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存在的社会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尖锐，解决也比较困难。就其原因而言，与部分存在并滋长的三种异化现象有关：一是劳动异化；二是权力异化；三是政绩异化。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需要建设资本与劳动的良性互动为中心的机制，政府应当充当调停者，提高驾驭资本和市场的能力。权力异化使权力演变成特权，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反腐败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以防止“倡廉”蜕变为“唱廉”。政绩是一个历史概念，唯GDP论英雄存在一系列的弊端，要改进考核方法和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按照“五位一体”的宏观要求，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率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内容。

关键词：深化改革 劳动异化 权力异化 政绩异化

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加需要增强自觉的问题意识。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曾经指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指数式的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我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存在的社会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尖锐，解决也比较困难。就其原因而言，与部分存在并滋长的三种异化现象有关：一是劳动异化；二是权力异化；三是政绩异化。当然，并不是整体情况都是如此，但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存在，需要我们正视并通过改革加以克服。

一

先讲劳动异化。这是马克思针对资本社会提出的理论，其实质就是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最终消灭剥削。它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但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称，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9，超过0.4的警告线；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5%家庭的234倍。第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不是感到幸福，而是充满不幸。社会的物态繁荣建立在某些劳动者的痛苦之上，劳动者缺少必要的尊严和尊重，普通劳动者不再是光荣的称号，劳动缺少安全等底线保护。第三，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违背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被贬低为经济动物。物质享受主义充斥社会，全球1/4的奢侈品销往中国。少数人无节制地追求占有财富，更多人只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拼搏。第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形成社会上每个人同其他人的分离和格格不入，彼此作为异己者而存在，缺少必需的共识与共通。中国社科院2012年11 月初公布的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 分的信任底线。”

不争的事实是，目前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运转。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需要深入改革，建设资本与劳动的良性互动为中心的机制。为此，要重视对各种劳动异化现象的解决，这样，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西斯蒙第早就提出：“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1］ 这种情况被马克思称作“不过是实现对人的彻底的否定”［2］。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和科技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劳动异化。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竞争动力机制，以提高生产力。但是如何努力克服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弊端，建立和不断完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平衡机制，以便在动态平衡中不断解决按生产要素分配国民收效时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的情况，致力于建设如恩格斯所说“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也成为迫切的问题。［3］

在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政府应当充当调停劳动与资本矛盾的角色，以缓和矛盾。但是在部分当政者心中，信奉的是“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科技而不依靠人民、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众”的原则。这样的改革会出大问题，即有损社会的和谐，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需要的是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改革；是努力克服劳动异化的改革、总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改革。虽然只要资本的存在，劳动异化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资本一旦脱离了劳动，便什么财富都不能创造。“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4］因此，在尊重发挥各种生产要素作用的前提下，尤其要尊重劳动、爱护劳动，倡导创造性劳动，决不允许挟财富之威对劳动和劳动者进行各种各样的凌辱。全社会一定要确立并实现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造的风尚。这就要给劳动者以必需的尊严，因为“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5］。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的重点，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样才能在资本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比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政府需要加强驾驭资本和市场的能力，而不是让它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从来就是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它往往是无孔不入，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为此，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强调：市场不能过多地侵入社会生活领域。政府要解决“越位”的问题，同时要解决“缺位”问题。“越位”主要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资本和市场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缺位”是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督，减少“政策分裂”，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所谓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充分顾及到广大劳动者的诉求与需求，把对商人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把对资本负责与对劳动负责统一起来。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蕃篱，调整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固化的局面，使社会各种阶层都有机会流动起来，做到改革成果全体共同享受。这种情况不会自发的形成，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尤其要重视社会建设，努力改善民生。而企业也要重视“社会责任”的建设，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权利、质量诚信等内容，以改善那些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整个社会的福利。

至于与劳动异化相关联的消费异化问题，消费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消费作为需求，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问题是由于劳动异化，在当代西方国家里，“提倡享乐型的消费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6］这里需要将“需要”与“欲望”加以区别。马尔库塞称“欲望”是一种“虚假的需求”。弗罗姆说：“人的身体有许多需要，比如说饥饿，这些需要是受生理条件限制的，总有一个极限。然而心理上的欲望———每一种欲望都是心理上的———是无止境的，即使这种欲望通过身体而得到满足。因为这种欲望本来要克服的是内心的空虚和无聊、孤独和抑郁，而这些都不是通过满足欲望来消除的。”［7］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层次展开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但是现在许多报刊文章把这样的顺序搞乱了，例如，上海2011年城市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5%，有的文章就认为这意味着“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过渡”。这就颠倒了“享受”与“发展”的关系。无论从消费主张和道德取向来说，把“享受”定位于最高层次，都是不正确的。我国既要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以拉动经济发展；也要防止和克服“消费不当”问题。“成由勤俭败由奢”，过度的奢靡式消费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会严重影响社会和官场风气。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做到“生存消费保证、享受消费适度、发展消费引导”，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

