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开始，一群来自河南的艾滋遗孤先后成为山东曹县某些普通人家的新成员，在其间牵线搭桥的，就是老医师高耀洁。
曾经为艾滋遗孤尝试了多种救助形式的高耀洁发现，无论是集中到孤儿院还是进行直接的经济援助，都很难从根本上给这些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健全的成长环境。而在曹县的尝试让她发现，这些孩子融入新生活的过程，也是真正消除心灵伤痕的过程。为那些不幸的孩子打开一扇新的家门，这温暖的火苗照亮的，或许不仅是孩子们的未来，也包括救助者热切的情怀。
两个镜头在高耀洁医生的眼前不断闪回。
第一个镜头，女孩又瘦又黑，她在哭，缩着肩膀哭。那是2001年3月30日，两个月前，女孩的母亲突然死了。父亲躺在铺着烂被絮的地上，不停地咳嗽、吐痰、呻吟，他得的病和母亲一样，艾滋病。
第二个镜头，2003年8月，女孩胖了，白了。她在山东的养父母家一年了。
高医生差点认不出来了。面对镜头的时候，女孩习惯性地蜷缩一下，想把头部藏到肩膀后面去。
高医生猛地一惊。还是她。高燕。
变故
1.
高燕的妈妈生了她，全家都不喜欢，奶奶说出的话更难听：“她生个闺女粪坑还噘三天嘴。”高闯的妈妈第一次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死了，几年后她改嫁到高家，当地人称她“后婚婆”。“后婚生个妮，穷到屋脊。”当地人说“她生女孩把高家彻底妨穷了”。
三年后，高闯的妈妈又怀孕了，算卦先生“算”出胎儿又是个女孩，她的婆母、小姑、妯娌就拉着她去城里医院打胎，她死活不愿去。这样闹了几个月，算了多次卦，孕龄八个半月的高闯提前“闯”到了人间。
风波从此平息。高闯的名字也由此而来。高闯出生之后，全家对他妈另眼相看。妨人的后婚婆，变成了高家的有功之人。
高燕的姥爷（外祖父）是1940年代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她姥姥（外祖母）也有些文化。在她丈夫去世之后，就随女儿生活，她照料高燕，抚育着高燕成长，高燕刚满两周岁，她姥姥就教她学习认字块，五岁半就进入本村的东湖完全小学读书。
高燕人长得小，不少人担心她学习跟不上，她姥姥有文化，放学回家后，能辅导她的学习。彭校长说：“不要看高燕人比较小，学习就是好。”
姥姥去世后，高燕回到高家，她奶奶、叔叔谁看到她都不顺眼，经常以白眼相待，有时骂她“丧门星崽子”，意思是说她妈是个“丧门星”，有时甚至踢她一脚，打她一拳。
.2.
1993年到1996年，高燕的父母多次卖血。
1996年，高燕读四年级。为了生存，高燕的爸爸不得不出去打工。
妈妈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浑身无力的症状。有一天她拉着车在泥路上走，一走一滑地向前拖。10岁的小高燕看见了，轻轻走到车后面，偷偷地帮她推，没过几分钟被妈妈发现了，她说：“你太小了，还不能干活，还是回家好好学习吧。”高燕坚持要干，妈妈就是不让。
到了收庄稼的季节，妈妈又累得开始不停地吐起来。
小高燕和弟弟在家，眼睁睁看着，谁也不知道妈妈得了什么病。小高燕束手无策，就偷偷地去打听爸爸的消息，听别人说，爸爸在外面没有找着挣钱门路，靠捡破烂为生。
一天晚上，妈妈在陪高燕做作业，高燕突然看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站在家门外，乱蓬蓬的头发，黑黝黝的皮肤，她很害怕。妈妈说是爸爸回来了。
不久，妈妈的病突然就好了。妈妈把她积攒下来的200元钱摸出来给了爸爸，爸爸买了一辆破三轮车，整天就只靠拉脚挣点钱，“那时候日子好些了，家里经常围满了人。”高燕回忆说。
3.
