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同一天，杨尚昆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一个月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的罗瑞卿遭到整肃。此后，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

对于罗瑞卿遭整肃一案，中共官方目前的说法是：林彪指使别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让叶群去向毛泽东诬告罗，而"这一诬告使毛泽东相信了，并加以支持和批准"〔1〕。于是造成了冤案。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则有更进一步的说法："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里正在涌动着一个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它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的一个砝码"〔2〕。

本文要指出的是：

（1）"毛泽东因为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与林彪结盟，所以要整倒罗瑞卿"，事实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罗瑞卿并不仅仅是象罗点点所说那样是林彪的"绊脚石"，而且是已经直接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不整倒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将无法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展开。这才是罗瑞卿遭整肃的第一关键的因素。

具体的证据就是：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代理人，曾要求罗瑞卿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被罗瑞卿拒绝。

本文认为：这件事成为毛决定整罗的触发因素，即所谓"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

（2）"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因此诬陷罗瑞卿，而毛泽东相信了林彪"，事实上这只是造成罗瑞卿被整肃的诸多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一些人，诸如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聂荣臻等也与罗有很深的矛盾，这些人也同样向毛泽东、林彪告罗的状，这些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因为这些人属于"老一辈革命家"，所以他们在罗瑞卿冤案中应该承担的份额被中共官方大大地减低，以致抹去了。而林彪应该承担的份额则被不成比例地加以夸大。

本文认为：林彪以及其他一些人，诸如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聂荣臻等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应该客观地加以描述。

一、整肃罗瑞卿的决定性因素和触发因素

首先，整肃罗瑞卿的决定性因素是毛泽东而不是林彪。不论是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谗言，还是毛泽东要与林彪结盟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牺牲罗瑞卿，仅仅靠林彪是无法整肃罗瑞卿的，必须要毛泽东的明确同意。关于这一点，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都不否认。

但是，整肃罗瑞卿的触发因素却为各方所忽略，那就是罗瑞卿本人在当时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如果不整倒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将无法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展开。

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极为重要的一步棋。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为此发出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这份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为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份纪要表明了毛泽东利用军队的力量来冲击文化领域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这份纪要为毛泽东的文革代理人江青介入文化大革命、介入军队，提供了机会，让江青在中国的政坛上以引人注目的身份亮相。这也是毛泽东将林彪拉上文革的战车、给世人造成林彪、江青结盟的一个印象：即使林彪并不十分情愿，但是林彪还是接受了江青介入文化大革命、介入军队的事实，并且为其张目。为江青以后成为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顾问打下了基础。江青要请解放军、请林彪这座"尊神"的目的是达到了〔3〕。

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毛泽东最初是通过江青找到罗瑞卿，要求召开。由于罗瑞卿置之不理，未能如愿。直到罗瑞卿倒台以后，这个会议召开才得以实现。

对此事实，很早就有人提到。1978年，罗瑞卿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写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多次给罗瑞卿同志打电话，纠缠不休，说她要召集一个文艺座谈会，请罗瑞卿同志参加。罗瑞卿同志十分反感，置之不理，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当时，江青还要求给她发军装，罗瑞卿同志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一套，她没有军籍，领章帽徽不给她发"〔4〕。

后来参加过部队文艺座谈会的刘志坚也提到："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找林彪"〔5〕。

《罗瑞卿传》的作者黄瑶在1991年写道："江青曾找罗瑞卿，借口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要求在部队召开座谈会，以发动整文艺界。罗婉言拒绝。江青怀恨在心。翌年4月，她终于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炮制了整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6〕。（但是不知为何，在1996年出版的《罗瑞卿传》〔7〕，此事却被作者略去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罗瑞卿不明白江青是代表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的呢，还是罗瑞卿明知道是毛泽东的意思，仍然要加以抵制。但是，在毛泽东和江青看来，罗瑞卿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对曾多次文艺界表示过不满，而罗瑞卿却针对毛的这些不满提出不同的意见来辩解。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8〕。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9〕

罗瑞卿不可能听不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不可能看不到毛泽东的批示，但是他却在1963年12月21日的军委办公会议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讲："这些年，我们文化艺术工作的方向更加正确了"〔10〕。

接着，罗瑞卿又在1964年1月4日和7日两次在驻京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为一些遭到错误批判的文艺作品辩护"〔11〕。

1964年5月12日，罗瑞卿又在在全军三届文艺会演大会上讲："军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总的说来是对的，实践也是对的，或基本对的。部队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出艺术"〔12〕。

