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以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获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后经林彪提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抓军队建设的主要执行人。然而，自1965年起，林彪开始排挤、打击罗瑞卿，使罗瑞卿成为“‘文化大革命’揪出的第一个大敌人”(引自罗瑞卿与《人民日报》原军事记者连云山的谈话)。从此，罗瑞卿成为开国大将中遭受迫害最为惨重的人之一，开始了他在十年浩劫中漫长而痛苦的牢狱生活。
林彪把罗瑞卿往死里整，罗瑞卿不堪其辱跳楼自杀。汪东兴代表中央看望，检查罗瑞卿自杀前留下了什么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汹涌袭来的时候，正躺在北京医院里的罗瑞卿看到报纸上暗示他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时，他觉得像是晴天霹雳一样。他后来对秘书说：我革命30多年了，现在给我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我怎么也想不通的。他更想不通的就是林彪为什么要搞自己！
从1965年上半年开始，林彪暗地指使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编造了11份长达51页3万余字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随后派叶群拿着他的亲笔信赴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据此，毛泽东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2月8日，林彪向罗瑞卿突然发难。他授意叶群在会上3次发言，喋喋不休地攻击罗瑞卿组织全军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并以已经故世的空军司令刘亚楼的所谓“遗言”为幌子捏造了子虚乌有的4条，诬陷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这次会议一直采取背靠背的形式进行，罗瑞卿无法对林彪的指责进行辩解。
上海会议后，林彪继续炮制罗瑞卿的材料，并于3个月后，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会上，林彪为从政治上致罗瑞卿于死地，罗织了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罪名。为此，罗瑞卿不得不做检讨。第一次没通过，要做第二次，罗瑞卿受不了此奇耻大辱，于1966年3月18日，从办公室3楼平台纵身跳下。没想到大难不死。经过北京医院检查，罗瑞卿的肋骨断了两根，因180多斤的重量都压在两条腿上，两个脚跟骨粉碎性骨折。在救护车里，罗瑞卿一直昏迷不醒。
听说罗瑞卿自杀，彭真和汪东兴都来了。汪东兴对罗瑞卿的秘书傅国祯说：“你是老秘书了，你要注意，防止郝治平自杀！”到了北京医院，汪东兴又对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这几条对罗瑞卿也适用，等他醒来后麻烦你转告给他。”罗瑞卿醒来后，郝治平把汪东兴的话告诉他，但罗瑞卿面部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说，他的抽屉里放着给郝治平的东西。下午3点多，看见罗瑞卿的情况平稳了一些，郝治平就赶回家，她想看看罗瑞卿给她的是什么东西。等郝治平到家，汪东兴已经在这里等她了。汪东兴对她说：“你去吃饭，我先上去看看。”郝治平想起罗瑞卿留给的东西，就说：“我跟你一起上楼。”汪东兴起初不同意，但是在郝治平的坚持下，一起往上走。但是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拉住郝治平，说什么也不让她进了。郝治平没有办法，只好站在门口。汪东兴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话，就坐上汽车走了。
郝治平急着找罗瑞卿留下的东西，可是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去问秘书，秘书说上交了。郝治平一听急了，说什么也要看一看。最后秘书们商量了好久，还是拿给郝治平看了。上面写着：“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郝治平没看完，眼泪就流下来了。
三月会议并没有因为没有批判对象自杀而停开，而是重新由面对面开成了背对背。从3月22日起，会议增加了包括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中共各中央局负责人53人。一直开到4月8日结束，并于4月底向中共中央写了《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的罪名却没有因此而减轻，反而更加升了级，变成了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成了叛党。到了5月，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瑞卿还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这一时期虽然遭到批判，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安宁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骚扰。1966年12月17或18日，已经住了9个月医院的罗瑞卿提出要回家。当时他右脚跟已经愈合了，但左脚的伤口怎么也不好。周恩来同意了罗瑞卿的请求。
