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需要我们做出应对。

不要被自己的成功打败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入力资本的积累。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份额都是先上升到顶点再下降。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这个顶点是人均GDP12000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F按2005年PPP计算是7000多美元。估计到2018—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涉及到的就业人群都会下降;那么，很大一批人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他们是欠缺服务业技能的。在基层工人队伍中，80%的人受教育时间不满九年，初中毕业就加入了劳动力大军。中国现在面临着城市化进程，这部分人要在城市定居，那么，将来可能会有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之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快，工人收入提高了，农村孩子很早就放弃读书出去打工。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不要被自己的成功打败。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三驾马车拉动GDP增长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投资、消费、出口是按GDP的支出法计算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动力。我认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主要是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没有投资不可能有经济增长，这不仅包括政府投资，还包括企业投资。

哪个方向需要投资?这需要市场做决定。目前中国的超前投资肯定是有的，但在找不到合适投资渠道时，建设基础设施可能就是好的选择。

从经济结构来分析，支撑中国增长的唯一不确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分布不平均。技术进步当然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我更愿意把技术进步看作结果。有投资，有人力资本，就会有人推动技术进步。十年之后需要工人，今天就要增加教育培训。

一些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面临招工难的问题，现有模式难以为继，需要转型升级。目前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到发展中国家寻找市场。低技术制造产业在中国已经很困难了，但在非洲有很大的市场。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做这些低端制造业，而且利润空间很大。第二是到发达国家投资，既可以绕过关税壁垒，又可以获取先进技术。把国外的企业买来继续经营，而不是获取技术解散工厂，是会受到当地欢迎的。当然，条件比较好的企业，要考虑向服务业发展。

短期经济的风险主要是影子银行。其影响越来越大，但不在监管部门的雷达上。很多实体经济依赖影子银行提供资金，长此以往，可能会出问题。在今年6月份的钱荒中，影子银行是最薄弱的环节。金融改革，刻不容缓。最近有消息说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苏宁已经申请成立苏宁银行。监管部门会不会批准?这是个试金石。

经济升级，制度先行

从创新角度来说，制度的基础建设是必须的。首先是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创新产生的专利属于学校;后来学校授权教授开办公司赢利，使得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地方经济得以发展。现在北大也有很多专利，但产权不清晰，虽然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却难以转化。第二是金融，创新没有金融支持是难以持续的。资金与创意之间需要金融这个桥梁。

创新是系统工程，需要制度的长期保障。创新成功的概率很低，依靠政府投资去创新成果会比较有限。企业的创新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如果为了考核而创新，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很多国有企业的专利数上升非常快，但利润与之完全没有相关关系。国企应该更多地市场化，更追求市场导向，这样创新才会更有针对性。

李克强总理提出“减政放权，制度升级”，市场能做的都让市场去做。国企市场化的真正阻力，就在于政府不愿意放权。政府总以为拥有产权才能控制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必要时，美国政府对相关私有企业的控制力或影响力，一点不比我们弱。政府必须转变职能，逐步退出市场，降低进入壁垒，尤其是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咨询业的进入壁垒。

中国模式的成功

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不纯粹是个经济问题，需要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中国更像是东亚模式，国家干预经济比较多。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东亚政府是中性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从经济结构来说，制造业为主，储蓄率很高，重视教育，也是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共同点。总结起来，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

讨论社会平等，需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社会不平等则不同。社会不平等意味着入分三六九等，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弱;而社会平等可以消除进入壁垒，增加社会活力。在平等社会，人们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此外，社会平等消除了强势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促进了中性政府的产生。

其次，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和以科举为主轴的官僚体系。在贤能体制里，培养一个干部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会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贤能体制的核心价值——选贤任能——可用来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贤能体制强调少数精英的自主作用，因此容易做出决策，提高政府的效率。

第三，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一个好制度的核心，是提供正确的激励。所谓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制度，而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不是纯洁的，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目标。

第四个要素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不会被少数利益所左右，而是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的效果，因此就更可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超越“左”“右”的中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