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按】年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做客观察者网，延续三十五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畅谈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房宁教授心情放松，妙语横生，从早年经历到今日感慨，一概与读者分享。言及他在地方基层人大调查时的感受，他认为，地方权力机构将成为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风向标和前沿阵地。观察者网特此整理演讲全文。
今天我们主要谈三个问题，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看到观察者网最近也在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也想在此谈谈我的观点；另一个是理论应用问题，即理论如何指导政治改革，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改革，并试图用一些他们所认为的先进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有必要做个澄清。最后来说说我对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观察。
党的理论干部弱势在哪里？
先谈谈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观念的世界和一个经验的世界。人们总要根据自己建立起的经验系统，来衡量、判断某种观念，理解和运用某种理论。因此，可以说人们的经验世界是其观念世界的基础和支撑。经验来自实践，如果没有实践、没有经验，对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就是水中月、镜中花。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很明白：一切真知来自直接的经验。这句话说的多好呀！多准确。如果没有经验而大谈理论，那你就是编，就是忽悠。我的本钱就来自于这些年在国内外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
以国内而论，2006年以来，我在浙江省、市、县、镇四个层级上做了比较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可以说把这个地区改革开放历史在我的头脑里进行了现场重现。这对我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样的调查研究，没有对浙江的理解，我对中国、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就只能是概念化的，不可能具体、深入。浙江就是我的本钱呀！我很感谢浙江，庆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个时代做学问是很幸运的。
坦率地说，学术界理论和实践本末倒置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在我们党的理论研究、教育机构里也不少见。有人问我，为什么有些党校的教授发表观点很幼稚，和网上“公知”没有什么区别？就我的理解来说，现在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包括一些党校的教员确实很迷茫，你们问什么原因？依我经验看来也许有三个方面吧：
第一，可能和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某些传统和思维定式有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正是思想解放的高潮期，那时思想前卫的理论工作者包括党校的一些教师，主流是倡导思想解放，那时中央党校的一些教师参加“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应当说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但是，事物与人都有局限性，事物总是要固化和转化的。一直以来，有些人一直把“思想解放”奉为信条，总以思想解放先锋为己任，总拿着那个劲儿。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定式，一种新的教条：凡事以“新”为美，什么只要“新”就好，求新成癖。就像美国爱说的：Something new。其实，他们说的“新”往往只是个形式，只是个新的说法、新的表述而已。问题的实质在于要认识事物内在的矛盾性，解决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发展，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元，一个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最主要的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整个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分散权力，解决权力集中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个问题远远不是分散权力就能解决的，分散权力带来的新问题可能比原来权力集中的问题还大。这种“反向求解”的思维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事物认识的深化，逐渐被放弃了。因为，它太简单，不解决问题。可是，现在许多人连这个都不懂，还是说几十年前的话，说了20年的老话，思想也没进步。实在是学习能力太差了。这样的人往往只能是提问题，提一些新思路、新提法，以往这就行了。总是提出一些总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愚蠢的，停留在提问题、喊口号的水平上，实际上就落伍了。一些人喜欢说一些看似很新颖的观点，其实他并没有搞懂斤两。
第二个原因，时代造成的自卑心理。这和整个大的形势变化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一切以西化为标准，一些体制内搞理论的人内心里特别惶恐，潜意识里感觉以前的那套不管用了。八十年代是“急统”，九十年代是“缓统”，反正在他们看来历史大趋势就是统一到西方那边去。所以党的学校、研究机构里，很多人迫切要显得西化，这样才开明，才进步。其实是在外部冲击下，慌了神，于是就像刚才说的，刷新刷新，假装特开放，特懂外国，特能跟得上潮流。表面上越亢奋，心里面越自卑。