高燕上了初一，一切急转直下。爸爸也得了一种怪病，不能干活了。
爸爸最后狠了狠心去大医院，做了化验，化验单显示，爸爸得了艾滋病。
家里只剩了高燕的妈妈操劳一切。“我和弟弟从别人身边走过的时候，别人总要发出一阵笑声。”
爸爸干不了活，成天靠着门口的墙坐着，“爸爸被病折磨得死去活来，走过的人还嫌他老是咳嗽，吐的脏。”
新学期到来的那一天，没有钱交学费，高燕辍学了。
“有一天夜间，我突然发现妈妈吐了血，我让她去看医生，可她说不用担心，她的身体还很健康。”
后来终于支撑不住了，发烧，喘。
医生说：“是艾滋病。”
高燕吓得昏了过去，不知什么时候才醒过来。
没钱看病，爸爸、妈妈全靠吃点消炎药度日。
“我每天五六点就起来做饭，给爸爸妈妈洗衣裳。我心想，只要爸爸妈妈的病能好，再苦我也认了。”
没过多久，高燕的妈妈突然就走了。说到这个，高燕陷入痛苦的回忆中：“妈妈临死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高燕啊，你的弟弟长大了千万不能让他卖血呀！就算穷死也不能让他卖血呀！”
离家
1.
妈妈去世了，高燕惟一的依傍没了。
在给高医生的信里，高燕写道：“妈妈死了，在爸爸的眼里，我就是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他说，女孩上学管什么用呢？上得再好也不起作用，只有男孩上学，长大了才有用。奶奶，您说爸爸说的对吗？我想上学，我渴望上学。
“但是看着爸爸消瘦的身体，加上最近嘴又烂，被病折磨得难以忍受的惨景，我不忍心和他争。”
2001年3月30日，高医生见到了14岁的高燕和她11岁的弟弟高闯。
高燕的家，是破陋的院墙和两间在屋里可以看见天空的半土半砖的旧房。房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堆在屋角的那几百斤麦子。
“高宗彦不停地咳嗽、吐痰、呻吟，有时话都不能完整地说一句。他骨瘦如柴，憔悴得像非洲难民，让人不忍再看一眼……”高医生回忆。
高燕在露天的南间灶火里哭着做饭，她说：“我爸爸病得这么重，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这么小，不让我上学，我能干啥？”
父亲微弱的声音，口气很坚定：“女孩读书没有用，闺女像根草，长大就锄了。读书越多，将来彩礼越少。”
高医生问高燕：“你想上学吗？”她泣不成声地说：“想！就是没钱交学费。”
2001年8月19日，父亲去世了。高燕和弟弟成了孤儿。
高燕把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小麦卖掉换成钱，把爸爸勉强埋下土。
父亲留下了临终遗言：“高闯是高家的根，让他随奶奶住，在他五叔、五婶家吃饭。家中的七亩多地给老五家种，家中的东西也给他们。现在小闯已经11岁，他长到16岁可以外出打工。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让高燕去她姨家，让她姨把她给打发了。”
2.
2001年7月25日，高医生又把300元钱寄往高燕曾就读的小学彭校长处，好心的彭校长送高燕回中学复学了。
高燕很努力，学习成绩也不错，期中考试数学得了98分。但她在学校里常常是孤独一个。同学公开地说：“她家那里有很多AIDS病人，接近她要传染AIDS的！”
14岁的高燕对父亲的遗嘱一直不服气，但这个坚持要读书的女孩子，在高家成了个“大逆不道”的闺女。她“不听话”，高家的人谁也不愿管她，她只得去姨母家吃住。
那年8月25日，高医生给高燕寄去500元，高燕的奶奶取走了，只给了高燕70元钱。
高燕独守院子时，很想大声地喊，向妈妈诉苦，可是白天怕人嘲笑，只好在夜晚偷偷地喊。
除了妈妈之外，高燕在这世上还剩了最后一个精神支柱。她不断地给高医生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
“父亲在世时，您寄的400元钱，被四叔偷偷取走赌博了，我怕受四叔打骂，您问的时候不敢吱声。”
“他们个个都认为奶奶您很有钱，他们威胁我，让我给您写信要点钱。”
“您为了让我上学，那么大年纪，那么冷的天出去讲课。我怎么忍心再从您那儿谋取一份没有付出的钱。”
倔强的高燕，气得家里人牙齿“吱吱”响，也换来了后来的一次次打骂。
3.