没想到，还没出院，厄运就来了。12月20日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了罗瑞卿的病房，罗瑞卿从梦中惊醒。红卫兵们不容罗瑞卿说话，用病床上的床单胡乱一包，抬起还穿着病号服的罗瑞卿，连拖带拉塞上汽车，由北京医院拉到郊外一个部队(罗道庄警卫2师)的驻地，随即将罗关进有卫兵看守的一间房子里。
一个人呆在房子里的罗瑞卿，又开始想林彪为什么会整自己，但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推测道：“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后来，晚年在回答一位领导问起林彪打倒自己的原因时，他又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林彪要我入伙，我不入；第二条是要我相信林彪，超过相信毛主席，我不干。”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从1966年严冬的那个夜晚起，罗瑞卿开始了长达7年的狱中生活。
他被一个筐抬着上批斗场，血水从筐里渗出来，流了一地；毛主席批准的手术，被林彪推迟了一年半；罗瑞卿说：“一切人世间的侮辱都受过了，受够了。”
批斗是大多数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的必修课，美其名曰“打态度”，即打掉被批判者的“嚣张”态度，使他们能够“配合”专案组的审讯工作。
对罗瑞卿的第一次批斗是在他被抓起来之后的第四天。12月24日，有关方面通知罗瑞卿要开会，要他穿上从家里带来的棉衣，说要穿厚一点才行。一个卫生员拿来两卷绷带，把罗瑞卿伤口未愈的左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吃过早饭，押着罗瑞卿坐上车来到了工人体育馆。那天的批斗大会主要是批判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的。陪斗的有郝治平、王尚荣、陈鹤前、史进前等人。
1967年3月4日和5日，又一个更大规模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会在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这次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肖向荣、梁必业、郝治平等。几十个人，站成一排，每一个人都挂着一块沉重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着黑叉的名字，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一人扣着被批斗者的一只胳膊，再一齐揪住脖领，这是“喷气式”。会议即将开始时，在19号看台上，进来一个“红卫兵小将”打扮的女人，虽然她戴了一个大口罩，但仍无法掩盖她的实际年龄，这个人就是林彪的老婆叶群。会场上又打又骂，还有拳打脚踢。罗瑞卿左腿的伤口浸透着鲜血，他被残酷地用一个筐抬到了会场上，走过处留下斑斑血迹。
开会中间，有人跑上来照相，郝治平不愿意让他们照，便低着头。那些人抓着她的头发往后拉。这时，她的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抬起头来，让他们照！”这是罗瑞卿的声音，虽然低沉但却有力。她深情地看了看罗瑞卿，他那坚定无畏的目光给了她莫大的鼓舞。她想：“我又没错，照就照！”便昂然挺起了头。
以后，不断的批斗主要是军队系统。有时是三天两天一斗，有时候是四天五天一斗，也有一连斗好几天的，一直斗到1967年3月底。
除了批斗给罗瑞卿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外，他这一阶段还面临着伤痛带来的肉体上的巨大痛苦。1967年初，罗瑞卿的伤口严重恶化，不仅原有的伤口未愈，而且在它附近又长出几个脓包，很快成为新的伤口，已经封口的老伤口又重新溃破流脓。3月14日，林彪和他控制的专案组不得不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医院的人说：“要么带着伤口过下去，经常换药；要么把脚跟骨拿掉，那就可以封闭伤口。”罗瑞卿只得同意拿掉脚跟骨。
然而就在他住院的5个月中(4月至9月)，仍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院外，共有31次被拉出去在大会批斗。其中一次，他手术不满一周，线还未拆，就被拉出去批斗。因此，罗瑞卿的腿伤未能好转。
9月16日，专案组命令罗瑞卿出院。罗瑞卿出院后，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上下汽车是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侧卧。他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没有。以后医生要他买点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罗瑞卿买了60粒，吃了10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起来了，他被送到附件的部队医院拍了几张X片，当时医院什么也没有说。11月20日，专案组不得不同意罗瑞卿再次住进301医院。这回确诊是严重骨折，才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治疗。1968年2月11日，在左股骨颈骨折和左跟骨髓炎未愈的情况下，罗瑞卿再一次被迫出院，继续受到专案组的日夜审讯。
