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於《思想》第24期《音乐与社会》。
莎士比亚不属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包括了浩瀚的人生，而且还蕴含了渊博的知识和发掘不完的深邃思想。莎士比亚的光辉并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褪色。——王元化
一
《王元化集》十卷，第三卷为《莎剧解读》，主要收王元化先生与其夫人张可所译英、德、法各家莎剧评论与〈译者附识〉，卷首并辑有王元化所撰有关莎剧的文字三篇。卷三终卷则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早点前》，出於张可的译笔；因这一部分与莎士比亚无涉，故不在本文讨论之范围内。除卷三所辑与莎剧相关的译文与评论外，《王元化集》第五卷《思辨录》卒辑另收有王元化的莎剧评论二十篇，有些直指莎剧，有些则论他人有关莎剧的批评；这些评论多半篇幅不长，大抵为迁就《思辨录》的形式体例。不过，这些莎剧评论部分其实为《莎剧解读》各章的〈译者附识〉，部分则录自王元化的专文〈读莎剧时期的回顾〉，因此并非新作。
王元化初读莎士比亚，其实与梁实秋有直接的关系。在〈读莎剧时期的回顾〉这篇忆往的省思长文中，王元化提到：「抗战初期，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了梁实秋翻译的几个莎剧。我读了梁译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剧》。书前有译者写的一篇长序，序中谈到哈姆雷特的性格和他在复仇上所显示的迟疑」(王元化，2007，三：3。以下引《王元化集》时将只注明卷数及页码)。这里所说的「抗战初期」当在1930年代末期，王元化透过梁实秋初窥莎剧的堂奥，而他最早读到的莎剧就是我们後来所熟知的梁译《哈姆雷特》。王元化对梁译序中谈到的哈姆雷特的性格深感兴趣，不过要到国共内战结束之後的1950年代初，他才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探讨哈姆雷特性格的文章」。他说：「哈姆雷特的犹豫迟疑曾引起我思考，从最初读梁译，到写成那篇文章，将近十年」(三：14)。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这篇文章了。在〈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中王元化这样说明原委：
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初。我将它和那时写的论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编在一起，作为《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第一篇。张可将这部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誊抄在朵云轩稿笺上，再用磁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文革」初，我害怕了，在慌乱中将它连同十力老人几年来寄给我的一大摞论学信件，一并烧毁了。(三：3)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张可为王元化夫人，曾经是位演员，本身也从事戏剧研究与翻译；十力老人当指熊十力。王元化初识熊十力於1962年初，此後时有往来问学。在〈记熊十力〉一文中，王元化说：「那时，他还用通信方式和和我讨论佛学问题，几年下来，他寄我的信积有一大叠」(七：13)。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这些信件也被烧毁了。这是学术上无可弥补的损失。另一个重大损失当然是同时被焚毁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约十万字的书稿。
王元化之所以害怕事出有因。他曾被卷入1950年代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经历隔离审查，虽然最後证明他没有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但是由於他坚拒指控胡风为反革命，因此被视为对抗审查，继续被关在隔离室内至1957年2月22日止。按胡晓明所着《王元化画传》的说法，「1959年底，长期审查的结论下达了，王元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196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胡晓明 2007：99)。换句话说，在政治上王元化曾经是惊弓之鸟；文化大革命初起，他急於将论莎士比亚悲剧之书稿与熊十力之论学书信付诸一炬，显然是出於自保。
胡风案对王元化造成巨大冲击，他曾经以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在批判胡风运动中，王元化也曾奉命发表了两篇点名批判胡风的文章。可想而知这种奉命文学多属违心之论，大抵为了自保。後来在〈我和胡风二三事〉这篇写於2003年的回忆文章中，他表示「这是我一生中所写的至今内心深以为疚的文章」(七：309-13) [2]。王元化自言其一生在思想上经历三次较大的变化，而这三次变化都来自他所说的反思。其中第二次反思即源於胡风案[3]。在〈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一文中，他回忆当时的旁徨、恐惧及理想的幻灭：