第三个原因是脱离实际。上面两个问题说到底还是脱离实际，不真正了解中国与世界，不真正了解实际情况。长期以来，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学者，总的讲接触实际不够，形成这样的局面有认识问题也有条件问题。在不少人看来，理论研究就是研究理论，就是看书。这怎么行呢？理论研究不是研究既有的理论本身，理论研究首先要研究实际，要走进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从对实践的直接观察中总结经验，从经验中提炼、归纳和概括理论。但我们大量的理论工作者、教师，没有这样去做，关在书斋里、校园里，道听途说加分析想象，就写文章了。这样写出的东西能有什么价值？还有一些人，东迎西请的到处讲课、做报告，饭桌上听人聊聊，就以为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就以为了解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这可算不上调查研究。那是听故事，讲段子，靠这个最多也就混个“段子学者”，能讲点故事。
现在的学者要注意接地气。年轻一代没有上一代人上山下乡的那种经历。当然我并非主张文革时候的那种“广阔天地炼红心”。但强调“走、转、改”是没错的。现在仍然需要探索一种经常性的深入实践机制，要让学者接地气。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问题很大，但是也给了我们一份意外的礼物，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可谓“知青一代”的领导人。他们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现实有着切肤体验，他们从自身成长的经历切实体验到国家、人民的事业与个人际遇的关系，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铸锭了他们对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关系的认识与理解。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对人一生的性格和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如何指导政治改革？
我一直以来都对单纯顶层设计这个提法怀有疑义。政治领域很难有顶层设计，那是革命，不是改革。顶层设计之后还有分层设计，分层设计是以顶层设计为逻辑起点，是满足顶层设计的要求进行分层设计，但社会是现成的，没有办法推倒重来。所以，顶层设计要和分层设计兼容，就好比脑袋和腿脚要兼容，这个过程也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的。
此外，顶层设计需要有理论有经验，但现在我们谁对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完全的经验？都是要在实践中摸索。苏联的失败就在于顶层改革失误。所以顶层设计的风险一定要在可控范围内，所谓可控一定是局部的，一揽子方案是非常可怕的，有可能几代人的生活也就这么一揽子被断送了。改革一定要有风险控制，不能以为只会成功不会失败，要有退路设计，留下后路，在取得经验之前不能推广。
但是，我国的权力模式是需要改革和改造的，现在终于公开讲权力制约了，当然我理解这个制约主要还在地方和部门层级上。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里，是缺少权力制约概念的。马克思的逻辑重点不在制约，而是主权在民，人民主权，人民和政府是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是人民监督政府的关系，巴黎公社就是这个模式。
现在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很久了，变成了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执政集团，和人民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人民的监督，即来自权力体系外部的监督往往只是监督干部的操守，而对政策以及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很难监督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国家与革命》中提出了一个“邮政原理”，设想把复杂的社会管理分解为及其简单的环节，由普通群众掌握管理权，实现干群一致。十月革命后的实践表明，这显然是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要建立复杂的职业化管理体系。面对职业化的管理者阶层逐步产生了权力制约的需要，比如我们现在提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约问题。当然，中国不会搞西方三权分立的体制，三权分立体制是分权制衡原则在国家层面的体现，是一种具体的分权制衡体制。美国政治体制是最为经典的国家层面的三权分立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在于权力制衡十分充分，邓小平说，它们实际上是三个政府。美国体制的缺点也在这里，当社会分歧增大，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时候，这样的体制往往反应迟钝，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应和对策。现在的美国就是这样，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美国社会难以形成共识，难以做出应对。
谈到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就涉及了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有人讲这种体制好，有人讲那种体制好？其实，体制的优劣不是绝对的，好与不好是相对的。我的看法是政治体制的优劣主要要看它的适应性，一个政治体制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治理的需要进行灵活的调整，适应于社会的需要，一般来说，这样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政治体制。
