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一届领导人，人们充满期待，这期待之一就是希望能在他们任内，逐渐开放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一句空话。言论自由当然千头万绪，不过，似乎可以先从开放港版图书为突破口，纲举目张，或许可以带动全局。

之所以这样建议，理由是：禁书是专制社会特有的现象。专制极权的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要采取愚民政策，对老百姓封锁信息，只灌输一套符合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不允许异己的思想观念自由传播。自1949以来，也是禁书不绝。禁书的理论根据，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舆论一律”、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肃清封资修；改革开放后，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力主“舆论导向”和“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所谓“政治性非法出版物”，要害在于“非法”。在“党大于法”的当代，是合法还是非法，不是以法律为依据，而是以党的宣传口径为依据。哪个出版物不合乎他们的胃口，就是非法出版物；即使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也会毫无顾忌地肆意剥夺。这些表现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取向，本质上都是承袭了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传统，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而实施的，是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因此，完全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展现新一届领导人的胸襟与魄力。就港版图书而言，也不是铁板一块，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有些书大陆也出，区别在于港版书是全本，而大陆出的是删节版。比如，《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三卷本）。郑超麟是中共早期人物，托派。托派是典型的里外不是人，国民党抓，共产党也抓，于是老郑先生几乎一辈子都在监狱里，磨难是他生活的常态，不过老郑心态超好，居然活到21世纪。大陆东方出版社也出过《郑超麟回忆录》，可是删得一塌糊涂，很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都不见了。又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先生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章诒和、贺卫方的《四手联弹》、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等，都是这样的例子。事实上，某本书的“完整版”恰恰成了港版、港地图书

的“卖点”，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个原因。书籍本身的价值读者自有评说，但所谓“禁书”、所谓“未删节版”无疑成了该书的最佳营销手段、成了无形品牌。很多时候，看了“全本”，可以用一句俗语来表示“读后感”：“也就那样”，思想、行动也并未被“腐蚀”。但那层被人为加诸的神秘感，实在让外人“梦寐以求”、“想入非非”，总是期待着“雪夜关门读禁书”的那种惊险与刺激。如此尔尔，所谓“禁书效应”是也！看来，有关方面的不遗余力、耗费人财物等所着力推行的政策、措施却在不经意间“为他人做嫁衣裳”，真可谓欲益反损。

第二种是在香港出版，而大陆不许出版也不许看的所谓“非法出版物”。比如《晚年周恩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新发现的毛泽东》。而细读这些这些书，则不难发现作者都是对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从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视角，揭示了党史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作出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和论述，因此受到许多关心中共历史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注意。像这一类既有丰富史料，又有翔实论证的著作，不论作者的分析是否中肯恰当，至少可以为人们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提供参考，因此，它们无疑应当成为学习中共党史的辅助材料和政治思想课的课外阅读书。但是，现在却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官方的口径，便被禁止入境。这种官方行为显然是非法的，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把这些书运进来，其中即使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也是针对禁书的非法行为，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官方能够取消禁书的非法政策，让香港的好书能源源不绝地行销于内地，就不会再有非法偷运的事了。所以，香港出版的合法书籍在内地成为“非法出版物”，完全是官方非法查禁的结果。取消作为原因的非法查禁，“非法出版物”也就合法了。这也可以说是“负负得正”罢。

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许多曾经被这边视为“敌人”的前领导人、作家、学者也纷纷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前者如被称为林彪集团“四大金刚”的昔日解放军高级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其去世前后出版的回忆录引人注目。这些回忆录包括黄永胜的《军人永胜》、吴法宪的《岁月艰难》、李作鹏的《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的《邱会作回忆录》，如果加上邱会作儿子邱承光《心灵的对话》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林彪》等，它们都曾登上香港畅销书排行榜，风骚一时。后者比如《刘宾雁自传》、《方励之自传》等。因为这些人物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以，他们的回忆录有着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邱会作回忆录》中就写到：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迅速疏远邱会作。当周恩来亲自宣布将邱会作等人隔离审查之时，邱会作再一次像37年前（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因保密工作，邱会作差点被枪毙，周恩来救了他）那样死死盯着周恩来的眼睛，希望从周那里得到宽宥的表示。但是，周恩来毫无表情，不作回应。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可惜没过几天，邱的妻子、孩子、亲属、司机、秘书、警卫员全被抓起来。这对认识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对林彪集团的处置和周恩来的个性，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而邱家长子邱路光也曾回忆：“赵紫阳的确给我们这些子女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时，我在北京商学院当教师。我在那儿教了八年书，一直没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车撞伤了，伤了八根骨头。正好，赵紫阳的儿子回北京，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他让我写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写了一封信，交给赵二军。二军进中南海回家也就十分钟，赵紫阳就批了，二军给我复印了赵的批示。批条上面写着：‘告诉部队，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适当分配住房。赵紫阳。’我看了以后太激动了！有些事，搞十年搞不下来；有些事十分钟就搞下来了。”也可以增加一个我们了解赵紫阳和中共政权运行模式的新角度。又比如通过方励之的自传，我们或许可以真正明白他跟那场风波究竟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黑手”等等。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敌人”，我们也不妨对其进行深入了解，更何况还不一定是敌人呢。

第三种则是谈不上反动，也很有价值。但大陆出版社不敢出版，或是虽然出版了却不敢发行的书籍，比如《怀念李慎之》、《李慎之文集》、《胡绩伟自选集》、《黄万里文集》、《哈维尔文集》、《怀念耀邦》、《李锐近作》等。这些书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大陆却一直得不到出版的机会，于是只能利用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版。这些书之所以会这样墙内开花墙外香，主要是因为官方的舆论导向和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它们得以合法出版的机会。在当代中国，为了摆脱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束缚，人民需要启蒙，官员更需要启蒙，而这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正是人民极为需要的启蒙读物。不妨举一个例子：最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萧军煌煌百万字的《延安日记》，对我们了解延安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生存状况，对进一步了解毛泽东这轮“太阳”在延安是怎样冉冉升起的，都有巨大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可就这样大陆最需要的书大陆却不能正常出版发行，而得在香港出版发行——老实说，就萧军此书涉及的问题，香港人显然不会比大陆人更关心。而事情的吊诡就在这里：真正需要这些书地方，这些书不能出；而能出这些书的地方，却不一定需要这样的书。

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政治上的不民主与文化专制方面。之所以这些书不能在大陆出，就是因为这些出版物触动了政治专制主义的神经，危及专制制度的巩固。然而，我们是一个号称要建立一个民主均富现代的国家，《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此，新一届领导人完全可以以发行港版图书为突破口，给我们展现出真正民主自由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