在隔离审查中，由於要交代问题，我不得不反覆思考，平时我漫不经心以为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变成重大关节，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才能经受住这场逼我而来的考验。我内心充满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中，我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时候。(三：15)
精神上的创伤致使他在生理上产生异样：「在发生精神危机之後，我的神经系统出现了一些异常徵兆，嘴角歪斜了，舌头僵硬了，说话变得含混不清」(三：16) [4]。不过却也是由於经历了这次危机时刻，王元化发现过去的「顾忌皆去」，思想「获得一场大的解放」。他说：「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丧失身体自由的环境中，却享受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一：5)。
就在涉入胡风案的隔离审查期间，王元化才真正对莎剧发生兴趣。在隔离审查初期，除了写报告交代问题外，他完全处於孤立状态。一年後，他获准阅读。最初他大量阅读《毛泽东选集》，另外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若干着作，後来他把全部时间和心力集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的《小逻辑》及《莎士比亚戏剧集》这些着作上。他回忆说：「我以极其刻板的方式，规定每天的读书进程。从早到晚，除了进餐、在准许时间内到户外散步以及短暂的休息占去极为有限的时间外，我没有浪费分秒的光阴。这样全神贯注地读书，一直到1957年2月22日正式宣布隔离结束为止」(三：14)。
这一段较全面与深入阅读莎剧的经验对王元化影响至钜。在这之前，他对俄国剧作家契诃夫的喜好与评价远高於莎士比亚。王元化自承他「这一代人的文学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化观念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不能脱离五四的影响」(三：7)。在他看来，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胡适、鲁迅等都对莎剧兴趣缺缺，「主要原因除了功利的艺术观之外，也可能是由於已经习惯了近代的艺术表现方式，而对於四百多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三：6)。他认为五四一代受制於他所说的意图伦理，过度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与社会功能[5]。胡适之所以大力推介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即出於这样的意图伦理。不过对王元化而言，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显然有其局限，无法满足他的美学需求，他较喜欢契诃夫所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三：7)。他对契诃夫擅於处理日常生活的戏剧深感钦佩，甚至认为「质朴深沉比雕琢卖弄需要有更多的艺术才华」(三：8)。他将契诃夫的作品称作「散文性戏剧」，而把其他的作品视为「传奇性戏剧」。他说：「在这样的对比下，我的偏爱很自然地会倾向契诃夫，而不是莎士比亚」(三：12)。
在1950年代初撰写论哈姆雷特的性格那篇论文时，王元化已初步感到《哈姆雷特》是部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隔离审查期间专心阅读莎剧终於彻底改变他的看法，同时也修正了他的美学思想。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有了全新的体会。他说：
我再读莎剧首先感到的是他的艺术世界像澎湃的海洋一样壮阔，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别人所表现的只是生活的一隅，他的作品却把世上的各种人物全都囊括在内。我不知道他凭藉什麽本领去窥探他们的内心隐秘，这是对他们胁之以刀锯鼎镬，他们也不肯吐露的。(三：21)
这样的体认无疑拓展了他的视野，在欣赏契诃夫式的「散文性戏剧」之余，王元化也能够品味像莎剧那样的「传奇性戏剧」。此时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成就可谓推崇备至。
二
在大量阅读莎剧之後，王元化开始蒐集莎士比亚的研究资料。紧接着胡风案的是反右运动，然後是大跃进所带来的三年灾害，生活极为艰苦；那几年政治情势益形严峻，许多知识人都受到牵连。王元化这样评论当时的学术与文化界：「学术界批判了厚古薄今的所谓名洋古之风，文学凋零，理论荒芜，眼见本来已经十分惨澹的文化园地更加枯萎下去，使人产生了说不出的愁闷」(三：25)。即使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之下，他和夫人张可仍然尽其所能搜罗有关莎剧的研究资料。张可原来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研究莎剧，王元化在与张可讨论之後逐渐有了心得，认为「莎剧研究最好先从西方莎剧评论的迻译入手，因为这方面工作几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到」(三：24)。这正好说明了何以夫妻俩日後会留下那麽多有关莎剧评论的翻译。
