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归结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文革后安徽、四川等地农民私自推行包产到户，发展了生产，有了富余的劳力和少量的资金。于是，各地城镇就涌现了肩挑手提、走街串巷、摆摊设点等形形色色的个体工商户，接着是由小到大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执政当局从不许包产到户，到承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到主导经济体制改革，绘出了一幅绮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这幅画卷添上了一页浓墨重彩的佳作。
《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且认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顺理成章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既是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突破国家权力对经济垄断的过程。从所谓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到民营经济奄有半壁江山，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发育壮大，都是一步步地突破垄断的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地、而且是大幅度地突破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垄断。所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政府放弃一部分垄断权力，让市场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在一系列深化改革的经济措施里，最明显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承认民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意味着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垄断又后退了一大步。其他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壁垒，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废除对民营经济的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界定国有企业功能，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等等，都体现着削弱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垄断，扩大市场经济的活动范围和积极作用。这些设想的逐步实现，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是，指导思想在理论上的谬误，却使这些美好图景是否能够实现，成了很大的疑问。经济领域的理论谬误，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理论谬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在2004年8月所写的六篇《重读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札记》中，有一篇题为《一个不科学的命题》，就是专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在那篇文章里指出：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存在于文明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生产以交换为目的。它起初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如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日中为市”的记载。当社会分工和生产、交换的发展使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环节的时候，市场经济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市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又强化了市场的作用。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母胎里，孕育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日益健全。未来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劳动者产权本位为基础的社会，与之相适应的将是更健全、更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刚刚建立一些基本框架的原始阶段，既不完善，也不健全，相当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我在那篇文章里还说：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的三中全会进一步作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社会上长期存在着“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恐资病，为了排除阻力，推进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样设计还是必要的，它反映了人们当时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经过十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对市场经济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就不需要继续戴这顶帽子了。
这些话是我在2004年说的。现在又过了将近十年，《决定》还继续给市场经济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就更加有弊无利了。我在过去写的文章里多次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主义。把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的名号，就必然会给它带来许多具有专制性的束缚。因此，《决定》提出的有些美好设想，就很有可能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名义下难以切实贯彻。
第二个理论谬误是“公有制为主体”。它来源于苏联。列宁首先提出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来斯大林进一步提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这是同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相悖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由来有所描述。它认为私有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一种是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前者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但小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为大生产所取代；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马克思还把它称为个人所有制，以区别于资本家所有制），必然为以剥削劳动者为基础的所有制所否定。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为资本家个人所占有，但使用生产资料的却是劳动者；生产劳动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供应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两种私有制的深刻分析基础上的。在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由于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具有自由个性，但小生产的形式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劳动者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丧失了自由个性，由自由劳动者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在未来的社会里，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是两种私有制的优越性的融合。这就是他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生产力来说，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的”；就生产关系来说，它的生产资料既为劳动者所共同占有，同时又为劳动者个人所有，也就是说，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劳动者由于获得了企业的一份生产资料所有权，同时也就成为企业主人，获得了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的权利，具备了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经济基础。对照我们现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哪里有一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影子？
明明不是公有制，却偏偏要把它说成是公有制，而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要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而且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就必然导致改革的不彻底性。
第三个理论谬误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政治角度来说是要政企分开，从经济角度来说是要突破垄断。长期以来，在一党专政、党管干部、政企不分等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支配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领地。特别是在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石油、金融、电力、电信等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交互作用下，肆无忌惮地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垄断进出口，严重地阻碍着、破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如此这般的国有经济，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是地地道道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是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私有制形式，市场经济怎么能让它发挥主导作用呢？它会把市场经济“主导”到哪里去呢？《决定》提出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在自然垄断企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有助于促使国有经济融入市场。但是，《决定》又说：“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把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垄断企业，说成是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这个判断令人大跌眼镜。国有企业既然在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就不存在垄断问题了。指导思想上的这一倾向，甚至还比不上胡温时代的两个“36条”，那两个文件基本上是在承认垄断并且要突破垄断的基础上制定的。《决定》对垄断问题的回避，预示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容乐观。为了突破垄断，今后除了开放垄断领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外，还应该加强政企分开的力度，限制政治权力对国有经济的干预，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把企业经营的决定权、主动权还给企业，交给市场，推向社会，让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社会的自由选择，来支配国有企业的成败利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决定》所绘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对经济发展前景所作的描画，确有许多令人感奋的奇思妙招，但由于存在着以上三个理论谬误，不但限制了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略，而且是否能够如实贯彻，也使人心存疑虑。这些理论谬误在社会上浸染已久，朝野习以为常，积重难易。我的这些观点，很可能被认为是奇谈怪论。但我还是认为这些理论问题事关民族前途、国家盛衰和共产党的存亡，希望能引起更多朋友的思考、评说、讨论。通过争辩切磋，取得对真理的共识。
2013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