将以2013年的民意调查结果（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2013），显示“南台湾”与“北台湾”的认同差异。但需要特别指出，此民调结果分析是强调南北台湾的对比关系。主要因为民意调查人数的差异性，所以各区域的认同比例高低，会随着样本数大小而呈现正相关，较无整个台湾一起比较的价值。但若以样本数相近的北部与南部进行比较，则对于南部认同现况则有启示作用；同样的，若将北部与南部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差异，加以分析比较，则可看出南部对于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趋势。

另外，由于原始民调资料将南部与东部离岛合并计算，所以本文先将南部与东部离岛分开并以相同数字列出，再以样本数加权计算后续比例，这当然会造成误差。不过，这样的误差同样会出现在同区域，例如北北基的数字可能无法精准呈现台北市的情况。但修正后的民调资料却可显示在同区域的民众，对于认同的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亦即某一种主流认同对民众的压力或反压力。

在问到“中华民族具有共同血缘、语言历史文化，请问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时，北台湾的认同民众“占该区比例”85.70%，乘以“受访人数比例”后得到“占全台比例”为26.05%，再除以全台认同比例总和得到“相对他区比例”为30.87%。

相对而言，南台湾的认同民众“占该区比例”81.00%，“占全台比例”24.79%、“相对他区比例”30.60%。因此，在“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民意调查中，并不见得有“南台湾”与“北台湾”的明显认同差异。

进一步问到“请问您认为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时，北台湾的认同民众“占该区比例”58.80%，乘以“受访人数比例”后得到“占全台比例”为17.88%，再除以全台认同比例总和得到“相对他区比例”为33.44%。至于南台湾的认同民众“占该区比例”43.20%，“占全台比例”13.22%、“相对他区比例”24.73%。

这些资料显示出两种特色，一是从“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民调结果比较，“占该区比例”不论是在“南台湾”或“北台湾”都是减少，从八成减少到四、五成。

二是在“受访人数比例”都是三成的情况下，“南台湾”与“北台湾”的“相对他区比例”出显明显差异，“南台湾”只有二成四，“北台湾”还有三成三，凸显“南台湾”相对“北台湾”对于“中国人”认同的偏低。

上述特色显示从“中华民族”到“中国人”的认同时，可能因为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被中国大陆独享，中国人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或因两岸分隔已久，台湾人与中国人已不同；抑或因生长在台湾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由于不像“中华民族”是两岸可以共享话语权的认同，所以“中国人”的认同减少。

至于“南台湾”相对“北台湾”，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无明显差异，但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则相对偏低，这涉及“南台湾”对上述三种原因的政治认知较强，而这样的认知涉及所处环境对其产生的建构作用，所以有必要从“南台湾”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加以瞭解。

四、南台湾认同的环境

“南台湾”与“北台湾”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正是“南绿北蓝”的政党版图形势。但南绿北蓝不是先验存在，也不是历史命定，是后天造成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南北区域失衡，外部环境的全球化流动性，内部环境的重北轻南政策，治理人才、思维、资源等都是南绿北蓝问题所在。

本文将以台湾的现行五个直辖市作为代表，针对预算、自筹财源与中央统筹分配款的自有财源、行业结构、教育程度、公共建设、所得支出等统计数据，论述南蓝北绿的形成环境。

基本上，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时，沿袭日据时代的政经中心安排，将首都设在台北市。台北市在既有基础上，继续政治、经济等资源的充分挹注，1967年升格为直辖市，与台湾其他地区的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2010年纵使有台北县升格为新北市、台中市合并台中县升格、台南市合并台南县升格、高雄市合并高雄县升格，但是台北市的政治、经济地位仍一枝独秀。

除了与台北市同一生活圈的新北市在这波升格中，得到直辖市的地位而在政治、经济上更上一层楼外，大台中市、大台南市、大高雄市在升格中只有土地面积扩大、人口增多，政治经济地位并无明显的提升，反倒是治理幅员、经费的负担增加。

