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20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内容大致是讲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思维定式，我称之为“国家范型”。所谓“国家范型”，我指从国家整体需要出发进行指导思想的设计。学者们在思想深处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旨在于为国家发展设计方案；不同的人、不同的文章、不同的课题，设计方式有所不同；在最高层面上是设计意识形态，次则设计大政方针，再次是设计某一领域、某一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有时一篇论文虽然只研究一个小问题，其侧重点也在于，挖掘出某种思想、某种观点，对现实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种研究方式背后的预设是，自己提出某一思想、观点，或者在最高层次上——某一理论体系，期望能成为官方指导思想，被国家采纳并实施。实施的途径不外如下：首先，希望成为官方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次，希望被纳入国家大政方针；再次，表现为：（1）希望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落实它；（2）希望国家通过宣传机器如各级媒体来宣传它；（3）希望国家通过学校教育等方式来渗透它，进入全民心中。比如有不少学者喜欢创造“理论体系”，它们在这样做时，心里想的可能正是设计一套为官方接受的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再通过政策措施、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等方式全面展现其在“治国安邦、经世济民”方面的价值，从而让自己“永垂不朽”。还有不少学术论文，话题未必如此宏大，观点尚未形成体系，但其整个立论方式，也正是为了说明：其所揭示的某个思想，可为官方所用，成为指导思想。

这些学者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当下官方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拥趸；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自认为早已发现了后者的致命问题或严重不足，试图取而代之，至少是补其不足。他们自认因此找到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及自我存在的价值，其一生生命的最高追求似乎正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这种心态也常常被称为“帝师情结”。

然而，这种研究方式由于把现实指导思想当作首要关怀，强烈的实用动机导致思维逻辑完全被方案、对策所主导，而不可能真正深入地从纯学理出发来分析问题，不太讲究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理论的完备性、探索的深入性；由于要反复论证为什么“对现实有指导意义”，无法进入纯粹的知识或思想境域，严格说来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尽管研究者自认无比重要。这导致很多外国学者、包括中国港台学者在与大陆学者相遇时，往往对后者的论文质量感到怀疑；或者被大陆学者搞得一头雾水，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这套研究范式，可以说主宰着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在当下中国学界极为流行，我称之为“法家无意识”。这是因为，这套研究范式寄希望于借助国家力量、通过强制灌输来实现学者的“个人抱负”；尽管对于现实中看到的、借助国家力量强制灌输其他指导思想或大政方针的现象，学者们往往深恶痛绝，但他们所能找到的替代方式只能是：让国家来灌输和实施自己提出的指导思想或政策方针。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超越这种借助国家力量来实施学术观点的“法家无意识”。

我们知道，儒家虽然也重视现实指导思想，但不会完全信任国家力量（势）和强制灌输（力），因而与法家迥然不同。儒家信任的是道和德，而不是势和力；儒家依赖的是君子或圣贤，而不是君主或王权；儒家诉诸的是化育人心，而不是灌输说教。

在西方，即使人们也重视学术的现实意义，也以纯粹学理的探讨为基础，西方学术因有强大的认知主义背景而找到了意义基础。所以对于上述主宰中国学术的“法家无意识”，西方学者应该会极其陌生、难以理解。

正是基于对上述当代中国独有的学术范式的警觉，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学术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学统”，或者说“重建中国学人的意义世界”。因为上述普遍盛行的“法家无意识”摧毁了中国学人的意义世界，导致当代中国学统迟迟不能建立。这几乎是中国学术无法走向世界、乃至被外人看不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二

最近网上兴起的“三纲”争议，或许可看作当代中国学界“法家无意识”的典型一例。

不知是何缘故（我猜可能是个别人发起），最近一段时间里，网上——主要可能是微信群中——出现了一股“三纲”热。同时在多个微信群里出现了讨论或批评“三纲”的现象。一些网友或学者激情澎湃，对“三纲”大肆批判。笔者因为早年曾经写过一点为儒家“三纲”正名的文字，不幸也卷入了争论，成为一些人的靶子。虽然也有不少人指出过去人们对“三纲”存在普遍误解，但对“三纲”的批判声音似乎占主导地位。

在对“三纲”的批评意见中，大体有如下三种：

一种观点认为，为“三纲”正名或辩护的人居心叵测，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或是献投名状，或是想捞个人好处。这是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最激烈的批评；