2002年春节，高医生接高燕姐弟俩来郑州过年。
科技馆里很好玩儿，两个孩子好奇地东看西望。在试音量的小屋里，高闯还大喊了一声，看自己能制造出多少分贝。高燕怎么都不肯喊，长时间生活在被人歧视的环境里，她没有大喊一声的胆量。
等大家往外走了，高燕落在后面，高医生猛地回头，看见高燕张了张嘴，试了几次也没能喊出声音来。
高闯来郑州是第一次出远门。他长得虎头虎脑，很惹人爱，有个卖凉粉的，听说他是个孤儿，跟高医生要高闯做儿子，高医生怕他穷，今后供不起高闯念书，没同意。过了几天，一个派出所所长也想要高闯，高医生看他长得凶悍，怕他怒起来要打孩子，也没同意。
后来高医生在城里又找了几个好人家，每去一家就为孩子检查一次艾滋病病毒抗体，结果均为“阴性”。但是人们还是不敢收留他。
“高闯暂时住在我家，很懂事，有一天我早上起来不见了他，到处找，最后看见他拿着把大扫帚，又瘦又小的，一早就跑到院子里干活了。”
高医生曾给当地一个处长家看过病。这个处长有个女儿，读书不好，早早就工作了。他很想有个儿子。有一天来高医生家，看见高闯，听说他是艾滋病遗孤，这个处长叹了口气，说：“我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冬天穿的棉裤没有里子，全是烂棉絮。我知道穷人的日子难过。现在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只要平时少花点钱，就可以供这个孩子上学。今后这孩子我管了……”处长把高闯抱在怀里说：“孩子，好好读书吧，以后我就是你爸爸。我给你买书，交学费……”他回头对高医生说：“孩子父母得过艾滋病，只要这孩子没病，有啥关系？”
高闯的眼泪倏地流下来，他跪在地上给处长磕了个头。处长说：“起来吧，咱不兴这个！只要你好好学习，读大学我也供。”他领高闯上街，买了身新衣裳，还有文具和学外语的随身听，说好过几天来接高闯。
高闯等来的却是坏消息。这个处长又来了高医生家，黑着脸来，只对高医生说了一句：“孩子我收养不了了。我是四面楚歌啊。”就抽起了闷烟。
高医生追问，处长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原因，艾滋孤儿的户口进不了郑州，而且老婆听了别人的闲话，说什么也不同意，女儿也跳了起来……
4.
春节过后，高燕姐弟俩回到了老家。
高闯回到五婶家不久，五婶就去世了。五婶几年前也卖过血，也得艾滋病死了，五叔也患上了怪病，高闯只好又回到已破烂不堪的自己家里。
家里的电表也被三叔不知什么时候摘走了。晚上屋里一片漆黑，得点着蜡烛。
麦季到了，高闯应该有饱饭吃了，可新麦又被四叔强行收割。
政府救济的一些面粉和煤，也被三叔搬走了。
高医生知道了，急着找人收养高闯。这次她找的是自己山东曹县老家的人。
山东这家陈姓农民，夫妇二人都已50岁了，家里有十几亩地，养了600多只鸡，3头菜牛，是当地比较富裕的农户。他们原有三个孩子，惟一的儿子因一次意外，被轧米机轧死了，这是这个家心上的疙瘩。
现在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前几年出嫁了，二女儿现在湖北上大学。
陈家听说高闯的身世后，陈母难过得直哭，她让她娘家弟弟小刘去接高闯，高闯看见刘叔之后，拿着自己的几件破衣服，一步也不离地跟着刘叔。刘叔住在旅社里，夜晚高闯趴在刘叔的床边不走，生怕刘叔万一又变卦不要他了。
高闯临走时，去和奶奶告别，对她说：“奶奶，我去山东上学了。”奶奶回答说：“你愿到哪里到哪里，你死了我也不管，你到谁家妨谁家。”
高闯头也不回地跑了。
2002年6月1日，高闯到了山东曹县苏集镇的陈家，一进养父母的家门，叫了声：“爸，妈，我来了。”养母想起死去的儿子，搂着高闯大哭。
5.
