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人均GDP、耐用消费品水平、刘易斯拐点等指标判断，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七十年代水平；从能源与环境压力看，中国与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八十年代相似；从国际贸易及汇率环境看，中国与日本“广场协议”后的九十年代环境相似。认真总结日本经验，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转型；工业结构；消费结构；产业转移；日本经验

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类似中国的诸多问题。作为一个与中国有相近文化背景的国家，探究日本战后四次经济转型的历程和经验，对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战后四次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二战期间日本经济受到重创，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以后高速发展的基础。战后50多年，日本共完成了四次经济转型。

第一次经济转型（1945-1955年），从一切靠进口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在国家战略上，实施“贸易立国”战略。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朝鲜战争的外需拉动。

二战毁灭了日本42％的国民财富，日本国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日本离韩国最近，日本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地。日本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提出外需主导型战略。在产业结构上，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及需求状况，重点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等。通过战时军需，日本迅速地赚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迎来了消费景气和投资景气的“双景气”现象。

第二次经济转型（1955-1972年），从出口拉动向“消费主导转型”转变。在国家战略上，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消费者革命”的内需拉动。

日本在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后，陷入了低福利、低产业结构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面对产能过剩，日本经济学界围绕如何评价日本经济增长能力展开了争论。1960年，新上任的首相池田内阁，采纳了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在10年（1961-1970年）内，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为此，该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该计划实施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黄金18年”的发展时期，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三次经济转型(1973～1985年)，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型。在国家战略上，实施“技术立国”战略。这次日本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源于国际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压力。

在经历过高速增长期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七八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几件大事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两次经济危机” 和“两次石油危机” 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日本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迫使日本不得不改变原有依赖进口廉价能源的发展方式，将产业结构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转变。同时在经济政策上也作了相应调整，即一方面鼓励垄断资本扩大资本输出， 把能耗高、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另一方面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不断加大科研投资力度，努力迈向“自立自主技术时代”。

第四次转型(1985年-本世纪初)，推动以“成本主导型”产业转型升级。在国家战略上，实施“IT立国”战略。这次转型源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压力。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升值了4倍，这意味着日本国力膨胀了4倍，人均收入增加了近4倍。迫于日元的升值，日本一方面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进行海外扩张。其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以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导。在文化产业方面，1995 年日本确立了 “文化立国”方略，以日本文化厅所确立的《21 世纪文化立国方案》为正式启动标志。在信息产业方面，2001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IT基本法》、制定《e一Japan战略》、提出五年内把日本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的战略目标。经过五年的努力，信息产业成为日本第一大产业部门。

二、日本四次经济转型的路径及经验

日本经济转型具备世界性战略眼光， 其经济转型遵循了一套“循序渐进”的产业政策，创造了一条主动向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攀升的发展路径。

（一）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通过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转换，以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现象。战后日本制造业结构实现了四次明显的转换，即从“劳动密集→重化工业→高加工度组装工业→技术密集与服务业主导”演进。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反映了当时日本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战后第一次转型中，日本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及需求状况，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等。将纺织工业作为战后恢复的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当时纺织业占整个制造业比重为23.9%。轻纺产品的大量出口为重化工业引进技术和更新设备以及购买原材料提供了大量的外汇。

在第二次转型中，即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阶段，随着城镇化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对住房、交通及耐用消费品需求大大增加，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需要重化工业支持。市场需求驱动使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方向升级，较大的人口规模需求、海岸线优势的低运输成本和当时国际偏低的原材料价格等条件，造就了日本重化工业发展的要素禀赋优势。

在第三次转型中，石油危机使重化工业受挫，投资型内需增长驱动力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机械行业的能源消费与附加价值比在制造业内部形成优势，对产业转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第四次转型中，“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升值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日本开始将制造业产业链向海外转移，从依靠国内组装加工和大量出口，转为国内设计研发、国外组装加工出口，即所谓“雁行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给国内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日本国内机械制造、房地产、物流、服务等产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开始转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二）日本每次经济转型都伴随着产业向外部转移

战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在产业转移方面一直奉行“边际生产转移理论”，坚持有序的梯度转移，通过三次产业大规模转移，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诸国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产业链和贸易圈，在转移了贸易冲突的同时，也塑造了“海外日本”。

第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纺织业失去优势，为了在国内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的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变，日本开始把纺织业向国外转移。而此时的亚洲“四小龙”具有低廉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日本对其直接投资正好带来了资本和相应的技术。因此，亚洲“四小龙”成为日本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