一般而言，预算的岁出、岁入，显示可以供建设地方、照顾人民的经费，预算多就代表地方有较多的资源运用与财政自主权。从2012年的台湾五都预算观之，台北市不论是岁入或岁出，皆拔得头筹，两者均超过新台币1600亿元；新北市也高居第二，两者均超过新台币1300亿元。

高雄市即使在1979年就升格为直辖市，2010年又合并高雄县成为全台湾面积最大、人口次多的直辖市，可是岁入与岁出不但不如台北市，连新北市也比不上，两者均有新台币200亿元的差距。

台南市不论是岁入或岁出皆是倒数第一，两者规模都未到新台币1000亿元，岁入或岁出皆几乎只有台北市的一半，显见南北差距已相当严重。

如果从财源角度来看，以2011年的五都财源决算为例，台北市的自筹财源、中央统筹分配款、自有财源均拔得头筹，领先其他四都。如果以台北市与台南市相比较，自筹财源是四倍、中央统筹分配款是二倍、自有财源是三倍，彼此已呈现明显差距。

再从财源占岁出百分比来看，台北市也比其他四都优异，自筹财源达到56%、自有财源更高达75%；相对而言，台南市的自筹财源只有31%、自有财源仅51%，远远落后台北市，南北财源的拮据或宽松立即可见。

换个角度，若从就业者的行业结构来看，2011年的台北市服务业比例最高，超过80%，台南市比例最低，仅有50%。相对而言，台南市的农林渔牧业比例最高，台北市则最低，台南市高达台北市的22倍；同样的，在工业比例方面，也是台南市最高、台北市最低，台南市是台北市的二倍有余。

虽然农林渔牧业仍是一个国家的生存根基，甚至廿一世纪已成为的战略物资标的，但不容讳言，在后工业时代的现在，服务业比例是当地繁荣标的之一，单位产值也比工业高。当台北市在服务业比例一枝独秀，台南相对却在农林渔牧业甚至是工业方面的比例高，显示南北就业结构不均的严重性。

从就业者的教育程度观之，2011年的台北市大专以上比例超过七成一，其他四都只有四成多，台南市只勉强超过四成。相对来说，台南市的国中及以下就业者比例却高过二成六，最低的台北市只有不到一成，台南市是台北市的四倍有余。

当然，就业者的教育程度高低不代表其对国家发展贡献的多少，但可能就是政府对当地教育投资多寡的结果，而且对于就业者本身的薪资待遇、未来前景而言，教育程度愈高代表其愈有可能获得愈佳的待遇与前景，南北失衡的现象在就业者教育程度的差别上即已显示。

类似的，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虽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地方的发展程度，但同样也能代表政府对当地的教育投资，以及当地的政治经济等发展潜力。从2011年的台湾五都教育程度来看，台北市一枝独秀，15岁以上人口中，研究所学历比例高达近10%，大学院校学历比例更超过30%。

相对而言，其他四都的研究所学历比例大约5%，只有台北市的一半；大学院校学历比例也只约20%，仅台北市的三分之二。这些都显示高等教育资源与人才过度集中于台北市，对于其他地区的发展并不利。

在公共建设上，某些项目也是呈现北部多、南部少的情况。例如2011年的每万辆小型车拥有路外及路边停车位数、每千人电话用户数、电灯用户平均每户售电量都是台北市最多、新北市居次，台南市最少的情形。

上述的这些条件差异，在所得支出等类别上就可高下立见。以2011年的台湾五都所得支出资料观之，台北市的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消费支出、储蓄额，以及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台北市皆遥遥领先其他四都；升格后的台南市则在这四项所得支出中，五都的排名上敬陪末座。

在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方面，台北市超过125万元，不但高于新北市、台中市的90余万元，以及高雄市80余万元，甚至比台南市的70余万元多出近六成。