1968年6月1日，疼痛难忍的罗瑞卿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左跟骨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又跌断了左股骨颈，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7月14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罗瑞卿第三次住院治疗，301医院做出手术方案，并向中央写了报告。8月3日晚，吴法宪将这一报告带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会议同意给罗瑞卿做手术。但是，8月4日上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一○一(指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他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现在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来，何时进行手术再定。”吴法宪对叶群说：“这件事已经中央文革碰头会定了。”叶群说：“我负责把一○一的意见告诉江青、陈伯达、黄永胜，你负责告诉专案组。”
于是，按照林彪的授意，专案组在8月7日的报告中写道：“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何时进行手术，将另行报告请示。”这份由叶群授意的报告，叶群批道：“拟同意，请江青、永胜、法宪同志批示。”就这样，罗瑞卿的手术一直拖到1969年1月25日的深夜。这次手术截去了罗瑞卿左小腿三分之一的部分。3月2日再做手术，又摘除了罗瑞卿跌断但并未坏死的左股骨头。
此后，罗瑞卿在文革中就很少住院了。林彪自我爆炸后的1973年，罗瑞卿因为心脏病再次进过301医院，那时他的条件已经慢慢变好了，也没有了批斗。
后来，在自传中回首这段岁月时，罗瑞卿说：“从1966年12月20日深夜到现在，这3年来我的经历就是：受审、坐班房、写材料。在这些方面我当然是很痛苦的，有许多冤屈！一切人世间的侮辱都受过了，受够了。”
审查罗瑞卿，三改专案组。江青出了个“主意”，罗瑞卿写出了20万字的自传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解散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罗瑞卿已经被批臭，杨尚昆也已经在罗瑞卿之前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5月24日，彭、罗、陆、杨被撤销一切职务，定为“反党集团”，成立专案委员会进行审查。
196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1966年5月25日的决定，成立了罗瑞卿专案小组(起初称“507”组)，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负责人是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一开始，专案小组主要是对罗瑞卿的“罪行”进行整理、调查，是否面对面进行审讯尚未确定。1967年10月，专案组进行第一次改组，因为军队系统审查对象归口中央专案审查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加上此时肖华已被揪斗，专案组改由总参谋长杨成武领导。“杨(即总参谋长杨成武)、余(即空军政委余立金)、傅(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事件”后，专案组于1968年5月进行第二次改组，专案组改由“二办”副主任吴法宪负责(主任黄永胜)。
罗瑞卿专案组下设3个组：即一分组(罗瑞卿专案组)，二分组(汪金祥专案组)，三分组(保卫江青组)。在组织调整时，吴法宪说：“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总后台是罗瑞卿。这3个案子实际上是1个案子，3个组合起来。”于是这3个组合在一起，统称为罗瑞卿专案组。汪金祥曾经任过公安部副部长，将他的专案放在罗瑞卿专案组尚可说通，但吴法宪为什么要将保卫江青组也放在罗瑞卿专案组呢？
原来，1958年上海曾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公安部奉命查一查是何人所写，写信人的目的是什么。于是这个案件即由上海公安局副局长黄赤波负责，案件取名“十八号案件”。到文革中，这又被说成是案套案，是借查匿名信之名而“阴谋陷害江青”。由于经办这些案件都是公安系统的人，罗瑞卿任过公安部长，是“后台”，于是“保卫江青”组也被放到了罗瑞卿专案组。
改组后的专案组秉承林彪夫妇和江青的意思，加紧对罗瑞卿的审讯，目的在于把罗瑞卿打成特务。为此，他们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一、查罗瑞卿的特务问题。专案组查阅罗瑞卿的历史，企图运用无限联系的方法，把罗瑞卿打成特务。罗1929年在上海，专案组即想查他这一段是否参加了中统和军统。一了解，中统和军统均成立于1938年，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及其核心励志社均成立于1930年以后，其时罗瑞卿已去苏区，因此同罗均联系不上。吴法宪不肯善罢甘休，又将罗瑞卿几次到国统区(包括1938年到武汉，1946年到北平、重庆)的时间定好，然后查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一切反动组织，从中统、军统到青帮、红帮，一个一个往罗瑞卿身上套，看看有没有合身的，其结果自然是白费心机。
二、通过查利用敌人电台，妄图把罗瑞卿打成通敌分子。利用敌特电台使其为自己服务，这是对敌隐蔽斗争常用的方法。公安部门使用利用电台是经过中共中央常委的批准。但中央文革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陈伯达竟然装糊涂地说：“什么利用电台，我怎么不知道？”吴法宪等发现1962年罗瑞卿建议公安部门利用敌台给国民党保密局长叶翔之打电报，落款是“知名不具”，便说这是给叶的暗语。由于利用敌台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查来查去也就不了了之。专案组还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罗瑞卿曾经批准释放一名认罪的特务，运用他对付敌人。