《王元化集》第三卷的《莎剧解读》其实大部分为王元化与张可翻译的莎剧评论[6]。在〈《莎剧解读》跋〉中，王元化特别说明这些译文是「两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共同工作的一点纪念」，他们将译稿「誊抄在两厚册笔记本上，共有四百五十多页」。这些译稿当时并未出版，原因不难了解：「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思想界批判了厚古薄今，出书的政治要求极为严苛，像这样的着作想要出版是不可能的」。王元化「在誊抄这部译稿时，在每一篇题目下都标明了『未刊印』字样，就是为了让後来看到这两本译稿的人，多少可以领会一点当时环境的艰辛和我们心情的寂寞」(三：32)。此外，王元化指出，这些译稿并不是他们所译的莎剧评论的全部，有些译稿尚未誊抄就遗失了。
《莎剧解读》中所收有关莎剧评论的译稿计有泰纳着《英国文学史》一书的〈莎士比亚论〉一章、赫兹列特着《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的序言与论《奥瑟罗》一章、歌德着《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论《哈姆雷特》部分、却尔斯．兰姆着〈关於莎士比亚的悲剧及其上演的问题〉(此文常见的短题目应为〈论莎士比亚的悲剧〉)、柯勒律治的〈关於莎士比亚的演讲〉(选自《关於莎士比亚与其他英国诗人的演讲与札记》一书)、汤姆士．怀特莱(Thomas Whately)的〈理查三世和麦克佩斯〉(应选自《有关莎士比亚某些戏剧人物的讲话》一书)、尼古尔．史密斯(Nichol Smith)编《莎士比亚评论集》的序言、威廉．席勒格的《莎士比亚研究》(译自《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一书的第二十二与二十三讲)，以及王元化从他人译文所选辑的〈俄国作家论莎士比亚辑录〉等。
从上述胪列的目录可以看出，除怀特莱与史密斯相对地较少为人所知外，王元化与张可所译都是19世纪前後英、法、德等国重要作家有关莎剧的评论，其中像泰纳、歌德及席勒格等的评论所据皆为英译本。进入20世纪之後的莎剧研究则完全阙如。以当时那麽艰困的学术环境，他们所能蒐集的研究资料其实相当有限，因此其翻译缺少系统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书是他们所有，有些则否，像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即是张可借来翻译的。这些译文大部分并非全译，有些是摘译，有些尚未译完，以致流於断简残篇，无法求全，因此我们也不宜以今天的角度细究其得失。〈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与〈《莎剧解读》跋〉二文有若干实例叙述他们为搜罗莎剧与莎剧参考资料而不可得的情形，是今天所难以想像的。
翻译这些莎剧评论遇到需要徵引莎剧原着的译文时，王元化与张可所采用的是朱生豪的译本。王元化对朱生豪相当推崇，他说：「朱的译本於抗战时期在世界书局出版，装订为三厚册。他翻译此书时，年仅三十多岁。他不顾当时环境艰苦，条件简陋，以极大的毅力和热忱，完成了这项难度极高的巨大工程，真是令人可敬」(三：26-27)。他赞扬「朱译在传神达旨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他甚至以一连串中国古典文论的观点与术语描述朱生豪的莎剧翻译，语多赞誉。在他看来，朱生豪的翻译「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文微妙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我读到莎剧中译得最好的译文，迄今尚无出其右者」(三：27-28) [7]。
《莎剧解读》各篇译文之末皆刊有王元化所撰〈译者附识〉，多在一、二千字之间[8]。文虽不长，却颇能反映王元化对这些莎剧评论的体认；而且见微知着，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管窥王元化对文学的若干洞见。譬如在泰纳的〈莎士比亚论〉的〈译者附识〉中，他认为泰纳所论旨在挑战法国古典主义者订下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他说：「泰纳的艺术理论，以笔墨酣畅、风格华丽见称。……他的语言充满形象，并且常常是跳跃式的，采用了各种比喻，显得生动活泼，使读者产生一种具体感受，从而往往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导到他的论据方面，自然而然地被他的观点说服」(三：150-51)。这样的後设批评其实也反映了王元化所受的中国传统诗话的影响。就泰纳的具体论证而言，王元化指出，泰纳「认为莎士比亚本人身上的种种性格特点，都必然会在他笔下人物身上反映出来」(三：151)。
王元化对这样的立论显然有所保留。他批评泰纳的论点无异「在反对古典派的理智主义的极端时，又趋於相反的直观主义的极端」(三：151) [9]。这样的批评其实隐含王元化在晚期反思历程中对激进主义的不满[10]。在他看来，任何信念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被误以为属於真理。他在《王元化集》的〈总序〉中表示，一个人「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於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一：9)。这些话当然别有所指，是王元化历经各种激进的政治运动，亲历或目睹各种政治迫害之後的沉痛体悟，即使在文学与艺术实践上，他也无法苟同任何极端主张或激进主义。因此他最後的观察是，泰纳「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时，有时不一定严格遵循他的思想体系的先验结构，而在某些问题上做出了比较符合於实际的探讨」(三：151)。换句话说，极端主义有其局限，必须实事求是，时加调整，以符合实际。
