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一直把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身上。改革开放后，随着档案的公布和学术研究气氛宽松，这个冤案才被彻底推翻。原来，对那次重大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就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革命导师、伟大领袖的斯大林。当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经验方面都严重不足，无力对抗挟十月革命、列宁继承人和共产国际权威以自重的斯大林。虽然在实践中它的领袖们感到应该采取与斯大林、共产国际指示相违背的正确措施，但只要共产国际代表一施压，再以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威胁，甚至连陈独秀这样独立不羁的人，也不得不屈服。
然而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却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政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其他领袖在这场斗争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展现了他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及对事件进程的准确预见。两派在国民党的阶级定性、谁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以及在大革命中是否应该建立苏维埃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权派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的联盟，反对派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政党。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当然是它的领导者，因而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能是配角，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遵守它的纪律。反对派则认为，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它的先锋队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反对派认为在大革命高潮时应该组建作为统一战线领导机构的苏维埃，斯大林派则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夜才能建立苏维埃。尽管中国革命的失败证实了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以及反对派对他们的批评和对革命进程预见的正确性，但斯大林、布哈林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联共(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把反对派开除出党，随后又把他们流放或关进监狱，彻底粉碎了反对派。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更是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下，当年这场斗争逐渐在苏联人的记忆中消失。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一直是禁区。改革开放前，斯大林当年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神圣，是不能讨论和置疑的。
改革开放后，当斯大林的“伟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光环不再之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托洛茨基研究也不再是禁区。近十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做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但对这场论战的多数评价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对双方的观点往往是各打50大板。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片面性，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保持革命警惕性，及早建立革命武装，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好准备，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中共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由于这一主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等在大革命时期要求建立苏维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
200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托洛茨基当年进行的反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的中国革命路线的斗争，是这样评价的：“虽然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的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段评价只基本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后期对斯大林的批评，虽然它们涉及的是对革命来说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对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背叛革命的判断。但对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对斯大林的中国路线的批评，则完全否定，认为它们是错误的。但作者否定这些托洛茨基的观点，有些并不是托洛茨基的，如说“托洛茨基认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都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而是作者对托洛茨基的相关论述了解不够或误解所致。在《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一书所收录的托洛茨基的所有相关文章中，没有一处说过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他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变党内合作为两党之间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行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员，他就必须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信守国民党的党纲，哪里还谈得上合作呢?为了论述这点，他举了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的经典公式：“分进，合击。”实际上，托洛茨基说的不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无产阶级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联合、共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因而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就过时了，所以唯一可能口号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托洛茨基还是以苏俄为例，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之所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是因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进行的。据托洛茨基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社会主义，而是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一种形式，它还肩负着完成民主革命——土地革命——的使命。
做出这类评价的作者大概是没有看到，当年两派在上述斗争策略、方法上的分歧的背后，还有理论的不同：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
不断革命论与三个阶段理论
长期以来，不断革命论一直被视为托洛茨基反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其实，这是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提出的俄国革命发展的一种设想。扼要地说，就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爆发，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与卑鄙，它无力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只有率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不会因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而止步，它将进入更高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理论刚刚公布时，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一致抨击。这倒不是因为这个理论的荒谬，而是由于它与此前俄国社会主义者们信奉的三个阶段理论大相径庭。
所谓三个阶段，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1917年列宁回国以前，在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出席者都认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甚至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愤怒地骂他们是工贼，主张将他们开除出党，与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不赞成将他们开除出党。这表明当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他们破坏纪律是有情可原的，即出于他们都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三个阶段的理论。
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陈旧的三个阶段理论的胜利。但十月革命的洗礼并未能洗去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三个阶段理论是1923年起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依据。在他们实际掌握了共产国际领导权之后，在制定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时，仍是严格遵循三个阶段的理论。这在他们制定的中国革命政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最大的分歧，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景和领导权上。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交融在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会只停留在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它必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和农民得到土地，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胜利之前，共产党不能独立，无产阶级不能觊觎领导权，它只能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当苦力。
