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因应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於兴中教授之邀请，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法律传统新论”的学术研讨会，于是得缘五月十二日傍晚从南宁起程，从南宁到广州，从广州到深圳，从深圳到香港，从香港到珠海，从珠海到佛山，从佛山到南海，从南海到新会，再从新会回佛山，从佛山返南宁，时为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前后计有十日。一路之上，结识新友，再见旧朋，十分愉悦。途中有记，十分拉杂。有二三友人知我赴港，沿路必有所得，来函垂询者三。不得已，花去数日功夫，整理成篇如下。今复读之，可笑之处极多。刊之于此，为知我友朋增一笑料罢。然若非兴中教授，何得有此机缘，此乃当再三致谢于於兴中教授之处，不能忘怀也。此记。
魏敦友
匆草于广西大学法学院，2010-6-3。
一
一觉醒来，火车已至佛山。看表，正好凌晨六时，再往前不远就是广州了。
好久没有睡这样一个好觉了，整夜几乎无梦。也好久没有这样的孤独之旅了，终于可以重新面对自我。这一年半在百色挂职，忙忙碌碌，难得清闲，即使到过庐山、黄山、井冈山、武夷山等文化名胜，虽然很想静下来思考，然而，到底是因为跟着团队在走，仿佛被绑架了似的，无法惬意，所以尽管到过，竟是跟没有到一样的。我常常想起钱穆先生的话，中国的山川根本不是纯粹的自然，它们早已成为人世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必得在读其历史中，如诗，如文，方能得到深入的理解。今天的人们由于过于忙碌，根本想不及此，因此所谓游览，其实只不过是路过而已。念及于此，心中倍添惆怅。
因为受於兴中教授之邀请，赴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出席“中国法律传统新论”的讨论会，因此有机会可以独自起程了。好久没有坐火车了，遂决定从南宁从火车到广州，再转深圳到香港，如此在路上可有十多个小时的空闲，无人打扰，让思想在这个空白处任意翻飞。从佛山到广州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透过车窗，看到这南越大地，似乎还没有醒来。心中想起康有为、梁启超，脑海中冒出一些句子，随手录之：
渐近羊城。晨曦初露，天辽地阔。眼空无物。惟见珠江水，缓缓南流。
遥忆当年，康梁崛起，英气勃发。至今犹闻，万木草堂，朗朗读书声。
到达广州火车站时，时间刚过七时，很想出站见几位师友，但犹豫了一下，心想如果在广州停留，中午到深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之前正好接到李祯的短信，说是要到深圳火车站接我，遂不出站径转和谐号去深圳。到达深圳时，近九时。见到李祯，十分高兴。一起去吃早茶。李祯给我讲了许多工作上的事，还有一些家庭里面的事，十分有趣。但在我心里，总隐隐有一种不安。李祯原毕业于广西大学法学院，后跟中南范忠信教授读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后无缘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现在深圳跟高中时代的一个同学一起办公司。我多次跟范忠信教授谈到李祯的事，希望他能留李祯在他的法律文化研究院工作，因为我认为李祯从事法制史的研究是有前途的。没有想到有一次范教授告诉我说，他领导的所谓法律文化研究院其实并非一个实体，因此范教授无职无权。我闻之而叹息再三。现代大学本来应该是一个创造知识与传播知识的建制，然而不幸的是，当今的中国大学已经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名利场。我在大学体制中生活了二十多年，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不幸就是亲身体验了当代中国大学如何从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逐步衰败的。可能在外人看来当今的中国大学挺热闹，然而真正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今大学里面真正对知识感兴趣的人非常少，而有能力进行知识创造的人更是少得可怜。然而，一些对知识有兴趣又有创造能力的人却又被大学排除在外。中国的大学怎么变成了这么一个样子，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相信自己这辈子有机会能看到中国大学的光辉前途。我甚至觉得当下的中国大学或许要经过上百年的痛苦蜕变才能找到自己的方位。
近十一时和李祯分手。午餐和小弟魏云、妹夫金彩明，还有一位老朋友钟祛非博士在一起。祛非是十多年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的朋友，他读经济学，98年到深圳档案馆工作，已是十二年没有见面了，同时已失去了联系。因为小弟有一次到档案馆办事，突然想起祛非，联系我，竟找到了。今天相见，非常高兴。午餐后约下午两点半，祛非博士开车，和小弟送我到罗湖口岸。祛非因为找不到地方停车，先开车离去，小弟则一直送我直到我办完过境手续才离去。过境后需要乘火车，因手头没有港币，正好有一个窗口可以换，于是换了两百元，花港币二十三元买了去大学站的票，大约五站地吧，就要了香港中文大学。因为第一次到香港，不熟，跟人打听，这时一个保安过来，十分友好，问我找香港中文大学什么人，可有电话号码。我的手机过了罗湖口岸就不能用了。保安友好得很，拿出他的电话就给我打。负责会务的是叶竹盛，06年我们曾在吉林大学相识，那时他还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追随於兴中教授读博士。约十分钟，竹盛博士就过来了，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今天相见，分外高兴。竹盛带我去宾馆住下来，我问竹盛其他老师来了没有，竟都没有到，我是第一个到达的。竹盛告诉我说，晚上有一韩国教授到达，晚餐我们就和韩国教授一起用。
竹盛博士走后，我就在校园里随意走走。香港中文大学建在高山上，询其名不得，路很陡，极难行。回房间读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中“新亚书院”篇，十分感动，想当年，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何其艰难，而终于有所成。钱穆先生和他的学生余英时先生是我极敬重的学人，今天亲到他们曾经学习、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真是如同梦寐！
