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面世之时，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改革蓝图即将出台。在中共十八大一年之后，公众的改革预期再度达到新高点。
原因很多，不过，最有理由支持这种预期的是一个重要概念：“全面深化改革”——官方消息已经透露，此次三中全会，即将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全面改革方案》）。
党的代表大会之后，以三中全会为未来改革制定方案，已成为执政党过去35年的常规做法。但是，过往七次三中全会所推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届三中全会推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此后的十五、十六两届三中全会，分别为农村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及至十七大，市场改革的深化已经到新的阶段，广大公众强烈期望执政党能提出有全面变革意义的新方针，特别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新突破。笔者曾撰文《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尽述此希冀，也广获认同。然而，其后关键性的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仍是《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八大是期望殷殷的时刻，全面改革不能等，不想等，但似乎又必须耐心等。从十八大召开到三中全会筹备，一年来公众预期沉沉浮浮，虽知今年11月三中全会可能极为重大，但是，许多分析评论都认为，此次改革方案仍可能集中于经济领域，至多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政治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不会进入主议程。虽然最高领导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全面改革”，舆论大都做经济体制改革之诠释。
最近一个时期，决策层人士在不同场合频繁提起全面改革的重要性。10月29日公布三中全会召开时间，确定全会将通过《全面改革方案》，才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回，“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般口号和空话，《全面改革方案》即将出台，“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真的要全面干起来了！
何为“全面深化改革”？根据10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它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其实，十七大报告有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已涵盖五大议题，而十八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此次三中全会将对五大方面的改革制定行动纲领。
虽然还没有看到此次《全面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但我们有理由期待，该方案将就全面改革做出重大布局，因改革的关联缠绕，许多可能是交叉性部署；改革实施会有时序先后，但不会绕道而行。上述五方面，包括公众极为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都会进入改革议程。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在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曾表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深以为然。
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中国选择了渐进和迂回的改革模式，改革从经济突破“摸石头过河”，其进程也必然较为漫长，而且呈先易后难的特点。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不付代价的社会转型。中国在过往35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中共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但其他相关领域改革被动滞后，现有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日渐显露，经济问题日益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问题相缠绕，惟全面推进改革方能求得解决。
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共在20年前即做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年前进一步强调要完善这一体制。其实，市场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不可能离开上层建筑的改革。这正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推进改革的意义所在。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党的决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和修改。
全面深化改革，关乎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转方式之所以难有实质进展，根由在于各级政府掌握了过量的资源，“权力搅买卖”，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这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至今或被形形色色的垄断力量所控制，或因体制性障碍而不能自由流动。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具备学术思想自由的土壤，这有赖于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决非单纯“加大科技投入”可以奏效。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的劳动力结构变化，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取得重大突破。生态文明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它不仅要求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更需要观念转变、监管变革。
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建设”还是“完善”，至今仍属“行百里者半九十”，走完最后十里，“功夫在诗外”，要靠全面改革。
新一轮改革强调各项改革的协调配合，正显示在此方面存在不足。多个领域的改革有前有后，进展不一。这是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条件等复杂因素带来的必然结果，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制约。要紧的是历史已经如此写就，惟来者可追。下一步关键在于依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改革主攻方向。令人生疑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士却力图证明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从来都是协调推进的，不存在哪个领域滞后的问题。这种认识不惟与事实不符，且将干扰和阻碍全面深化改革。
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点上各领域的改革均需齐头并进。可以预期，较具经济色彩但有明显政治改革含义的系统性改革，例如财税体制改革，将是“先行官”和突破口之一；一些相关性重大改革，涉及体制方方面面，可能分阶段以不同方式推出，具体计划会在实施中调整；法治建设，包括相应的法治体系构建，可能会成为重点、亮点和难点，贯穿改革始终。其实，今年以来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旨在营造改革红利的措施，就是全面改革的先声。不过，真正攻坚克难的改革，当在三中全会之后出台。
全会闭幕后，如何落实决议将成为首要的问题。我们关心改革方案的实施，认为应当在共识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具体实施方案，让群众看到成果，增强信心；我们关心改革操作者的选配，认为改革决策者能否打破业已成型的官僚体制，不拘一格任用改革人才，会成为如此艰难的改革能否切实推进的关键；我们关心迎击改革阻力的战略战术，认为既得利益集团煽动民粹情绪、绑架改革将成最大的危险，公开、透明、理性与宽容的舆论环境极为重要……这一“关心”的列表很长，我们将继续呼唤。
李克强在十八大后说过，不改革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这是新一代领导人令人欣慰的使命感流露。从今年11月12日算起，到召开中共十九大还有四年。历史会记下四年中的每一天。
（本文为2013年11月11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43期社评）