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高度重视文艺界的动向，正在寻找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罗的这些言论都是公开讲话，尤其是在毛泽东有言在先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引起毛泽东和江青的注视。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写了语言更为尖锐的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3〕。

而罗瑞卿的基本看法却是："部队文艺界还是好的，政治方向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主要是提高艺术性，在部队内没有必要整文艺界"〔14〕。"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军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15〕。

文艺界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自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不断发出对文艺界的责难，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收效甚微。对比毛泽东和罗瑞卿有关文艺界的言论，不能不认为两者有明显的对立。有关言论以后成为中共中央文件指控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证据〔16〕。

自1962年以后，毛泽东不断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突出政治"，相对于林彪积极配合的态度，罗瑞卿的态度是消极的，是"折衷主义"的。李志绥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便感到罗的政治地位堪虑"，"毛有次对我批评罗说：'罗瑞卿那么大的个子，白浪费衣服料子'"〔17〕。

罗瑞卿的种种言论、加上毛泽东认为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看法、再加上罗瑞卿对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抵制，不能不让毛泽东认为罗瑞卿就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人，罗瑞卿已经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过程看，可以推断：如果不整倒罗瑞卿，不仅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受阻，而且以后的若干重要步骤，诸如派工作组、军队院校的文革、部队支左等等，都必然会受影响，罗瑞卿必然是文革发展的负面因素。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整肃罗瑞卿，和整肃杨尚昆一样，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抵制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则是毛泽东整肃罗瑞卿的最后的触发因素，是"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中共中央指控罗瑞卿的文件中没有列入"抵制文艺座谈会"，这一触发因素一直为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所忽视。

二、整肃罗瑞卿的非林彪的因素

当罗瑞卿已经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的时候，当整肃罗瑞卿已经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的时候，林彪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林彪主动向毛表示要整肃罗，还是林彪只不过在毛的安排下配合毛来整肃罗。对此，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有不同的看法。

早在1996年，海外学者泰伟思、孙万国在与国内党史专家们讨论后就提出了是毛要整肃罗，而指令林彪、叶群配合的说法。所谓叶群去杭州向毛诬告罗，其实是应毛的召见而去〔18〕。

在近期出版的《林彪画传》中，作者舒云更明确指出："1965年11月，叶剑英突然又来到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由此才有叶群诬陷罗瑞卿之事〔19〕。

本文在此不准备讨论林彪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本文认为：林彪因其特殊的地位，在罗案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因素。因为，不论林彪是主动还是被动、不论林彪是受到毛的诱惑还是胁迫，整肃罗瑞卿毕竟是由叶群代表林彪出面发难的。当然，中共官方现在对此有过分强调和夸大。

本文也不准备讨论周恩来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尽管这也是一个迄今为止未被涉及的话题。

本文要指出的是：除了林彪以外，还有不少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此，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道：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20〕。

"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21〕。

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们从涉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材料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判断是哪些人。

例如，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几乎都要引用林彪的《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而且本文则注意到这封信还有另一个版本，在"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之后，还有一句话"（我才听叶剑英讲）"〔22〕。

泰伟思和孙万国早就指出：林彪决定向毛告罗的状，是在"一位'中央同志'于11月底到苏州探访林彪，并且讨论了杨尚昆的问题"之后开始的〔23〕。

本文作者曾根据上述引用的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另一个版本认为：泰伟思和孙万国所说的"中央同志"就是叶剑英。

现在，舒云明确指出了：1965年11月，是叶剑英到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同时，舒云还引用邱会作的回忆说："1965年8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24〕。

在整肃罗瑞卿的整个过程中，叶剑英的作用是明显而突出的。尽管中共官方的《叶剑英传》、《罗瑞卿传》对于叶剑英在罗瑞卿冤案中的作用都只字不提，但是叶剑英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一些言行还是逐步被注意到。

华飞〔25〕、单世联〔26〕、丁抒〔27〕都根据张耀祠〔28〕、罗点点〔29〕、张佐良〔30〕等人的回忆指出了叶剑英在罗瑞卿案中的作用，举出了叶剑英在整肃罗瑞卿期间唱评弹、在罗瑞卿跳楼之后改词讥笑的事实。

1965年12月，整肃罗瑞卿的会议在上海召开。据《罗瑞卿传》的说法，"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罗瑞卿"〔31〕。

罗点点的回忆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文字，但是在知情人中加上了周恩来："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32〕。

