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分化逐渐加剧,利益多元化群体形成,随之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急剧增多,矛盾错综复杂需要解决又遇到难以跨越的利益阻隔时,促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缓解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紧迫任务。如何在实现发展和改革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世界各国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其中,“社会安全阀”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手段。
所谓社会安全阀,是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惯例,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亦称社会安全阀制度。美国冲突论的代表L.A.科瑟尔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安全阀概念,并形成了社会安全阀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安全阀是通过一种合法的、社会所认可和允许的社会冲突形式,阻止或者缓解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如果缺乏这种疏通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机制,整个社会群体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制,并可能积蓄更大的破坏力量,将社会推向更为尖锐和激进的冲突境地。
在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进程中,社会安全阀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矛盾调和、利益表达和释放机制,是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人们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差距加速拉大,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差别化和不公平日益凸显,加上某些领导干部贪腐问题日渐严重,必然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引发社会普遍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这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直接社会心理因素。如果我们能够设置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机制,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就能够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一些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也能获得宣泄和释放,从而避免社会成员把不满引向对社会根本制度的失望和排斥。社会安全阀机制良性运行,还能够建立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监督机制,对规范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以及促进和完善政府公共政策,有效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积极的意义。社会公正度和社会整合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执政者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在我国,具有社会安全阀功能的主体日益多样化,从信访机制到新闻媒体再到网络平台,这些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社会安全阀机制逐渐走向大众化和便捷化,并产生了重要的群体效应和重大社会影响,特别是网络民主和监督已经成为民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当然,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和极端化的特点,对一些社会负面现象的披露往往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行动,甚至有可能变成妄加猜测和刻意攻击,往往给社会管理者带来监管上的难度。这就是社会安全阀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是提倡还是禁止社会安全阀的施行?这意味着政府是允许和认可公众通过信访、媒体和网络来自由表达社会情绪和意见,还是怀疑这些意见的大规模涌入会造成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的失衡,并有可能带来管理者治理根基的动摇,危及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对于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看,政府和社会对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的数量、速度和激进程度加以规制无疑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措施防止政治输入过载,保障决策建立在正面引导和缓解社会不满情绪、理性判断社会利益表达意见基础之上,无疑是现实和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们在采取规制措施时还应小心翼翼,防止党和政府的理性措施被公众误判为言论压制,并由此演变成对党的权威合法性产生怀疑。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还给出了另一种安全阀机制。比如,用目标或手段替代性方式来转移社会不满情绪,调适和消解社会冲突性心理,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正常运行。又比如,提高民生投入,发展非营利性社区组织,主动严打腐败,或者在对外政策中提高民族自卫意识,反击外国的主权挑衅,等等。这些也是值得考虑的。
从政府角度来说,党政领导机关要在理念上把政治宽容、政治吸纳、法治管理作为今后社会安全阀建设所蕴含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通过社会安全阀机制表达的社会不满和意见,应该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意见和利益的表达渠道,保证一定限度内言论自由的空间,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回应和解决社会大众反映的问题。强化对现有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把一些如网络监督等潜制度化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变成显制度化并受到法律保护,防止社会安全阀机制因一些领导干部的厌恶而遭受不测。加强社会公正体系建设,确立机会均等和普遍主义原则,废除和缩减特权和利益阶层保护主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社会竞争机制和法律体系,运用法治思维去解决社会不公和矛盾冲突。提高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个人角度来讲,公民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理性判断和自律意识,但是这种理性判断和责任意识是建立在弘扬社会正义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味地屈服于强权。政府和个人都需要有一种妥协与合作精神,需要共同为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进而实现中国梦而尽到自己的力量。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只能局部缓解而不能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要从根本上解决,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找到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促进社会稳定和加快制度化建设的同时,找到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