我说王元化的评论别有所指，显然他的指涉不脱当代中国的若干政治与文化现象，这是历史研究中所说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也就是说，他讨论的虽然是莎剧与莎剧评论，但是他更大的、立即的关怀却是他所置身的当代中国社会，而且并不局限於政治社会而已。我们不妨再举例说明。在兰姆的〈关於莎士比亚的悲剧及其上演的问题〉的〈译者附识〉中，王元化借用兰姆对着名莎剧演员加立克(David Garrick)的批评指出，如果用来印证当代中国的某些表演艺术，「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批评竟是如此切中肯綮，好像正是针对我们的剧场而发的。许多名着改编後演出的情况比兰姆说的远为严重。」他举例说，「前两年哄起来的以传统戏曲形式表演莎剧不用多说了，最近上演的充满脂粉气的电视剧《红楼梦》与被改得面目全非的《长生殿》，都使我觉得应该重新考虑兰姆对表演艺术的评价」(三：221)。[11]
此外，像在史密斯的〈《莎士比亚评论集》序言〉的〈译者附识〉中，王元化尽管不同意史密斯将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应有的崇敬」贬抑为偶像崇拜，不过他却利用这个机会阐释偶像崇拜的意义。他说：「偶像崇拜往往产生於一种缺乏智虑明达的愚昧，一种幼稚无知的狂热，一种牺牲独立的盲从」(三：280)。这些话当然又是意有所指。从《思辨录》论史密斯一则可知，这些话写於1962年，此时王元化业已历经胡风冤案、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这些话想必有感而发。只是当时他可能无法预见的是，写下这些文字的四年後，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後的十年浩劫，偶像崇拜达到颠峰[12]。
三
王元化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近十万言书稿虽然毁於文革，不过在〈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一文中，他约略重述了他对《哈姆雷特》、《奥瑟罗》及《李尔王》等剧的看法。唯一不曾着墨的是《马克白》(《麦克佩斯》)。
王元化最早读到《哈姆雷特》时并不能够全然欣赏，只是在读了梁实秋译本的序文後，他对哈姆雷特的性格发生了兴趣，因此写了〈哈姆雷特的性格〉这篇文章。基本上这篇文章想要解答的是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迟疑的原因。王元化认为，原因「不是由於他的怯懦，而是由於他的生活经历了一场大变化」(三：4)。换句话说，问题不在於哈姆雷特的性格或心理状态，而在於他个人与社稷所遭遇的重要危机。哈姆雷特所面对的是谋杀、乱伦、宫廷政变等巨大变故，个人生命与国家命脉都处於危急存亡之秋。「他惊恐地发现脚下布满陷阱，随时都会陷落下去。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他需要迅速地弄清每一变故的真相，去追索它们发生的原因，而摒弃以往的盲目热情、无邪的童稚」(三：4)。在王元化看来，哈姆雷特的认知正好与唐吉诃德相反，他「从巨人身上看到了风车，从贵妇人身上看到了娼妓，从宫廷典礼看到了一场傀儡戏」(三：4)。
到了王元化撰写其〈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一文时，这样的诠释有了改变。他回到传统莎剧评论对哈姆雷特行为的看法(Bradley 1904; Wilson 1935)。他说：「哈姆雷特的迟疑犹豫，除了归结为他四周环境的急遽变化外，也应考虑他本身的因素。每个人在迎接同一环境挑战时，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里就有人的性格的作用。环境固然是性格形成的重要的原因，但遗传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三：5)。
这样的诠释主要目的在摆脱唯环境论，另外考虑到性格的问题。王元化并未说明他在诠释上何以会有这样的转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经由撰文讨论哈姆雷特的性格，他对文学的品味获得了新的体验。他的结论是：「一部作品倘使不能唤起想像，激发你去思考，甚至引起你用自身的经历，去填补似乎作者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的那些空白或虚线，那麽这部作品就没有多少可读的价值了」(三：14，强调部分为作者所加)。「自身的经历」是这句话的关键词，在阅读的过程中，「自身的经历」是相当重要的元素，对诠释的结果影响至钜。以「自身的经历」去阅读无疑是王元化的重要体会；也就是说，他重视的是一种自传式的读法，强调阅读经验中读者积极参与的重要性，以「自身的经历」为触媒，激发对文学作品的思考与想像，甚至「填补似乎作者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的那些空白与虚线」。