第二种观点最典型，与“五四”话语一脉相承，认为“三纲”把人与人的等级关系绝对化，本质上是为了推行君主专制和王权崇拜，它压制个人自由，奴役臣民人格，摧残人性尊严；“三纲”与现代社会人与人平等的要求相悖，今天已完全过时。因此，今天鼓吹或宣扬“三纲”，是崇拜历史僵尸的反动行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稍微温和一点的），那些为“三纲”正名的人，即便用心是好的，也是愚蠢无知。“三纲”可能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今天的现实已与古代完全不同；在一个民主、自由、人人当家作主的时代提倡“三纲”，是开历史倒车，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批评意见几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把当下现实需要当作评判“三纲”的根本准则，其背后的预设是：为“三纲”正名不利于确立正确的现实指导思想，是一种极端错误、危害巨大的寻求指导思想的做法。

这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内心深处的思维逻辑，即所谓“法家无意识”。因为他们自己不言而喻地把寻找指导思想、借助国家实施当作目的，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别人为“三纲”正名、辩护，在把我们寻求指导思想的学术研究引向歧途。

有人欲以“三纲”为原理、为现实作指导。这还了得！！

正是出于担心“三纲”被官方接受，落实为政策方针，表现为权威崇拜，在一种无形的恐惧感阴影支配下，一些学者显得义愤填膺、情绪激昂，对“三纲”的辩解者大加挞伐。即使你再怎么强调，你只是在做正本清源的学术工作，他们也难以接受，而要强烈质疑你的政治动机。

正是上述所谓“法家无意识”，导致“三纲”的讨论非常情绪化、表面化。即使你一再强调，“三纲”在当下现实中有无意义，取决于其历史本义能否搞清，批评者也决不接受。

有位学者甚至告诫我，“你要为‘三纲’正名，最好现在不要正名”。言下之意是，任何关于“三纲”的学理研究，都必须以当下现实需要为前提。

更多的学者认为，任何对于“三纲”的正名工作，都可能推动权威服从，导致权力崇拜。这不是反动是什么？！

所以，他们很容易把别人对“三纲”含义的澄清，直接理解为在鼓吹“三纲”、宣扬“三纲”，这是多么重大的学术导向问题啊！

总之，你没有视“三纲”为纯学理问题的权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学者在批评别人对“三纲”的辩护意见时，或者根本没有对历史上的“三纲”作过深入研究，或者根本没有读过被批评者的学理根据。他们往往只是就字面来理解“三纲”的含义，认为“三纲”就是以上级为纲、以权威为纲。这怎么能接受呢！！

基本上没有人围绕着对手提出的论据进行深入的学理辨析，往往一上来就对“三纲”大放厥词、随意置评。他们在发言之先，就预设自己已经知道什么是“三纲”，用不着阅读那些辩护或正名意见。即使个别人跟对手进行学理探讨，也不能心平气和、为了把问题搞清，而是另有目的，急于将对手击败。

吊诡的是，许多批评“三纲”的人，虽然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但实际上正是基于他们所强烈反对的法家思维，法家思维已成为其学术研究的无意识前提。

本来，我只是早年在教学和读书过程中，觉察到近代以来人们对“三纲”的严重误解，写了一点感想。在我的个人生涯中，“三纲”从未被当作我的研究重点。本以为发点感想也就罢了，没想到遭来一轮又一轮“大批判”。其中多数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政治批判”。我也知道，在当今学界，有些人把“三纲”当作我的学术观点的标签，这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寝食难安。面对有些人无可理喻的批评或攻击，有时我真的感到无语。

“三纲”是不是真如许多人所理解，以维护专制集权、崇尚等级划分、主张绝对服从为特征，“三纲”是不是真的完全不适合于民主自由的现时代，我相信历史会给出答案。

本文无意全面检讨前述“三纲”的三种批评意见，我只是想说明，近期网上的“三纲”争论，是当代中国学术走不出“法家无意识”的一个绝好例证，其背后暗含的是当代中国学术找不到学统、无法自主这样的大问题。

至于我发表的那些看法，既非出于任何现实政治动机，也不是为了“鼓吹”或“宣扬”“三纲”。本人也确实在论著中提到了“三纲”在当代的现实意义，甚至将其提到了文化价值的高度。但这完全是基于对“三纲”历史原义的学理分析，而非为了给现实提供指导思想。我何曾企望官方介入、希望官方推动、变成官方哲学？我又怎么会主张服从权威、盲从个人？

我愿意在平等气氛下与任何人展开理性交流，但决不接受以人格侮辱、政治批判为特征的论战，也不接受任何别有用心、以击败对手和发泄私愤为目的的辩论。

2018年9月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