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拿经济全球化当武器的做法为人所诟病。制裁、关税和限制获得美元是他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而且他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不受盟友、机构或规则的约束。《经济学人》的报道称，美国的影响力不仅来自军队和航母，还来自于它是支撑全球化的网络中心节点。“企业、理念和标准的这种啮合反映并增加了美国的实力”。然而，特朗普的做法有可能“引发一场危机，这种做法正在侵蚀美国最宝贵的资产——它的合法性”。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操纵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总统，美国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例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禁运，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此后不久，罗伯特·基欧汉和我一起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探讨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被当作权力来源来操纵的各种方式。但我们也警告说，短期的得，有时会变成长期的失。譬如当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限制美国的大豆出口，希望能抑制通货膨胀。但长期来看，这让巴西大豆市场迅速扩张，并与美国生产商展开竞争。

2010年，中日两国的船只在东海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相撞，中国用限制稀土金属出口的办法惩罚日本。稀土金属对现代电子产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结果，日本向一家在马来西亚有精炼厂的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提供贷款，如今这座精炼厂可以满足日本1/3的需求。另外，本世纪初关闭的加利福尼亚州帕斯山稀土矿也重新开工。中国在全球稀土生产中的份额从2010年的95%以上，下降到去年的70%。今年，在针对特朗普关税的一次不那么精明的回应中，习近平有意放出了参观稀土生产基地的照片，而这个生产基地的稀土出口对美国电子产品制造商十分重要。

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行为的抱怨有合理之处，比如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以及为扰乱贸易竞争环境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此外，美国也有十分重要的安全理由，避免在5G无线技术方面依赖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出于与言论自由有关的安全原因，中国也禁止Facebook或谷歌在它的防火墙内运行。但是，为了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为了制造政治影响而导致商业供应链被大规模破坏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长期代价。

即使其他国家短期内无法争脱与美国相互依赖的网络，长期内它们也会有越来越强的动机这样做。与此同时，限制冲突和创造全球公共品的国际机构将承受代价高昂的伤害。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世界秩序不仅仅取决于稳定的权力平衡，也取决于机构所提供的合法感。特朗普对中国经济行为做出回应是对的，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考虑美国盟友和国际机构所付出的代价是错的。同样的问题也削弱了他对伊朗和欧洲的政策。

北约这类联盟给予人们稳定的预期，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机制的存在提升了安全。开放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能有破坏性，但同时也创造了财富（虽然常常分配不均）。保持金融稳定对数百万美国人和外国人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尽管在金融稳定消失前他们也许注意不到这一点。无论本土民粹主义者如何抵制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温室气体和流行病没有政治边界。民粹主义政治法则让特朗普否认科学，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但却不符合物理定律。

各国将日益需要一个框架，来加强海洋和空间利用方面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把这种框架称为“自由的国际秩序”混淆了选择，因为它把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与构建促进全球公共品的制度框架混为一谈。中国和美国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建立一个开放、基于规则的体系，来管理经济和生态的相互依赖关系方面，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捍卫者认为，他的非正统风格和打破规则、抛开机构的意愿，将在朝鲜核武器、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或伊朗政权更迭等问题上取得重大收获。但权力和相互依赖关系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过多地操纵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特权地位，有可能弄巧成拙。正如《经济学人》指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使用这种“铁锤”方法所导致的制度成本有可能削弱美国的实力。果真如此的话，特朗普的做法会让美国在国家安全、繁荣以及生活方式上付出代价。

来源：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Trump Era”（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