如果说"与会人员""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的话，那么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肯定是知道的。

舒云谈道："罗瑞卿的一位部下这样回忆，1965年11月4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叶帅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说完，叶帅没有评论。我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叶帅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几天后，我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我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果然，上海会议之前，李作鹏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33〕。

上海会议期间"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而叶剑英却在会议期间的舞会上唱了评弹助兴〔34〕。

1966年3月，中央军委开会继续整肃罗瑞卿，叶剑英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其间，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就此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的词句〔35〕，对此罗瑞卿的女儿悲愤地写道："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36〕

会议之后，由叶剑英主持写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将罗瑞卿定罪为"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建议中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37〕。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该报告，下发到县团级。

罗担任的军委秘书长由叶剑英接任。以后叶剑英升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对罗瑞卿的指控中具体地说："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38〕。

中共中央对罗瑞卿的又指控中说："他否认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他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39〕。

对此，聂荣臻事后证实道："（1）罗瑞卿对于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不支持，要人不给人，要钱不给钱；（2）罗瑞卿连同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反对搞原子弹，攻击国防科委'从资料到资料，从理论到理论，一事无成'，在困难时期有力量，就是不让搞，买东西也不给；（3）部院合并罗瑞卿搞个人野心，扩大自己的势力""国防科研虽然受了罗瑞卿的恶劣影响，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国防科研战线职工努力的结果。罗瑞卿在国防科研部门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错误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部分"〔40〕。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大约5、6月间，中央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在休息室聊天。我怕打扰他们，想退出，他们招手让我坐下。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41〕。

聂荣臻以后升任政治局委员。

至此，本文认为林彪上述信中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中至少应该包括叶剑英和聂荣臻。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其中谢富治的发言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萧华的发言题为《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杨成武的发言题为《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从题目看，萧华、杨成武加给罗的罪名都是"篡军反党"，远比谢富治指控的"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要严重得多。而从张耀祠的回忆录看谢富治事先不知道上海会议的内容是整肃罗瑞卿，而杨成武则事先知情〔42〕。

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萧华、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是异常积极的。这些材料包括在罗被打倒以后，他们就此所作的自我标榜和吹嘘。只是他们在作自我标榜和吹嘘的时候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自己也走上了罗瑞卿的老路，遭到整肃。更没有想到罗瑞卿以后还会平反、恢复名誉。

例如，萧华本人有个表白："是批判斗争罗瑞卿时，多少晚上不睡觉，几天几夜不睡觉，搞材料，搞发言，组织会议，混在一起，所以把罗瑞卿斗垮了，我这个病又犯了"　〔43〕。

1966年3月25日，萧华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主要讲了两大点："第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萧华在讲到第二点时，指责彭真"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44〕

萧华明确指出："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45〕。

罗瑞卿专案组在1967年之初成立，一直是萧华主管罗案，直到萧华被打倒。1967年春夏间，在罗瑞卿腿骨伤不能行动的情况下，军事机关、公安部和高等院校仍然不断对罗进行大会批斗。那几个月罗瑞卿遭受大会批斗至少二、三十次。萧华对此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文革中曾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这样评价萧华："回想起我和萧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有些不那么光明磊落。……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　〔46〕。

尽管杨成武整肃罗瑞卿非常积极，但他认为还有比他更加积极的人。例如在他看来叶群、雷英夫、温玉成、邱会作、吴法宪都比他更加积极。然而在文革结束、罗瑞卿平反恢复名誉以后好多年，杨成武拿出那些人的"更加积极"来为自己的"非常积极"辩护，甚至不承认自己当年"非常积极"，把自己的"非常积极"说成仅仅是"不表态是不行的"、"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而且还把自己的责任推给王尚荣、雷英夫〔47〕。对此，余汝信专门写了《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一文加以澄清〔48〕。

该文首先指出：杨成武对整肃罗的上海会议并非"事前毫不知情"，而舒云谈道的"罗瑞卿的一位部下的回忆"则更进一步证实，杨成武不仅事先知道上海会议要整肃罗瑞卿，而且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

该文其次驳斥了杨成武说的1966年3月自己在批斗罗瑞卿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该文提到了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传达的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合发言，提到了杨成武1966年5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提到了1967年年3月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发言，集体引用了这些发言的原话，认为"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性语言，哪有一丝一毫"留有余地"的味道？！"

整肃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是整肃罗瑞卿的先兆，萧向荣倒台以后，杨成武接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罗瑞卿倒台以后，罗担任的总参谋长由杨成武接任。