晚近七时，暮色降临。竹盛过来说韩国教授已经到达，于是带我出校园，坐火车两站地，到一中心商城，和韩国来的韩相敦教授晚餐，同时见到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对年轻夫妇魏英杰和段海燕。原来竹盛忙不过来，委托两位去机场接韩教授。韩相敦教授汉语极好，因为与我有一“敦”字相同，忙认着了兄弟。又跟海燕开玩笑说，你嫁给我们魏家了，好啊。大家虽然初次见面，却无隔膜。晚餐后回到房间，已近十点了。不一会接到兴中教授的电话，兴中教授在电话中反复说照顾不周，条件不好，令我很感动，连忙转达了树坤、学兰等朋友们对他的亲切问候。
（魏敦友，匆草于香港中文大学昆栋楼1007室，2010-5-13，二十三时。）
二
早上六点二十起来，即径往新亚书院方向去。
昨晚从竹盛处得知，会议将安排与会人员参观新亚书院，因此本不想独去的，但因重读钱穆先生之《师友杂忆》中“新亚书院”两章，一大早忍不住前去拜谒。
路上没人，山势颇陡，徒步极难行。终于找到新亚书院，心情十分激动。竹盛告诉我说，今日之书院已非实体，其实为学生之居住区，盖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初成立时由三大书院组成，新亚居其一，然大学既成，则按现代学术体制规划，原先的书院体制自形解体，按学科组建。但主事者别出心裁，使各书院之名存，垂之久远，故学生之聚居区各以书院之名而名。如此则各书院形体虽解，而精神竟不澌灭。如此精思构想，比之内地各大学多以东区西区北区南区之名命名校园，实良多趣味也。
新亚书院由钱穆图书馆、学思楼、人文馆、诚明馆及天人合一亭等建筑物所构成，且有一广场，相对立碑，其上大书“新亚书院”及“New Asia College”字样。碑上刻有新亚书院自1952年以来各届毕业生之姓名，琳琅满目，而1952年文学院毕业生仅两名，余英时赫然居第一。不远林荫深处，见有一铜像屹立，近观，乃唐君毅先生（1909－1974）！铜像极状其为中华文化之重建呕心沥血。先生目光炯炯，直视前方，膊挽外套，风尘仆仆。座基有像赞铭文，作者即余英时先生，文字古雅，气象高远，正好与君毅先生之铜像相匹配。诵之数过，深为叹赏。良久徘徊，不忍遽离。我心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悲情在弥漫，分明更有一种生命的激情在呼喊。在石阶上闭目端坐，期以会于钱、余两先生。
下山回宾馆，重读《师友杂忆》之新亚书院篇，益觉其话语谆谆，亲切近人矣。
（魏敦友，匆草于香港中文大学昆栋楼1007室，2010-5-14，九时。）
三
中午於兴中教授邀请已到中文大学的与会人员聚餐，地点就在不远处的学校食堂内，参加者有韩国的韩相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的黎小平教授和我，范忠信教授因错失了接机的同学，因此晚到约半个小时，大家非常高兴。
忠信教授正好坐在我旁边，不多久就悄声问我，在武汉听会林说你出了一本书，可否带来？我说当然带来了，等会就送给你。餐毕，时间约午后两点，和兴中教授分手时，将事先准备好的拙著一本送他，然后和忠信教授等一起返回宾馆。因为书在我的房间里，我就邀请忠信教授到我房间坐一会，并将书亲自送他。忠信教授很高兴，特别看有没有我对他的批判。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的那篇小文《范忠信迷津》。这篇小文写于2006年，本来没有打算发表的，但因为《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编辑解永照君向我约稿，就将这篇稿子给了他，起初我觉得这篇稿子发表不出来，但是没想到一切顺利，永照说文章很好，没有问题，然而，没有想到清样已出来了，最后却因为文中提到“党权”的问题在印刷前被撤稿。发表不出来，我并无所谓，因为我写文章并不是为了发表的。然事有凑巧，2008年赴重庆参加中国法律史年会，遇到《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主编卜安淳教授，他看到我的文章后说不错，想发表在他那里。我对他说了这篇文章的经历，他说没关系。这篇文章就于2009年发表在卜教授那里了。后来居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非我所料。大概是因为这篇小文的关系，有一次我路过武汉，顺访忠信教授，忠信教授还专门宴请了我一次呢。其实我跟忠信教授并不熟悉，一直以来没有直接交往。忠信教授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但没有想到我们会有缘在香港见面。我告诉忠信教授说，这本书因是讲演录，没有收录那一篇，但法律出版社编辑周丽君女士已和我联系，准备再出一本论文集，作为这本书的姊妹篇，如果能成功，《范忠信迷津》自然就在里面了。我们大约聊了半小时，十分愉快。范教授还特别提到，在武汉的时候，有一次和子堂教授一起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对他们说，魏敦友批判你们是假批，批我才是真批啊。听了这话我很无语。没想到李先生过了几年了还这么耿耿于怀。这至少是我第五次听到李先生对我的私下批评了。然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李先生愿意多次提到我对他的批评而不满，却又不愿意屈尊公开写出文字对我进行反批评？这是我二十多年来所遇到的最诡异的事件之一。我由此想到，当下中国的许多人还并不把学术当成公事，相反却当成私事了。幸好后来有当时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孙国东先生与我就人本法律观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讨论，从而使我的思想有所进步。其实在我看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学术就是在批判的过程中成长的，没有批判，学术岂不就此不前了吗？
兴中教授本来下午想带我们几位在校园里逛逛的，但忠信教授几位因为旅途劳累，需要休息，因此决定晚上七点再餐叙。送走范教授后，我略略睡了一会，就起来继续读《师友杂忆》，并将早上没有读完的部分读完。约晚七时，兴中教授带着我们一行人外出校园餐叙。晚上抵达的是几位北京的学者，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和江山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作翔教授，还有就是台湾来的政治大学的黄源盛教授。餐毕返校，一路上与许章润教授聊天，论及当今学界种种，观点一致，因此甚为惬意。章润兄讲到，那些依附于政治权力并因此获得无数利益与奖项的所谓学者，自以为是当今中国学术的主流，其实是狗屁主流！真正的主流其实在那些独立思考的学者那里。听到这话，我心里很温暖，觉得很踏实，到宾馆后，连忙将事先准备好的拙著送给章润兄，表达敬意并作纪念。忠信教授、章润教授和我三人还在阳台上闲聊了一会。眼前是一片大海，竹盛昨天告诉我说这片大海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吐露港。现在我们在夜色中眺望眼前这片大海，还有周围黑影幢幢的山峦，仿佛被置身于思想的光和影之中，有几分真实，也有几分虚幻。
