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的领域已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改革也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
问：如何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一提法？
常修泽答（下同）：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判断相当精深。此前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他在1980年代有一句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四点：
第一，首先要明确，这里讲的是“新的”革命，而不是“老的”革命。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它与过去那种以武装斗争、暴力革命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有原则区别。
第二，它不是对原有体制枝枝节节的修补或改良，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变迁。20多年前，那时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曾于1994年完成并出版一著作，题为《中国：“换体”的革命》。这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主张换资源配置的主体。过去是政府配置资源，计划配置资源，这个“体”要换，计划为“体”变成市场为“体”。我这个思路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相应的哲学范畴——“体和用”得到启发的。当时不少人对市场配置资源往“用”这个层次上理解，我认为那不够，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在“用”的层次，而是在“体”的层次。因此，我在那本书中说，经济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
今天，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的领域已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改革同样也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就涉及重大的制度创新问题。
第三，要把《决定》第一条讲的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与第二条讲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理解。要把握“革命”与“完善”的统一，以求得最大政治公约数。
第四，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一提法，与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但这里用“新的”而没有出现“第×次”的提法，我认为是为未来改革预留了足够的历史空间，因为“改革无止境”。到底有多少次,现在很难说，用“新的”一词带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蕴涵。
问：怎么理解《决定》将改革开放看作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答：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大踏步赶上这个时代潮流了？那我们就要研究新的时代潮流是什么？
在我看来，当今有三大时代潮流比较明显：
第一，经济上的潮流是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对市场经济有所反思，这是应该的，但也同时出现了一股批判和否定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潮，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问题的根源。我认为，市场经济是有缺陷，有明显局限性，但是从这个时代来看，比较起来，当今世界还找不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决定》把原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改成“决定性”作用，这是重大的理论提升，意味着中国将与“政府主导型”模式或称“政府干预型”模式告别。很明显，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潮流。
第二，政治社会领域的潮流是公平正义。寻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天性，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例如美国青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具体行动。可见，无论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各国民众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本质的、共同的。《决定》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从文化改革到社会改革，乃至生态文明领域的改革，从不同方面贯穿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当然，要实现公平正义还需要作艰苦努力。
第三，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包容互鉴潮流。青年朋友要认清一个趋势，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十八大报告的显著亮点。今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提出“包容互鉴”，这是一种新的认识。随着大国之间关系的“包容互鉴”，多元文明之间的交融或兼容势在必行。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还只在“倡导”阶段，而且真正实现起来难度非常之大(例如，从近日的西太平洋风云就能看出这一点)，但是人类文明的包容性发展作为一股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住的。
问：如何理解“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一提法？
答：这个问题可从中国第三波转型的角度去把握。2009年我曾提出过“第三波转型”理论观点。在我看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大陆部分）已经历了两波历史大转型：第一次是以1949年为标志的社会制度转型；第二次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经济体制转型（这场转型还没有完成）。我认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将进入第三波历史大转型阶段。第三波转型新在哪里？它不仅仅是经济转型，而且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五环式”的全方位转型。
这就是说，中国下一步是要推进“五环改革”（参见拙著《人本体制论》）或说全面改革。五个“环”都有一个“轴心”，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中心是民主政治，社会改革的中心是和谐社会，文化改革的中心是先进文化，生态资源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生态文明。这5个关键词，20个字，是未来全面改革每个领域核心的目标，每个改革都要奔着目标走，围绕轴心转。
问：如何理解“建立服务型政府”？
答：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就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对立面就是管制型政府或者叫干预型政府。中共十六大报告的提法，政府的职能是四条，而且顺序是有讲究的，第一是经济调节，第二是市场监管，第三是社会管理，第四是公共服务。这次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指出和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
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要转到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来。经济方面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经济调节”的借口和旗号下干预微观经济。
同时在未来政府治理中，我觉得，各级政府的角色可能也要有所变化，比如说是否会变成中立型政府：我在新近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包容国有与民营”、“包容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活动中，在国有和民营经济面前，政府站在哪一边？中立。在企业和劳工(或者说资方和劳方)面前，政府站在哪边？我的意见是，政府应该处在一个超然的位置，做好公共服务。
问：怎么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1940年代抗战时期，美国一个记者团到访延安，看到延安非常廉洁，对此大加赞赏。但宋美龄说：“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命题。当尝到权力滋味后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我们日程上来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强调制度的作用。
这次《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直接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层面。根据我个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解,应包括以下几项制度——第一，国家权力的运行、配置、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重要机制。政府的善治机制当然包括在内。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党和政府的关系机制也应包括在内；第二，独立的司法体系；第三，鉴于当代不少国家都存在腐败问题，因此反腐败机制应单独列出。强调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制度保障，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得有长效机制。财产公示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治理机制（包括《决定》提出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从制度角度着眼可以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