叶群知道后，如获至宝。8月中旬，她对吴法宪说：“一○一说，这一下抓住罗瑞卿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罪状了。专案组要狠狠抓住这个罪状对罗瑞卿进行审讯和斗争。要注意罗瑞卿十分狡猾，几年来一直不认错，没有交代出什么材料。过去专案组斗争和审问不力，现在抓住罗瑞卿放纵×××的材料，要穷追狠审，搞些材料来。”8月20日黄永胜、吴法宪给叶群写信说：“罗瑞卿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恶至极。他对旧北京市公安局放纵特务×××问题，承认事实，但是把责任推之于客观和别人，而且对刘仁、彭真、刘少奇等大反革命分子也不揭发，还在包庇，为其打掩护。但不管罗瑞卿如何狡猾，但总算承认了一点事实。”但是，利用已认罪的特务为我们服务，这是公安、安全部门常用的手法，不管黄永胜、吴法宪给罗瑞卿扣多大的帽子，采用什么逼供信的手段，这件事仍然查不出什么名堂。
三、查罗瑞卿的假党员问题。专案组在中央组织部借来的罗瑞卿档案中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3个入党介绍人，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1967年11月中旬一个上午，罗瑞卿又主动向专案组说：“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这样一来，吴法宪等人以为找到了罗瑞卿案件的突破口，勒令专案组死查他的假党员问题。后来经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证实：罗瑞卿在1928年10月由原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在上海与中央军委欧阳钦(当时负责联络工作)联系上，后由军委安排，几经周折于1929年初进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参加红军。
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只是件“入党没有组织手续”的“憾事”。原来，倾向进步、一直急于入党的罗瑞卿和同学任伯芒到达上海后，罗瑞卿向已经是党员的任伯芒提出了帮助他解决组织关系的问题。任伯芒给他出主意说：要罗瑞卿充作在军校入党的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系，写个报告给中央，要求恢复关系，信头写“中兄”，并写明他是证明人，这样比较简单快捷，否则组织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当时罗瑞卿虽然感觉到这样做有些不合适，但由于入党心切，就照他说的办了。报告由任伯芒转上去了。不久，中央军委就派欧阳钦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同罗瑞卿接了头，简单地询问后即告诉他组织关系已经恢复。就这样，这个问题也不了了之。至今，罗瑞卿的入党即以“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见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为准。不过尽管如此，没有入党手续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罗瑞卿。
这一时期，专案组“认真”贯彻江青提出的方法，即让“犯人”写自传，写好就上交，接着再让写。然后把几遍写的自传拿来对照，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作为突破口。罗瑞卿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思考、总结自己的一生。1970年8月25日，也就是一年以后，罗瑞卿在狱中完成了他的356页20余万字的自传。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但不论情况怎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做一个党外的，甚至是排除在人民群众以外的拥护者，做一个思想上的拥护者。”
罗瑞卿对待审讯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有啥说啥，而对那些专门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提问，他都据理驳斥，常使审讯者哑口无言，下不来台，常被说成“态度不好”。审讯人员中也有颇具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吴法宪这一伙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结果便被说成“右倾”，撵出了专案组。对罗瑞卿的审讯闹腾到1968年底，一无所获。
在与林彪集团的最后斗争中，他因与20来岁的看守吵架而懊恼；为自己判断的证实而兴奋；为揭批林彪而推迟与分隔7年的家人见面