（魏敦友，匆草于香港中文大学昆栋楼，1103室，2010-5-14，二十四时。）
四
初到香港中文大学的那晚，正好房间紧缺，我只好临时被安排在一楼，经兴中教授悉心安排，次日我就被提升一级，到二楼来住，且面朝大海。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辽阔的大海与蓝色的天空。竹盛告诉过我，这片大海名叫吐露港，我想应该是沙田海的一部分吧。
梦中被一阵急雨所唤醒，起来看表，时间才凌晨五时许。心想这下可糟了，昨晚曾与忠信教授、章润教授两位相约，今晨要去登山并瞻仰新亚书院的天人合一亭的，如此急雨，怕是去不成了。盘腿端坐了一会，回头再看窗外，雨声竟然消歇了，上山应该不成问题了。这时突然想起老子的话，骤雨不终朝。古人真不予欺也。
墨云低垂，高楼耸峙，海天相接，山峦无语……
（魏敦友，匆草于香港中文大学昆栋楼，1103室，2010-5-15，六时五十分。）
五
约七时，和忠信教授两人去拜谒新亚书院，一起在天人合一亭高声品读钱穆先生（1895－1990）于一九九○年九十六岁辞世前写的天人合一碑铭。我和忠信教授叹其言简而意赅。钱先生谓，中国古典思想主天人合一论，将天命与人生融为一体，天命即人生，人生即天命，天命的展开也就是人生的展开，反之亦然。西方思想则反是，将天命与人生分成两截，于是天命是天命，人生是人生。此种思想主宰当今世界数百年，其好处在于推动人们改造世界，然而却终归于虚无。中国古典思想的天人合一论在经过了长久的沉寂之后，必将在未来的世界复兴。
因为会议今天开幕，所以约八点我和忠信教授就匆匆下山去。用过早餐，就去参加会议开幕式。约九时半，开幕式在香港中文大学西部教学大楼六楼法律学院会议室举行。由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教授致开幕辞，朱梓童担任翻译。此后正式进入会议发言与讨论阶段。在开幕式上见到了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陈弘毅教授，连忙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本拙者《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送给他。
上午的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的黄辉教授主持。发言者两位，分别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黄源盛教授和来自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黄源盛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从民刑混沌到民刑分立――民国初期大理院民事审判法源》。黄教授指出，法史学者很少运用裁判史料，多偏向于制度、规范与思想的研究，此种研究路径其实对于理解真实的法律实践是有限的，甚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会遮蔽对于真实的法律世界的理解。黄教授认为法史研究应该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运用，一是史实的建构，一是史论的诠释。认识必须来源于史料与史实。从这一立足点出发，黄教授对民国初期大理院的民事审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看到，虽然那时没有成文的民事法典，但是审判官还是在实践中运用了民事条理的法源根据，如将情理加以创造性的转换从而形成民事审判的法源。黄教授最后指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北洋政府其实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至少不输民国政府，甚至今天的政府！
许章润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政治立法与市民立法》。许教授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晚近中国，尤其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法律治理转折？或者，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在当今中国是如何发生的？许章润教授设定了两个概念，一是政治立法，一是市民立法。政治立法系指非规范主义意义上的判断，市民立法则指规范主义意义上的立法。然而，在现实生活之中，到底是先有政治意志的决断，抑或先有市民生活的存在？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呈现为一十分复杂的格局，更多情况下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许教授举出了许多例子加以说明，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私产入宪、劳动合同法的受挫等等，都是市民生活与政治意志相互较力的产物。章润教授最后指出，当今中国世俗理性主义正在抬头，政治本身的正当性将受到拷问，中国将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之上完成社会治理的法治转折，从非常政治阶段逐步走向日常政治的新时期。
两位发言后，会议进行了约半小时的讨论。其中有刘作翔教授、江山教授、萧瀚教授、陈弘毅教授分别提问并发表见解。
江山教授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十分怪异的社会，物权法并非如章润教授所说是一个什么市民立法，而据说是由一些已获得大量财产的现有的权贵们推动的。
萧瀚教授说中国的物权法根本上是一个笑话，权利制度在中国是极不稳定的。陈弘毅教授与刘作翔教授对将财产入宪、联产承包责任制看成是市民立法表示疑义。
最后许章润教授和黄源盛教授进行了简短的回应。章润教授指出，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具有共时性的特征，而非历时性，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当下的法治具有独特的逻辑。黄源盛教授特别强调指出，民国政府的六法全书是有其历史的来源的，不能否定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历史功绩。