2002年6月1日和弟弟分别后，只剩高燕孤苦伶仃一人，高医生不放心，又打电话给高燕的姨妈，让她暂住她家，待考上高中，由她给高燕出学费，就不再给她添麻烦了。
后来她狠心的姨妈打起了高燕的主意。姨妈有一个32岁的懒儿子，又生得丑陋，找不到媳妇，就想把高燕嫁给她，高燕不从，她一心想上学。
过了些日子，高燕等来了中考落榜的消息。
姨妈以此为借口，说你没考上学，高奶奶不会再管你了，我为啥要管你。有时因为一点破碎小事，就把高燕骂个没完没了。
2002年7月29日，高燕哭着往山东陈家打电话，说想去山东。
一个姓王的人家很快同意收养高燕。
8月1日天刚亮，高燕就站在县废品收购站门外—个公用电话亭旁边，等候山东来接她的恩人。
下午4时许，高燕看见他们，像见了亲人一般，她未停脚，连口水也没喝，什么行李也没带，两手空空，就去了山东曹县。
高燕姨妈扣留了她的户口本、别人捐给高燕的1500元学费和衣物等日常用品。
秋季开学了，高燕没户口，王母不得不交高价学费，让她借读到当地镇中学。
高燕向河南省妇联求救，又无奈地起诉了姨妈，终于把户口迁了过来。根据法律规定，高燕早到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养父母的年纪。
6.
山东王家所在村的村支书去新蔡帮高燕打官司，到了当地妇联，看到一个5岁的男孩，面黄肌瘦。妇联的人叹了口气说：“也是个孤儿，没病，父母得艾滋病死了，家里的老人瘫痪在床。姐弟俩四处流浪乞讨。”
妇联的人问村支书，愿不愿意收养这个孩子。其实这个小男孩还有一个7岁的姐姐，妇联的人怕他不要女孩，就没提。村支书问清楚了，就把姐弟俩都带了回去，村里缺少子女的人家收养了他们。姐姐马立现名张静，弟弟马浩现名祝金。
在高医生名单上的164个孩子中有个叫熊小果的小女孩，10岁，是高燕的邻居。小女孩父母也得艾滋病死了，现在家里只有一个80岁的老太太。
小女孩收到过高医生寄的钱，听说高医生来给高燕打官司，还要供高燕上学，就一个人偷偷跑出来找高医生。
高医生被好几个大人围着问这问那，熊小果躲在高奶奶的背后，静静地站着，瞅了个空，就扯了扯高奶奶的衣角，含着眼泪说：“奶奶，俺也想去山东上学哩！”
高医生眼圈红了。2002年10月1日，山东曹县一个杨姓人家收养了她，改名叫杨莉。
“熊小果还有个可怜的小妹妹，生下来6个月，妈妈艾滋病发作死了。现在才5岁，吃不饱，害了佝偻病。”高医生说，“我后来又去她家，想带孩子走，80岁的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同意，原来刚有人上她家说我是卖孩子的。”
高医生觉得这是她很遗憾的一件事。
同村还有个孤儿，读到小学五年级，父母就双双艾滋病发作死了，他一个人在家乡靠乞讨和拾荒养活自己。一个烧锅炉的工人看他太可怜，又听说山东的高新庄收养孤儿，便租了一辆三轮车，把他送到了山东，被高新庄村村长的哥哥收养，改名叫闫宏桢。
跟我回家
新家
1.
高闯是第一个从河南来到山东的艾滋孤儿，到陈家后就近入邻村小学读五年级。他上学的前一天，养母到城里给他买了件小西装回来。第二天，他穿着去上学，同学笑他像新郎官，他撇撇嘴：“咋啦？这是俺娘给俺买的。俺爱穿。”
他每天和村里的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上下学。高闯人缘好，有了很多玩伴。
下了学，他进门先叫妈，然后打扫院子，拾鸡蛋。养母夸他懂事，很喜欢他，给他取名叫“祥鸽”，“希望像吉祥的鸽子一样自由地飞”。7月学期终了，祥鸽的学习成绩全班第一名。
2.