这种自传式的读法更见於王元化对《奥瑟罗》一剧的诠释。王元化在隔离审查时阅读莎剧，最吸引他的是《奥瑟罗》一剧。他不仅「全身心都投入到奥瑟罗的命运中去」，他所遭遇的精神危机更是他「读《奥瑟罗》那时的心境和思想状况」(三：15)。在读到《奥瑟罗》第四幕剧中主角的独白时，王元化自言「激动不已」。奥瑟罗在独白中自叹：「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戳指笑骂的目标，我还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地！」王元化以为，奥瑟罗这一席悲愤的话道尽了他内心的绝望，「他由於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他说：「伟大人文主义者(指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一下子把我吞没」(三：16)。这种直觉的感受多少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印象式的批评，只是认真追溯起来，这仍然是一种自传式的读法。此之所以王元化紧接着这样指出：
我对奥瑟罗所产生的强烈共鸣，仔细分析起来，是和我从小所受到的教养有着密切关联。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尽管不少人後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往往成了这一代人的悲剧。(三：17)
换句话说，王元化其实在奥瑟罗身上看到自己。在他看来，奥瑟罗乃至於其妻苔丝狄蒙娜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违反当时社会常规的爱情，其本身就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三：17)。他们「不问出身、门第、肤色、礼法与习俗的婚姻，竟然发生在威尼斯贵族社会里」，是完全无法想像的。这样的爱情理想「一旦和现实社会的坚硬顽石相冲撞」(三：18)，当然最後只有粉身碎骨的悲剧下场。这是理想主义的幻灭。〈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一文写於1997年，当时已经77岁的王元化亲历胡风冤案、反右整风、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等政治事件，在思想上又历经三次反思，对理想主义的幻灭不免感同身受。
莎剧中另一出颇令王元化青睐的是《李尔王》。他在李尔王身上看到「一个暴君的专横与任性」，只有在经历了苦难之後，这个暴君身上的人性才逐渐复苏显现。阅读《李尔王》启发王元化去了解《长生殿》研究中缠讼多年的问题：究竟《长生殿》的主题是在歌颂爱情或是在政治批判？王元化从李尔王心境上先後的变化，看出《长生殿》中李隆基在失去皇权之後性情上的蜕变。从这个角度看，不论爱情或政治都无法全面涵盖《长生殿》的主题。这样的比较研究倒是王元化在阅读莎剧时的另一种收获，只可惜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他的论证全貌，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四
1995年11月28日，王元化受邀在上海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上致词时表示，「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包括了浩瀚的人生，而且还蕴含了渊博的知识和发掘不完的深邃思想。莎士比亚的光辉并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褪色」(三：1)。他称誉莎士比亚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13]。在他生命中遭遇精神危机的时候，莎士比亚的戏剧曾经引起他的共鸣，不仅解放他的文学思想，更激发他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在王元化漫长的着述生涯中，他花在研究莎剧与译介莎剧评论的时间其实不长，加上受限於客观环境，他虽然完成了四大悲剧的研究，文革之初却因为忧惧政治迫害而忍痛将手稿付诸一炬，因此就王元化现存的着作而论，我们实在无法较完整地检视他在莎剧研究方面的成绩。在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参阅了晚近出版的几部有关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英文专着(Zhang 1996；Levith 2004；Huang 2009)。这几部专着都对王元化只字未提，可见王元化在中国莎剧研究方面的成绩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王元化诚然未曾受过莎剧研究的专业学术训练，不过从有限的文献来看，他对西方莎剧研究的若干传统显然并非全然陌生；我们甚至可以就他对《哈姆雷特》与《奥瑟罗》的初步诠释归纳出一种自传式的读法。这是一种知人论世的读法，映照读者在阅读当时的思想、感受或心灵状态。王元化在莎剧研究上的种种遭遇，当然也反证了当代中国某个历史阶段中许多知识人的坎坷命运。
引用文献
王元化，〈总序〉，《王元化集》，卷一(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1-10。本文原为王元化着《思辨录》〈自序〉，〈自序〉後改题〈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收於王元化着，《清园近作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页10-22。