中间稍事休息之后，进入会议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由两位教授先发言，分别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苏朗基教授和来自中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范忠信教授。苏教授先发言，题目是《对中国法律传统的论述及其转移――从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说起》。
苏教授考察了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实际上有一个重大的转移，即将中国法律传统从原先的片面强调其负面的价值方面逐步过渡到比较多地强调其正面的价值。苏教授细心地对比了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的两个版本，指出张晋藩在不同的版本中实际上强调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苏教授特别强调要从后现代视野出发，反对绝对价值、优先价值和中心价值，因此他认为现在实际上已进入论述范式的战国时代，新旧论述之间无所谓优劣。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了一种新中华法系的主张。
范忠信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法律近现代化的历史法学反省》。他从历史法学的眼光反省一百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的历程，认为中国无法完成法律的近代化。
在讨论阶段，萧瀚教授、黎小平教授、刘作翔教授、江山教授作了评论。
萧瀚教授提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封建这个概念？是在古典意义上即封建/郡县相区分的意义上，还是在郭沫若等人滥用封建的意义上？二是关于中国法律的主体性问题，中国法律到底守得是什么道？第三，关于法统、政统与道统的问题。
黎小平教授认为我们不应只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待法律，而应该从全球史观的角度看待法律。
刘作翔教授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新中华法系如何可能？新中华法系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概念？
江山教授批评苏教授拿张晋藩说事不合适，因为张的水平只在初级，并指出，中国的问题只有回到中国历史中去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根据，一个是宗法制，一个是伦理制。秦始皇之所以失败就是他将两者都甩掉了，而汉武帝之所以成功，在于他虽然甩掉了宗法制，但他将伦理制保留下来了。毛泽东则是中国文化的终结，因为他整体地端掉了中国文化，所以他既是领袖，又是导师，完成了君师合一！江山教授认为自己全部的学术努力就在于争取文化的权力或话语的权力。
在回应阶段，苏教授指出，关于封建社会的框架，在90年代的教科书中渐趋消失。新中华法系不是一个实在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新中华法系的论述，但它却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针对有人认为张晋藩教授只有初级水平的观点，苏教授认为，后现代无所谓初级高级的！何谓主流？没有主流！潮流很多，主流难说！
范忠信教授指出，关于封建、封建制和封建社会，中西方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清初顾炎武讲过“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的观念。他特别提出中国法制的根基问题，认为今天的许多立法不是鼓励人们依法行德，相反是在鼓励人们依法缺德！
（魏敦友记于香港中文大学西部教学大楼六楼法律学院会议室，2010-5-15，十三时半。）
六
会议从九点半一直开到下午一点半，会议主事者及参会人员那么敬业，这是我很少遇到的。午餐在校内，大家简单地用完餐之后，就在兴中教授的陪同下去参观新亚书院，在天人合一亭，大家兴致勃勃，我体会到，钱穆先生的学术精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延续。
约三点钟，大家回到会议室，会议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杜明教授主持。发言人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江山教授和德国女学者、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艾华教授。
江山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公共视野下的中国法文化》。他的论题核心是公共性，认为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公共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国家与族群在这个背景之下将发生巨变，因此而建立的公共社会的制度体系与法理念就会完全不同于已有的如现代西方的制度与观念。江山教授进一步提出中国法文化的应然与应为，如人道大同的天下观念，非主体化非主权化的秩序体制，合法性的本根化，并认为法律越越来趋向伦理化，社会导师应由知识人来充当。这些都是一个公共社会的基本要求。
艾华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论中国的伸冤传统》。她是德国人，汉语非常好，而且此次会议规定的交流语言是汉语，所以他自然也要用汉语发言了。他认为，伸冤是中国传统中存在的一种行为，它与现代的法律概念维权并不矛盾。在当下中国，上访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存在往往是与伸冤情结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官方总试图通过控制言论将问题掩盖住，如用和谐社会、非正常上访等词来非正当化伸冤行为。艾华教授最后特别指出，中文rights的翻译――权利――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含义，往往只将它等同于利益，因为rights实际上包含了利和义两个方面。
在讨论阶段，黎小平教授、萧瀚教授作了评论。黎小平教授针对江山教授的评论有两点，其一是对西方法律传统的认知问题，罗马法中并没有权利/义务的概念，这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因为它跟主体性联系在一起。其二是国家性/民族性能否消解？不会。针对艾华教授，黎小平教授认为艾华所用的材料来源是有问题的，不能只从网上找，因为很可能，网上的材料是某些人出于某种动机而编造出来的。黎小平教授还特别提到他对美国著名法理学家Dwokin（德沃金）失去了好感，认为德沃金的法理思想没有什么价值，中国学者没有必要跟着他走。