1969年6月6日，罗瑞卿被转移到空军司令部以南什坊院东屋内“监护”。这一时期，罗瑞卿的主要是写自传，但是，与看守的斗争也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看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左”的思想的蒙蔽，感情被扭曲，把这些被关押的老同志当“黑帮”，常同这些老同志发生了冲突。那时，“犯人”在室内打蚊子要“报告”，上厕所也要喊“报告”，经哨兵允许方可去打，方可去上。罗瑞卿行动不便，室内有一个小卫生间，但他上厕所也要打“报告”，有些看守听了“报告”故意刁难，不予应允，罗瑞卿说了“憋不住了”以后，看守仍然让“等一等”。在不能忍受的情况下，罗瑞卿不得不提出抗议。“犯人”被允许自费订阅一份《人民日报》。有一个看守收到罗瑞卿的报纸后，自己先看，看完才给罗看。有时故意慢慢地看，就是不把报纸给罗。有一次，看守看完了报仍不交给罗，罗瑞卿就向他要，看守死活不给，还奚落他是“反革命分子”。罗瑞卿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我抗议，我要告诉你们的上级。”看守像没听到一样，直到下岗时，才将报纸交给罗瑞卿。第二天看守来时，两人又为报纸的事吵了起来。干部听到争吵后过来问清情况，向罗瑞卿表示道歉后，这才平静下来。类似的争吵次数很多。有时争吵完了，罗瑞卿又感到后悔地自言自语：“唉，我和一个孩子有什么可吵？”
1971年，已经在狱中度过5个年头的罗瑞卿开始为自己制定新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革命四十几年，读书未有今日之好读。”他阅读毛泽东亲自圈定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30本马列著作。
“九一三事件”后，每天都会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罗瑞卿发现外面的世界开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那一段时间里，舆论保持沉默，但罗瑞卿敏锐地发现林彪的名字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监狱的条件也在悄悄地改善。1972年1月5日，罗瑞卿被转移到木樨地附近的政法干校继续“监护”。此时，生活条件已有改善。不久，专案组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通报，并要他揭批林彪集团。
罗瑞卿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后，连续几个夜晚他兴奋得不能入睡，同林彪几十年的交往一幕幕浮过眼前。他认真回忆并开始奋笔疾书清算林彪的罪行。时隔不久，监狱通知他可以和家人见面了。7年来未睹亲人的罗瑞卿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断然决定推迟探望时间，待写完揭发林彪的材料后再和亲人见面。1972年6月15日，他先写完了揭发林彪反革命罪行的材料，接着在8月1日建军节前夕，又写完了揭发林彪历史上罪行的约13万字的材料。然后，他才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和亲人团聚。
子女们不解地问罗瑞卿：“你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为什么还要这样？”他回答说：“我怎么能够不这样呢？我不把我掌握的全部情况写出来，怎么会安心呢？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林彪的自我爆炸，我也没有指望会活着见到你们。可是现在这些实现了，我还指望什么呢？我今年66岁了，身体搞成这样，今天见到你们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也不知能不能见到你们的母亲。趁我脑子还清醒，我要给你们留下几句话，算做我的遗言吧。你们要转告组织，转告你们的妈妈，我对组织上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能在我的生前搞清我的问题当然更好。中央现在一定很忙。林彪等一伙给党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在一天两天中恢复过来的，但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如果等不到那一天，我死后，你们不要惊动任何人。摇一条小船，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去，恩格斯当年就是这做的，这是我最后的要求……”
这以后，罗瑞卿的处境转好，刚开始专案组守在屋里监视他与子女们会面，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孩子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恼了专案组，取消了和父亲见面的宝贵机会。每次会见完，专案组都坚持让罗瑞卿先走，一直等到罗瑞卿的汽车离开很远才准许孩子们离开。
罗瑞卿的解禁得益于毛泽东对“九一三事件”的反思。林彪的叛逃，给暮年的毛泽东打击很大，他决定撤销林彪时期设立的军委办事组、纠正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事件、平反邓小平等人的冤假错案、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3年11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对罗瑞卿的监禁完全解除。
福州治脚期间，他一不小心成了“以诗言志”的诗人；作为军委顾问，他是真“顾”真“问”；面对“四人帮”的最后挣扎，他说“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
1974年底，经曾在福建请老中医林如高治过腿的张爱萍的介绍和邓小平的批准，罗瑞卿去福州治疗腿疾。在这里，罗瑞卿一不小心成了诗人。