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财产……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预言了全球化，然而愚钝的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忙于榨取剩余价值，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为此还不惜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上世纪末才意识到世界已经按照它的方式被全球化了。国际学术界为此热闹了好一阵。全球化、地球村在我国学界也火了好几年。然而马恩预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并不是为了住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地球村，享受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豪华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人人都能摆脱异化、实现其本质力量的平等社会。后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全球化趋势的反动与倒退，肯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也正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放弃了世界革命，又加上“官僚”社会主义根本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使资本全球化在今天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主流。
马恩早在1847年观察到的这种趋势，经过80年的发展，到1926-1927年肯定变得更加强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正是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反帝反封建残余——外，还要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最主要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在这场斗争中的关键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从而进一步把它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若想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就必须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把加入国民党变成与它的党外联合。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他要求中共更加紧密地依靠左派国民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甚至专门做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武约维奇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的决议》，该决议说：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上要求马上形成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马上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的要求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它不是别的，正是重蹈托洛茨基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旧立场的覆辙。
托洛茨基以十月革命为例，反驳了对他的指控。一般人都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学界多数人也持这种观点。其实不然，二月革命只是一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因为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这个任务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才完成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土地革命，才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发动十月革命并获得胜利。反过来说，如果二月革命能够完成土地革命，就不会有十月革命。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只有它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革命给农民带来了利益，使他们免除了5亿卢布的地租。……如果土地革命真是二月革命完成的话，农民根本不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恐怕连一年都维持不了。换言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在一个阶段内完成，才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建立并渡过了革命后最困难的内战阶段。
其实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打破了三个阶段理论的束缚才取得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辛亥革命完成的，也不是北伐胜利后完成的，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完成的。这又一次验证了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经验，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讨论的只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还是在同一个阶段中先后进行，这两种模式哪种可行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它的得失成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超越阶段”的、不断革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胜利了，而1927年的中国革命则在恪守“三个阶段”理论的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下失败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然，这两场革命的胜败是不能仅仅归结于遵循还是违背三个阶段理论的。不过，直接涉及到谁掌握领导权的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大概是不能否认的。确实，不断革命论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提出了革命的最核心的问题——领导权的问题，因而能够准确地判断各政党的阶级性，准确地预言斗争进程。如早在1927年3月22日刚刚得知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托洛茨基就敏锐地提出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具有执政党的性质，它就变成资产阶级的党。……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政策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相反，阶段论者以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残余来抹杀阶级冲突，一厢情愿地希望外来压迫会使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闭眼不看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硬说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由于抓不住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预见历史进程，他们的判断屡次被事件所否定。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政府的反共，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冲破了斯大林、布哈林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机械的阶段论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却成功地束缚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手脚，把他们送到了国民党的屠刀下。
不过，对那些认定俄国比中国先进，俄国无产阶级比中国无产阶级强大的人来说，力量悬殊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革命社会力学与常规社会力学。
革命社会力学VS常规社会力学
斯大林、布哈林否定反对派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主要理由是只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才能建立苏维埃。他们没有直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这点已经涵盖其中。即使对斯大林这样的保守官僚来说，在无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时，他当然也就不会反对它去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也就不成问题了。
倒是今天的某些研究者，更直接地以力量不足为依据，来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否定托洛茨基。如有些研究者说：斯大林以错误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错误的建议;托洛茨基的批评尽管完全正确，他的预见虽然也被事件所证实，但这一切都似是而非，因为力量对比太悬殊。也就是说，大革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失败反正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再高明，也无法改变力量对比，而悬殊的力量对比已经决定了你的建议也是错误的。
但这种力量对比概念，是从常规社会力学的角度，而不是从革命社会力学的角度得出的。在正常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永远是弱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别说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弱者，就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也不是强者。掌握着社会经济命脉、国家政权和军队的资产阶级，则是强者。但社会不是永远处在常态之下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正常社会状态维持不下去的结果。