萧瀚教授评论道，知识人本应该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第三者，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士阶层并没有担当起智识伦理，即使中国的孔子不可能对真理负责，他只会对权力负责！艾华教授的论文是非常好的，但冤与权利是有区别的，可以用站着还是跪着来比拟。最后，他提到了林昭面对死刑判决的回答――我对你们对我作出死刑判决感到荣幸！
江山教授对黎小平教授回应道，主体（Subject）是一个起源非常早的概念，最先它是一个法律概念，然后才是一个哲学概念。针对萧瀚提到第三者问题与孔子问题，江山认为应该对孔子进行区分，他借鉴熊十力先生的说法，认为孔子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小康时代的孔子，一个是大道时代的孔子，前面的一个孔子符合萧瀚讲的，后面一个孔子显然并不与权力相联系，而恰恰是与真理相联系的。江山教授特别指出，如果事事只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的话，那么作为第三者就是不合格的！
会议到第四个阶段，时间已近下午五点半了。这个阶段由於兴中教授主持，发言人是韩国亚洲大学的韩相敦教授和我。韩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大明律直解和经国大典》，我发言的题目是《重构道统的可能性》。韩教授描述了明代的《大明律》传入韩国所引起的韩国法制的变化过程，并细致描述了《大明律直解》和《经国大典》两部法律的编撰过程及其特点。临到我发言时，已近六时，夜色阑珊，经过了一整天辛苦的讨论，基本上没有休息，大家都十分疲惫了，所以我简要地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个描述，并试图从我们一整天的讨论中获致一个明确的观念，对背后支配我们讨论的逻辑作出一个理性的说明。我想说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在经过了漫长的跋涉之后，应该而且也有能力达到自己的自觉意识了，所以我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密涅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起飞。现在正好到黄昏时刻了。会议也进行了简短的讨论，约六点半结束。
（魏敦友记于香港中文大学西部教学大楼六楼法律学院会议室，2010-5-15，十八时半。）
七
五月十六日，周日，会议继续进行。从九点半到十一点一刻，为本次会议的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持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教授。发言人两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刘作翔教授和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的黎小平教授。
刘作翔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传统的延续：习惯在现代法制中的作用》。刘教授认为，过去我们将习惯放在法律之外看待，这些年习惯在发生变化，习惯逐步进入法律之内，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了。就目前的法律而言，有40处左右涉及到习惯，大量地出现经济法、合同法等类民事法律中。刘教授还具体地考察了江苏省姜堰市法院将习惯引入司法实践的情况。刘教授谈到了习惯的未来命运，认为，目前法律关于习惯的规定还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习惯应该进入刑事法、行政法的领域。
黎小平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重新发现中国法律传统》（Rediscovering Chinese Legal Tradition）。黎小平教授说，中国今天的现状可以说乱象丛生，在大陆，为了权利，人们生死以求，在香港，人们为了民主，全民公决，在台湾，人们为了法治，不怕坐牢。这说明，我们已不在传统中了，已经离传统很远了。但我们今天究竟如何找到出路？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是批判传统，毁弃传统，还是进入传统？如果我今天的发言令大家不安甚至愤怒的话，我将很高兴！今天中国思想界最大的问题是用西方的尺度（概念、体系、范畴）裁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所谓西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启蒙思想发展起来的人权体系，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及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进化理论，其三是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实证法体系。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第一，西方的理论源于对西方社会的解释，也许对西方有效，是否对中国有效？马克思、孟德斯鸠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理论要么过于空泛，要么根本抓不住中国的问题。第三，我们理解这些理论吗？我们学习西方已有一百多年了，我们学到位了吗？我们对诸如人权、民主与法制理解吗？第三，要真正认识传统，必须认认真真、透透彻彻认识西方，西方是一个参照系！但西方绝不是普适的价值。如民主，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却要说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今天想谈谈人权的不好。人权不是一个好东西。正象民主给台湾、香港这两个社会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一样。人权有什么不好呢？首先它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人权理论根本没有把握住人性，所谓天赋人权完全是错误的理论。