虽然他已获得自由，但“四人帮”的横行肆虐使他思想上深感压抑。为此，他曾写信给总参谋部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文一，诉述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党的前途的坚定信念。而李文一则把这些书信带给老战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老院长魏传统看。魏深为罗瑞卿的刚正、忠诚所感动，但又为他的身体而担心，怕长此下去会影响治疗。于是，他写了一首五言诗通过李文一转给罗瑞卿：“疗疾先疗心，乐天看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意在劝他多到外面走走以排遣抑郁之情。但魏传统却没有想到，他的这首诗竟引发了罗瑞卿的两首诗。这已是1975年4月。一天，李文一清晨就扣开了魏宅的大门，他给魏传统送来了罗瑞卿的亲笔复信，信中写道：“我得到附在你信中寄来的老魏的诗，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令人高兴。”他告诉魏传统他已到鼓山游过，并在信的后面附了答魏传统的两首五言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愿君知我心，何畏遮云天；太阳终归山，一样照人行。”此诗可以看出解除监禁后的罗瑞卿的喜悦心情。
1975年夏天的一天，皮定钧夫人张峰看到自家院内四季豆长得很茂盛，便将罗瑞卿夫妇请到家里吃用四季豆做的打卤面，席间大家都非常高兴。饭后郝治平才告诉皮定钧夫妇：“今天是5月31日，是他69岁的生日。”张峰拍着手说：“啊呀，这么巧！应该早点告诉我们，买个蛋糕庆贺庆贺。”罗瑞卿高兴地说：“今天这打卤面就很好嘛，中国人过生日就讲究吃个面条。”回到住所，罗瑞卿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诗中，在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时，他也严格解剖自己，意识到过去在工作中的弱点。
他曾对不少战友和部下说：“我这个人过去锋芒太露，批评人也不讲究方式，很多人对我有意见，教训是深刻的。”经过文革的磨难，罗瑞卿更加成熟了，如果把他比作宝剑，它已经淬了火，不仅有刚强、锋利的一面，而且有了绕指的柔韧。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全国的形势好转，远在福州养病的罗瑞卿心情也逐渐舒畅起来。茶余饭后，他和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省委书记廖志高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兴元等在庭院的林荫道中散步，谈论党和国家的希望和前途。8月，也就是八一招待会后，罗瑞卿和谭政、陈再道、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公开露面是在这一年的八一招待会上。此前，军委派专机把罗瑞卿从福州接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之后，他返回福州，开始调查研究工作。
任命军委顾问，这在我军中是第一次，有的人不知道顾问该如何开展工作，罗瑞卿说：“我们可以搞一点调查研究，比如我就准备研究一下台湾问题。”此时，罗瑞卿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近10年了，对外面的情况确实比较生疏了。为了能尽快工作，他需要补补功课。为此，他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希望冯将这10年来的文件送给翻一翻。于是，他的办公桌又堆起了成摞的文件资料。期间，他行使了一次顾问的权力。有一次在和人的聊天的时候，他偶然听说一个叫大小登的英雄岛被诬蔑为“反动堡垒”、“修正主义堡垒”受到批判，曾经受到自己接见过的在该岛担任指导员的洪秀纯也被打倒了。听到这个消息，罗瑞卿立即向军委建议，派人到该岛了解情况，以重新树立这面对敌斗争的旗帜。由总参和总政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很快来到该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证明这面当年的旗帜并没有倒。罗瑞卿听罢工作组的汇报，立即找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马兴元谈话，他说：“大小登是个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中的民兵也好，民兵干部也好，表现得都很英勇，非常坚定，敌人采取各种办法想把他们拉下水都没有能够得逞。把它说成是一个黑样板，错了！红旗还是红旗！希望你们给以支持。”当时，“四人帮”及其在该省的爪牙还十分猖獗，工作压力很大，但在罗瑞卿的支持下，省委、省军区派人深入到该岛帮助工作，排除阻力，终于使这面红旗重新飘扬起来。
但是，不久以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得严酷起来，“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日益猖獗。1975年11月下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达后，罗瑞卿把军区和省委的几位领导约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福建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中央的指示、小平同志的指示贯彻得很坚决，工作开展得很好，很顺利。但是‘人家’不甘心啊，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皮定均说：“你就在这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罗瑞卿不服气地说：“打起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一样打冲锋。”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罗瑞卿立即返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此时，局势已急转直下。