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有企业“善其身”的问题还远未解决，而“善天下”就差得更远了
精英访谈嘉宾：周叔莲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周叔莲教授，可谓中国新时期30余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理论推手之一。
“文革”后期，周叔莲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借调到国家建委工作。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他参加了原国家计委组织的调查组到大庆油田调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大庆经验。1978年下半年，周叔莲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此后一直跟踪研究，提出了诸多创见。迄今为止，周叔莲亦未曾中断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位早逾杖朝之年的资深经济学家回溯和梳理了3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并融入了他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潜心思考和研究。
四个阶段 五种模式
记者：改革开放先后从农村和城市展开。在城市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你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你也亲历和见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历程。从宏观和历史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是怎样的？
周叔莲：3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有变化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的。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分离。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从2003年开始迄今，一项关键改革措施是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
与此相应，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1984年）、实行两权分离（1985-1993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1994-2002年）、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迄今）等四个阶段。
记者：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之所以呈现为这样的四个阶段，遵循了怎样的历史逻辑和改革逻辑？
周叔莲：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就曾经对国有企业尝试改革，当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相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然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进入实行两权分离阶段后，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相分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试图以两权分离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化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但是，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
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因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推进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其理论依据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历了一次飞跃。
我曾提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的五种递进模式：第一种，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第二种，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第三种，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第四种，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第五种，有法人所有权（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模式。
第一种企业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设想过的企业模式，他们把整个社会设想为一个大工厂。这样的企业就类似一个车间，用产品分配来代替产品交换，对企业实行供给制的管理办法。这种模式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过，在我国革命根据地也曾经实行过。
第二种企业模式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完整的表述，即企业不仅归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经营，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它是苏联和我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实行的模式。虽然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由于实行统收统支、统销统购，企业是上级机关的附属物，因此并非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第三种企业模式是孙冶方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模式。他把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为划分企业和国家职权的界限，主张企业有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
第四种模式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肯定的模式，其理论根据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国家掌握所有权，企业掌握经营权。
第五种模式主张企业不仅有经营权，而且有法人所有权，国家则保留最终所有权。
以上五种企业理论模式，反映了社会主义企业发展成为真正企业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起步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起步的？
周叔莲：是从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开展扩权试点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经委等六个部门又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试点得到了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开展，给理论界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例如，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国营企业是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这种生产关系需要改革；经济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企业改革在经济改革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扩权让利外，还应包括哪些内容；怎样才能处理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等等。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也有着激烈的争论。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涉及企业问题。我们当时提出：企业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不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而我国国有企业没有机动权利和独立性，事无巨细都要向上级机关请示。因此，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关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怎样推进，当时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废除国家所有制，主要发挥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我们赞成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但不赞成这些人的主张。我们认为，研究所有制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国营经济又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调整所有制，进行经济改革，首先都要高度重视发挥国有经济作用；即使就发挥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来说，也要以发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作用为前提。
在改革初期，对于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也有争议。有不赞成的，也有主张尽快扩大的，还有认为国有企业很快就能实行自负盈亏的。我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必须考虑到各种主客观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些条件包括国民经济结构的状况，国家经济领导机关的管理能力，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同程度。扩大企业自主权要努力避免盲目性和消极后果。
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国营企业盈亏责任制或盈亏包干的办法比国营企业自负盈亏的办法更好。我分析了盈亏责任制和自负盈亏的联系和区别，提出盈亏责任制或盈亏包干是改革过程中可以实行的一种办法，但企业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以后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国有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国有企业改革得与失
记者：国有企业改革已历30余年，这场漫长的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你如何评价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得与失、成与败、荣与衰？
周叔莲：1998年，在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历程时，我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10条：
1.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2.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和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没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就不能建成市场经济，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改革要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
3.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分类指导。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4.把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要在改革过程中始终重视企业管理，努力改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把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5.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的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
6.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