其次，人权是一个非道德的观念。这种观念会使人性更加堕落，然而，对人来说，象义务、责任却是更加重要的价值。最后，人权是一个欲望主义的观念。它使整个人类生活的重心向感觉、感官转移，生活因此而变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诸如生态问题其实就是跟所谓人权观念有根本联系的。因此我们要好好思考人权观念，几乎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权思想与反人权思想相互斗争的历史，而从根本上看，人权观念对法的作用只能是毁灭性的。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实际上人类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要意识到，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的历史行将结束！然而，上帝死了，道还在！
在评论阶段，许章润教授、苏朗基教授、范忠信教授、江山教授、吴海傑博士、黄源盛教授分别进行了点评与讨论。许章润教授认为人类的规范体系可以区分为习俗、礼仪、道德、法律与宗教戒律五个层次。苏朗基教授谈到了Reasonable（合理性）问题，认为中国传统中的所谓天理、国法与人性其实是有Reasonable（合理性）的，即使是人情，其背后也是有一个公正的东西在支撑的，人情并非私情。江山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依次是第一，政府法律，这是国家立法的部分，占小部分，第二，民间习俗，占到大部分，第三，人情，主要是儒家的公共伦理（原则），第四，天道天理，这是终极性的评判依据。江山教授还特别提到，民国时代对民间习俗进行过全国性的调查，才在此基础之上制定出了民法典，然而我们今天的立法者们，包括学者们，试图仅通过对法德日美英的民法的研究而制定出中国当代的民法典，其可行吗？须知，象民主、宪政、法治这类制度性设计乃是西方对人没落的挽救。
在回应阶段，刘作翔教授认为我们在习惯成为法律的问题上，必须严守立法主义的传统，不能走活法主义的道路，否则会损害法律的统一性。黎小平教授说，我们要对西方现代性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成就不了现代化。中国人的生命在这里不可能找到安顿与慰藉。贺卫方论法治有九大支柱，实际上是在说中国不可能有法治。所有的概念都存在问题，而我们却对之视而不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十一点半，会议进入第六个阶段，也是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刘作翔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於兴中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吴海傑博士发言。
於兴中教授发言的题目上《非终局性》（Non-finality）。他首先对本次会议的主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新论――进行了诠释。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因为中文大学成立了汉学研究中心，有钱了，另外，想朋友了，但又不能命题作文，让朋友们要广泛的交谈空间，就相当于一个神仙会，否则大家不会来了，等等。其次，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解释问题。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即，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解释？当然，解释有解释的资源，如历史代的法律，以及关于它们的解释，案例，州县官吏的札记，再加上考古材料。另外，解释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如已有的普遍主义的解释，文化相对主义的解释，选择性的实用主义的解释。这几种理论都是西方学者创造的，中国学者如杨鸿远、陈顾远等采用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在理论上并不创获，然而，以瞿同祖、梁治平、江山为代表的学者则试图提出一种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解释理论。兴中教授特别提到，他在国外学习其间，所接触到的理论都是西方的，当他看到江山的《中国法理念》时，眼前一亮，认为这江山的理论是一全新的理论，有自己的解释系统。可惜至今还无人能理解。最后兴中教授谈到了非终局性（Non-finality）这个概念。从程序上看，中国法律永远是无止境的，没有终结性。因为中国的纠纷解决没有人最终说了算，这与西方寡头式的司法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中国司法向何处去？是继续这种多元的解决机制，还是向西方寡头式的司法系统靠拢？这是一个大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才能知道中国学术如何往前走。我们只有在对中国法律传统的解释中创生新的理论，从而服务于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
吴海傑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民国北京都市法律文化的空间论述（1912－1930）》。他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犯罪人数与警员分布没有必然联系。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虽然中国的警察制度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但具体看，警察又是从步军统领演化过来的，这个历史让人们明白，当时的警察不仅承担警察职能，而且还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
在讨论和评论阶段，黎小平教授、许章润教授、苏朗基教授、江山教授、王庆节教授、艾华教授、刘作翔教授等作了发言。
黎小平教授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解释在很长一个时期占据了主流的位置，然而从孟德斯鸠开始，中国法律的西方解释就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比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关于中国法律的材料引证就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新论是时候了。
