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我发表在《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5/6、7/8期的连载长文“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约6万多字）为基础改编而成。这次出版，作了大量认真的修订，包括使主题更突出，焦点更明确，针对性更强。特别是对于“三纲”该如何定义、理解及转化，都作了新的交待。
本书的目的不是标异见奇，而是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向。我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错了方向；而且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相当离谱的错误。导致错误的原因我想不是什么人的问题，而应归于那个时代。本书所批评的近代学者，都比我伟大得多；如果我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侯，说不定会犯更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今天不需要批评了。批评的目的是澄清误会，唯此才能找到方向。因为今天找回中国文化的正确方向，表面上容易，其实不然。一些历史的误会，如同笼罩在我们心头的层层迷雾；中华民族几时才能从这些迷雾中走出来，找回自身的正确方向，我感到忧心。
重新理解“三纲”，就是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解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源。我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另一本即将出版的、有关三纲与秩序重建的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方面的主张。我认为，三纲五常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未来中华文明的方向，非常重要。因此，为“三纲”翻案不是终极目的，今天真正重要的在于为中国文化寻找药方。
“五四”以来对“三纲”的批判，与现代中国人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有极大关系（这一点在谭嗣同的《仁学》中表现得就很明显），但也与一些西洋学说自身充满迷惑性有关。虽然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但我更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可能是它们，仍然要从“三纲五常”出发来找；民主、宪政、法治等制度是未来中国所需要的，但我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秩序基础不可能是它们，仍然要从“三纲五常”出发来找。“三纲”在今天如何转化，本书最后一章第二小节已有交待。类似的观点也散见于我近年来的一系列论文中。对此，欢迎一切理性、清醒的批评。
在今天的国学大潮中，我认为儒学的最大任务仍然是激活，即激活它的一系列范畴和思想的真正内含，说清楚它们到底包含着什么真谛，为什么对于解决当下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必不可少。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功夫，寄希望于创立儒教、设计政体，搞宪政、民主与儒学的理论结合，我是不看好的。
最后，感谢倪卫国、熊晓丹、舒炜等曾为本书出版尽过力的人。清华大学出版社原编辑熊晓丹女士曾给过我很多非常宝贵的建议，对本书的完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倪卫国先生对于本书的出版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方朝晖著，《为“三纲”正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