美国能走向强大，有其制度原因，比如美国这种体制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性比较好，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各种利益的表达性也比较好。但同样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也并非都强大，而且现在美国的情况并不好，经常陷入政党恶斗困境，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代替了广泛的民意。所谓“鞋子好不好只有脚知道”，过去学术界往往是抽象地谈论政治制度问题，脱离开具体国情和时代条件谈论政治体制的优劣。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看问题要看前提、相关性、矛盾性，比如选举可以表达民意的前提，是这种制度下个人可以表达自由意志。但现在，选举在美国已经变成了一桩Sale。
在政治家看来，民意是可以操控的。民意可不可以操弄？民意要是不能操弄，那西方的政治科学是干嘛的？！现代西方政治科学的重要内容就是研究选举，实际上就是研究怎么控制民意。而被操弄的民意、被扭曲的选举，反过来又会影响和决定政治家的意志和行为。我们政治学所曾请过一位美国的选举专家、政治掮客来做讲座，介绍美国选举的实务。他本人开了家公司，名字就叫“政治邮寄公司”，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它是专门邮寄竞选宣传材料的。
中国总有人说我们没有试过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历史比较、横向比较和个案比较来研究。举个例子来说，2003年西班牙首相要跟随美国打伊拉克，媒体调查有85%的西班牙民众持反对态度，因为西班牙南部接壤摩洛哥，有许多黑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担心这会引起冲突。但西班牙首相还是这么做了。后来果不其然在马德里交通枢纽发生了严重的爆炸案。一个体制好不好不是绝对的，不是静态的，形势变了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好的体制就可能变成不好的。
按照这样的看法，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搞清楚现在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国情如何？国家面临的环境如何？实际上是个权衡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判断制度好坏的标准实在太抽象了，根本说不清楚。
我也时常反思自己，刚做学问的时候倾向从性质上看问题，可以说是个“性质论”者，现在我变得更倾向于从发展阶段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变成了“阶段论”。什么叫“性质论”，就是爱区分问题的性质，比如这个是资本主义的，那个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是资本主义导致的问题，那个是社会主义导致的问题。我现在看法有很大变化，我意识到其实很多问题不是个性质问题，而是阶段问题。拿我喝绿茶的事情打比方，年轻的时候别人告诉我饭前不能喝绿茶，我不信，觉得没有科学道理。绿茶又不是盐酸，怎么会胃痛呢？一天我午饭前喝一杯龙井果然胃有些疼，我忽然意识到，哦，我过了50岁了。这就是阶段论呀。
世界各国有个通例，工业化时期各个社会集团都会抱怨，社会呈现出复杂性。在今天中国，任何单一办法和思路都很难解决问题，几乎不可能有“一招灵”的事情了。在八十年代出台一个好政策很容易奏效，今天就不行了。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避免“一刀切”，都需要做多方面的考虑，甚至要有退路设计，不能搞“胜负手”，那是赌博。现在的政策都像中医的药方，里面的各味药相互“勾”着，就是说药性是互相对立有冲突的，不是仅仅具有一种倾向。
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将就，“将就”是什么意思?“将就”应是北京话，“将就”不是上海话的“捣糨糊”，甚至也不简单的妥协的意思，我理解将就是选择次优，也有照顾各方，折中的意思吧。什么事恐怕都不能按照理想来做，在这个时代你是做不到的。做事情要按照现有的条件来做。现在国家的政策选择要在多种矛盾的解决和多种价值的实现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思想，要想和谐就得将就，要照顾到平衡，反对唯GDP，但不能不要GDP。地方干部说的很清楚，科学发展最花钱，没有钱怎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要环保，环保最要钱。所以科学发展观不是讲不要发展，不是不要GDP。
说到阶段性问题，这里还有个现象，当初党在讲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没有讲阶段，就一次性说定了。但是在实践中，各种法律上的规定和承诺显然调门不能起得太高。说到的东西不能立刻做到，只能逐步满足。但现在很多人讨论宪政，我觉得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政治算盘。宪法是个过程，美国宪法1787年诞生，到了1865年宪法修正案美国才承认黑人有政治权力。到了美国建国近200年的时候，全国的黑人才在各州获得了选举权。权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
地方人大选举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前沿
最后说说新生利益集团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政治发展、制度变迁，说到底是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新兴社会集团，政治参与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30年来出现了三大新兴社会集团，包括企业家群体、城市白领和农民工，他们传统上在政治领域没有地位和代表性，现在企业家想进人大就得花钱竞选，当上人大代表就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了，才算进了精英阶层，否则还是一个“土豪”。地方干部想做点事情，也要找企业家。现在地方35%人大代表是我们的干部，干部也得选，浙江叫放选代表，福建叫寄选代表。另外的60%多基本上是企业家及其代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地方的权力结构，这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变革的前沿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