再谈权力异化。权力是社会最宝贵的稀缺资源，可以掌握在执政党、国家政府机关的干部手里，也可以掌握在某些由特殊利益构成的群体的手里，例如我国房地产、金融证券集团和一些长期垄断社会公共资源（电力、水利、交通、电信、能源）的集团。这些权力本来是人民赋予的，理应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并且受到社会的监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权力发生异化，颠倒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权力演变成特权。垄断部门高管们拿着高薪，某些党政干部轻则是各种作风问题，重则是贪污腐化。权力异化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人民对这类现象很不满意。

按理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应当不允许有制度化的特权的存在。然而，从学理上分析，从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来考察，“公共权力”是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它在历史上日益同“人民大众相分离”，并造成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8］，一经产生就有与社会相分离的趋向。西耶斯说：“实际上，特权者认为把自己看作是另一类人还不够；他们竟然谦虚地而且几乎是真诚地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9］，理应享受各种特权。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0］ 目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正处于相持阶段。透明国际组织去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显示，在183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在第75位，虽然比上年略有上升，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际地位仍很不相称。腐败出现一些新特点：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三是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四是“前腐后继”严重。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不下大气力反腐败，就谈不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应当从反对特权抓起。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秉公办事，可以造福人民；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一个党和政府的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发生偏差，把权力当作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滑向腐败的深渊。权力异化的特点就是将手中的权力商品化、庸俗化。西方学者亨廷顿把权力异化形象地称“政治寻租”，就是将手中的权力蜕化为“商品”，谋取非法的、损害社会的利益。他认为，“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政府官员不只是扮演一个被动、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11］这是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的结果，“有权者”和“有钱者”，产生“权钱腐败联盟”，对合理的市场经济改革进行破坏和阻挠。李克强总理说：“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要敬畏权力，用好权力，懂得“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道理。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同任何腐败不相容的。在延安时期，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跨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傲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都多次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决反腐败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习近平近期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活动，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整风，努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

“反腐倡廉”，鲜明反映了执政党对腐败和廉政的两种对立态度：对于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坚决反对；对于为官清明、廉洁奉公，积极提倡。一个“反对”，一个“提倡”，善恶分明，有利于加强干部队伍的“自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用权观。然而多年来的事实说明，腐败之所以“前腐后继”，越演越烈，绝对不仅仅是社会道德和个人品质问题，政治体制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完善和改革，反对腐败在“倡导”的同时，更加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以防止“倡廉”异化为“唱廉”。这里的所谓“笼子”指的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是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要清醒认识，腐败是群众最痛恨的问题，是权力最大的祸害，也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最大危险。

对权力制约的“笼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制度制约，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孟德斯鸠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2］这就是有关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杜绝“权钱交易”的可能。反腐败要立法，切实做到以法治国，杜绝超出法律界限的任何权力，将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这不妨先从地方做起，从干部家庭财产公布做起。最近，珠海经济特区和汕头经济特区等地方先后出台反腐败的地方条例，分别在用人、防腐预警、财产申报和“裸官”等问题上作出规定，具体化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第二就是监督到位。哈耶克说：“所有的权力都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则绝对的腐败。”

［13］ 所谓绝对的权力，就是没有监督的权力。根据透明国际2008 年发布的全球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位于比较清廉之列的12个国家和仅有轻微腐败的40 个国家，几乎都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预算制度，向人民公开并由社会加以监督；与此同时，82 个存在比较严重腐败的国家和46个极端腐败的国家，其共同点就是没有这种监督。我国中央部门已经集体在“晒三公”，就是朝着既要认真公开，更要有效监督的方向努力。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参与到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资金使用的监督中，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浪费，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产生腐败设置防火墙。

总之，我们要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运用权力，反对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现象。

三

最后谈谈政绩异化。这涉及对官员履职成绩的评价问题。中国自古就倡导官员的敬位意识、义务至上、经世致用。《甘氏家训》说：“仕宦者义务也，非权力也。”“既有应尽之义务即当忠其事、勤其职、守其官。”《居官镜》曰：“居官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为主。”孟子说“民事不可缓”，《官箴偏要》认为：“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做官须替百姓办事，方为称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官德美德，中国共产党的用人标准是“任人唯贤”，要求做到德才兼备，将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当作衡量干部功过是非的标准。

