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历史家的爱大概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不过，历史家独特的职业决定他们还可能有另一种爱。历史家的先生、太太们要小心，在历史家翻检资料、进行人物研究时，或许一个情敌已经悄悄潜入：他的研究对象。

历史研究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职业，一项研究常常要进行几年、十几年乃至一生。由于长期浸润，历史家在研究人物时，不免会日久生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研究对象。尽管历史讲究的是客观冷静，但历史家也是人，不可能免除七情六欲，历史家的这种情感当属人情之常。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不少历史家是以人物为研究对象的，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陈铁健先生之于瞿秋白、杨天石先生之于蒋介石。其中，唐宝林先生尤其突出，迄今为止，他几十年的学术生命都与陈独秀相伴。他自己在不久前出版的《陈独秀全传》中写道：“我因十年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陈独秀冤案‘正名’平反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极多的感情，替陈打抱不平，因此对他自身的弱点探讨甚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难以自拔。”

唐先生很坦诚，直率地谈到了他的这个“弱点”，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未必是什么弱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道尽了多少写作者的一腔情怀，揣摩起来，这也未始不是唐先生这本洋洋百万言的大作的写照。

唐先生这一代，基本是和1980年代前后开始的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同时成长起来。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又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标的。陈独秀从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中国革命的叛徒慢慢还原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启蒙思想家、革命家。在这样的还原历史的进程中，唐先生是见证者，也是陈独秀真实历史形象筚路蓝缕的亲身构建者。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大概很难体会这一代历史学者的承担。剥离那些多年构建，尤其被“文革”推向极端的叙述体系，不仅要付出学术上的辛勤努力，还要顶着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各种压力。历史是个很有趣味的学科，人人都似乎懂得一点历史，但大众传播的历史常常却是怪力乱神。近代史尤其中共党史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敏感，使掌握历史事实的这些少数历史家，传播真相、说服大众的过程，不得不面对误解、讥嘲甚至政治批评。因此，在他们前行的道路上，或多或少还带有某种为寻求真相而牺牲的道德上的悲壮。

如果理解了这种背景，前面唐先生提到的投入感情，打抱不平，就变得更好理解。在拨乱反正的时代，在不断撕裂习见陈说时，有时的确需要历史家的担当和勇气，需要择善固执的坚持。唐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陈独秀这个领域里耕耘，当然不会不受到陈独秀自由、民主，追求真理的气质感召，所以，唐先生直言：“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这样的判断，即便其中某些说法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但出自一个多年浸润其中的优秀研究者之口，还是不能不认真对待。有人说，做人物研究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样的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入乎其内这一点，唐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殊境遇，他的体会应该尤为深刻。读唐先生的《陈独秀全传》，处处可以感到传主和撰著者的精神交相融合、浑然一体，可谓证明历史家之爱的生动标本。

出乎其外，自然也是唐先生努力的方向。他在前言中提到，为摆脱成为传主辩护者的嫌疑，他特地在内地版本中补写了一节“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探讨大革命失败中陈的责任问题。自然，这样的努力不会仅仅体现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对陈独秀早年成长经历的描述，还是对其成为革命领袖后功过的评断，《陈独秀全传》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恰恰在读到唐先生增补的这一节时，作为读者，倒是稍许感到一点不满足。这一节中有一个重要论断：“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同时，也应说明，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问题。”

其实，这个论断中的某些话语，熟悉中共党史叙述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比如右倾机会主义，当年就是戴在陈独秀头上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对陈独秀使用这样的概念。不过，当它被使用在共产国际的头上时，多少又让人感觉到了历史诡异的轮回。

说到大革命的失败，几年前，笔者曾经写到：在海峡两岸的史书中，1924-1927年的这一革命分别有不同的指称，大陆史书一般多称大革命，台湾方面则多称国民革命。不同的称呼，隐含着对这场革命不同的目标取向。相对于国民革命，大革命更强调革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要求革命可以满足中共所期望的工农等普罗大众的要求，正是从此一意义上，会有所谓大革命失败的叙述。而从国民党的视角看，国民革命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导致了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建立，国民党开始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实践程序，当然不会被视作失败。

无论是从革命的彻底性上界定大革命的失败，还是直截了当从国民党夺取并独霸政权角度理解中共的失利，有一个背景都不能忽略：即唐先生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中共还只能做配角和助手，还不具备与国民党较量的力量，中共要在这一时期夺得政权几乎是天方夜谭。由此，隐含的逻辑就是：当掌握武力的国民党破裂国共合作，独揽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当年事实上并没有与国民党争夺的余地。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所谓大革命失败的说法，就变得有点让人纠结，因为成功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正因此，如唐先生所说，要陈独秀为大革命失败负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问题是，陈独秀固然不能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但共产国际就可以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吗？既然中共的成功在当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如何可以苛求共产国际和苏俄为此负责？其实，中共早期的创建、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这是我们回顾历史时无法不直接面对的，说共产国际是襁褓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保姆，并不为过。中共从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党，几年时间内，就发展到数万人，拥有全国性影响，成为中国政治中此后任何力量都无法忽略的政党，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功不可没。当然，事后回望，这些指导有正有误，或者说本身就难言对错，但当年的决策者不可能像后人这样高屋建瓴、智珠在握，所以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当我们试图用历史的局限、实力的对比为陈独秀洗清那些泼在身上的污水时，似乎也不能顺势将之转嫁到另一个历史对象身上。尽管，历史家难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所谓爱常常自私，不过，毕竟也有另一句话：大爱无边。

唐先生是一个真性情的研究者，敢爱敢恨，他面对的陈独秀又是一个如此性格鲜明、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巨人蒙冤，的确让人扼腕，因此，唐先生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解读让人同情、理解和尊重。不过，很多时候，历史还会呈现许多灰色地带，历史的解读会有丰富多样的图景，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可以笼盖的。尤其像陈独秀，这样一个永远的旅人，一个思想上的开拓和漂泊者，一个中共革命的开创和脱队者，许许多多的话题还有待阐释、理解。唐先生这部书为陈独秀研究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这是唐先生努力多年的巨献，价值无待多言。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个一个待解的问号仍会不断生成，此正应了一句话：生无涯、爱无尽、问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