第二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日本将能耗高、原料需求量大、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目的是在国内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主导产业，这一过程正好又与当时亚洲“四小龙”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相吻合。亚洲“四小龙”一方面积极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将自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与此同时，日本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到东盟，由此形成了产业的梯次转移结构。

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减轻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制造业推行营销本地化和生产本地化以降低成本。1985 年以前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生产型的子公司，而1985年后主要投资销售型子公司。日本制造业海外企业的本土化率从1986 年的3.2%上升到1990 年的6.4%，但是关键零部件生产依然在本国。日本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很好地解决了日元升值的压力，塑造了“海外日本”。

（三）日本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与日本经济四次转型相伴随的是，日本国土出现了四次“消费者革命”。

在第一次消费革命中（1956-1970），随着“旧三大件”（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迅速普及，日本居民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发电、石化、钢铁等产业的迅速发展。

在第二次消费革命中（1971- 1980）， “新三大件”（ 即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 TV）和空调 （cooler））迅速普及。在国内消费拉动下，日本家电、汽车、钢铁、石化等产业产能迅速放大，日本的电器、汽车等企业进一步扩张海外， 成就世界性巨头。

在第三次消费革命中（1981-上个世纪90年代），娱乐和交际费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型”社会，并逐渐降低对重工业的依赖程度。

在第四次消费革命中（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日本进入了“信息消费型”社会。1997一2005年，日本网络用户增加6.38倍。到20世纪末，日本开始了一场由新能源、新材料、信息通讯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群的构建和发展。随着技术上的突破，生命科学产业、环保产业、纳米新材料产业已经形成气候。

四次消费者革命，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 34.1%， 1988年仅为25.5%。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级。

（四）日本经济发展向资源节约型和高附加值型转变较好地解决了能源环境危机

两次石油危机，日本产业界变压力为动力，对其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1）向资源节约型的“组装加工”方向转型。缩小了大量消耗能源的产业，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转移。 (2)向研究开发集约产业转型。包括电子计算机，飞机，产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特殊陶瓷，新金属，海洋开发等；(3)向时兴型产业转型。包括高级服装，高级家具，住宅用调度品，电气音响器具，电子乐器等。(4)向知识产业转型。包括情报处理服务，情报提供服务，软件，总体设计等。经过产业升级，日本工业结构由50-60年代末的重化工业为主导转向机械、电子、汽车、家用电器等附加价值高、消耗能源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顺利度过了能源危机和此后日元升值的压力。

三、日本经济转型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日本后三个转型阶段的综合特点。从人均GDP、耐用消费品水平、刘易斯拐点等指标判断，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七十年代水平；从能源与环境压力看，中国与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八十年代相似；从国际贸易及汇率环境看，中国与日本“广场协议”后的九十年代环境相似。认真总结日本经验，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我国产业高度化演进要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性的特点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上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根据三次产业结构演变、高附加值结构变化和要素密集度变化等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几种指标，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呈以下趋势：从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产业向以重化工、电子通信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进行高度化。从要素密集度变化看，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显出下降的趋势。经过高度化演进，中国成了“制造业大国”。但在中国还没有成为“制造业强国”时，中国制造业就进入了高成本时代。随着土地、房地产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而技术密集型、附加值高的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产业结构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努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让出低端和中端产品市场，也并不意味着资本技术密集替代劳动密集。一个国家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两种方式：低端道路和高端道路。某种产业如果越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就越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某种产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难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现阶段，我国要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性的实际出发，只有形成“高亦成、低亦就”的工业结构，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未来10年我国产业要继续朝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高度化演进：

第一个层面，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成居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以获得整个链条上最有利润的环节。我国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新一代客机等产业要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甚至关键核心技术，力争居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第二个层面，东部地区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有所攀升， 就必须专注于产业链中增值较大的研发和品牌运作。要做到这一点，东部地区部分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应该退出全球价值链，要面向国内市场，进行本土化改革和创新，全力打造国家价值链，以实现 “功能升级”、“链条升级”。

第三个层面，中西部地区以比较优势融入东部沿海地区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需要实现两个对接：一要巧妙地实现与东部沿海地区价值链的对接，东部产业链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有效延伸，实现价值链在国家内部得到良好的延伸。二是中西部地区以比较优势勇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争取走加工和制造路线，以产品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二）通过产业国际转移，在全球范围形成产业内的贸易链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1）将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转移到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现阶段，要以“边际生产成本”为指导思想，转移那些中国处于边际生产成本恶化的产业。考虑到中国资源压力和用工成本的提高，中国制造业应该专心做上游（战略决策、技术研发、品控标准、资源整合与金融运作）和下游（品牌塑造、营销传播和客户服务）产业链，而将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转移到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