_____，〈写在两篇文章的日译之後〉，《王元化集》，卷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209-213。
_____，〈读莎剧时期的回顾〉，《王元化集》，卷三(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3-31。
_____，〈《莎剧解读》跋〉，《王元化集》，卷三(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32-37。
_____，《思辨录》，《王元化集》，卷五(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_____，〈对五四的思考〉，《王元化集》，卷六(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340-343。
_____，〈记熊十力〉，《王元化集》，卷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7-13。
_____，〈我和胡风二三事〉，《王元化集》，卷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30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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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受邀发表於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所主办的「纪念梁实秋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0月22日-23日)，谨此向梁孙杰教授表示谢意。
[1]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第一个株连甚广的冤案。胡风於1954年7月22日将其费时数月写成的三十万言《关於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托习仲勋(即习近平的父亲)转送中共中央。自1954年底开始，大陆文艺界即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胡风运动。尤其在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舒芜的文章〈关於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後，运动进入高潮，这篇文章的「编者按」措辞严厉，後来证实为毛泽东亲笔所撰。《人民日报》後来又接连发表了第二和第三批材料。胡风於5月16日遭到抄家被捕，此後有11年之久，家人不知他的去向。胡风被判刑14年，被囚禁在秦城监狱11年，1966年获准回家。翌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後，胡风被迫离京，流放成都，妻子梅志也被送往偏远的农村劳改，五年後夫妻才再次见面。1969年，胡风服满14年刑期，不料却因在毛泽东画像旁写诗而被判无期徒刑。文革结束後，1979年，在成都监狱中度过十余年的胡风终於获释。从1955年入狱至1979年获释，胡风因言贾祸，前後在狱中度过近25年。因胡风冤案而受牵连者有二千余人。胡风案於1980年初步获得平反。胡风则在1985年6月8日病逝於北京友谊医院。过去二十年有关胡风案的研究甚多，本文主要参考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2003)与路莘的《三十万言三十年》(2007)。
[2] 在反胡风案中，王元化的文章也同样遭到批判。他在〈写在两篇文章的日译之後〉一文中说：「这些文章蒙受着批判者投掷给它们的污泥，伴随着我经历了二十多个寒暑，一直埋葬在尘封中。直到今天这些勇敢的批判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愧疚，表示过任何歉意，好像他们以带着杀机的笔锋把这几篇稚气文字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只是逢场作戏」(二：210)。关於王元化与胡风的交往，另见罗银胜(2009：57-71)。
[3] 王元化的三次反思历程分别发生在：一、对日抗战时期的1940年代前後；二、1950年代末因牵连胡风案被隔离时期；及三、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他所说的「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後，而且「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见《王元化集》〈总序〉或〈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
[4] 十余年後王元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被隔离审查，类似的病兆又出现：「在一次批斗我的会上，我感到脸上身上有无数小虫在爬，使我疼痒难熬，禁不住全身抽动着」(三：16)。
[5] 王元化在〈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一文中表示，意图伦理在政治上造成的伤害更大，应该代之以责任伦理。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只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於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麽样的後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但是，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王元化， 2004：57)。本文未见於《王元化集》。