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等也是积极参与整肃罗瑞卿的人，尤其是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便"主动"写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由叶群向毛泽东递交。罗瑞卿的女儿后来说"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49〕

以后，雷英夫又参与了编造"诬陷刘少奇"的材料　，事见余汝信的《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50〕

属于林彪集团的吴法宪也参与了整肃罗瑞卿，而吴法宪也举出了许光达积极揭发罗瑞卿的例子，说：罗瑞卿对许光达的揭发"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51〕。

三、未完成的结论

至此，本文讨论了"罗瑞卿遭整肃的几个关键因素"并且得出了以下结论：

（1）罗瑞卿遭整肃的第一关键因素是毛泽东，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罗瑞卿已经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而触发因素则是罗拒绝了江青要求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建议；

（2）除林彪集团以外，叶剑英、杨成武、聂荣臻、萧华以及其他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所起的了大小不等的作用，其中尤以叶剑英、杨成武为突出。

本文尚未讨论的因素有：

（1）周恩来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至今未被提及的话题；

（2）林彪集团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但同样无疑的是是中共官方的说法不成比例地加以夸大了这方面的作用，对此因该有一个客观的描述；

（3）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以后被毛泽东定为"走资派"的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这些人的言行只是被零星地提及，尚无深入的讨论。按照麦克法奎尔的说法：整肃罗瑞卿的材料有许多明显的歪曲，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完全有能力联手起来质疑这些歪曲的，但他们没有这样作。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他们遏阻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失去了这个机会〔52〕。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注释：

〔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页75－76

〔2〕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页186

〔3〕关于"林彪并不十分情愿"的细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页101：林彪起初和罗瑞卿一样，认为"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后来"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说话了。"其更详细内容辨析请参阅：余汝信：《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陈昭：《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剖析》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

〔4〕原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工作人员：〈赤胆忠心，奋斗不息〉，载《解放军报》，1978年8月15日

〔5〕刘志坚：《风雨征程－－刘志坚回忆录》（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06

〔6〕黄瑶《罗瑞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60

〔7〕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330

〔9〕同〔8〕

〔10〕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又见：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文革串连"等编《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11〕同〔7〕页427

〔12〕罗瑞卿：《军队文工团必须树立优良的作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又见：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文革串连"等编《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13〕同〔8〕页1331

〔14〕同〔7〕页427

〔15）《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5月16日　中发（66）268号文件

〔16〕同〔15〕

〔17〕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421

〔18〕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30

〔19〕舒云《为林彪元帅辩护》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

〔20〕同〔2〕页212

〔21〕同〔2〕页210

〔22〕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　该书注解指出资料来源为哈佛大学所藏王年一手稿

〔23〕同〔18〕页29

〔24〕同〔19〕

〔25〕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载《华夏文摘增刊》，2002年11月18日（zk0211c）

〔26〕单世联：《眼底吴钩看不休》，载《华夏文摘增刊》，2003年1月27日（zk0301c）

〔27〕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华夏文摘增刊》，2006年10月25日（zk0610f）

〔28〕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

〔29〕同〔2〕

〔30〕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1〕同〔7〕第540页

〔32〕同〔2〕第190页

〔33〕舒云：《大将罗瑞卿和1965年上海会议　》

〔34〕同〔30〕，页63

〔35〕同〔25〕

〔36〕同〔2〕，页216

〔37〕同〔15〕

〔38〕同〔15〕

〔39〕同〔15〕

〔40〕聂荣臻：《在1967年3月25日和叶剑英会见国防科委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讲话》转引自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41〕同〔19〕

〔42〕同〔28〕，页29－30

（43〕萧华：《在军队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44〕转引自余汝信：《1966：正本溯源说《通知》》载《华夏文摘增刊》2003年9月16日（zk0309d）

〔45〕转引自余汝信：《文革初期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考》载《华夏文摘增刊》2007年5月8日（zk0705b）

〔46〕冼恒汉：自述　《风雨八十载－－冼恒汉自述》见"林彪网站"http：／／www．linbiao．org／forum　以及冼恒汉的女儿冼玲的博客　http：／／9link．116．com．cn／node／30130

〔47〕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载《华夏文摘增刊》2005年12月19日（zk0512d）

〔48〕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2005年12月19日（zk0512d）

〔49〕同〔2〕，页183－184

〔50〕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载《华夏文摘增刊》二○○五年七月六日（zk0507c）

〔5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页563

〔52〕同〔22〕，页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