（2）通过与国际上有市场需求的国家产业合作，转移过剩产能。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指导意见》，本次化解产能过剩政策主要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制造等行业。这些产能尽管在国内是负担，但对有些国家则是财富。如澳大利亚就是我国光伏过剩产能转移出处。由于澳洲没有光伏生产企业，中国企业不会面临与澳本土企业的竞争，不会产生类似欧美“双反”的贸易摩擦。

（3）将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产业向那些拥有出口免税区的国家转移。我国纺织、服装鞋帽、通信设备、计算机、化学工业等产业，对出口的需求依赖度高。这些产品，在国内生产，出口到国外，消耗的是国内资源，污染的是国内环境，从资源与环境压力考虑，应该将这类企业转移出去。目前洪都拉斯、摩洛哥、多哥、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拥有出口免税区。中国将外贸加工产业转移出去到这些国家，可以实现“双赢”。一方面，帮助这些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中国可利用外部资源，“借鸡生蛋”，减轻环境资源压力。

（4）与自贸区国家建立互补性产业链。一是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目前，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期，用于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吨位重型自卸车、工程车、牵引车、集装箱用车和农用车具有较大需求，中国与东盟汽车产业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为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提供了机会。二是加强中日韩合作。能源资源问题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利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平台，探索三国在能源资源领域合作。由于三国在能源资源领域具有竞争性少、互补性强、收益高的特点，对于三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全局性影响。

（5）与资源型国家建立合作共赢产业合作。通过与这些国家合资合作，构建外部战略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体系。如俄罗斯是能源大国，一直以来俄罗斯缺市场，中国缺能源，双方具有较大互补性。双方可以通过能源上下游一体化合作，共同开发资源、经营共同市场。

（三）以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就考察了国民经济总产值变动与就业结构变动之间的联系，进而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方向，即：人均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动，并最终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消费总量的增长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市场空间。根据模型测算，消费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消费每增加100亿元，能拉动全社会总产出增加262.4亿元。分产业来看，增加100亿元消费能拉动第一产业总产出增加24.68亿元，拉动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出分别增长143.63亿元和94.09亿元。与投资相比，消费增长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较高。

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相对缓慢，与消费增速低于投资增速直接相关，消费需求不足是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既需要解决消费总量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消费水平较低的问题，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1.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消费理论表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不同收入阶层的表现是不同的，往往收入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低，而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只有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才能刺激有效需求，这是扩大内需的必备条件。

2.发掘农村的消费潜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瓶颈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从73.9%上升到76.8%，农村居民消费率从62.1%下降到23.2%。可见，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3.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鼓励汽车、住房、耐用品的消费，增强相关产业的发展活力。鼓励医疗保健消费，推动生物医药、保健产业的发展。鼓励信息消费，带动文化、电子信息、通信，IT等高科技产业飞速增长。鼓励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强化环境资源硬约束，倒逼经济转型

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对资源能源的依赖程度高，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大。《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水电第一生产/消费大国。中国还是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相对于日本明显提前，政府所附加的能源压力和环境成本开始倒逼经济转型。

1.从政策端看，努力做好“结构减排、管理节能、工程节能和技术减排”。在能源结构上，要抓好两头：一方面，在整个能源结构中，要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另一方面，在传统化石能源中，要提高天然气比重。在管理节能上，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消费领域全面加强用能管理。在工程节能上，“十一五”期间，我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累计形成节能３.４亿吨标准煤的能力。在技术减排上，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技术门槛，提高排放标准。

2.从生产端看，企业应该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尽管有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但从成本-收益平衡考虑，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这就需要一个机制，让外在压力变成内在动力，使污染环境控制由“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对于企业来说，控制排放有两个途径：一是减，一是吸。“减”很难，“吸”还有很大空间去做。可以在制度设置上，让企业建立两个帐户：碳汇帐户（正外部性）、碳排放帐户（负外部性），二者可抵消。

3.从消费端看，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要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从城市生态环境中得到收益的同时， 也必须为城市生态环境承担相应的责任。环境管理从单纯的政府管理走向全社会的环境共治模式，达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