所以，与此相关的平均每户可支配消费支出、储蓄额，也就出现台北市不但高于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而且台北市也都比台南市多出了六成。

至于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亦是如此，台北市超过38万元，其他四都只有20余万元，台南市依然倒数第一，台北市仍比台南市多出五成五，南北收支的差异、城乡的差距充分显露，也显示了南部人民相对于北部人民的被剥夺感。

由上述诸多统计资料观之，南北的资源分配严重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M型社会，不但在平均每户家庭收支的人与人比较中出现，而且还在统筹分配税款分配金额的县市比较中看到。

如果再加上北部首都对于资源的磁吸效应，包括现代产业群聚与就业机会吸引等，区域失衡更加深北部强势者的优越感、南部弱势者的疏离感，长此以往将造成南北分裂。

这样的南北对立趋势，在民进党诉求比国民党更关怀南部本土的情况下，选举的蓝绿得票中就可看到结果。以2010年台湾五都市长选举的政党得票为例，台北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55.65%与43.81%，新北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55.65%与43.81%，台中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51.12%与48.88%，台南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39.59%与60.41%，高雄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20.52%与52.80%。国民党的得票比例愈往北愈多，民进党的得票比例则愈往南愈多，南绿北蓝的局势明显。

到了2012年总统选举时，两党在台湾五都的得票比例亦是南绿北蓝。台北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57.87%与39.54%，新北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53.73%与43.46%，台中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52.16%与44.68%，台南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39.80%与57.72%，高雄市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得票率分别为44.19%与53.42%。局势仍是南绿北蓝，国民党得票比例愈往北愈多，民进党得票比例则愈往南愈多。

一般而言，国民党的政策较符合“北台湾”需求，因为国民党在过往的长期执政时，人才甄补多从北部的首都官僚提拔，资源自然多挹注北部首都圈，政策亦常以北部首都圈为考量重点，长期以来的重北轻南，造成“南绿北蓝”局势日渐形成。

民进党的政策则较能引起“南台湾”共鸣，虽然民进党最初多在都会区崛起，但是本土性的草根诉求较迎合南部群众，加上相对于北部蓝营的既有优势，自然多针对南部提供资源与诉求以寻求支持，再配合多宣传蓝营重北轻南的作法，“南绿北蓝”局势继续深化。

加上在全球化潮流下，“南台湾”产业偏重农林渔牧，即使是工业，其资源流动性与获利程度，亦不如“北台湾”的服务业发达，加上就业者的教育程度与高学历比例，较北部整体平均低，难以因应全球化并适当调整，结果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国民党长期重北轻南的作法。

连结到两岸关系的认同上时，除了在选举的政治动员时，国民党来自中国大陆的政党意象被民进党强化之外，“九二共识”等大陆政策、2008年至2013年签署19项协议等作为，虽展现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与中国大陆互动，但相当程度却更将认同国民党，等于认同与台湾对立半世纪的中国大陆。

所以当“南绿北蓝”的局势确立时，“南台湾”比“北台湾”不认同国民党，国民党又被民进党指摘为不爱本土，是外来的中国大陆同路人，“南台湾”进而形成氛围，不认同与中国大陆有密切交往的两岸关系，也不认同跟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定位。

若再掺入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影响、威权时期的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经验、两岸历经的军事与外交冲突等争议（Scott Simon，2010），“南台湾”对于两岸认同的感受更形疏离。

此外，两岸交流产生的结果，能否获得正面认知与利益，也是对中国大陆认同的重要因素。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为例，从事服务业比从事农林渔牧业能够感受到ECFA带来的利益，学历、所得程度愈高者愈能感受到ECFA带来的帮助（廖坤荣，2013：301-302）。

