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罗瑞卿1926年离家出走到了重庆，听说黄埔军校正在招生，通过同学任白戈的介绍报了名。原以为要到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广州，后来听说是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遗憾之余还是决心报考了。原来，广州黄埔军校设政工系，该系绝大部分学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蒋介石最头疼的就是政工系。后来黄埔越办越火、越办越大，决定在外地建立分校，在长沙建立了一分校，武汉也要建分校，就千方百计把政工系挤出广州，迁往武汉，后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就是广州黄埔的政工系。父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初才第一次来到广州。
新中国成立，父亲出任公安部长。一次毛主席和他谈话讲到苏联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遭敌特暗杀，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古比雪夫都遇害身亡，连列宁都遭遇黑枪袭击，身中数枪，虽未当场身亡，但弹头带毒，致使列宁长达数年卧床不起，最后还是早早去世了。毛主席告诫父亲，中国一定不能出这样的事情，出了事你这个公安部长是交不了账的。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尤其是毛主席的安全问题始终是父亲关注的重点，不敢有丝毫的麻痹、懈怠。
可是越怕出事就越出事。时任华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叶剑英元帅在广州于光天化日之下两次被国民党特务拦住开枪射击，幸未受伤，但已经震动了中央和毛主席，为此父亲受到毛主席严厉指责。父亲和公安部压力很大，叶帅和华南局也很不满意。广州地处南海前沿，毗邻香港、澳门，解放大军席卷南中国，广州基本没怎么打，国民党军队就撤退了，但却留下了大批潜伏的特务，加上国民党溃散的散兵游勇，光广州市内就有五万多人。国民党在香港、澳门当局的庇护下，很快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据说香港的军统组织、机构、人员比广州市公安局还大。他们不断派人潜入大陆，逐步将流散的反动力量组织起来和新生政权作对，致使广州的社会秩序混乱，群众人心慌慌，意见很大。
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领导人偶尔被袭击不可避免，但连着两次却不得不令人深思。按说叶帅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是高度保密的，叶帅又是个精明的人，行车路线经常临时变动。第二次被截就是叶帅临走时上了第一辆警卫车，后面的车上都是卫士，在街上行走时恰恰被拦下了第二辆车，卫士们跳下车和拦车的人互射才打跑了敌人。分析来分析去，大家意见趋于一致———有内鬼。华南局报告要求中央来人处理此事，当时主席外出，北京由刘少奇负责主持中央工作，就由刘少奇批准，经毛主席同意，准备抓出这个“内鬼”。面对中央的指责、华南局的不满，父亲坐不住了，只得亲自出马清理自己的队伍。
1950年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1951年1月22日父亲以考察各地镇反工作的名义外出视察，从北京坐专列南下，一路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已是2月份了，即将过春节了。此时正是小学生放寒假的时间，为了遮人耳目，父亲南下还带了我的大妹妹峪田同行。
后来听同行的秘书说，到了广州，请省、市公安部门的领导到专列上汇报工作，先下了他们的枪，然后逮捕了当时广州市公安局的陈伯（布鲁）、陈坤两位副局长，就是著名的“二陈事件”。不久他们被押回北京，受到牵连的很多人也受到不同的处理，他们就是被怀疑的“内鬼”。但后来证明这是一桩错案，不但定性错了，而且牵连也太广了，许多人受了不白之冤。1979年中纪委正式下文“一风吹”，为二陈平了反，受牵连的许多人也恢复了名誉。
现在人们可以平静的心情回顾久远的历史，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但事发的当时，情况错综复杂，受历史环境、政治气氛甚至个人恩怨、人际关系的影响，真相时隐时现，人们很难抓住它，做出错误的判断就不奇怪了。
刚刚接收广州时，留用了许多旧警察，甚至利用了一些愿意为我们工作的国民党特务人员，用这些“利用人员”组建“便衣队”，甚至还给他们发了枪、手铐及逮捕证。有些混入队伍的坏分子利用这个身份，为非作歹，抢劫、绑票、强奸、杀人，无恶不作，甚至和自己的纠察队正面交火，打死了一名排长。群众怨声载道，领导也不满意。而留用这些“利用人员”就是二陈的主意，并由他们亲自领导。对于批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甚至抵制。二陈特别是陈伯，有文化，人特别聪明，是公安战线的老兵，早在延安保安处时就主管侦查工作，侦破许多大案、要案，甚至陈年积案，人称“红色福尔摩斯”。工作中长期顺风顺水，屡立奇功，使得陈伯常常显露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性格，惯于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很难接受同志的劝告，为他日后的遭遇埋下了祸根。留用人员发挥了作用，也惹下了不少祸害，引起了一定的民愤，把二陈打成敌人、内奸显然是错误的，但他们工作中的错误也是不能推脱的，造成的影响是很坏的。
