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2013年12月5日这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清楚在临别的最后之际他对这个世界的最终定义，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曼德拉自身的定义也有很多不确定性之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反种族主义斗士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还有宽容与和解者。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称誉，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词不能被忽视，那就是“道德”。

道德是一个很抽象的感念，正因为抽象，所以总让人觉得难以抓住而漂浮不定。在现时代，当一个人心平气和地谈起道德，给他人的观感却往往是虚无，“他在谈论一件毫无用处，早就被扔进了传统的垃圾桶的东西”。所以，阿伦特有一句话：“在基本道德问题上的异常混乱――正如我们的时代，一旦涉及此类问题，最后便只能靠直觉来作想当然的处理。”

对道德的恐惧来自于一种经验性的焦虑，在西方的语境下，这种焦虑是建立在后现代主义之上；在那些二十世纪经历过专制统治（这其中内含有种族隔离）和至今仍没有摆脱专制独裁的国家，这种焦虑则是一种对集体性、计划性、民族叙事性、国家话语性的反感与抵抗。我们不愿谈起道德，因为在后一种语境下，道德往往是集体性的，而个人处于被出卖和淹没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专制社会中，自由放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比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中的自由主义者更加彻底地追求放任--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但是不谈道德，不看重道德的价值，我们还能看重什么，还能用什么样的武器来对抗乃至掀翻专制的暴虐机器呢？

谈道德也是哈维尔意义上的。哈维尔强调反政治的政治，是一种对自身的处理，即所谓在一种禁锢的氛围中我们该如何来生活，而一种正常的人的生活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反抗。如果我们的勇气不够，我们不用走上街头，我们可以在地下，在自身的内在秩序中进行营造与抗争。有人会说这是一种变相形式的放弃，实际上是站在昆德拉的一侧。当然不是的，这是一种如何在降低抗争风险的同时不失去抗争与贬低抗争的差别，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

当然，曼德拉走得更远，甚至受命组织了武装斗争队伍，这是行动上的。在思想上，曼德拉也没有与二十世纪那些著名的斗争哲学撇清关系，在他的字典中，有毛泽东、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等。曼德拉显然欣赏乃至崇拜他们斗争乃至革命的勇气，从而带来了他们意义上的“解放”。--这似乎成了曼德拉的一个“人性的污点”。在曼德拉身前身后，批评他的人正是出于此。再伟大的人物也免不了有限性，我猜想曼德拉自身也认定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那些二十世纪的左翼思潮能说其发源完全跟道德不相关吗？肯定不能，实际上很多激进的运动正是出于对不公的反抗。所以，当曼德拉站起来反抗种族隔离一是出于身为黑人的本能性的对尊严和荣誉的追求，第二便是对平等的追求，当这种对平等的诉求推己及人甚至由自身扩展到族群乃至整个国家的范围时便具有了道德性。

曼德拉是一个自由的人，正如他的诸多文章著述的题目中便直截了当地刻上了自由二字，可以说在表达对自由的追求上曼德拉是一个心怀坦荡的人并享受自由。但是“自由”等于“自由主义”吗？

作为个体的曼德拉追求自由，但是自由主义却是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就意味着自由主义常常也是一种整体性的话语，最起码是一种普遍的气氛。在形而上的立场上，自由主义是一种哲学观念，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静态沉思的产物，也可以是一个标签，而追求自由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知道曼德拉身处非洲人国民大会，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非国大在南非国内是一个中左性质的政党，在国际上可能与社会党比较接近。而在反抗南非种族隔离的时期，非国大无疑更加激进，更加左。在这种情况下，将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安防在曼德拉的身上就有一种说不清怪怪的味道。所以说到底，曼德拉在追求自由（如前所说，这种追求由个人扩展到民族），但是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以南非黑人民族解放与平等为起点与诉求的，这显然是道德意义上的。

我们不妨这样说，曼德拉在表现自己的道德力量的同时“刚好”与追求自由形成了一致性。这种“刚好”也说明了自由主义者反对道德话语不能自洽。

迎着世界的政治潮流步入九十年代，南非在打破种族隔离的藩篱后，身为黑人领袖的曼德拉没有领导南非黑人对“可恶”的白人统治者进行“彻底”的清算，反而是阻止很多黑人要将“白人赶入大海”的恶念。自由主义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些，这其中仍然饱含着道德的力量。我们可以说，正是道德，这种道德超越自由主义的相对性，让曼德拉出于一种意识对那些曾经作恶的白人给予了宽容。有人说正是对自由的真正理解让曼德拉懂得了宽容，正如他在走出监狱后的名言，“若不把悲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身在监狱”，“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必须打破”。但是这些话不正是高尚的道德的体现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显然将曼德拉德道德感召力推向了巅峰，说清真相然有宽容。

曼德拉对我们的启示在哪里呢？就是不要羞于谈道德，也不要耻于表现出我们的道德力量。正如哈耶克所言，道德是一种超越本能形成的价值传统与规范。哈耶克是看重道德的，但不是那种指令式的社会主义的“建构论理性主义”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扩展秩序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道德。

在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中，我们要反对的正是那种计划性、民族叙事性、国家话语性，总之是强迫性的道德，而追求一种自然而然表达的道德，这种自然而然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明，也来自一百多年来西风东渐已经内置于我们体内的文明。

道德更是一种内在秩序的修为，当我们身体与魂灵都被压迫，我们可以诉求在道德完整性上做得更好。马丁路德金很幸运，因为他面对的是以自由而闻名的美国，甘地很幸运，因为他面对的是自由民主社会的英国，曼德拉也远比我们幸运，因为他面对的白人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白人内部实现了基本的民主与自由，而我们自身面对的是什么呢？猜想一下当马丁路德金、甘地与曼德拉面对的是斯大林时结果又将如何？

我们没有借口将自己变得更糟，自由主义与道德主义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不要因为我们身在集体性话语阐释的世界中就要完全避开道德，官方的道德与我们真正所要追求的那种道德是完全可以分清楚的。如果我们假装分不清楚，那么我们很有可能是在故意逃避，故意撇开我们每个人所应承担起来的那一份责任，最起码是将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份责任吧？！

坐了27年监牢的曼德拉在狱中学会了与自我的对话，这便是自我内在秩序的修为。走出监牢的曼德拉，带领南非走向了自由。这前后的因果关系难道不刚好是一个隐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