2003年4月15日，高医生收到了闫宏桢的第一封来信：“我的生活很好。两个姐姐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妈妈什么事都依着我，不管我做什么事，只要是对的，她都很支持。有一次，我看见我们班的同学在用（沙）带（袋）系在（腿上）跑步，我回家就向妈妈要。妈妈毫不犹豫地说：‘等明个（天）赶集去给你买。’等我第二天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放着（沙）带（袋）。这时妈妈走进来说：‘只要你学习好，我什么都给你买。’听到这样的话我深受感动。”
2003年6月的一天，高医生又收到了闫宏桢的姐姐闫玉的来信：“几个月过去了，我和弟弟相处得很融洽。他刚来到我们家时学习不是很好，说实话，您收到的成绩单是假的，是我叔和老师商量好（办）的。但在这几个月中，由于他的聪明和我的辅导，小桢成绩突飞猛进，很快成了班级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语文：87，数学：96）。有时日子是清苦点，但母亲视弟弟如同己出。
“但母亲并非故意的一句话让叔叔听到了。尽管随后母亲就跟叔叔赔不是，但他不听，执意把弟弟拉走，还说要把小桢送走。我弟弟吓坏了，抱着树哭着喊着不走。但叔叔生拉硬拽，树被抓破了皮，弟弟被领走了。我和母亲找过他几回，想领回弟弟，但叔说，我收留的我养，不用你们操心。我母亲很难过又有哮喘病，常年吃药，这几天她打了十几天的吊针，人也瘦了十斤……
“现在弟弟见到妈妈就躲着走，母亲很伤心，为了躲避这一切，为了我的母亲，我已放弃我的学业，在离家十几里的工厂打工，上的是夜班，正好治疗我的失眠。就让弟弟在叔叔家吧。”
村里的邻居详细地介绍了这场变局。
闫宏桢是2002年12月来到新家的，全家相处很好。一天，妈妈把蒸馒头发酵用的“面起子”晒在屋顶后下地干活了，家里的钥匙就留在了小桢手里。没多久，小桢到村子里玩，下雨时妈妈急匆匆赶回来收东西，却找不到小桢，心急之下，说了一句“这个祸害”。不巧，被路过的叔叔听到了。
叔叔据此断定，妈妈在家里也不会待小桢好，便执意将小桢领回了自己的家。
此事在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村里人说了句公道话：妈妈对小桢很不错，叔叔这样做也出于好心。
3.
2003年5月7日，发生变故后，闫宏桢又来信了：“晚上回家叔叔给我加码，要求我做三道智力题。我在叔叔家伙食比较好，俺婶婶也比较贤惠，我生活得十分开心和自在。俺叔婶决心把我抚养成人。”
闫村长有个5岁的女儿，现在已经办好了二胎的准生证。闫宏桢未改称呼，还是叫叔，这样不影响他生第二胎。
高医生开玩笑说：“闫村长，你想当邓伯道吗？”
古时有个典故，“天道无知，邓伯道无儿。”这句话是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有一个叫邓伯道的人，他哥哥死了，他携着他的儿子和侄子一起逃乱，因两个孩子再也走不动路，他认为自己年轻还可以再生育，于是就把儿子扔掉，领着侄子逃出灾难。以后邓伯道没有再生孩子。
闫村长笑着说：“这孩子很勤快，也聪明，下地、放牛样样都能干，学习也很好。孩子是国家的，谁都应该关心，只要他好好读书，我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
4.