父亲处理完二陈的事情离开广州，取道南昌、杭州、上海回京。我当年正在庐山上的四野干部子弟小学上学，中南地区公安部长钱宜民叔叔派了两位同志上庐山把我接到了南昌等着我的父亲。在南昌见到父亲时，也见到了妹妹峪田和另一位妹妹邓金娜。金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发伯伯的女儿，出生后被放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期和父母分离，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回国回到母亲陈慧清阿姨的身边。陈阿姨在广州工作，金娜在苏联长大，不习惯广州闷热潮湿的气候，加上语言障碍和母亲沟通很少，关系多少有些紧张。看到父亲带着峪田，父女关系融洽亲热，而且峪田和金娜年岁相近，陈阿姨萌生了让父亲把金娜带到北京上学的念头。邓发伯伯长期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父亲在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任政保局长，应是邓发伯伯的战友和下级，彼此相熟、相敬。邓发伯伯1946年4月8日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撞上了黑茶山，与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人不幸遇难。陈阿姨一人带金娜姐弟两人确很困难，父亲就同意带金娜回北京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父亲又回到了军队任总参谋长，并任军委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1960年1月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许多老帅到了广州，因为正是放寒假的时候，妈妈和孩子们也跟着到了广州。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领导包括老帅们年龄都已很大了，他们习惯了夏天到北戴河，冬天到广东集体办公、开会，闲暇时可以到处转转，既是调查研究，又是休息。春节来临，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给各位老帅伯伯们拜年，最先去的就是林彪家。林彪出生于1907年，比父亲小一岁，按说我们应该叫“林叔叔”，但父亲反复交代见了面一定要叫“林伯伯”，对于父亲的反复交代，妈妈都有些不以为然。到了林彪的住处，见了林伯伯，我们就赶快出来了，倒是叶群对我们特别热情，拉着妈妈和我们又说又笑，还抱着小弟弟妹妹，又亲又吻的，连连说“总长呀！你看看你们家孩子多好呀，活泼可爱。我们老虎和豆豆守着个病人，在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真可怜！”
1962年2月，又在广州开军委扩大会议，全家又一次来到广州，住在刘园。因为是寒假，各家的孩子们也都来了，一时间刘园内外很是热闹。一天早上，我在院子里听到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谭政叔叔的爱人王长德王妈妈在喊我。这时谭政叔叔因受彭德怀问题牵连已经靠边站了，说他是彭德怀的漏网分子。我想起在北京时，谭政叔叔曾到我们家中来，父亲找他谈话，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次来到广州，只能住在宾馆普通的房间里。1962年反右倾已传达到基层，我们已知道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路线、反对三面红旗，不知开了多少次批判会了。因此犹豫半天还是没有上楼去看王妈妈。想着她失望而无奈的眼光，我多年来一直在心底深深地内疚。历年来反复的政治斗争连一个青年的纯净心灵都受到了污染，丧失了最起码的亲情和同情。
会议结束后，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海南岛旅游，叶群让妈妈带上老虎（林立果），老虎和我的弟弟罗宇是北京男四中同班同学，很乐意跟我们一家上了海南岛。到了三亚住鹿回头招待所，见到了他的姐姐豆豆（林立衡），她好像一个人，只有一个女服务员陪着她，孤孤单单很不快活的样子，但又不愿意和我们一路。老虎悄悄说，让她天马行空吧！
有一天在三亚，我和老虎、猛猛三个男孩扛着一杆猎枪出去闲逛，走到田头看见远远的有一群白鹭。老虎拿过枪吹嘘了半天开了一枪，居然打着了一只，我们赶过去一看，一枪竟然打中了白鹭细细的颈项。我和猛猛都嘲笑他是瞎碰，他还郑重其事地说瞄的是头，稍稍偏了一点。当然，我们都不相信他的鬼话，大家嘻嘻哈哈互相打闹着。这时我看到远处还趴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拿过枪来开了一枪，只听一阵嘎嘎的叫声，又见一个老太太张着双手奔了过来，一面跑一面喊：“那不是鸟呀！那不是鸟呀！”我们立时傻了眼，跑过去一看，糟了，打死了老乡的鸭子！我们一下子也慌了手脚，赶紧搜遍全身，凑了五元钱塞给老太太，死鸭子也没敢要就狼狈逃窜了。回来也未敢声张，爸爸妈妈不知道我们惹了祸，也没追究我们。好久好久，我们三个心中还忐忑不安。老虎那时还是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纯净的青年，谁想到几年后他却成了“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最后落得个折戟沉沙的悲惨命运。
◎罗箭，原名罗小卿，罗瑞卿之子，曾任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副政委。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