因此相对于“北台湾”，“南台湾”的农林渔牧业比例较高、学历与所得程度较低，较无法感受到两岸交流带来的好处，自然对于中国大陆的认同感较低。

但严格来讲，“南台湾”并非不认同中国大陆相关的一切，例如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是因其有汉人开台先驱的历史渊源，所以“本质性认同”仍存有深厚基础，与“北台湾”没有太大差异；可是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则因上述的“建构性认同”而出现较大差异。

五、结论

从欧盟的认同经验来看，成员国具有的共同“欧洲性”，让欧盟认同有建构的基础。欧盟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认同可以相互共存，联系关系包括俄罗斯套娃、交叉结构、大理石蛋糕等模式。

欧盟一直努力建构认同，其中的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福利国家、文化多样性等价值观，已成为欧盟的构成部分。欧盟认同不是先天给定、与天俱来的，而是成员国与其人民基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考量，所采取的适当行动，型塑欧盟的结构；相对的，结构也在影响利益和身份的考量，以及相适应的行动。

欧洲晴雨计的调查结果显示，经济情况对欧盟的认同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获利的成员国人民对欧盟有较高的认同比例，反之则比例偏低。但整体而言，欧盟28个成员国还是有多数认同欧盟，即使对于本国认同仍居于核心地位，但人民的认同也不是在欧盟与成员国之间二选一，而且对于欧盟的认同也有逐渐凌驾的趋势。

在相关条件方面，成员国是联邦体制，接受分权架构的民众较认同欧盟。欧盟透过财务等诱因与地方直接接触，让地方有跳过中央而认同欧盟的趋势。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以及白领阶级等民众也有较认同欧盟的倾向。至于农民则因为对土地的依恋，或是未获利而对欧盟认同较低。

论及两岸认同方面，“南台湾”与“北台湾”一样，和中国大陆存在较多的“中华民族”认同；但谈到“中国人”的认同时，“南台湾”显然低于“北台湾”。

所以在南台湾，认同“中华民族”也认同“中国人”的民众，这两种认同可谓是俄罗斯套娃的关系，也就是“中华民族”认同套住“中国人”认同；认同“中华民族”但不认同“中国人”的民众，因为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被中国大陆独享、台湾人与中国人已不同、生长在台湾就是台湾人等理由，台湾人认同取代中国人认同，结果是“中华民族”认同套住“台湾人”认同。

这样的认同模式，在两岸的制度、人权等价值观存在差异，以及国民党在南部居劣势又被型塑成中国大陆同路人的氛围下，“南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程度自然不高。

另外，产业模式、教育程度、所得高低也会影响认同，“南台湾”的农林渔牧产业比例较高，对于土地依恋高、两岸交流获利低，加上重北轻南造成的教育程度、所得收入较低，对两岸交流的获利认知也较低，所以对于两岸认同当然也就较低。

但“南台湾”民众也会在两岸结构下的互动生活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采取适当行动，表现出认同与否的倾向；相对而言，两岸结构也会影响民众的认同倾向，使其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产生，影响所采取的行动。

在欧盟的经验中，经济发展的好坏对于民众的认同与否有重要影响，同样的，如果两岸交流能产生增进“南台湾”获利的结构（丁仁方，2012），民众也会重新界定身份，提升对两岸的认同。

不过，两岸结构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欧盟的经验显示制度、人权等价值观结构对认同的提升是重点，所以两岸的结构必须与时俱进的调整。但客观来看，两岸的制度、人权等价值观目前存在重大歧异，因此应先建立相互体谅进而相互欣赏的途径。

两岸可以如同欧盟，建构一个超国家（Supra-national）共同体，在主权重迭、治权分立，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互为主体、共有主体的认知下，推动国际共同参与、军事止戈立信等各层面统合，营造两岸共同解决问题的生活经验（张亚中，2013），则“南台湾”在本质性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础上，对于“中国人”的建构性认同也能重新达成，正本清源的凝聚两岸认同共识。

黄清贤，成功大学政治系暨政经所副教授，成功大学两岸统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南部中心执行长。

来源：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