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应香港《信报》等主办单位邀请，内地知名学者常修泽教授于2013年12月9日在《香港经济峰会2014》作了题为《中国新阶段经济体制转型的若干趋势——基于《包容性改革论>的分析》的报告。
报告以作者的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中国新阶段经济体制转型的五个趋势：1.经济“深度市场化”趋势；2.混合所有制逐步主流化趋势；3.城乡发展一体化趋势；4.对外开放高端化趋势；5.生态文明：“天地人产权”制度化趋势。
报告后，特首梁振英先生会见了常教授。12月10日、12日《信报》连续摘登了报告要点。由于时间关系，会上报告未能展开详细分析。现征得常教授同意，将其会前准备的报告提纲刊载如下：
一、经济“深度市场化”趋势
“深度市场化”概念：系2001年笔者为中共十六大报告提交的内部研究报告提出(常修泽：《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基本判断和改革新阶段的战略思考》，《改革》杂志 2002年第4期)。
但，后来实践表明，市场化进程没有深化，且有弱化的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反思应该，但出现一股批判和否定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潮，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问题的根源。
《包容性改革论》开宗明义：改革，首先要见“天光”，第一道天光：市场经济。
“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机制。”(《包容性改革论》第一章第13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香港的优势可以讲几条(制度、法治、资产、管理)，但第一条优势，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
内地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四句话，四个“性”：
第一句，改革开放前，计划决定性(毛泽东)；
第二句，80年代，市场“重要性”(12届三中到13大，胡耀邦、赵紫阳，但怎么重要未及捅破，即出现变局)；
第三句，市场“基础性”。1992年中共十四大(邓小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基础性”比“重要”要明晰，但留下漏洞，似乎在“基础”的上面还有一个决定的力量，给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或称政府干预型模式留下伏笔。
第四句，市场“决定性”(十八届三中)。“决定性”是理论突破，不仅仅是指它的强度、力度、深度等量的变化，更重要的质的提升。这是当代人类的“普世文明”，意味着中国将向“政府主导型”模式或称“政府干预型”模式告别，反映了中国已经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市场决定性，三大决定机制：
一是供求决定机制，经济活动首先要考虑供求关系及其变化。
二是价格决定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包括垄断性行业的竞争性环节。这就意味着，价格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信号。
价格不只是商品价格，还包括要素价格，如资金的价格——利率、汇率等。市场决定性，必然会出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趋势，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也会加快，香港目前的人民币资金池约9000亿元，是全球第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举足轻重作用。
三是竞争决定机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从主体角度，市场配置资源 三“自”主义：
——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消费者，自由选择。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商品和要素，自由流通。
前两个是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也是人格化主体，后一个表面是物化主体，但每个“要素”后面都是人。三自主义就是决定性。
二、混合所有制逐步主流化趋势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综合经济基础论”。
国有和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骨肉。
201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5万亿)的 61.3%。如果不承认民营经济也是“基础”，基础不就削弱了吗？
《包容性改革论》基本观点：“包容性体制总体优于排斥性体制”。书中专门讲“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但，实践上有些并没有把民营经济当成国家的“亲儿子”，而仍然看成是“庶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贵国有，贱民营”等 。
《资治通鉴》唐太宗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讲过的一段名言：“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包容性改革论》：“长期皆贵国有，贱民营，应独爱之如一。”
怎样“爱之如一”？
“两平一同”，即：1.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2.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3.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以上三点，是区分是否“爱之如一”的试金石。
《包容性改革论》一书经济改革部分专门有一节（第三节）：“包容性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第四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须摆脱‘斯大林模式’”。
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集体、私人、外资相互参股将成主流 。股份所有制经济将会进一步发展。
预计内地赴港上市的公司数量和规模将扩大，港资投资机会明显增多。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西方谚语：自己的房子，风可进，雨可进，没有主人的允许任何人也不能进，国王也不能进。对私人财产权应尊重。公有财产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定心丸。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趋势
“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概念，荷兰社会学家首次提出。
中国存在严重二元结构问题：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比较落后乡村。户籍制度等人为的阻隔，形成城乡之间的鸿沟。
板块式思维：“城是城，乡是乡”。按照我的《包容性改革论》的思维，应把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放在城乡一体化的大“包”里思考问题。
可以说，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并不矛盾。城镇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途径。不宜将二者对立起来。
十六字方针：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
要害是打通工业与农业，打通城市与乡村，打通工人与农民，做城乡一体。
新的商机——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部分，有明显突破：过去：农民土地承包权，只认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不承认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这次确认：农民土地承包的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农村土地可以流转，城市产业资本可以下乡。发展现代农业。
农民将有更多财产权利。亮点：农民住房财产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扩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宅基地较复杂，可在农民范围内搞“内循环”，至于“外循环”看不准，试点。
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大势所趋，估计十年将有一亿至一点三亿转为城镇居民。隐藏着巨大商机，中国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四、对外开放高端化趋势
市场决定性的外延——国际范围的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放宽投资准入。香港和海外内地投资，除原有外，请关注：
——服务业，特别是香港有优势的金融、教育、文化、医疗以及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
——原垄断性行业，在“网运分离”之后，其运营部分也会相应开放，其中很大商机。
关注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已成立，重点在于试验。我在香港的《瞭望中国》论文：《以高端开放倒逼五环改革》。
下一步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区或港区，与香港“非零和关系”。
内陆沿边开放。关注三条“丝绸之路”。陆上两条丝绸之路经济带：1.西北，由西安向西；2.西南，经云贵川向西南；3.海上丝绸之路，经南海，香港和海南是重要港口和必经之路。
五、生态文明：“天地人产权”制度化趋势
《广义产权论》(常修泽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提出：用广义产权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广义产权论》第一要义“广领域”(《天地人产权论》(《新华文摘》2010，17)：
1、广到“天”——环境产权，突破“环境无产权”的陈见。
2、广到“地”——资源产权：水资源产权、土地资源产权、矿产资源产权、森林资源产权、海洋资源产权等.
3、广到“人”——劳动力产权、技术产权和管理产权。
产权理论研究进入决策， 基本上十年一个台阶：
1984：十二届三中全会：两权分离：放开经营权
1993：十四届三中全会：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2003：十六届三中全会：现代产权制度
2013：十八届三中全会：广义产权制度：突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广义产权制度四根支柱：
1、产权界定：基础性制度。解决产权不清问题。
中国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全民和集体。
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确权登记窗口单位——国土部。
除解决所有权确权以外，还应关注占有、使用、收益等“用益物权”问题。
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研究。谁来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能？谁是自然资源“监管者”？如何避免“所有者”、“监管者”角色合一？并未解决。
2、产权配置：解决产权(利益)的置放和配比结构问题。中央与地方。东部与西部。资源利益格局。
3、产权交易：解决两“偿”(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缺失和流转不畅问题
注意：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这里有商机。
4、产权保护：解决各类产权受损和保护不力问题。
最后强调指出：生态制度(资源与环境治理体系)乃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目前舆论并未将此与新阶段全面改革总目标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