许章润教授认为非终局性与中国人关于正义的观念有关系。
苏朗基教授认为中国人进入诉讼是在讨公道，因此打官司有从明代一直打到清代而不停止的。这是否意味着公道与正义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江山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是生死问题，主体性则是西方人的问题，主体性有完结，而生死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没有完结的过程，所以中国司法表现出无终局性是必然的。
王庆节教授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新旧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它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中展现出来。中国的传统如何在当今西方强势的语境中显现出来？这同时涉及到一个空间的问题，必有一个政治性的维度。第二，西方的真理概念与Non-finality的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不讲真理，而讲道理，不在求真，而在沟通，不在争辩，而在倾听（心领神会）。这是否说明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艾华教授对权利与主体、终结性、rights/power作了说明后，提出，现代中国，到底应不应该有终结性的法制？
刘作翔教授认为，非终结性是否被夸大了？去年有一千万个案件，如果大部分当事人不服，继续上诉、申诉，那么工作量之大一定是够惊人的。不过的确，因为中国有再审制度与申诉制度的存在，而且还有信访制度，没有什么案子是不能被翻过来的，似乎翻案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癖好。
由于已经午后一点了，时间有限，於兴中教授进行简短的回应。首先他讲到了法学的北强南弱的问题，似乎法学精英多半集中在北方，南方精英较少。其次他认为中国法律传统的新论应该是可能的，比如就有人用Fuller的观点解释韩非的法家思想，这就可以看成是法家思想的新论。再次，中国传统讲求说理，讨说法，西方传统强调求真，但两者能够融合在一起吗？最后，他问，中国古代没有主体吗？以rights（权利）为主的解决机制能否在中国实现？如果建立不起正当的渠道，没有司法的渠道，现代的中国人将如何解决问题呢？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当时间和空间重合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不存在了！
按照大会安排，会议结束时由许章润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章润教授浑厚的男中音极具磁性，话语典雅纯正，如小溪水缓缓流淌，令与会者极其享受。可惜我无法一一记录下来。匆忙中只记下了最后的几句：我们通过对中国法律传统的重温，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再分析，我们的问题意识与焦虑情怀和盘托出，所有的问题与焦虑都指向这样的目的，即，我们如何在纷乱的时代里营建美好的诗性人生？如何经由法律建设一个良善的德性社会？会议在一片掌声中圆满结束。
（魏敦友记于香港中文大学西部教学大楼六楼法律学院会议室，2010-5-16，十三时半。）
八
早上不到六点就醒来了，想睡也睡不着，透过窗户，望着眼前的一片大海，发了一会呆，想起九点半就要离开香港中文大学了，有些依依不舍起来。
忽然想起昨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兴中教授带着刘作翔教授、许章润教授、江山教授、范忠信教授、萧瀚和我六个人一起去逛街，现实地感受一下香港的味道。在一个大型的商城里，有一家书店，许多书是国内所没有的，令人应接不暇。忽然兴中教授对我说，敦友，你挑两本吧，我来付账！我一下子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这里的书较之大陆，太贵了。但是兴中教授执意如此，我就要了美国加州大学徐中约教授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价值近三百港币。因为不久前我看到过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对这部书的介绍，评价颇高，我想应该是一部好书吧。兴中教授同时也给其他几位各买了两本书作为纪念。后来我们又去逛其他的商店，兴中教授建议我们买点纪念品给家人，萧瀚和我决定买香水。在一家商店，萧瀚买了一瓶，我也要一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萧瀚抢着付了两瓶香水的钱，约两百四十港币，一瓶应该要一百二十港币，我要给萧瀚一百二十元港币，萧瀚却怎么说也不要，弄得我很狼狈，因为我知道萧瀚今年被停课了，经济条件一定不好，怎么能要萧瀚帮我付账呢？萧瀚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对他的敬重却是很久了，他的思想纯粹深邃，文字典雅圆润，是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还曾经写过一篇《唯有萧瀚慰寂寥》呢。的确，我认为，萧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光亮。因了兴中教授的缘，此行香港，我得以初次见到萧瀚教授和江山教授，再次见到刘作翔教授、许章润教授、范忠信教授，感到十分的荣幸，因为在我心里，他们这几位在当今中国学界是有着担当的人，而且，不论是德行，还是学识，都是当今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必将对未来中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快到六点半的时候，我决定再去新亚书院看看，和新亚书院作最后的告别。这几日每天早晨来新亚书院，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在我看来，钱穆先生是新亚之魂。钱先生跟冯友兰、傅斯年等人不一样，这些人有着留学的经历，往往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而钱穆先生为学起点不过一初中生，头上没有任何光环，却凭着自己的辛勤努力，成长为一代文化大师。我常常用钱穆先生鼓励同学们努力向前，也鼓励我自己努力向前。我再一次在天人合一亭品读钱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一遍又一遍，再一次体验到日月交辉，长风万里，海天一色……