政绩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工业革命时起，人们对政绩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发展的理解主要是经济增长，并且用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反映这种增长。上世纪30年代，美国人发明了GDP，用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生产水平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被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对于GDP的统计方式一直是不固定的，例如，美国自从1929 年以来，就有14 次对GDP 统计的调整，最近的一次是今年7 月31日，美国正式修改的统计办法，把企业、政府和非营业机构的研发类支出，电影、电视栏目、歌曲唱碟娱乐、图书、文学及其他文化艺术原创支出等“无形资产”都作为固定投资纳入政府统计，也就是将软实力计入GDP之中。其次，不能片面认为GDP 是衡量现代化的最佳指标，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诸如公平正义等复杂的社会问题，相反还有可能加剧。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要防止出现五种“不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即没有更多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的经济增长、没有文化的经济增长、没有“发言权”（缺少政治民主）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法国学者佩鲁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的外在指标以及这种发展对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所表现出来的可鄙的迷恋”，这是“社会中一切非人道东西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他的结论是：“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14］ GDP 对于政绩考核只能有限地运用，不能异化成唯一的尺度和标准；同时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有全面系统的观点。

唯GDP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就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来说，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相反还有可能加剧。经济增长强调的只是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回答的主要是“有多少”和“有多快”的问题，忽视“如何”获得经济增长、“为什么”实现经济增长等更加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有多好”的问题。政绩唯GDP是论意味着“只讲产出不讲成本”，而经济增长并不自发地等同于经济健康发展。第二，就经济与社会关系而言，社会进步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综合的发展结果，经济虽然是社会建构的基础，但绝对不是唯一。要全面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不能孤立地单维度地看待经济。托达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发展从其实质上讲，必须代表全部范围的变化。”［15］ 第三，就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来说，传统的增长观“以物为中心”，只要能够增加GDP的总量，可以不问任何环境代价和资源浪费，导致环境污染的日益恶化。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说，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环境问题虽然“在一些历史著作中曾经出现过”，但“更多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不是作为自主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来发挥的”。［16］

当把GDP 作为考查政绩的唯一（或者最重要）标准时，政绩就会发生“异化”现象的滋生。其一是颠倒德与才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论才则必以德为本。”［17］“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才虽然重要，但有德行的人用它才能为人民、为国家建功立业；缺德行的人用它则会行恶作乱。这就是“德者才之帅也”的道理。唯GDP往往是一叶障目，不择手段地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现实生活中，有为老百姓利益而为的政绩，也有为个人升迁或树碑的“政绩”；有办实事、务实效的政绩，也有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有努力通过勤政廉政取得的政绩，也有以“干部倒下”为代价的所谓“政绩”。其二是不愿付出相当的精力，去做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困难和矛盾。如果干部患上“政绩饥渴症”，必然只顾眼前的GDP多少，浮躁浮夸浮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追逐那些显山露水的“面子工程”，甚至背后藏着“猫腻”的“豆腐渣工程”，很难做到实事求是。这就是以官场地位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导致执政理念上的本末倒置。其三是造成生态危机。据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表明，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占到当年GDP的3%~5%，有的地方更是达到7%以上。目前我国75%的慢性病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污染有关，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数次雾霾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如何杜绝“带毒”、“带病”、甚至“带血”的GDP问题。海德格尔指出：“我们所注重的只是一种强制性、榨取性的意义。我们强迫自然提供知识和能量，却没有耐心倾听自然以及生活、隐蔽于其中的东西的声音，没有为它们提供一个栖身场所。我们命令、剥削、肢解自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对象、‘客体’会反对我们，它们会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过来惩罚我们。我们背弃了自然，我们也就失去了家园。”［18］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需要通过系统改革释放的红利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其从追求速度增长到追求理智聪明、可持续的增长。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极需改变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改变唯GDP 是论的考核方式。GDP异化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片面理解。发展的最核心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改善民生、保护生态，是现实生活中的民意评价，是历史的长远检验，这些都比GDP更加重要。克服这种异化现象，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和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要按照“五位一体”的宏观要求，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率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这意味着简单以GDP论英雄的时代应该终结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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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圣祖御制文集（一集） 卷二六.

［18］ 郭小平.科学的危机与人的困惑.读书，199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