高燕山东曹县的养父姓王，是个司机，在外县上班；妈妈是个家庭主妇，膝下无女。
高燕的到来对王家来说就圆满了，所以起名叫王圆。王圆到王家后所有的衣服、用物全部新置买。
8月16日，王妈妈把她送到当地镇中重读初中三年级，学校离她家有二里多路，王家父母怕她走路太累，给她买了一辆新自行车。
有一次，王圆看着爸爸妈妈这么辛苦，就试着替他们做些家务。她开始提着茶壶来沏茶，邻里盖房子响起一声震荡，王圆心猛的一惊，手滑了，“嘭”地一声巨响，暖瓶碎了。王圆很惊慌，怕会挨打。在堂屋看电视的爸爸听见后，跑出来，先问：“没烫着吧？”王圆半天没回过神来。
第二天早晨放学时，王圆出来得晚些，不知谁把车子给推倒了，支架压坏了，她的心里更加难过，自责，再也没勇气回家。
“当我走进村庄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妈妈一直站在门口，朝我上学的那个方向张望。只听见旁观者窃窃私语说，是不是对她不好呢？”王圆的眼泪流了下来。
高医生隔了几个月去看她，“高燕的精神状态全变了，原来的木讷消失了，长高了，也长胖了。”
她在苏集镇中读初三，期中考试年级第一名。
有人看见她，叫了声“高燕”，她骑着车扭头就走了。她想用最快的速度忘掉过去。
深藏眼里的伤痕
2003年8月4日，记者寻访了山东曹县5个僻远的村庄，见到了6个来自河南的艾滋病人遗孤。高医生同行。
高闯（陈祥鸽）和父亲正在地里干活。他光着膀子，牵着牛。养父黝黑的脸，嘿嘿地笑。
院子里羊在踱步，狗在叫。这个家并不是很宽裕。祥鸽的二姐在武汉念大学，一年的学费是一万二，“就靠种地，养些牲口，挣不了几个钱，连他二姐的学费也不够，向亲戚借的。”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祥鸽却觉得这里像天堂。他下地回来，在水龙头边洗脸，大姐过来帮他擦一下背上的灰，肩上搭着祥鸽要换的干净衣服。
高燕（王圆）来的时候只有65斤重，现在到了105斤。她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在蚊帐遮掩的白墙上写着一行粗粗的小字——“一定要争气”。
9岁的张静开学升二年级了。小女孩很沉默，记者问她开学要交多少学费。“一百零五块零两毛。”小女孩发出蚊子叫般的声音，迸出的数字如此清楚。
香港一个慈善教育基金会的干事杜聪一个月前来到这几个僻远的村庄，给这些孩子送来了开学要交的学费。
要开学了，小杨莉在杜聪来之前的几个晚上老是做同一个梦。
“梦见新爸妈没钱给我交学费。他们干活很辛苦哩！”小杨莉嗫嚅着说。
而王圆复读初三后的中考又落榜了。“她的成绩很好，不会是别的什么原因吧。”
高医生对王圆的未来有几分担心。“如果要交钱上高中，得花5000块呢。杜聪资助了咱700块钱。”王圆的养母忧心忡忡地说。
这几天，王圆的情绪很低落。她的眼皮老是肿着。经历了这么多心灵挣扎，她还能坚持她的读书理想吗？她一再地沉默、沉默，和着大人们的叹息声。
除了王圆之外，其他5个孩子的户口还没着落。这是收养艾滋孤儿人家共有的心事。
“派出所的人找我们去问了，说娃到底有没有艾滋病，我们说，高医生说啦，查过血，没病。”
“派出所的人瞪着眼说，现在查没病，万一哪天查出来有病，咋办？”
“我们相信高医生，她是个大好人，再说，她也不会害她老家的乡亲。”
村里人的话很朴实，但记者也看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细小的不安。王圆的母亲看见去她家玩的小杨莉手臂上有个小红点，连忙叫高医生看个究竟。
“没事，没事，被虫咬了。”高医生戴上眼镜看了看，说。
杨莉缩回手，把头深深地埋下去。
给这6个孩子照相时，陈祥鸽这个男孩是最自然的一个。他很主动地去拉养父母一起照，左边拉着养母，右边拉着养父，三个人的手相牵。他俨然已是这个家的主人翁。
而几个10岁左右的女孩子，无一例外都有不太自然。
她们的眼睛里藏着过去的伤痕。（文中孤儿的名字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