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了三年，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主编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出版的中央级机关报《政治周报》。
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在挫折和奋进中，越来越不满意这个党的懈怠乃至腐败的一面，一直在努力改造它、完善它。1919年10月，孙中山将它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然而这次改组却很不彻底。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的多次会谈，下决心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实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组。
青年毛泽东对建立联合阵线早有心理准备，五四运动时，他就倡导民众的大联合。他在《新时代》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有着一定的期待。
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是当时中共的最高决策机关。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
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早早地就将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上海，除帮助筹备中共三大外，还让他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的介绍下，开始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接触，他曾陪同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共同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年轻，却已有了诸多的杰出表现，如创办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参与领导驱逐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等。处在社会变革风口浪尖的毛泽东，也就此进入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视线。
国民党组织历来涣散，这也是这个党没有凝聚力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信中说，“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毛泽东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而且也对湖南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倾注了心力。当时，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党员邱维震，国民党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毛泽东知道后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要中共湘区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开展工作。1923年9月，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湖南指导湘区区委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为便于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中共党员林伯渠还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
回到长沙，毛泽东便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国民党的计划。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他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此基础上，他又建立了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此时就全国而言，湖南是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1月20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有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委员，沈玄庐、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德麟、张国焘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在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
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驳斥说：“我等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廖仲恺等代表立即表示支持。会议就此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就这样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得通过。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顺利地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议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是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一些事务。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格外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工作也就实际落到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大概。信的内容如下：
顿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四十五岁，毛泽东三十一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虽然“兄”是旧时文人对对方的尊称，但关键是胡汉民在“兄”前加“我”，那就是表示着一种无间且亲密的关系。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为九人委员中的一人，并且是常务委员。
上海执行部的三名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常年不坐班，执行部的大多数工作只能由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完成，而毛泽东则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终于将他累倒了，他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叶楚伧是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之一，胡汉民、汪精卫常年在广州，叶可算是上海执行部的最高领导人。叶虽仅比毛泽东长六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月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同执行部同志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致信，面呈孙中山，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当时，孙中山忙于北上，加上重病在身，已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则“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5年9月，毛泽东由长沙来到广州。当时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汪精卫没有三头六臂，哪能管得了这么多的工作，他看中了年轻且有才华的毛泽东。10月5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当即通过。
毛泽东于7日到部任事，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提交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根据已出版的中外文报刊，针对工农商学各界的知识程度，分别制定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知，以后有关党义的宣传品，都得先交宣传部审查。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领导机构起草了许多指导性的文件，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仍然保留着毛泽东当年亲笔起草的文件。
当时政局动荡造成交通不畅，国民党的一些宣传品几乎仅及广东一省。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的机关，也限于条件疏于联系。11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国民党中央立即同意这一建议，设立交通局，并由宣传部管理。本是一潭死水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就活跃起来。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十二个省市。
1925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23日，林森和张继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掀起反苏反共的逆流。27日，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等十人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五人通电各级党部，指出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全会为非法，并警告西山会议派“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同一天，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西山会议派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仅布及国内，而且流毒海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在分裂国民党，是叛党行为，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
1926年1月4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宣传报告。会议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代表在会上提出，国共之所以常出纠纷，是因为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活动，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又没有通过国民党在“该地党部之许可”。这些话在当时很有煽动性。
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予以解释，他说：共产党员从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问题是“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合情合理，那位代表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可是，5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迫使在国民党内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纷纷辞职，毛泽东就是此时辞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一职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仍有一定的影响，用孙科的话说就是，当会议讨论一些久议不决的问题时，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
国民党中宣部中央级机关报主编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主编《政治周报》。办报写文章可是毛泽东的强项。
《政治周报》创刊于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这“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当时，西山会议派活动十分猖獗，而国民党的一些报刊对之反击不力。《政治周报》第二期便组织文章予以痛击，发表了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反击的文电二十份，毛泽东为这些文电写了按语：“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因为西山会议派在北京召开的所谓一届四中全会“放弃革命”，所以它是非法的。“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孙中山逝世后，叶楚伧的态度就更为明显，他利用所主编的《民国日报》，以所谓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场，声援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上发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指出：“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和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
1926年1月10日，在国民党二大期间，毛泽东编辑了《政治周报》第四期。他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文章分析现阶段的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革命的对象与革命的力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期上还以“十二月二十日反段大示威”的栏目，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并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指出：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是不能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的。
毛泽东在这期周报上，仍然摘发了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国民党组织与个人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二十九份。毛泽东为这组文电加写了按语：“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从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因忙于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在办了第四期《政治周报》后便再也没有时间过问该报事务，到第五期便改由沈雁冰主编，后改由张秋人主编。1926年6月停刊。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是个农家子弟，对农村和农民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关怀。中共建党初期，他就积累了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在中共三大上，他专门介绍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几十年后，他的政治对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特意指出：“他（指毛泽东，作者注）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委托，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修改后的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先解放农民。”会后，他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1924年7月，已经办了五期，共有四百五十四人在此学习，最初的主办者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的是第六期。
辞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职务后，毛泽东依然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而他最看重的则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至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给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说，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并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他一再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他还要学生们注意农村教育问题，并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应了解全国性的地理概况，了解所在地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
为让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对农村和农民有更真切的感受，他两次带领他们到韶关和海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华农学会开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致辞说：诸位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他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再次呼吁：“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走到了尽头。在蒋介石开列的被通缉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中，毛泽东名列其中。不多日，中共五大召开，总书记陈独秀的权威受到挑战，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党内最高岗位虚位以待，当时最有可能继任为中共领袖的除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外，据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说：“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1927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是去了湖南调查农民运动。”
是的，当毛泽东倡导农民运动时，自己已然身入其中，用他的话说是，“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来源: 《名人传记》201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