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克服改革的思想障碍，需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需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做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包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其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等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将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世界经济不平衡有其必然性，有时候程度浅一些，有时候程度深一些。遇到有些重要国家和经济体发生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不平衡程度就会很严重。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是个世界性难题。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影响现在还在继续，再平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特别要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平衡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平衡加剧。其实，在危机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就存在不平衡问题。我们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为了促使中国经济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双赢。
再平衡首先要调整经济结构
为了应对当前和今后世界经济形势，解决好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问题，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为此，需要做好许多工作，而调整经济结构就是其中重要工作之一。
经验表明，只有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才能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才能进一步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减少或避免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时高质量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对经济结构的内涵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要有全面的理解。有一种观点把经济结构理解为只是生产力结构。有些研究调整经济结构为题的文章只研究产业结构，似乎认为可以离开完善生产关系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调整产业结构。事实上，经济结构既包括生产力结构，也包括生产关系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这里“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指的是生产力，“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指的是生产关系。现在我国产业结构存在很多问题，调整产业结构是一项重要任务。由于不少产业结构问题的根源是经济体制不合理，因此研究调整产业结构决不能忽视改革经济体制和完善生产关系。
研究调整经济结构既要研究调整生产力结构，又要研究调整生产关系结构（包括研究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否则，难以实现“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要求，也难以完成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
当务之急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反作用。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改革还远未完成。当前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仍阻碍着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是当务之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并对改革做了全面的部署。尤其是《决定》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牵引作用，还规定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任务。这是立足于中国现实，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指导作出的科学抉择。
改革任务更加明确了，但是怎样完成这些任务，始终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则还有不少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克服改革的思想障碍
现在还有不少陈旧的不符合实际的思想理论阻碍着改革。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实行行政垄断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与《决定》提出的“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相悖，也违背经济科学的垄断理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政企结合，不能实行政企分并。而实行政企分开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一贯方针，《决定》规定，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也要实行政企分开。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政企分开的。以上这些观点都会阻碍《决定》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要求的实现。再如，有一种观点把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而且经济基础要有上层建筑保护，如果否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岂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不需要不应该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显然，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还有与此相联系的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由于尚未实现现代化，故而需要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了现代化就不再需要市场经济，从而也不再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了。正是由于类似的认识，有些民营企业家顾虑重重，害怕政策变，担心“喂大了要宰”，不敢把企业做大做强，有的甚至移民和把资本转移国外。这两种观点都与《决定》精神相悖。《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还强调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我体会这些规定是有深意的。
为了提高思想认识，克服改革的思想障碍，需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要更具体深入地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如何利用这些规律。
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都长期研究过，成果丰硕。但是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结合着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和影响各有不同，政府和社会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利用也有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意见纷繁，流派众多。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曾著有《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介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模式（美国模式与莱茵模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有争论，这些都给进一步研究留下空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曾遭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反对，但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在国内外被普遍承认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不过，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何在？理论界对这些问题仍有争论，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地位以及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和如何正确利用市场经济规律都会有所不同。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在变化，而且终将进入更高阶段。这就需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做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包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其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等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将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决定》强调：要“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也是我们从事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