[6] 顺便一提，《莎剧解读》曾经在2008年王元化去世前改以《读莎士比亚》书名出版，与《读黑格尔》和《读文心雕龙》合称「清园三读」。
[7] 当时在国共对抗的情形下，大陆大概不可能看到梁实秋在台湾出版的莎剧全集中译的。不过，除朱生豪的译本外，大陆当时还有卞之琳、曹未风、孙大雨、曹禺、吴兴华等的若干莎剧译本。
[8] 这些〈译者附识〉以单独成篇的形式收於《思辨录》(《王元化集》，卷五)时附有写作年代，大部分写於1960年代初期。
[9] 这句引文在写於1962年的《思辨录》〈泰纳〉一则中语气明显地较为温和。他说：「他(泰纳)在反对古典主义派时所流露的直观主义，有其积极方面，也有其消极方面」(《王元化集》2007，卷五：609)。
[10] 王元化在〈对五四的思考〉一文中表示，五四时期流行四种观念，激进主义为其中之一，其他三种为：庸俗进化观点、功利主义及意图伦理。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於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後来极『左』思潮的根源」(六：343)。
[11] 王元化对以传统戏曲的形式演出莎剧一向期期以为不可。在《思辨录》第三三五则〈莎剧在中国的上演〉一文中，他批评说：「现在用戏曲演出的莎剧，据说在莎士比亚本土也博得了称赞。但是，我仍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开始在中国演出，要严格采用道安废弃格义和鲁迅所主张的译文保存洋气，而不能采用以外书比附内典(格义)及削鼻挖眼(归化)的办法。外国人对於用戏曲方式演出莎剧表示称赞，或是出於猎奇，或是出於要看中国是怎样理解莎士比亚。但我们的立场不同，我们并不想知道中国戏剧家怎样使莎士比亚归化，而是要理解莎士比亚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的观众，看了用中国戏剧形式归化的莎士比亚之後说：『原来莎士比亚戏剧和我们黄梅戏(或越剧或崑曲)是一样的！』那麽这并不意味介绍莎士比亚的成功，而只能说是失败！」(《五：633)。引文中的道安(312-385)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高僧，主张废弃格义，而以多本对读(即所谓合本)的方式训解佛经。道安为净土宗初祖慧远的师父，对佛教之汉传贡献很大。「洋气」、「归化」、「削鼻挖(剜)眼」等皆为鲁迅用语。鲁迅认为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他不认为「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因此他「不主张削鼻剜眼」，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 1981，六：352-53)。
[12] 大跃进後至文革期间最能够体现偶像崇拜的典型就是雷锋。用刘再复的话说，「雷锋典型的意义在於完全抹掉自我价值和任何自由意志，把生命浓缩於读领袖的书，听领袖的话，作领袖的好战士。这个典型标志着自我的彻底消失」(刘再复 2011：78)。对所谓「雷锋精神」，陶东风和吕鹤颖也有类似的描述，即「对党和领袖无条件盲目崇拜、绝对拥护；只奉献不索取；没有反思和独立思考能力，没有个体意识和主体精神，完全不知道个体权利为何物」(陶东风、吕鹤颖2011：109)。按：毛泽东於1963年3月5日亲笔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官方就将这一天订为「学雷锋日」。
[13] 王元化不是唯一视莎士比亚为人文主义者的人。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之後，中国逐步走向改革开放，个人意识抬头。「这个时期中国的莎士比亚产业的主要关怀显然是一种中国版本的人文主义：批评家多从人性与人权的视角，结合与当代中国相关的社会和政治议题来看待与诠释莎士比亚。……今天，人文主义不但成为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主要课题，而且自1978年以後，中国的批评家无不将莎士比亚批评紧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议题」(Zhang 1996: 243)。1986年4月10日至23日，大陆举办第一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戏剧节的学术研讨会上，资深导演黄佐临发言时就特别强调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他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写戏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了宣扬人文主义，而不是为了向钱看。这在莎士比亚来说尤为突出，他在剧中宣扬人文主义是一贯的，他在《哈姆雷特》中就大声疾呼『人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杰作！』」(黄佐临 19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