（魏敦友，匆草于香港中文大学昆栋楼，1103室，2010-5-17，八时四十分。）
九
五月十七日九点半左右，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昆栋楼前和范忠信教授、黄源盛教授、许章润教授、江山教授、萧瀚教授告别之后，我和刘作翔教授在叶竹盛博士的陪同下去码头。刘教授从香港赴澳门，我则去珠海。十一点半，我乘上了去珠海的油轮。船行驶在大海之上，斩浪劈波向前。海天茫茫，白云悠悠，长风浩荡，山峦飘缈，人如在梦里。从进入罗湖口岸到香港那一刻起，手机就完全失去了信息往来，四天里，与世隔绝。船行驶约一个半小时，突然手机有信号了，感觉到终于恢复了与世界的联系。
从香港到珠海主要目的是去看望我的硕士导师杨寿堪教授的，还有我本科时代的两位同班同学黄江宁和路淑英。约午后两点，船到珠海码头，黄江宁来接。本想下午就去北师大珠海校区看望杨老师和路淑英的，然而杨老师和路淑英下午晚上都有课，就决定在市区宿一晚。次日上午和黄江宁一起去珠海校区。先见到路淑英，杨老师上午还有课，等见到杨老师时，已快到十二点了。杨老师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见到我来，十分高兴，特别是当我把最近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新书《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送给他时，他显得更加兴奋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最近一次见杨老师应该是七年前了。因为杨老师德高望重，退休后应邀到珠海校区做督导员，很少在北京，我每次到北京出差就难得见面。2004年，我利用五一假日空闲专程到珠海看望过一次杨老师，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虽然电话常打，但终究不如见面亲切。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杨老师已是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了。不过时间似乎让杨老师的纯真一面更加凸显出来。记得上次来珠海时我要求请杨老师客，杨老师没有拒绝，但这一次杨老师坚决要求请我，甚至在付账的时候发生了推搡，完全象一个小孩子似的，杨老师反复说：“我现在赚钱了，可以请你的客啦！”午餐后到杨老师家里聊天，杨老师很兴奋，我们一直聊到快五点钟。令我极惊讶的一件事是，杨老师拿出一篇最近他写的文章给我看，原来是他对当前哲学界一些人主张“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等提法的批判。这个思想与我在《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一书表达的思想不谋而合，我连忙翻到当代中国人不能唯马首是瞻应该创造当代中国学术的部分给杨老师看，杨老师非常高兴。我看时间太长了，就和淑英到校园里走走，让杨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六点半左右我们一起晚餐。晚餐后我们和杨老师在校园里面散步，边走边聊，校园里面的灯光柔柔的，湖面静静的，周围的山似乎已经睡去，我突然感到生活非常美好，但没想到这时杨老师告诉我说，这学期结束后就回北京了，不会再来珠海了。听到杨老师这个话，一种难言的惆怅突然掠过我的心中，在我的心中滋长，升腾，拂之不去。
五月十九日晨，我乘快巴从珠海出发去佛山。十三日从广州到深圳路上，曾昭皓博士知我赴香港开会，强力邀请我到他所在的佛山南海游玩，并一起去拜谒康有为故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具诱惑性的邀请。曾昭皓博士原毕业于广西大学法学院，现在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工作，已有多年没有见了。到达佛山时，已是十二时，只见清风细雨，绵绵不绝，想起去年曾随百色市人民检察院诸同志到此，方得知佛山之由来，乃是佛曾路过之地，因此亦称为禅城。心中有感，有几句涌出，随手记于笔记本上：
细雨润禅城，心光照佛山。
往来人不觉，浑然大自然。
著名博友王学堂和蔺存宝两位知我又到佛山，连忙安排中午一起午餐。午餐后昭皓博士就带我去南海康有为故居。康有为故居在南海区的一个小村落里，环境极幽静，但从这里可以感受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风雨雷霆。因为晚上昭皓博士安排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作一个学术讲座，我们于是六点多赶往校园。法学系主任邓慧教授安排晚宴，和邓慧教授虽然初次见面，但印象甚好。晚上讲座题目为《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分问题的提出、理论的根据及理论的建构三个部分。时间从七点半到十点，共计两个半小时。昭皓博士一路上颇担心学生们中途退场，使我难堪，没想到学生从头至尾，无一人出去，不仅耐心听完，且互动多时，令我印象殊深。是夜大雨磅礴，雷声阵阵，似天亦助我激情。
二十日早晨，昭皓博士载我去江门市新会市拜谒梁启超先生故居。这是我此行之最大收获。读书四十年，平生最为敬重之读书人，以新会梁启超任公先生为第一。若比之古人，明代王阳明庶几近之。梁先生少年聪慧，人称神童，且努力为学，未稍懈殆，及学成，不仅文字灿烂，思想深邃，即令事功一项，也决非现代学人所能望其项背。最令我感佩的是民国初反袁（世凯）一役，梁先生只身入广西，以广西为基地成功策动全国反袁浪潮，最终使袁的皇帝梦黯然收场，实为民国之第一功臣。多年以来，屡欲拜谒梁启超先生故居而不得，不想今日因昭皓博士之缘而梦想成真。从佛山到新会，约三小时路程，我们到达新会时，已是十一点了。原来梁先生故居也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名茶坑村，然而其所奇之处，在于它在凤山脚下，熊（音尼）子塔前。我观其地理，果然山灵人杰之处。我和昭皓博士仔细观瞻，悉心品味，前后历四小时，仿佛之间，能与一代伟人心意相通。我是晚上九点钟从佛山到南宁的火车。我们从新会到佛山时，已是晚七点了。匆匆用过晚餐，在灯火阑珊中赶往火车站，心满意足地坐在了回返南宁的火车上。一觉醒来，已是二十一日凌晨，笛韵悠扬声中，火车到达广西贵港，再往前不远处就是南宁了。回思梦里，仿佛还在新会，忽而又觉得梁先生为反袁事业才到达南邕城。我与梁先生，常亲近若此。脑中有句子涌出，记之如下：
梦里任公赴南邕，天地之间一神童。
悠扬笛韵唤我醒，心思犹在僻村中。
（魏敦友，匆草于广西大学法学院，2010-5-21。晚十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