7.实行政企分开，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转变政府职能，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改革和调整政府机构。
8.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措施改革。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
9.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10.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没有工人群众的支持，企业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企业也是办不好的。
十年之后回头再看，以上的总结是成立的。而且，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多工作要做，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垄断企业改革任务艰巨，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改革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再定位？
记者：就世界范围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代理人偷懒、机制不活、效率不高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也不例外。除了这些弊端，中国国有企业最为人诟病的，是垄断优质资源，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活力不足；国有企业成为权力寻租、权力分肥的重灾区。既然如此，继续保留庞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还有无必要？
周叔莲：不少研究者主张国有企业改革要再思考，再定位。很有必要，中国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事业，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关于再定位，如何再定位有很多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要取消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理由是国有企业已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这个理由不能成立。苏联实行私有化引起的恶果，我国“抓大放小”过程中资产流失造成一批暴发户的教训，都不可忘记。而且，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我国现阶段更不能全盘取消。
再一种意见是主张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我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的发展趋势是一个应该和可以研讨的问题。
不过，目前我国仍有2/3的国有企业和40%的国有资产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和商贸服务等行业，这些大都是竞争性行业。这种情况虽不合理，却是现实。姑且不论现在全部退出是否可能，如果真的全部贸然退出，也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引起混乱，可能又会造成一批暴发户。可行的办法是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实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使国有经济逐步退出不该进入的行业。
第三种意见认为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已变为私有制为主体，必须壮大国有经济，既抓大，又抓小，以扭转这种状况。这种意见认为，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应占55%－60%，相应的，其从业人员和产值的比重也应为50%－60%；2010年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只有26.9%，已远低于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值。这种意见主张的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似乎是主张退回到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状况。这显然是违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
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不是定位在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定位在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产业有效活力。这种意见认为，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善其身”的问题，今后第二次改革目标主要是解决企业“善天下”的问题。
判断国有企业好还是不好，不能仅仅看国有企业自身的状况，重要的是更要看国有企业是否导致整个行业和整个经济体更有活力和效率，特别是市场竞争秩序是否合理，是否保证了公平竞争，非国有企业的竞争环境是否得到改善。这种意见有一定的依据，提出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要着重解决的一些问题，应该重视。不过，也要看到，现在国有企业“善其身”的问题还远未解决，而 “善天下”就差得更远了。解决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其实，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一直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着眼的。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革的内容和重点必然会有变化，前面我提出，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问题，就是当前也要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起来，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这些是原来早就决定而且一再表明要努力完成的任务。现在应该下决心去完成这些任务了。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记者：你刚才提到，现在国有企业“善其身”的问题还远未解决。这些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叔莲：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度迟缓。党的十五大明确要求“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目前在120多家央企中，只有寥寥几家实现了股权多元化，极少是混合制股权多元化，实现整体上市的企业还是空白。尤其很多央企还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通过的、现在已经过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建立的国有企业，董事会试点企业只有30多家。很多名义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也是貌是神非。
第二，国有企业的市场表现不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的研究，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在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方面的增值速度，都远不如私营企业，效益指标也远逊于私营企业。
第三，国有经济布局仍不合理，垄断行业改革难，市场公平竞争有阻力。目前，在国民经济95个大类中，国有经济涉及94个行业。其中，在396个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中，国有经济涉足了380个行业，行业与布局达到96%。如批发零售餐饮业，目前还有2万多家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分布的第二大领域，占全部国有企业的17.8%。国有企业在一些公用事业和重要工业领域中，通过各种方式阻碍行业开放，使得民间资本难以进入。由于国有企业占用了很多付费很少甚至不需要付费的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贷款、特许经营权等，市场公平竞争阻力很大。
第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缺陷。国有资产管理包括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两种职能。国资委的特设监管机构的定位及其“出资人”职能使得这两种职能难以分清。
在实践中，国资委的监督管理职能日渐被它的运营管理职能排挤，致使国有企业出现许多乱象，如企业利润随意分配，有的高管肆意贪腐，企业内部和国有企业之间职工收入差别悬殊。由于国资委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导致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还需重视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地方的国有资产出现所谓 “平台化”趋势，就是国有资产被流入到新成立的国有公司当中，这个国有公司的主要职能不是日常生产经营，而是所谓的资产经营或资本运作，包括利用流入的国有资产到资本市场融资或到银行借贷，并从事资金分配和股权管理等活动。国有资产的“平台化”不仅模糊了政企边界和企企边界，而且扭曲了资金配置体系，挤压了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
这种趋势是和改革以来一直强调的国有企业的法人资产权和整套法人制度相违背的，其风险和影响需要引起注意。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从当前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看，建议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很有针对性，是完全正确的。
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四个维度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按照以往惯例，此次全会有可能会就进一步改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方案、作出部署。既然历经30余年改革的国有企业目前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那么，该如何确立并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周叔莲：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根据这个要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多维度的。对此，我认为主要有四个维度的目标。
一是作为企业一般的目标。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是真正的企业，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盈利为经营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有活力和创新能力。
二是作为国有企业一般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而作为国有企业的任务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国防产品、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础研发活动等。国有企业应该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三是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目标。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据此，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达到分配合理、克服职工收入悬殊、民主管理、保障职工权利、企业盈利全民共享等要求。
四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目标。现在，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既要发挥主导作用，又要与非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既要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上，在改进经营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上起到表率作用，也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在合理分配、民主管理、承担社会责任上起到模范作用，引导其他企业逐步增加社会主义因素。
国有企业改革四个维度的要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在存在着对后两个维度改革目标不够重视甚至忽视的现象，应该注意纠正。只有协调推进、全面完成这四个维度的要求，才能完成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来源: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