列宁早在1905年革命时，就曾说过：“革命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主要后备力量中从敌人昨天的同盟者即沙皇制度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这个“从敌人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得来的”“主要后备力量”就是小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后来在对德国小资产阶级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可能发生的立场变化的论述中，更加清楚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巴黎公社的经验，至少是在一个城市内，后来则是十月革命，在无可比拟的更加广阔的时空中，表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不能推行独立的政策(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
在资本主义崛起、增长和繁荣时代，虽然有不满的强烈爆发，总体来说，小资产阶级还是相当驯服地追随资本主义。它别无选择。但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经济无出路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力求、企图和尝试挣脱旧主人和社会领导者的监护。它完全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小资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引到一条新路上的能力。无产阶级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行动的信心、对敌人的巧妙的进攻、自己的革命政策的成功让它产生这样的信心。
如果革命党没有站在局势的至高点上的话，就糟糕了!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稳定性。罢工和政治风潮恶化了国家的经济情况。小资产阶级如果根据经验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它带到新路上，它就能暂时容忍不断增加的损失。但如果革命党一再表明它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左右摇摆、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话，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耐心，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灾难的罪人。……
因此，在革命浪潮中，无产阶级的强弱(无论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落后国家乃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取决于它自己，而取决于占居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力学所着眼的，正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危机与震荡中的变化。因此，在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动摇和妥协时，无产阶级能否争取领导权，并不在它的绝对实力，而在于它在革命形势中，能否让小资产阶级相信它，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即革命党要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这也是托洛茨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要求它退出国民党的原因。
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以相对弱小的兵力在几个月内就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固然和北洋军阀的腐败、士兵士气低落，不少军队不战而降，归顺了北伐军，以及北伐军思想工作做得好，士兵斗志昂扬有关，但与工农在敌后的罢工、暴动，对北伐军的积极协助是分不开的。以上海为例，它不是北伐军打下来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工人起义夺取的。国民革命军是被起义工人迎入上海的。发动工农进行革命，当然只能以罢工和土地革命的形式进行。工农组织在罢工和土地斗争中成长壮大。在这些地区变成国民政府的辖区后，工会农会面对的还是同一些工厂主和地主。它们不会因政府换了招牌后，就停止为工农的利益而斗争。国民政府在它的辖区内禁止罢工，不允许在后方没收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表明它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它与工会农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在北伐途中就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汪精卫的分共、对农民运动的镇压，在白色恐怖中“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恰恰表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已经威胁到了国民党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表明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苏维埃，就是把这些在革命斗争中业已存在的组织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的情况下进行自卫。这涉及的不是有没有力量组建苏维埃，而是想不想组建。
斯大林正是因为信奉常规社会力学，他才一直把宝押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将军们身上，根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
建立了苏维埃，中国大革命就一定能胜利吗?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在大革命高潮中建立了苏维埃，即使不能确保共产党的胜利，至少可以保证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不会被“盟友”打得措手不及。
高潮与退潮
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托洛茨基反对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年底的广州起义，是从“极左”转到了“极右”。
中国革命的成功，走的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加之南昌起义被定为建军节，这对理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武装起义政策的批评造成一定的困难。实际上，斯大林为中共发动的武装起义设计的道路，肯定不是它实际所走的长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十月道路，赋予它的使命绝不是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是直接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成功。托洛茨基称起义为左倾冒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中共发动武装起义时，革命是否仍处在高潮期?当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托洛茨基不反对在革命高潮时发动武装起义，斯大林也不主张在革命低潮时发动起义。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认为在经历了上海和武汉两次沉重的打击后，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农运动已被粉碎，工人脱离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反动势力加强，今后出现的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党员、群众因失败而沮丧，反动势力嚣张之时，发动起义只能遭受新的失败，因而是冒险主义，是左倾盲动。客观地说，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斯大林不仅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认为它还在进一步高涨。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很清楚了。在武汉政府分共后，中国大革命已经失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观点就已经得到确认，也是后来中共党史界的共识，此后共产党的斗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的。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的，反之亦然，在革命高潮期是不可能出现白色恐怖的。
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以斯大林路线为准，那么托洛茨基的观点肯定非左即右。可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路线在左右摇摆。他的路线不能作为判断左右的标准。如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上，他开始反对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的加速工业化被他指责为“超级工业化”，是“轻视农民”。他赞成布哈林的“乘在农民的马车上，用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一旦发现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确实是工业严重滞后导致的，他本人也开始主张加速工业化，并把本来与他一起安稳地坐在农民马车上的布哈林打成右派，推下车去，他接过车夫的鞭子，开始纵马狂奔。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斗争开始时的极左，其实是接受了在中国革命中极右路线失败的教训的结果，只不过是按着他例来的左右摇摆的规律，从极右转到了极左。莫洛托夫代表他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理论。据这个理论，从1928年开始，从1924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已经结束，世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任何一次偶然的劳资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希特勒法西斯甚嚣尘上，对工人阶级造成极大的威胁时，德国共产党本来应该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共同打击敌人，但在这个愚蠢的理论的指引下，却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民主党)，让纳粹分子坐收渔翁之利。纳粹上台不仅导致德国工人运动的彻底毁灭，还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希特勒的胜利宣告了“第三时期”理论的彻底破产，斯大林又转到了极右的“人民阵线”政策上。中国抗战期间，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无非是“人民阵线”的中文版而已。这就是斯大林的左右摇摆。托洛茨基曾经形象地说过，斯大林就像是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瓜伊万一样，他在婚礼上哭丧，在葬礼上贺喜，所以总是挨打。
斯大林主张起义，一是左右摇摆的规律在起作用，右倾的错误要用左倾来弥补，以致错上加错。更为恶劣的是，他为了自己的声誉和脸面，拒不承认他的政策葬送了中国革命，硬说上海和武汉失败只是插曲，中国革命不仅没有退潮，而且是在进一步高涨，已经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阶段。他荒唐地把广州起义的日子定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天，为这次代表大会献礼。更可笑的是，他幻想这次胜利能彻底洗涮以往失败的耻辱。
众所周知，广州起义非但没有“把过去的所有失败一笔勾销”，还添加了最新的一次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