2月，廖志高从北京返回福州，刚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揪斗。罗瑞卿所住的省委宿舍汤井巷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造反派出入如入无人之境。罗瑞卿对马兴元说：“要坚持下去，要沉得住气，不要动摇，他们(指‘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冲进来一伙人抢占了省委宿舍，马兴元也被抓走了，并抄了他的家，马兴元的夫人陷入无家可归的绝境。这种混乱情况对罗瑞卿的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福州军区立即派副司令员龙飞虎去接处于险境的罗瑞卿。但罗瑞卿不肯马上离开，他指示工作人员一定要找到马兴元的夫人，直到工作人员把她找来，才一起乘车离开汤井巷省委宿舍。
7月6日，朱德逝世。罗瑞卿决定第二天返回北京。就在他准备走的这一天的中午，皮定均在一次意外的飞行事故中遇难。那天，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流着泪让警卫员推着他在走廊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不住地说：“他死得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一把手，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罗瑞卿决定推迟一天回北京，他和郝治平给皮定均的夫人张峰写了一封唁函，说：“今天一早我们刚为朱老总离去而痛哭，中午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又痛哭了一场。”参加完朱老总的追悼会后，罗瑞卿在北京小住了几天，8月又回到了福州。
9月9日，毛泽东去世，罗瑞卿不顾一切赶回了北京，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他坚持不让儿子搀着他，靠双拐把刚刚能站立的双腿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从“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后，已经10余年过去了，那一次相见竟成永诀。出狱那天，监禁近7年刚恢复自由的罗瑞卿，提出到天安门广场去一下。司机把车拐到长安街上，罗瑞卿叫司机把车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通过天安门时，罗瑞卿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这不是演戏，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举动。罗瑞卿在解除监护后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不知道毛泽东是否看过，也从此没有人再提到过。但毛泽东批准罗瑞卿解除监护的一个月后，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曾经作过自我批评。他说：“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自我批评。”
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追悼大会，开始并没有通知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参加，别的几个顾问也没有接到通知。罗瑞卿坚持要求，一定要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最后，同意是同意了，但给罗瑞卿、谭政和陈再道3个军委顾问只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3个人怎么去？”谭政比较好说话，就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终于给他们再增派了一辆车。那天到天安门，是儿子罗宇陪着罗瑞卿去的。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她看见罗瑞卿站在烈日下暴晒，便劝他找个阴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让我参加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毛泽东的追悼会一开始，罗瑞卿便站起来，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用一条腿一直肃立了一个多小时。
他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又一次住进了301医院。
不久，“四人帮”被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罗瑞卿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春天：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二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此时，他已经72岁了，但他表示“要当成27岁来干工作”。然而，遗憾的是，不久去西德治疗腿疾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时为1978年8月3日。
对于罗瑞卿在文革中的表现，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诚哉斯言！
来源: 《文史精华》200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